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住在城内，有时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坐坐。后来，搬到城外，就不那么方便了，挤车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遂去得少了；再后来，人渐渐地老，也就渐渐地懒得动，只是每年的书市，偶尔兴起，会去凑凑热闹，买两本打折的书，除此，轻易不特意弯到那里去了。
早些时候好去太庙，纯系一种说不上名目的个人嗜好，只是愿意坐在那里静静地看树，尤其愿意看颇有一把子年纪的树。树老了，和人老了也差不多，有它的个性，有它的不同于一般的独特神态，有它那种使人肃然起敬的岁月沧桑感。
我管这种坐在树下的休憩行为，叫做“读树”。树木如人，人是一本可读的书，树也是一本可读的书。尽管，人这本书，没有树这本书厚实，但是，树这本书，却没有人这本书复杂。
年轮，便是时光在树木中的凝固物，可是，没有连根砍掉锯断之前，那一圈圈深深浅浅的岁月隐秘，都密藏不露。不为人知，也不想为人知，更不在乎人知或不知，这是树的性格。人，却不这样，除了遁世者，男女老少都惟恐别人漠视自己的存在，尤其有点名气的文人，大大小小成器或不成器的男的女的作家，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不把他当回事，将他忽略或者忘却。这就是树与人的不同之处，也是我愿意多亲近古树，而宁肯疏远老年名流的缘故。
古稀之年，友人送来对联，颜色喜人，便挂在那里。
微风轻拂之中，枝叶摇摆之际，听那窸窸窣窣的响动，你能感觉到树木也是很有灵性的生物，和所有老年人一样，大概也是很爱回首往事，感叹当年的。应该说，这些仍旧健在的太庙古树，至少见识过北京人从爷爷的爷爷那辈以来的往事：谁忽然红了，谁一下黑了；谁日前赢了，谁后来败了；谁拔份儿一时，谁窝脖一世；谁平步青云，谁乐极生悲；谁说胖就喘，谁盛极而衰……虽然古树无法指名道姓地一一说出，但它继续存在的这个事实，便可让后来人明白，不管是显赫的，卑微的，了不起的，马马虎虎的，脚一跺地乱颤的，蝇营狗苟，稀里糊涂过一辈子的人物，怎么样的折腾，鼓捣，翻跟头，跳得天高，最终都逃不脱伸腿瞪眼、狗屁着凉、退出舞台的那一刻。而树，年年常绿，岁岁更新。
所以，“读树”之乐，就在于能够参悟出这些简单的人生道理。
坐在那里，看阳光下的树影慢慢移动的轨迹，心也就自然地平静下来。树影渐渐拖长，渐渐淡化，渐渐消失，这时候，物我两忘，相坐无语，只有树与人的心灵交流。那真是一种愉快的享受。然而，人与人，却很难达到这样境界。不久前，读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他倒是写出了这样令人神往的一个场面，并使我想到了许多。
“我又回想起他坐在书斋的书桌旁，在烛光下看到他穿着白法兰绒外衣，过了一天好日子，心情显得和蔼。我们谈着一些伟大的和美好的事物。他向我展示出他性格中最高贵的品质，他的精神点燃了我的精神。两人心心相印，他伸手到桌子这边给我握。我就举起放在身旁的满满一杯酒向他祝福，默默无语，只是我的眼光透过酒杯盯住他的眼睛。”
虔诚的爱克曼如此心仪于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那无言的交融，颇相似于我在太庙里“读树”时“相看两不厌”的境地。毫无疑义，歌德是值得后生心向往之的文学大师。与这样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老树，对面而坐，哪怕只是“高山仰止”地瞻望，也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鼓舞。
但是，反复地读了这部书以后，恕我直言，这位好心的爱克曼先生，从1823年初次在魏玛会见歌德起，一直到1832年歌德去世为止的9年里，与这位大师保持了过多的密切接触，了解得太真、太实、太多、太细，把他害了。因为，他觉得有义务，应该逐年逐日，记下这位大师的只言片语，公之于世。
这就不是一件值得赞许的事情了。
我以为，若是想与大师名家，保持最佳的融和状态，应该去寻找他所写过的、隔着烛光的、那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朦胧感觉。
