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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并非陨星的苏联文学

1949年的秋天,在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听当时来华的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做报告。这两位赫赫扬扬的名家,究竟讲了些什么,现在已了无印象。只记得一个圆脸,一个方脸,但却是我第一次见到过的苏联作家。那份倾慕之情,自不消说,这是和自己对于苏联文学,更包括对于俄罗斯文学的爱好相联系的。

我是从赵景深先生30年代译的柴霍夫小说,开始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然后才被苏联文学迷住的。那时,书肆上有各式各样的读物,但青年人仍旧被进步书籍吸引,许多人就这样走上革命道路。所以,我是不大相信书籍和引诱犯罪的必然联系,因为识得字,有了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就自然懂得区别,懂得选择的。而越是封闭,越没有免疫力,相反倒容易被不好的读物俘虏。那些真正的犯罪分子会读小说吗?我是不大相信的。

解放前,是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社会,但好像对于进步的文艺界把苏俄文学介绍到中国来,并没有设置特别的障碍。倒是这个政权退缩到台湾以后,在政治上极其虚弱的时候,才特别地严酷起来,文网森禁,是曾经封闭过一切苏俄文学的。

虚弱,便害怕一切,人,如此;政权,亦如此。

1945年日本投降,我已经读中学了,学校在上海淮海中路。我记得那段文学启蒙期间,可以说是狂热地寻找俄苏文学来阅读。费定的《城与年》、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卡达耶夫的《时间啊,前进!》和《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都是在我十几岁时如饥如渴地读过的,当然更不用说俄罗斯文学了。当时倒是什么都有,我还记得像高尔基的大部分作品,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的诗,伊凡诺夫的剧本《铁甲列车》,还包括蒲宁、叶赛宁、阿·托尔斯泰,还包括描写日俄战争、相当沙文主义的《对马海峡》、《旅顺口》等等,凡能弄到手的,都不会放过。

我相信,嗣后能够走上文学道路,这些启蒙的作品,对我是有莫大影响的。

虽然斯坦贝克的《烟草路》、萨洛杨的《鸡蛋与我》、海明威的《战地钟声》,这些西方小说,也有,也手不释卷地看,但总是不如俄苏文学对那时的我,更有吸引力,更容易心领神会些。大概一定的时代氛围,对一定的人所形成的价值观,是能左右人的求知欲望,会产生偏爱某些读物的倾向。那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充满革命气氛的苏联文学,当然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时,在上海锦江饭店的附近,还允许苏联的对外文化协会在那里开办一间小小的阅览室。有些苏联出版的译成中文的小说,我是在那里看到的。由于我读的那所中学离此不远,放了学可以弯进去坐一坐,好多书就是在那里读到的。当时还有一个可看到苏联小说和其他进步书籍的地方,即现在上海淮海路妇女儿童用品商店,那时叫吕班路的拐角处的“生活书店”了。

“书籍是人类的良师益友”,广泛地、任人自择地、并不特别要求你看或不看地加以谆谆指导地找一本书,站在那儿看上一两个小时,第一,店员不撵;第二,阅读自由;第三,不承担受教育的必尽义务;第四,也不用担心看了所谓的“坏书”而误入歧途。

那是很让人上进的地方。

对求知的人来说,就应该这样敞开书柜的大门,不必藏藏掖掖,你认为好的要让人看,你认为不好的,也要让人看。何况,你认为好的未必好,你认为坏的未必坏,也许今天是好的,明天证明并不好,同样,现在看来是坏的,过些年以后,没准又是好的。在中国,一会儿香花,一会儿毒草,扑朔迷离的变化还少吗?我们这一代作家,以及随后的知青代作家,以及又一代的年轻作家,谁不是这样东看看、西看看而开始写作品的呢?成长在“文革”期间的知青作家,谁不是偷偷地看那些抄没的封存的被斥之为“封资修”的文学作品,而后才提笔的呢?他们其中一大部分出类拔萃的作家,受苏联文学的影响尤重,并不亚于50年代那批作家。

应该说,从鲁迅先生介绍果戈理《死魂灵》开始,中国的翻译界对于苏俄的热衷异常高涨,以致有“卢布津贴”之嫌。先是从日文,从英文,然后直接从俄文(尤其解放以后),简直可以说是“一窝蜂”地把俄苏文学“趸”进来。这当然是好事,对于中国作家真可以说是“善莫大焉”。

