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秋天，在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听当时来华的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做报告。这两位赫赫扬扬的名家，究竟讲了些什么，现在已了无印象。只记得一个圆脸，一个方脸，但却是我第一次见到过的苏联作家。那份倾慕之情，自不消说，这是和自己对于苏联文学，更包括对于俄罗斯文学的爱好相联系的。
我是从赵景深先生30年代译的柴霍夫小说，开始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然后才被苏联文学迷住的。那时，书肆上有各式各样的读物，但青年人仍旧被进步书籍吸引，许多人就这样走上革命道路。所以，我是不大相信书籍和引诱犯罪的必然联系，因为识得字，有了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就自然懂得区别，懂得选择的。而越是封闭，越没有免疫力，相反倒容易被不好的读物俘虏。那些真正的犯罪分子会读小说吗？我是不大相信的。
解放前，是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社会，但好像对于进步的文艺界把苏俄文学介绍到中国来，并没有设置特别的障碍。倒是这个政权退缩到台湾以后，在政治上极其虚弱的时候，才特别地严酷起来，文网森禁，是曾经封闭过一切苏俄文学的。
虚弱，便害怕一切，人，如此；政权，亦如此。
1945年日本投降，我已经读中学了，学校在上海淮海中路。我记得那段文学启蒙期间，可以说是狂热地寻找俄苏文学来阅读。费定的《城与年》、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卡达耶夫的《时间啊，前进！》和《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都是在我十几岁时如饥如渴地读过的，当然更不用说俄罗斯文学了。当时倒是什么都有，我还记得像高尔基的大部分作品，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的诗，伊凡诺夫的剧本《铁甲列车》，还包括蒲宁、叶赛宁、阿·托尔斯泰，还包括描写日俄战争、相当沙文主义的《对马海峡》、《旅顺口》等等，凡能弄到手的，都不会放过。
我相信，嗣后能够走上文学道路，这些启蒙的作品，对我是有莫大影响的。
虽然斯坦贝克的《烟草路》、萨洛杨的《鸡蛋与我》、海明威的《战地钟声》，这些西方小说，也有，也手不释卷地看，但总是不如俄苏文学对那时的我，更有吸引力，更容易心领神会些。大概一定的时代氛围，对一定的人所形成的价值观，是能左右人的求知欲望，会产生偏爱某些读物的倾向。那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充满革命气氛的苏联文学，当然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时，在上海锦江饭店的附近，还允许苏联的对外文化协会在那里开办一间小小的阅览室。有些苏联出版的译成中文的小说，我是在那里看到的。由于我读的那所中学离此不远，放了学可以弯进去坐一坐，好多书就是在那里读到的。当时还有一个可看到苏联小说和其他进步书籍的地方，即现在上海淮海路妇女儿童用品商店，那时叫吕班路的拐角处的“生活书店”了。
“书籍是人类的良师益友”，广泛地、任人自择地、并不特别要求你看或不看地加以谆谆指导地找一本书，站在那儿看上一两个小时，第一，店员不撵；第二，阅读自由；第三，不承担受教育的必尽义务；第四，也不用担心看了所谓的“坏书”而误入歧途。
那是很让人上进的地方。
对求知的人来说，就应该这样敞开书柜的大门，不必藏藏掖掖，你认为好的要让人看，你认为不好的，也要让人看。何况，你认为好的未必好，你认为坏的未必坏，也许今天是好的，明天证明并不好，同样，现在看来是坏的，过些年以后，没准又是好的。在中国，一会儿香花，一会儿毒草，扑朔迷离的变化还少吗？我们这一代作家，以及随后的知青代作家，以及又一代的年轻作家，谁不是这样东看看、西看看而开始写作品的呢？成长在“文革”期间的知青作家，谁不是偷偷地看那些抄没的封存的被斥之为“封资修”的文学作品，而后才提笔的呢？他们其中一大部分出类拔萃的作家，受苏联文学的影响尤重，并不亚于50年代那批作家。
应该说，从鲁迅先生介绍果戈理《死魂灵》开始，中国的翻译界对于苏俄的热衷异常高涨，以致有“卢布津贴”之嫌。先是从日文，从英文，然后直接从俄文（尤其解放以后），简直可以说是“一窝蜂”地把俄苏文学“趸”进来。这当然是好事，对于中国作家真可以说是“善莫大焉”。
我曾对一位苏联作家说过：“世界上最了解你们苏联文学的，数我们中国！”这话大概不是吹牛。诗人叶夫图申科感叹过：“除了受到过批判的阿赫马托娃外，所有我的同行，在中国都有读者。”如果当场的翻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认为所有这些诗人加在一起，也顶不上一个阿赫马托娃。他对我们冷落这位象征派女诗人，不以为然。其实她也被介绍到中国来过的，不过不是那么十分热烈罢了。叶夫图申科不了解，那时中苏两国还没掰，一个时期内在政治上还得看齐的结果，倒并非翻译家的有意怠慢。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翻译苏联文学，比我们中国更多。
这种“一窝蜂”现象，我很难说是不是我们的国民性。无论干什么，总是一不做，二不休，过犹不及，甚至矫枉也必须过正，一定要弄到不可收拾，下不了台而后才止步，才收场，才落实政策。对于苏联文学，也是不分良莠，无论优劣，不加选择，竞相翻译，他们一些三流作家，四流作品，统统照搬不误。这使我接触的苏联作家很感惊异，并隐隐流露一点大国沙文的骄矜之色。