对于老人，老夫子，老先生，是大师或还不够大师的老作家，自称的或他称的文坛前辈或泰斗之流，宜尊敬，宜礼貌，宜恭谨，宜谦逊，切切不宜靠近，尤不宜亲昵，更不宜登堂人室，深入其内心世界。最好，保持一点点距离，远远地欣赏，可以观察到笼罩在老人头上的真的或不那么真的五彩光环，可以感觉到他整体的真实的美或看上去的美，这就对了。
距离太近，便知道太多；知道太多，便难免毁誉；其实，对于作家最好的了解，还是要靠读者自己对其作品的破读。知道一，便是一，知道二，便是二，我只能领会出一和二，因我的天资不够，因我的悟性太低，可以待之来日再深入。别人说破嘴，不是我自己的体会，等于白搭。而现在，爱克曼想在书中告诉我他知道的三，那就麻烦。因为他这个三，有可能影响了我已经认知的那一和二。
太贴近，看到伟大，也就有可能看到难免要败兴的渺小；太细致，看到光辉，自然也会看到生出堵心之感的灰暗。虽然，瑕不掩瑜，但是，瑕疵摆在那里，总不能掉头不顾。因之，像植物学家，站在树干前，用显微镜看那皴裂斑驳的树皮细缝里的真菌、木蛆、寄生虫，具体入微到这种程度，即使不出现颠覆感和破灭感，也会感到恶心的。
所以，对于名人大家，我习惯于敬而远之，对于具有侵略性的名人大家，我采取惹不起但可以躲得起的逃遁态度。如果没来由地一定要我鞠躬，我就会骂街，去你妈的。
但对于歌德这棵文学常青树，我倒是真的走进了他的故居，近距离地了解过一点。时间为80年代末，地点为魏玛。正好是那个叫做民主德国的政权，即将终结其历史的日子。大批东德人离境的结果，使得秋天的这座小城，空空荡荡，显得格外的寂寥和萧条。然而，歌德还在，朝拜者还有，这或许就是文学永远斗不过政治，但生命力却永远比政治坚强的例证。政治，总是一过性的，而文学，却拥有永恒的魅力。
在施泊林咖啡馆拐个弯，路过一座喷泉，在白天鹅饭店旁边，所谓肥皂弄的那座黄色的大房子，就是我们魏玛之行的目的地。然而踏进门槛，我真的很失望，作为魏玛公国枢密顾问歌德，我感觉到了，而作为伟大作家的歌德，却怎么也感觉不来。
我心目中的歌德，还是早年读《少年维特的烦恼》时留下来的，那个穿着绿色短呢外套，充满激情的年轻人。自然，寻觅那位“多情自古空余恨”的夏洛蒂的余馨芳踪，是大多数访问者关注的事情。可殷勤的主人，却坚持向我们的耳朵灌输歌德、席勒、李斯特、巴赫与这座小城相关的响亮名字。那个多情女子，在这位已成圣人的歌德光环下，则是一个作为点缀用的可有可无的符号。然而，没有她，会有歌德吗？会有歌德的那部不朽的成名作吗？
在血气方刚的年纪，读《少年维特的烦恼》，也曾迸发出激情之火，因为歌德在燃烧，读歌德书的我，自然也随之燃烧。可等到我读这部《歌德谈话录》，歌德成了圣人，读这部讲歌德的书的我，却是凡人，凡圣之隔，就很难产生共鸣。等我这次来到魏玛，我希望看到那个作家的歌德，却处处可见必须脱帽致敬的爵爷歌德和圣人歌德，对不起，使我欣欣然来到魏玛的游兴，顿时减掉许多。
我不太喜欢朝拜谁，不论他是哪位文学菩萨。
于是，便随着主人在小城踱步，等一位什么人物与我们共进午餐。我前面讲过了，我的个人“读树”的兴趣，便把注意力放在魏玛小城里那种中国少见、外国常有的橡树。这种硕大的阔叶树，与北京太庙里的松、柏、桧针叶树，似乎也存在着洋人的奔放和国人的内向那种性格上的差别。太庙这里，只有薄薄一层掉落的松针，而在魏玛，满街的橡树落叶，厚到甚至绊脚的程度。
由此，我迂想过，针叶树的拘谨，阔叶树的放纵，也是东西方文学发展道路不同的象征。19世纪的中国文学，未能产生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很大程度上因为与歌德同时期的中国文人，几乎来不及地向大清国皇帝磕头膜拜，一口一声“臣罪当诛兮”地诚惶诚恐。在如此卑微的精神状态下讨生活，文章也就难得浪漫得起来。
歌德故居，三层楼，几十个房间，豪华得令人羡慕。天井中的小花园，泉水淙淙，花草萋萋，精致得令人咋舌。可见歌德不仅写东西传世不朽，谈恋爱千古绝唱，享受生活也是臻于极致境界。然而，在他的寓所里，看到作为诗人的东西并不多，而看到作为枢密顾问、作为老爷那些养尊处优的东西，好像更多一些。
所以，楼上楼下，走来看去，惟有扫兴。
大概，这也是一种必然，作家一旦成名，所有写他的书，也包括他写自己的书，都含有一点拟圣化的倾向。前者，如同树缝里的木蛆那样，靠树吃树，写作家者，也就靠作家吃作家。要想靠得牢，自然要拔高，拔得越高，这个饭碗也更有得捧。后者，作家写自己，也是因为别人不拔高，或拔得不够他想象的那高度，才亲自下厨操刀的。所有这类生前自己盖庙，死后别人盖庙的作家，基本信不得，你信了他，你不但是二百五，而且你原先的认知，也就不存在了。