我曾对一位苏联作家说过:“世界上最了解你们苏联文学的,数我们中国!”这话大概不是吹牛。诗人叶夫图申科感叹过:“除了受到过批判的阿赫马托娃外,所有我的同行,在中国都有读者。”如果当场的翻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认为所有这些诗人加在一起,也顶不上一个阿赫马托娃。他对我们冷落这位象征派女诗人,不以为然。其实她也被介绍到中国来过的,不过不是那么十分热烈罢了。叶夫图申科不了解,那时中苏两国还没掰,一个时期内在政治上还得看齐的结果,倒并非翻译家的有意怠慢。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翻译苏联文学,比我们中国更多。

这种“一窝蜂”现象,我很难说是不是我们的国民性。无论干什么,总是一不做,二不休,过犹不及,甚至矫枉也必须过正,一定要弄到不可收拾,下不了台而后才止步,才收场,才落实政策。对于苏联文学,也是不分良莠,无论优劣,不加选择,竞相翻译,他们一些三流作家,四流作品,统统照搬不误。这使我接触的苏联作家很感惊异,并隐隐流露一点大国沙文的骄矜之色。

1985年,我作为阻断多年后第一个去苏联访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现在叫彼得堡),谈到我们翻译过苏联文学情况时,他们时常发出惊叫,或耸肩做讶异不解状。对他们一些作家,一些作品,居然也翻译成中文,拥有大量中国读者,颇是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

这挺教人难堪。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国人的脾性一向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那时,整个国家的指导方针叫做“一边倒”,以俄为师,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尊之曰“老大哥”,事事都学苏联。中国人一旦绝对化起来,无所不用其极,好的坏的,一律统统照搬,经济基础如此,上层建筑那就更不用说了。结果,40年后,才悟到从钢铁一直到婴儿奶嘴都要计划的经济,并非万灵验方,连创始人都弃之若敝屣地扔在一边了。在意识形态,在文学方面,对于我们的积极因素是什么,消极因素是什么,好像大家并没有认真地清理过。

如今,又不遗余力地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看吧!成灾之虞,大概不远了。

搬来苏联文学的同时,苏联对于文学的批判,也搬了过来。那位日丹诺夫关于《星》杂志的决议,把左琴科的讽刺小说一棍子打死的手法,以及本质上就是硬性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把文艺视作是党的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这种做法,对于中国的启示和由此启示而演变出来的中国式的日丹诺夫们,对中国文学运动中所产生的影响,应该说,其负面效果要大于苏联。关于对左琴科、阿赫马托娃等作家的处置,并使他们闭嘴的办法,也对中国树立了一种可资参考的样板。一直发展到“文革”,进步到样板戏,对作家的修理,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可在苏联,是不曾发生过的,他们也没少搞运动,可从来没有沦落到全苏联只剩一个作家在唱独角戏的情况。这大概是和中国人不干则已,一干必过头儿、必过火儿、必过之犹不及的习性有联系的。

全国解放以后,50年代初期,是苏联文学在中国又一次全面开花的时代。那时我有了工资收入,像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巴甫连柯的《幸福》、阿札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及续篇《阳光普照大地》、冈察尔的《旗手》、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别克的《康庄大道》、爱伦堡的《暴风雨》、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都成了我书架上的必读书了。这以后,西方文学只有古典的和十八、十九世纪的作品,现代、当代的就很少翻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被翻译过来是个别现象。

记得我还拥有郭沫若和高植未译完的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还有不完全是文学作品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马特洛索夫的一生》,这一时期,新华书店里是苏联读物的天下。还有《一个农艺师的手记》、《区里的日常生活》、《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这些所谓“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凡能买到的,都不会遗漏。这几本书,曾“帮助”好多人当上了“右派”。

多了,也就滥了,有识之士好像也感到了苏联文学作品,层次不一,高低有别,有精品,也有相当粗制滥造的。于是,做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获得斯大林奖的由国家出版社出;一般的,以国家出版社的副牌名义出。现在,回过头去看,即或那些获得斯大林奖的小说,又如何呢?譬如那无冲突论的代表作《金星英雄》,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因为斯大林奖的标准(任何一项奖大概也难免),是很政治化,很功利主义,很首长意志的。

由于这样的大潮涌来,造成苏联文学的大流行,也不足为奇。

还有一个客观形势存在着,50年代前期,新中国刚刚建立,旧有的国民党时代的文学,基本被否定,中国传统的文学并未像后来那样提倡,解放区文学无论数量、质量都还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新一代作家,尚未蔚然成势,在“一边倒”的主导思想下,这些苏联文学的大批入境,也是势所必然。因之,引进的苏联文学,不但对我们这一代(如今统称之50年代)从那时开始写作的作家,获益或“受害”匪浅,甚至对当时知识分子,对干部,也是影响所及,未可低估的。

