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里有这样一个镜头，革命了的阿Q，飘飘然地走在未庄街头，一向不把他瞧在眼里的赵太爷，不得不放下身段，“怯怯地迎着低声地叫：‘老Q！’”。这有点滑稽，但也是这个世界上常常发生的错位和颠倒的事情。文坛尤其如此，没看上眼的作家，红遍大江南北，觉得不错的希望之星，湮没无闻；绝对不成气候的作品，卖了个好价钱，字字珠玑的杰作，乏人问津。所以，阿Q当了作家，而有的作家当了阿Q，都不是没有可能。
未庄的阿Q从来没有被人如此尊称过，以为叫的不是他。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
“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
假设赵太爷是文坛老秀，阿Q是最近蹿红的青年才子，接下来的两人交谈，就可能是这样了。
“Q兄，听说你红得发紫！”
“那还用说！”新秀比老秀更不谦虚。
“成了明星作家！”
“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很得意，像时下走红的作家那样两眼看天。
这是一个虚拟的场面，命题有点荒谬，其实，细想想，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阿Q凭什么不可能当作家。“将相王侯，宁有种乎？”在鲁迅当作家的那个年代，也许阿Q当作家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到了现今，老少勇士们跳将出来咬啮鲁迅的年头儿，礼崩乐坏，错位和颠倒更不足为奇了。
拿破仑一倒下，所有的士兵都以为自己是元帅；鲁迅被咬啮得狗屁不是以后，还有谁不敢以大师自命呢！
我冒说一句，如果阿Q现在活着，要想当作家，确实如他自诩的那样，“要什么就是什么”地手拿把掐，甚至会比现在最红的作家还要红上几分。因为在鲁迅写作的那个时代，当作家得要有一点本事，现在，当然也不见得不需要本事，但本事大小，与作品的好坏高低，不成正比。脸皮厚，才是最重要的条件。脸皮越厚，成功率越高。
阿Q甩给赵太爷一张名片，上面印着：“青年才子、文坛情圣、媒体英雄、影视策划”，翻过折页，还印着：“畅销书《哗众取宠》的作者、‘吓死你’网站的CEO、德国克莱登大学客座教授、南太平洋图卢岛国的文学奖获得者”。
阿Q告诉这位前辈，如果有兴趣，可以再挂上若干。估计这张名片，就该比印度女人穿的纱丽还要长了。
这些头衔，把文坛老秀看得目瞪口呆，心口发堵，血压上升，尿糖增高。干了一辈子，使出浑身解数，竟不敌这个实在不是东西的东西，相当不是滋味。连忙在地图上找这个图卢岛国，也不晓得阿Q领的那个奖，是卢比还是克郎？黑市兑换的价码如何？
所以，老先生没法不“满脸溅朱”。鲁迅说的这个“溅朱”，大概就是脸部的毛细血管，瞬间充血，表明他老人家很火。无论如何，赵老，或赵公，或赵前什么什么长之类，在文坛厮混这么多年，论资望，论履历，论地位，论座驾的级别，是可以而且应该拍案而起：你是什么玩意儿？你怎么能当作家？
然而，他无法愤慨，道理有三：其一，按我们过去长期奉行的阶级路线，和很在意过的以家庭出身、个人成分来区分社会成员的做法，提供了阿Q当作家的可能性。休看这位“我……我……不认得字”连圈都画不圆的阿Q，由于上帝将他投胎于草根阶层，比贫下中农还要贫下中农一些，肯定会有出于浓得化不开的阶级感情的同志们，以培养工农兵作家的名义，把来自未庄的、自幼根正苗红的瘌痢头先生，硬扶持成为一位作家。
老秀不会悖逆这大的政治环境，他是一个审时度势之人。
其二，按我们现在流行的文学市场规律，如果“我手执钢鞭将你打”的阿Q一定要放下钢鞭，拿起笔来，赵太爷也无法将其关在文坛门外。市场化的好处，就是权势开始失去绝对垄断的地位，前门进不去，后门进；后门进不去，旁门进；旁门进不去，老子不进了，徜徉于体制之外，又能咬我卵乎？你赵太爷在廊庙里，固然有祭祀剩下的冷猪肉可啖，我阿Q在林下也照样有小女子的芳心可骗。所以，这位来自未庄的青年才子，以不时弄出点名堂，不断闹出点动静，不停制造出点花边新闻，在媒体上兴风作浪，你想不让他当作家也不行。
老秀不傻，何不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做慈祥状、做开朗状、做宽容状呢！
