严范孙先生（1860～1929）是清末民初着名教育家。他早年入翰林，后出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清朝鼎覆，先生继续活跃于文化教育领域，发扬我国私人办学之传统优势，并注入时代活力，积极探索与西方教育模式之整合，奖掖后进，成就者多；且擅书法，与华世奎、孟广慧、赵幼梅并称津门四大书家，世人以得其只字片纸为荣，故颇值得一书。
先生原名严修，范孙乃其别号。原籍浙江慈溪。先世于顺治年间移居天津。咸丰八年（1858年）为避英法联军之祸，举家寄居直隶（今河北）三河县。咸丰十年（1860年）。先生出生于此。幼年就傅，习字读经；及长，入庠，补廪膳生。光绪四年（1878年），从陈奉周习西学，遍学数理化医等科，终身不辍。光绪八年（1882年）应乡试并中举人。翌年参加会试，连考连捷，中进士。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严修考中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科二甲第十一名进士，赐出身；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九，严修字梦扶，号范孙，直隶天津人。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至度支大臣。当然这是他在清廷退位前所任官职。
范孙先生科举起家，以才华立身，少年壮志，锐气夺人。在翰林院时，曾向当时名臣张之洞请教为学之道，并信奉“学以致用”之信条。他研读古籍注重有裨世用，曾投入大量精力研习《勾股举隅》《数理精蕴》、《地球新录》、《天文启蒙》、《格致入门》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对其接受新思想和新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授编修后，初任会典馆评校官，不久授贵州学政，踏上黔轺五千里之征途。
此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战败的消息不绝于耳，范孙“嗒然若丧”而又无可奈何。抵黔后，目睹边省贫穷，士习闭塞，决意予以更张。甫到任，即赶往各州县考验生员，了解各地士风文情。提出“敦晶励学，讲求实用”，考试时一改旧规，试题力避纤仄，策论重时务，令考生畅所欲言，无所逊避，并加试算学。优贡、拔贡之考选，不惟笔答，还亲自主持面试，且深入乡里，察访考生德行。又大胆变通书院旧法，改组学古书院，选拔优秀士子入学。学习课程除经史外，增设英文和格致、算学等西方科技知识，使之成为晚清贵州首所新型学校。为助学兴教，范孙将自藏书籍十四箱中之大部捐存学舍，并从通都大邑购进西方科技书籍及报刊，以供阅览，此外，又以俸银千两筹开书局。范孙诲人不倦，常亲自为学生解答算题，十数月如一日，风雨无阻，使学风为之一振。范孙还大胆革处积弊，明令革除补禀费、封印等费等名目，严禁铺张糜费，随员、家人亦无所取。当范孙任满还京时，竟负债银4000两。离黔后，贵州学界立“去思碑”与“誓学碑”各一通，称其“经师兼为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可见其为官之清廉与口碑之佳美。
范孙以学政任上之亲身感受，认定科举积弊深重，不除则国运危矣。尤其是中日马关之约，使之深感“厝火积薪，危若燕幕”。不变革科举，兴学育才便无从谈起。经多日酝酿，范孙上《奏请设经济特科折》，被梁启超称之为“戊戌变法之源点”。据《清史稿·选举志·制科荐擢》记载：
洎光绪中叶，外侮孔棘，海内皇皇，昌言变法。二十四年，贵州学政严修请设经济特科，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礼部复议。八月，慈禧皇太后临朝训政，以经济特科易滋流弊，罢之。庚子，京师构乱，乘舆播迁。两宫怵于时局阽危，亟思破格求才，以资治理二十七年，皇太后诏举经济特科，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有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悉心延揽。并下政务大臣拟定考试事宜。御史陈秉崧奏请力除夤缘积习，诏饬诸臣务矢至公。既三品以下京卿纷纷保送，帝觉其冗滥，适太仆少卿隆恩荐疏，上竟报寝，并命撤销太常少卿李擢英前保诸人。二十九年，政务处议定考试之制，如廷试例，于保和殿天子亲策之。凡试二日，首场入选者，始许应复试，均试论一、策一。简大臣考校，取一等袁家谷、张一麟、方履中、陶炯照、徐沅、胡玉缙、秦锡镇、俞陛云、袁励准等九人，二等冯善徵、罗良鉴、秦树声、魏家骅、吴锺善、钱鑅、萧应椿、梁焕奎、蔡宝善、张孝谦、端绪、麦鸿钧、许岳锺、张通谟、杨道霖、张祖廉、吴烈、陈曾寿等十八人。