我记得,1954年或1955年,刘辽逸先生翻译了一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现在看来,当然是不足为训的相当平庸的作品,连苏联人后来都不大愿意提这部肤浅的直露的小说了。那次访苏,同行者就有这位刘辽逸先生,因为他是这部书的中文译者,希望会见一下阿札耶夫。接待的主人方面,一脸惶惑不解之色,言下之意,即使在斯大林时期,那也是不值一嗤的作品。日程安排得那么紧张,何必定要去看望他呢?于是刘先生此意只好寝息。但苏联人根本不可能知道,这部小说在50年代的中国,远比在苏联吃香。我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差点成为“干部必读”,许多官居要位的人,都曾把它当作教科书,从中学习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的。

为什么中国读者,包括上层人士,如此看重这部小说呢?

大概由于中国人是比较崇奉“文以载道”这一神圣原则的,这“文以载道”四个字,不但是写书人必须皈依的命根子,也是读书人须臾不能离的命根子。所以,“文以载道”是儒家思想一个重要部分。立言立行,坚信曹丕《典论》里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说法;特别习惯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从字里行间看出些什么。哪怕是古代民众的歌谣汇集《诗经》,孔夫子也要总结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任何形诸文字的东西,一切都得从匡扶世道人心着想,惟恐人想人非非,误入歧途。

恰好,这些早期的苏联文学,相当符合这个要求。从建立苏维埃政权,讴歌布尔什维克的忠诚不贰和艰巨卓绝的生活;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赞美劳动人民的建设热情,为斯塔哈诺夫运动推波助澜;表现共产主义的巨大成就,描写党的英明领导和党的领袖如何深受人民爱戴;以及初期反映卫国战争的革命英雄主义,为祖国而战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俄罗斯人民的不可战胜性和苏联人民共产主义道德、教养、风格、高尚品质等等等等的在文学作品中的“道”,也正是我们能接受、所需要的。

由于这些“道”的浅露性,明白无误的教诲性,一看就知道,所以很容易被习惯于在作品中发现“道”的中国人,特别是愿意老百姓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士所接受。虽然,恩格斯早就说过,观点愈隐蔽愈好,但苏联文艺界也是一次一次地经历了“运动”,从20世纪40年代日丹诺夫的《星》杂志决议,到50年代作家走入“无冲突论”和“个人崇拜”的死胡同,不得不再搞一次反对粉饰现实的“运动”,然后才有苏联文学的又一次振作。没过多久,反对“两个极端”又进行了反拨。可见为政治服务,也曾是苏联作家绕来绕去的一个怪圈。

所谓“解冻”文学的始作俑者爱伦堡,在《谈作家的工作》一文中,一开头就问自己,为什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里主人公的命运,会牵动莫斯科三山纺织厂一个女工的心?因为他写了人和人性。爱伦堡自然是对那一时期苏联文学的“文以载道”的倾向,在表明自己的不同看法。尽管他写的《巴黎的陷落》、《暴风雨》、《解冻》(像中国《伤痕》这个短篇小说的出现而有“伤痕文学”一样,《解冻》后来成了苏联一个时期“解冻文学”的总称),也是相当政治化,而在艺术上并非很经得起推敲的。但文学重新发现了人,是苏联当代文学从日丹诺夫到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桎梏下,冲决而出的根本性变化。这就是苏联文学的优势,它意识到文学的路在“无冲突论”的死胡同里,走不出去,便另辟蹊径,苏联文学遂有一次新的飞跃,这也是不朽的俄罗斯文学生命力的表现。

虽然“文以载道”的情结,苏联文学有,中国文学更有,但因为苏联文学脱胎于俄罗斯文学,而且苏联整体文化水平较高,相对来讲,倾注于艺术创造的追求,要大于政治上的外加力,政策的干预不是不存在,总的羁绊相对地要少一些。但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都不由分说地从“文以载道”出发的,有的人干脆配合政治,直到今天还放不下来这个包袱。如果说苏联文学给中国作家带来什么负面影响的话,这大概是主要的方面。