1985年，我作为阻断多年后第一个去苏联访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现在叫彼得堡），谈到我们翻译过苏联文学情况时，他们时常发出惊叫，或耸肩做讶异不解状。对他们一些作家，一些作品，居然也翻译成中文，拥有大量中国读者，颇是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
这挺教人难堪。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国人的脾性一向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那时，整个国家的指导方针叫做“一边倒”，以俄为师，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尊之曰“老大哥”，事事都学苏联。中国人一旦绝对化起来，无所不用其极，好的坏的，一律统统照搬，经济基础如此，上层建筑那就更不用说了。结果，40年后，才悟到从钢铁一直到婴儿奶嘴都要计划的经济，并非万灵验方，连创始人都弃之若敝屣地扔在一边了。在意识形态，在文学方面，对于我们的积极因素是什么，消极因素是什么，好像大家并没有认真地清理过。
如今，又不遗余力地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看吧！成灾之虞，大概不远了。
搬来苏联文学的同时，苏联对于文学的批判，也搬了过来。那位日丹诺夫关于《星》杂志的决议，把左琴科的讽刺小说一棍子打死的手法，以及本质上就是硬性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把文艺视作是党的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这种做法，对于中国的启示和由此启示而演变出来的中国式的日丹诺夫们，对中国文学运动中所产生的影响，应该说，其负面效果要大于苏联。关于对左琴科、阿赫马托娃等作家的处置，并使他们闭嘴的办法，也对中国树立了一种可资参考的样板。一直发展到“文革”，进步到样板戏，对作家的修理，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可在苏联，是不曾发生过的，他们也没少搞运动，可从来没有沦落到全苏联只剩一个作家在唱独角戏的情况。这大概是和中国人不干则已，一干必过头儿、必过火儿、必过之犹不及的习性有联系的。
全国解放以后，50年代初期，是苏联文学在中国又一次全面开花的时代。那时我有了工资收入，像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巴甫连柯的《幸福》、阿札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及续篇《阳光普照大地》、冈察尔的《旗手》、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别克的《康庄大道》、爱伦堡的《暴风雨》、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都成了我书架上的必读书了。这以后，西方文学只有古典的和十八、十九世纪的作品，现代、当代的就很少翻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被翻译过来是个别现象。
记得我还拥有郭沫若和高植未译完的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还有不完全是文学作品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马特洛索夫的一生》，这一时期，新华书店里是苏联读物的天下。还有《一个农艺师的手记》、《区里的日常生活》、《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这些所谓“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凡能买到的，都不会遗漏。这几本书，曾“帮助”好多人当上了“右派”。
多了，也就滥了，有识之士好像也感到了苏联文学作品，层次不一，高低有别，有精品，也有相当粗制滥造的。于是，做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获得斯大林奖的由国家出版社出；一般的，以国家出版社的副牌名义出。现在，回过头去看，即或那些获得斯大林奖的小说，又如何呢？譬如那无冲突论的代表作《金星英雄》，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因为斯大林奖的标准（任何一项奖大概也难免），是很政治化，很功利主义，很首长意志的。
由于这样的大潮涌来，造成苏联文学的大流行，也不足为奇。
还有一个客观形势存在着，50年代前期，新中国刚刚建立，旧有的国民党时代的文学，基本被否定，中国传统的文学并未像后来那样提倡，解放区文学无论数量、质量都还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新一代作家，尚未蔚然成势，在“一边倒”的主导思想下，这些苏联文学的大批入境，也是势所必然。因之，引进的苏联文学，不但对我们这一代（如今统称之50年代）从那时开始写作的作家，获益或“受害”匪浅，甚至对当时知识分子，对干部，也是影响所及，未可低估的。