这就是树和人的不同，树怕拔高，人不怕拔高，树拔高一寸，会死，人拔得天高，也是不会死的；哪怕花钱雇了一桌吹鼓手，围坐在那里天花乱坠，赞不绝口，被谀颂的那一位，只能生出晕晕乎乎的醉酒感，绝无生命危险。这也是文坛各式各样的唱诗班，至今弦歌不绝于耳的原因。
古树与老人，相同之处，都有一份难得的沧桑感；不同之处，古树无言，老人要份儿；古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苦日无多的老人，却总爱跟世界较劲，不拔高不行，拔不高也不行。有的人，初老尚好，犹知收敛，更老以后，灵性消失，感觉迟钝，精力不逮，思想麻木，便要做出令人不敢恭维的尴尬事。
我们没有理由责怪爱克曼最善良的心愿，然而，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只知道老了以后的歌德，并不是完全的或真正的歌德。正如瞎子摸象，他仅仅摸着了他能摸着的那一部分。何况，所有到了这年纪的大师，都是不拔高不行，拔不高也不行的老小孩。
于是，我们看到了他笔下的歌德的另一面。
1823年，74岁的歌德，爱克曼结识他的第一年，这位大师说：“产生伟大作品所必不可少的那种不受干扰的、天真无瑕的、梦游症式的创作活动，今天已不复可能了。在最近这两个破烂的世纪里，生活本身已变得多么孱弱呀！哪里还能碰到一个纯真的、有独创性的人呢！”
1824年，75岁的歌德，爱克曼结识他的第二年。1月份，这位大师开始向他抱怨：“人们对我根本不满意，老是要把老天爷生我时给我的这副面目换成另一个样子。人们对我的创作也很少满意。我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用全副精神创作一部新作品来献给世人，而人们却认为他们如果还能忍受这部作品，我为此就应向他们表示感谢。如果有人赞赏我，我也不应庆贺自己，把这种赞赏看作是理所应得的，人们还期待我说几句谦虚的话，表示我这个人和这部作品都毫无价值。”
到了4月份，这位大师告诉他，面临着“人数很多”的文学对手，并对他分析了敌情。第一类反对他的：“由于愚昧，他们不了解我，根本没有懂得我就进行指责。这批为数可观的人，在我生平中经常惹人厌烦。”第二类反对他的：“由于妒忌，我通过才能所获得的幸运和尊荣地位引起他们吃醋。他们破坏我的声誉，想把我搞垮。”第三类反对他的：“很多人自己写作不成功，就变成了我的对头。这批人本来是些很有才能的人，因为被我压住，就不能宽容我。”第四类反对他的：“我既然是个人，也就有人的毛病和弱点，这在我的作品里，不免要流露出来，不过我认真促进自己的修养，孜孜不倦地努力提高自己的作品，不断地在前进，有些毛病我早已改正了，可是他们还在指责。”
1830年，81岁的歌德，爱克曼结识他的第八年，他索性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他的憎恨：“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许多人的眼中钉，他们很想把我拔掉，他们无法剥夺我的才能，于是就想把我的人格抹黑，时而说我骄傲，时而说我自私，时而说我妒忌有才能的青年作家……”
这位老人没完没了地埋怨，一直持续到1832年的3月22日逝世。
死前不久，他对爱克曼还爆发了一次：“你知道我从来不大关心旁人写了什么关于我的话，不过有些话毕竟传到我耳里来，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我辛辛苦苦工作了一生，某些人还是把我的全部劳动成果看得一文不值，就因为我不屑和政党纠缠在一起。如果我要讨好这批人，我就得参加一个雅各宾俱乐部，宣传屠杀和流血。且不谈这个讨厌的题目吧，免得在对无理性的东西作斗争中我自己也变成无理性的。”
这部书的中文译者朱光潜先生，对歌德的这段夫子自道加以注释：“歌德因政治上的保守而为当时进步人士冷落甚至抨击，他到临死前还耿耿于怀，这也体现了伟大诗人和德国庸俗市民这两重性格的矛盾。”