包括我自己在内,要想彻底摆脱,又是谈何容易的事。

在中国,80年代的年轻作家,他们和苏联文学的接触,不会比西方文学更多,所以,他们身上,这种“文以载道”的负担要少得多。苏联最新涌现出来的作家也同样如此。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种单向交流,当然是不公平的。中国几乎翻译了所有的苏联文学,而苏联翻译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屈指可数。不过,由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共同点和相似之处太多,所以中国人对于苏联文学的介绍,可说是情有独钟。甚至6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交恶以后,如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你到底要什么?》,白俄罗斯作家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也还曾以内部书的形式翻译出版。《叶尔绍夫兄弟》还被改编成话剧内部上演过,这当然不是一件偶然事件,因为柯切托夫那时站出来所反对的,正符合了中国当时反对修正主义的形势。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中国更看重“文以载道”的“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常政治化的。

但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两者是不可替代的。

所以,苏联文学在中国的辉煌,严格地说,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说过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另一方面,则是“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引文同上)。

前者,当中国人在苦难深重的日子里,也就是鲁迅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自然是暗夜里的希望。但在希望化为现实以后,从实际上的政治、或政策、或某种实用主义、或乃至功利主义的需要出发,对于文学实践中“文以载道”的“道”的苛求,在某些人也包括作家在内,变得有欠豁达。硬把文学作为工具,来配合一定时期的宣教任务,文学的路也只能越走越窄。因为诲教,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文学的惟一的使命,一旦文学扮演教父的角色,文学也就停滞。样板戏就是一例,这是至今记忆犹新的事情。

这些人所以接受苏联文学,最初大概在于其中能够认同的“道”。到了后来,“道”在那些人的心目里,标准愈来愈狭隘,甚至连《第四十一》里那红军女战士在孤岛上和蓝眼睛的白匪军官的爱,也嘲之为大逆不道的阶级调和论;《静静的顿河》里葛里高里和阿克西尼娅的生死之恋,则是完完全全被唾弃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这时,中国已快要开始文化大革命,这种狭隘更进一步地化为偏激,也不足为奇的粪土一切了。

然而苏联文学的真正优势,并不在这些我们曾经接受过的“道”。它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启示,是鲁迅所说的“它的内容和技术的突出”。是18、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延续,苏联文学的主流还是继承着俄罗斯文学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虽然时而被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需求改变或扭曲着,但像那条母亲之河伏尔加一样,虽然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可是,朝里海流去的总趋向,是不可改变的。

我还记得最初读到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收获》里那个女主人公,面对着两个男人的选择痛苦,是何等一新耳目啊!这种场面的描写,直到相隔30年后,新时期文学开始,才在中国作家笔下出现。而我们,不仅禁绝一切关于性的文字,连爱也在忌讳之列。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着很久远的封建传统的民族,恨不能男女授受不亲,和绝对的禁欲主义。可延续着俄罗斯文学的苏联文学,则少有这方面的顾忌。写人,写人性,写人道主义,写人的追求和欲望,写人的内心世界,是顺理成章、堂而皇之的。虽然也有反复,也有这样那样的批判,但终究俄罗斯文学的生命力,是不可扼杀和遏制的。

当我们还在样板戏和仅有几本样板小说的文化沙漠里踯躅,苏联文学却并未停滞。像瓦西里耶夫的《这里黎明静悄悄……》、贝科夫的《方尖碑》、拉普斯京的《活着,但要记住》、康德拉季耶夫的《萨什卡》、格拉宁的《一幅画》、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以及稍早一点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相继问世。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要从大地里生根萌芽,尔后开花结果。

这些文学作品在中国读者中的命运,就不如法捷耶夫、西蒙诺夫那时走运了。一个很简单的原因,这些发展的苏联文学,其中的“道”变得愈来愈不好捉摸了。提倡不是,反对不是,就只好由它自便了。但“它的内容和技术的突出”,也为我们于70年代末始建的新时期文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我们有些作家,受影响之深,以致在自己的作品中,难以掩饰模仿的痕迹。

这也许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苏联文学一旦摆脱干扰,不强加或不要求那些所谓的“道”,继承和发扬俄罗斯文学光辉传统的话,就像鲁迅先生所预言的那样,在那块“黑土”里,一定要长出什么东西来的。虽然歌德讲:“文学的退步可以表明一个国家的衰弱,这两者走下坡时是齐头并进的。”苏联这个国家不存在了,但苏联文学决非陨星,它的昨天,是事实,无论如何作为一段特殊历史的记载,要长久地留存下来。包括被政治和其他一切所扭曲的现象,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也不是不具有警惕后人的意义的;但它的未来,做这俄罗斯文学的新生代,可以拭目以待的,在那块黑土里,必定还会有更光辉的贡献,这是势所必然的。

一个伟大的民族,早晚会有自己伟大的文学。

中国,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