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联合车站的行李寄存处工作，由于工作地点的关系，可以看见走过楼梯的每一个人。
3年前哈里曾来过这儿，站在楼梯口接乘坐9点05分到站的旅客。
我依然记得第一晚见到他时的情景。他那时身材瘦削，神情忧郁，像个孩子似的。他穿戴整齐，我知道他是在等他的女友，并且在她到后20分钟，他们将举行婚礼。
哦，旅客们来了，我得去忙了。直到9点18分我才又有时间往楼梯那边看，令我吃惊的是那年轻人还在那儿。
她既没乘9点18分的车，也没乘9点40分的车到。等10点02分的那次车的旅客都出站后，哈里看起来很失望。不一会儿，他走近我的窗口，我招呼他，问他，她长什么样。
“她矮小的个子，黝黑的皮肤，”他说，“19岁。走起路来干脆利落。她的脸嘛，”他想了一会说，“蕴含着丰富的表情，我是说她会生气，但从不会持续太久。她眉心有颗小痣。她有件棕色毛皮大衣，但也有可能没穿。”
我似乎没见过这样的人。
他拿出电报给我看：“周四到。车站接我。爱你的——梅。”电报是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发来的。
“噢，”最后，我说，“你怎么不往家里打个电话？如果她比你先到这儿，她可能已经给你家打电话了。”
他忧郁地看着我，“我才来城里两天。我们约定见面后开车去南方，我工作的那个地方。她没留任何地址给我。”他摆弄着电报。
我第二天去值班时，看到他还在那儿。他看见我就朝我走来。
“她在哪儿工作过呢？”我问。
他点头，说道：“她原来是打字员。我给她原来的老板发过电报。他们只知道她辞职结婚去了。”
接下来的三四天，哈里接了每趟火车。当然，铁路方面也进行了检查，警察也介入了此事。但事实上谁也没能帮上他的忙。看得出来，他们都认为梅只是和他开了个玩笑，但不知为什么，我却从不那么认为。
大约两周后的一天，与哈里聊天时，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如果你等了足够长的时间，”我说，“总有一天，你会看到她从那边楼梯处走来。”他转过身望着楼梯，仿佛从未见过它。
第二天上班时，我发现哈里已站在托尼的杂志摊后面了。他有点儿羞怯地看着我说，“哦，我得找份工作十，是吧？”
就这样，他给托尼卖起了杂志。我们没再谈梅，也不提我曾经的那个想法。但是我发觉哈里还是爱看走过楼梯的每个人。
年底，托尼因赌博与别人发生争执而被杀。他的妻子将杂志摊完全交给哈里去打理。不久她再婚了，哈里就把杂志摊买了下来。他又借了些钱，装了个冷饮机，不久小买卖红火起来。
直到昨天，哈里的生活才有了变化。当时，我听见一阵喊声，随后是东西落地的声音。是哈里在叫。他跳出柜台，把柜台上陈列的玩具和其他东西都掀翻在地，然后从这些东西上跑过去，抓住了一个离我窗户不到10英尺远的女孩。她个子矮小，皮肤黝黑，眉心处有颗小痣。
他们对视了好一会儿，义哭义笑。语无伦次地说着话。她好像说，“我说的是汽车站……”而他则用热吻捂住了她说话的嘴，告诉她，在找她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显然，梅3年前是坐汽车来的，而不是火车。她的电报里指的是“汽车站”而不是“火车站”。她在汽车站等了好几天，为了找哈里，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后来，她找了份打字员的工作。
“什么？”哈里说，“你一直在城里工作？直到现在？”
她点了点头。
“啊，天哪！难道你从没来过这个车站吗？”他用手指了指杂志摊。“我一直都在那儿。那个摊儿是我的。我留意着每个走过楼梯的人。”她的脸色变得苍白。接着，她向楼梯望去，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从没走过这个楼梯。你看，昨天我出差了。哦，哈里！”然后她用手臂搂紧他的脖子，开始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她往后站了站，用手指着车站最北头说：“哈里，3年来，整整3年，我就在那儿——这个车站的站长办公室当打字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