其三，因为作家，与具有起码职业技能的科技、工程、教育、财务人员不同，是不需要进行按部就班的专业学习，用不着付出十年寒窗、囊萤映雪的过程。作家，有时连最简单的上岗培训也用不着，只消识得几个字，标点符号会不会使用都无所谓，就可以当作家。在这个世界上，前有苏联的高尔基文学院，后有我国的鲁迅文学院，就曾经这样批量化地产生过作家。改革开放以后，好几所大学办作家班，像车间那样，搞一条专门制造作家的流水线。所以，在别的什么国家里的阿Q，也许当不成作家，在我们这里的阿Q，只要他想当，是不成问题的。
有鉴于以上三点，赵太爷还愤慨个屁？说不定他也会洑上水去套近乎的。
不错，在鲁迅笔下，赵太爷曾经伸出手去狠掴了阿Q一记耳光，因为，他居然认为自己“和赵太爷原是本家，细细地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这简直反了你这兔崽子，不收拾那还得了，但那个阿Q，是住在土谷祠里的小瘪三。可对于当了作家而且很红的阿Q来说，作为老秀的赵太爷，就未必如此无礼了，不但不掴脸，而是两手做弓状张开，按俄罗斯风俗（谁让我们受到过那么多的俄苏文学的训练），先拥抱，后贴脸，并与之耳语曰：“阿Q，你以后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尽先送来给我们看……”
“阿Q虽然答应着，却懒洋洋地出去了，也不知他是否放在心上。”
赵太爷说的东西，在未庄阿Q的手里，是赃物，而在才子阿Q手里，自然就是作品了。文坛老秀以为他的品评，一言九鼎，孰知阿Q不怎么在意老先生的指教，遂有懒洋洋不上心的态度。这倒不是他看不起赵太爷，也不是忽视老秀在文坛的地位。因为，新一代人的文学操作，已经跳出传统营销方式，更在乎炒作时的锅勺乱响、油烟满屋、火苗高蹿、猛颠急炒的声势，一个破媒体，也比20个得高望重的赵太爷更管用。特别是刚刚进入市场状态的中国受众，尤其容易被传媒麻醉，哪怕是最拙劣的炒作，也会吸引众多笨伯，趋之若鹜。至于这道菜（也就是这个东西或这部作品），好吃不好吃，是其次，响动，是第一位的。所以，一要无耻、二要无赖、三要无所不用其极的三无操作法，便是阿Q这类才子或佳人，奉为圭臬的行径。
阿Q可以不把赵老太爷放在心上，虚应故事即行，赵老太爷却不能不对阿Q紧贴套磁；星星不需要月亮，可是月亮倒蛮在乎星星的烘托。在未庄，赵老太爷到底将阿Q送上法场，但对走出未庄的阿Q，赵老太爷只有“怯怯地迎着低声地叫”“阿Q”了。
这就是一道在急剧转型期中所出现的文坛风景线。
鲁迅健在时，不会尊称阿Q为“老Q”，他不那么贱；逝世后则更不可能巴结时下走红的一代。所以，他活着挨收拾，死后挨修理，理属正常。我相信，一千年后，还会有更新的新秀，拿他开刀问宰。因为，他点中了国人的穴，凡阿Q，都会恨他挑破了这层窗户纸，而不肯饶他的。
阿Q成了作家，走上文坛，当然值得欣喜，但若考究起来他的创作走向，又不能不引起“正人君子”的杞忧。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以他积蓄得太多的荷尔蒙，总处于勃起状态之中，以他拧了静修庵小尼姑的面颊，那手指头的滑腻感而迅即生出的性意识，以他直撅撅地跪倒在吴妈跟前，要求和她“困觉”的迫不及待的性冲动，他要拿起笔来，不往脐下三寸写去，岂不憋得自我爆炸不可。
他极有可能成为顶尖级的性文学急先锋，何况文坛有如此多的同道同好同癖同嗜者，说不定他会挑头组织一个“文学SEX研究会”，自任常务理事长；会标可能采用他那画不圆的圈，在色情狂的眼里，凡圆的东西，都可比附女阴的图腾崇拜物。因此，你在书肆里看到像《尼庵之恋》、《舂房之春》、《宁式大床的罗曼史》这类书，准是出自这位青年才子的笔下。就冲这书名，就够有卖点。如同印钞票一样，出版社会乐得嘴都合不上的。