我记得，1954年或1955年，刘辽逸先生翻译了一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现在看来，当然是不足为训的相当平庸的作品，连苏联人后来都不大愿意提这部肤浅的直露的小说了。那次访苏，同行者就有这位刘辽逸先生，因为他是这部书的中文译者，希望会见一下阿札耶夫。接待的主人方面，一脸惶惑不解之色，言下之意，即使在斯大林时期，那也是不值一嗤的作品。日程安排得那么紧张，何必定要去看望他呢？于是刘先生此意只好寝息。但苏联人根本不可能知道，这部小说在50年代的中国，远比在苏联吃香。我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差点成为“干部必读”，许多官居要位的人，都曾把它当作教科书，从中学习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的。
为什么中国读者，包括上层人士，如此看重这部小说呢？
大概由于中国人是比较崇奉“文以载道”这一神圣原则的，这“文以载道”四个字，不但是写书人必须皈依的命根子，也是读书人须臾不能离的命根子。所以，“文以载道”是儒家思想一个重要部分。立言立行，坚信曹丕《典论》里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说法；特别习惯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从字里行间看出些什么。哪怕是古代民众的歌谣汇集《诗经》，孔夫子也要总结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任何形诸文字的东西，一切都得从匡扶世道人心着想，惟恐人想人非非，误入歧途。
恰好，这些早期的苏联文学，相当符合这个要求。从建立苏维埃政权，讴歌布尔什维克的忠诚不贰和艰巨卓绝的生活；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赞美劳动人民的建设热情，为斯塔哈诺夫运动推波助澜；表现共产主义的巨大成就，描写党的英明领导和党的领袖如何深受人民爱戴；以及初期反映卫国战争的革命英雄主义，为祖国而战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俄罗斯人民的不可战胜性和苏联人民共产主义道德、教养、风格、高尚品质等等等等的在文学作品中的“道”，也正是我们能接受、所需要的。
由于这些“道”的浅露性，明白无误的教诲性，一看就知道，所以很容易被习惯于在作品中发现“道”的中国人，特别是愿意老百姓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士所接受。虽然，恩格斯早就说过，观点愈隐蔽愈好，但苏联文艺界也是一次一次地经历了“运动”，从20世纪40年代日丹诺夫的《星》杂志决议，到50年代作家走入“无冲突论”和“个人崇拜”的死胡同，不得不再搞一次反对粉饰现实的“运动”，然后才有苏联文学的又一次振作。没过多久，反对“两个极端”又进行了反拨。可见为政治服务，也曾是苏联作家绕来绕去的一个怪圈。
所谓“解冻”文学的始作俑者爱伦堡，在《谈作家的工作》一文中，一开头就问自己，为什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里主人公的命运，会牵动莫斯科三山纺织厂一个女工的心？因为他写了人和人性。爱伦堡自然是对那一时期苏联文学的“文以载道”的倾向，在表明自己的不同看法。尽管他写的《巴黎的陷落》、《暴风雨》、《解冻》（像中国《伤痕》这个短篇小说的出现而有“伤痕文学”一样，《解冻》后来成了苏联一个时期“解冻文学”的总称），也是相当政治化，而在艺术上并非很经得起推敲的。但文学重新发现了人，是苏联当代文学从日丹诺夫到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桎梏下，冲决而出的根本性变化。这就是苏联文学的优势，它意识到文学的路在“无冲突论”的死胡同里，走不出去，便另辟蹊径，苏联文学遂有一次新的飞跃，这也是不朽的俄罗斯文学生命力的表现。
虽然“文以载道”的情结，苏联文学有，中国文学更有，但因为苏联文学脱胎于俄罗斯文学，而且苏联整体文化水平较高，相对来讲，倾注于艺术创造的追求，要大于政治上的外加力，政策的干预不是不存在，总的羁绊相对地要少一些。但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都不由分说地从“文以载道”出发的，有的人干脆配合政治，直到今天还放不下来这个包袱。如果说苏联文学给中国作家带来什么负面影响的话，这大概是主要的方面。
包括我自己在内，要想彻底摆脱，又是谈何容易的事。
在中国，80年代的年轻作家，他们和苏联文学的接触，不会比西方文学更多，所以，他们身上，这种“文以载道”的负担要少得多。苏联最新涌现出来的作家也同样如此。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种单向交流，当然是不公平的。中国几乎翻译了所有的苏联文学，而苏联翻译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屈指可数。不过，由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共同点和相似之处太多，所以中国人对于苏联文学的介绍，可说是情有独钟。甚至6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交恶以后，如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你到底要什么？》，白俄罗斯作家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也还曾以内部书的形式翻译出版。《叶尔绍夫兄弟》还被改编成话剧内部上演过，这当然不是一件偶然事件，因为柯切托夫那时站出来所反对的，正符合了中国当时反对修正主义的形势。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中国更看重“文以载道”的“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常政治化的。