这还不仅仅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了，而是人老了以后，老一旦成为精神上的负担，比纯生理的老，更麻烦。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弄不好，都会成为灾难。所以，人之老，不如树之老，树虽老，可贵在不失态，不糊涂，不张狂，更不老而作孽。文人之老，作家之老，好像又不如一般人之老。而文学大师之老，包括真正的大师和不那么够格的自以为是的大师，因为像蜗牛背负了太重的包袱，老起来以后，更令人为他捏把汗。
于是，我想起前不久，报纸上发表出来的，一位老作家生前讲的但要求在逝世后才能公开的一段遗言，倒是发生在我们这块文学土地上，那种拘谨惯了的树，生前不敢大放肆，死后倒敢大发作的一件趣闻。
如果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莫斯科印象》那部30年代记录他访苏的真实日记，封存起来，要求留待半个世纪以后才公之于世，表示出这位大智慧者的远见。那么，我们中国这位自以为是“完人”的老作家，其实不过是非完人的那种牢骚、不满、愤懑、失落，即使健在的时候，直言不讳地用大喇叭喊将出来，又奈他何？充其量无非是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目空一切和目中无人的自负、自大、自恋罢了，用得着学罗曼·罗兰的办法，要通过时间的验证，说明自己的正确吗？
而且，规定的期限如此短促，眼睛一闭，即可公布，又何必多此一举？除了说不好的什么心理上的怯懦，想不出理由要留下这盘死后才供发表的录音带。
歌德与这位中国老作家不同之处，虽然同属夫子自道，愤愤然的理由也许不同，但愤愤然的感情是差不多的，但从爱克曼记录下歌德的谈话里，他对于前辈、同辈和后辈的肯定，不像我们这里的那位老作家，在遗言里把上下古今的同行，都扫入垃圾堆。也许正是这种对别人成就的坦然，和对他人充满妒忌的不同胸怀，可以分辨出谁是真正的大师，谁是自以为是的“大师”。
歌德说过：
“每个重要的有才能的剧作家都不能不注意莎士比亚，都不能不研究他。一研究他，就会认识到莎士比亚已把全部人性的各种倾向，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描写得竭尽无余了，后来的人就无事可做了。”
“莫里哀是很伟大的，我们每次重温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惊讶。”
“莱辛之所以伟大，全凭他的人格和坚定性，那样聪明博学的人到处都是，但是哪里找得出那样的人格呢！”
“雨果确实有才能。”
“弗勒明是一个颇有优秀才能的人。”
“席勒特有的创作才能方面，可以说，在德国或外国文学界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
“曼佐尼什么都不差，差的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个很优秀的诗人。”
“我对拜伦的作品读得愈多，也就愈惊赞他的伟大才能，除掉拜伦以外，我不知道任何其他人可以代表现代诗。”
“梅里美确实是个人物。”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当然还可举出很多，就从略了。
歌德，这位文学巨人，既不自我封王，也不粪土同行，尽管有时也偶尔开开玩笑：“听众对于席勒和我谁最伟大这个问题，争论了20年。其实有这么两个家伙让他们争论，他们倒应该感到庆幸。”但就冲这一句话，可以看到歌德从未认为他是个世界上横空出世的惟一，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惟一，是文学史上就他绝户老哥独自的惟一。
凡大师（真的，而不是假的），应该像太庙里那些古老的树，在属于自己的方圆世界里，巍然挺立，不倚不傍，但并不反对别人的存在，也不在意别人活得比自己更好。天地如此之大，阳光如此之足，空气如此之新，水分如此之多，让每个人拥有他自己成长发展的份额，岂不“万类霜天竞自由”地相得益彰？若是能够共襄盛举，乐助其成，相互联结成一片绿荫，岂不“环球同此凉热”，进入更美妙的文学世界？
人之老，若能如树之老那样，共沐阳光，同受雨露，那该是多平和、多自如、多惬意、多自在的晚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