此番特科得人虽不能与康熙朝博学鸿儒科相提并论，但其中不少人如袁家谷、张一麟等皆活跃于清末民初，亦一时之选。而当范孙于贵州学政任满回京后，却因倡设经济特科为顽固派所不喜，并就此失欢于其座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仅留得编修虚衔。范孙大志难酬，便告假回津开设家馆，以推进“西学”。聘张伯苓为馆师，二人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天津遭八国联军铁蹄践踏。范孙挺身而出，尽力维持地方治安，同时想方设法，兴办地方教育机构。翌年9月，以个人财力设义塾一处，并联合王竹林、林墨青等友人等集资，假灯髀公所设两斋塾学。为借鉴“教育救国”经验，又两次去日本考察。
11月27日，严范孙从日本回到天津，以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兴办新式教育。在原设两斋塾学基础上有所拓展，更名为“民立第一小学堂”。此为天津创办正式小学之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范孙又筹设民立第二小学堂，并主持创办官立小学堂三处。为提高小学教师素质，另设立师范讲习所和教师研究所。是年秋，范孙举荐李琴湘、陈棱庄、刘芸生、胡玉孙、郑菊如、刘宝慈等人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等科深造。一年后回国于各学堂任教。
范孙还是女子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他创办严氏女塾，先以其女儿、儿媳及四姓近亲好友之女为学生。除国文等课程外，还聘请日本女教师教授日文、唱歌、手工、织布。女塾的创办，开天津风气之先，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2、3月间，范孙改严氏女塾为严氏女子学堂，成为一所正规的私立女子小学。10月，又在女子学堂附近设保姆讲习所和蒙养院(幼儿园)。保姆讲习所，即幼儿师范，是国内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园地。以家宅为基地，创办小学、女学、中学、幼儿师范等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学校，体现了严范孙倡导新教育的胆识与魄力，为中国近代教育史所少见，对天津近代学校的兴起，有着重要开创意义。他提倡女子放足，禁止给女孩扎耳朵眼，反对纳妾蓄婢，对赌博、吸毒深恶痛绝，带头废除婚丧陋习，为妇女解放事业贡献尤多。
范孙十分注重师资力量之培养。范孙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天津校士馆（民间称考棚，为科举制童试之地。笔者注）为天津初级师范学堂，学堂设完全科、本科、简易科等三科，为天津、河间两府培养小学堂师资力量。同时，还筹设北洋师范学堂，专门招收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以及东北地区学子，为中学堂和初级师范培养师资力量。年底，又选派部分天津教员出洋考察。同年，开始筹设北洋女子师范，次年正式成立。主要为初等和高等小学堂培养女教员。
由于范孙在教育界影响日隆，口碑甚佳，清廷决定予以任用。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他主持直隶学校司，负责全省教育工作。上任几天，他又去日本再作深入考察，主要考察师范教育和小学教育。6月中旬至下旬，重点考察师范及小学的教育管理和教材建设。同年八月，严范孙回到天津。在严馆和王益孙家馆的基础上，积极筹设成立中等学校，他多次与张伯苓等人讨论学校章程。不久即成立私立中学堂，后改名私立敬业中学堂，这就是着名的南开中学前身。当时校址仍在严宅，每月经费纹银200两，由严、王两家平均负担。张伯苓任监督(校长)。高等师范班最初有学生6人，教师三四人。第二年春，师范班又增招4人。经两年学习。高等师范班于1906年毕业，毕业生有陶盂和、时子周、孟琴襄、严约敏等10人，这是严范孙以个人财力倡办师范的尝试，也是天津最早的师范教育。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2月，直隶学校司更名学务处，并由保定移到天津分科办事。严范孙往来于天津、北京、保定等地。为推进全省教育，他首创劝学所，设立于直隶各州县，作为地方教育行政机构，采用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及行政管理办法，订立章程，管理各地教育。在教材建设上，他最重视教科书的编写。创办了《学务报》，并选派合适人员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又编纂《国民必渎》、《民教相安》两书，印行10万册，以为启蒙读物。1906年上半年，直隶各学堂学生已达86652人。其中优级师范学堂1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89所，女子师范学堂1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