但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两者是不可替代的。
所以，苏联文学在中国的辉煌，严格地说，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说过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另一方面，则是“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引文同上）。
前者，当中国人在苦难深重的日子里，也就是鲁迅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自然是暗夜里的希望。但在希望化为现实以后，从实际上的政治、或政策、或某种实用主义、或乃至功利主义的需要出发，对于文学实践中“文以载道”的“道”的苛求，在某些人也包括作家在内，变得有欠豁达。硬把文学作为工具，来配合一定时期的宣教任务，文学的路也只能越走越窄。因为诲教，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文学的惟一的使命，一旦文学扮演教父的角色，文学也就停滞。样板戏就是一例，这是至今记忆犹新的事情。
这些人所以接受苏联文学，最初大概在于其中能够认同的“道”。到了后来，“道”在那些人的心目里，标准愈来愈狭隘，甚至连《第四十一》里那红军女战士在孤岛上和蓝眼睛的白匪军官的爱，也嘲之为大逆不道的阶级调和论；《静静的顿河》里葛里高里和阿克西尼娅的生死之恋，则是完完全全被唾弃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这时，中国已快要开始文化大革命，这种狭隘更进一步地化为偏激，也不足为奇的粪土一切了。
然而苏联文学的真正优势，并不在这些我们曾经接受过的“道”。它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启示，是鲁迅所说的“它的内容和技术的突出”。是18、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延续，苏联文学的主流还是继承着俄罗斯文学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虽然时而被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需求改变或扭曲着，但像那条母亲之河伏尔加一样，虽然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可是，朝里海流去的总趋向，是不可改变的。
我还记得最初读到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收获》里那个女主人公，面对着两个男人的选择痛苦，是何等一新耳目啊！这种场面的描写，直到相隔30年后，新时期文学开始，才在中国作家笔下出现。而我们，不仅禁绝一切关于性的文字，连爱也在忌讳之列。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着很久远的封建传统的民族，恨不能男女授受不亲，和绝对的禁欲主义。可延续着俄罗斯文学的苏联文学，则少有这方面的顾忌。写人，写人性，写人道主义，写人的追求和欲望，写人的内心世界，是顺理成章、堂而皇之的。虽然也有反复，也有这样那样的批判，但终究俄罗斯文学的生命力，是不可扼杀和遏制的。
当我们还在样板戏和仅有几本样板小说的文化沙漠里踯躅，苏联文学却并未停滞。像瓦西里耶夫的《这里黎明静悄悄……》、贝科夫的《方尖碑》、拉普斯京的《活着，但要记住》、康德拉季耶夫的《萨什卡》、格拉宁的《一幅画》、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以及稍早一点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相继问世。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要从大地里生根萌芽，尔后开花结果。
这些文学作品在中国读者中的命运，就不如法捷耶夫、西蒙诺夫那时走运了。一个很简单的原因，这些发展的苏联文学，其中的“道”变得愈来愈不好捉摸了。提倡不是，反对不是，就只好由它自便了。但“它的内容和技术的突出”，也为我们于70年代末始建的新时期文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我们有些作家，受影响之深，以致在自己的作品中，难以掩饰模仿的痕迹。
这也许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苏联文学一旦摆脱干扰，不强加或不要求那些所谓的“道”，继承和发扬俄罗斯文学光辉传统的话，就像鲁迅先生所预言的那样，在那块“黑土”里，一定要长出什么东西来的。虽然歌德讲：“文学的退步可以表明一个国家的衰弱，这两者走下坡时是齐头并进的。”苏联这个国家不存在了，但苏联文学决非陨星，它的昨天，是事实，无论如何作为一段特殊历史的记载，要长久地留存下来。包括被政治和其他一切所扭曲的现象，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也不是不具有警惕后人的意义的；但它的未来，做这俄罗斯文学的新生代，可以拭目以待的，在那块黑土里，必定还会有更光辉的贡献，这是势所必然的。
一个伟大的民族，早晚会有自己伟大的文学。
中国，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