但是，你也别期待阿Q会写出多少升华的性篇章，因为草根阶层的性冲动之强烈，之无顾忌，之为性而性，之情趣低级，书会畅销，谅无疑问，而在性文学上有什么开拓和突破，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历代农民革命起义首领的身上，也可以证实草根阶层的性事，更多缘起于动物本能。刘宗敏进了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找陈圆圆，恨不能当场按住，宣泄他的性饥渴。那个洪秀全还未打到南京，便弄了许多美人共眠宿，其性行为与踩蛋的公鸡无异。阿Q虽然“周吴郑王”起来，穿上西服，系上领带，但滴溜溜的眼睛，盯住风骚女作家的胸部和臀部的馋嘴样子，可以断言，他的性文学大概离劳伦斯会远一些，而距兰陵笑笑生更近。但《金瓶梅》除病态的性交描写外，尚有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而阿Q，由于他还躺在未庄的地头上，晒着太阳，扪着虱子当农民的时候，是从民间小调《十八摸》、《小寡妇上坟》开始他的性文学启蒙教育的，所以，他只能沿着这条“儿童不宜”的肉欲路子走下去，这也是时下许多作家无法除掉的胎里带的毛病。
指望侏儒能生出伟岸的儿子来，那就是缘木求鱼的不切实际了。
不过，谁知阿Q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先锋派文学的新锐人物呢？尤其戴上那顶毡帽，按照越土越洋的负负得正的数学定律，这该是最前卫的装束。因此，他虽然很土，土得掉渣，可他未必不可以很洋，而且洋得让你喘不过气来。
这让人很哭笑不得的，因为在阿Q的灵魂中，永远站立着那个本质上的农民，尽管他“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当他走进城市，一旦混迹于他所蔑视的城市人中间，会比城里人还城里人。
首先，他马上看不起“未庄的乡下人”了，认为他们只“不过打三十二张的竹牌”，而“只有假洋鬼子能够叉的‘麻酱’，城里却连小乌龟子都叉得精熟的”，把瘌痢头抬得高高的目空一切了。其次，他尽管不过是“不但不能上墙，并且不能进洞，只站在洞外接东西”的“小脚色”，可他身上表现出进城农民的那种毫无顾忌的冒险性，那种义和团式的勇敢，令人侧目，不但很快入伙，而且“傲然地说出他的经验来”。
因此，成了作家的阿Q，写出令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期、米兰·昆德拉都吓得半死的现代派作品，是一点也不必惊讶的。然而，不能不教人感慨，没有过去，哪有继承，没有继承，谈什么发展；离开传统，哪有开拓，没有开拓，谈什么民族文化精神的积累，能有贡献于世界文学的创造？对走上文坛的阿Q而言，遑论过去，即使现在和未来，都是一张白纸。正因为是白纸，他敢闭着眼抄起家伙，照猫画虎地瞎写。虽然毛主席教导过：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对不起，那也可能是阿Q这样越土越洋、越农民意识浓厚越超前得十分邪乎的作家，信手涂鸦的最好材料。
这就是这些年许多令人掉头而去的文学垃圾产生出来的主要原因之一。
假如阿Q当了作家，在今天来说，是绝对可能的，然而，能够在文学道路上走得多远，则是很大的未知数。由于根深蒂固的小农心理，对于城市文明的叛逆意识，对于传统文化的敌对情绪，农民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从来扮演毁灭者而不是建设者的角色。
“‘革命也好罢’，阿Q心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所以，阿Q总是朝思夕盼着“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同去干什么呢？第一，疯狂报复，“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第二，掠夺财富，“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第三，发泄性欲，“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
鲁迅之所以伟大，《阿Q正传》之所以不朽，就在于把具有阿Q心态的大多数中国人写到如此透彻明了的地步，力透纸背，真是写到这类人的骨子里去。成了作家的阿Q，气出了，钱有了，性欲也发泄了，三部曲奏完以后，还会眷顾文学吗？恐怕未必了。
不过，闲极无聊，时不时地咬啮鲁迅两下，像耗子一样做磨牙练习，我想，断不了还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