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
老朽八十有二，脑细胞退化，近老年痴呆，为少闹笑话，少说错话，正自令封笔，落得个自在，好友周明突然来电，要我写篇稿子谈谈“走过的路”。我说我已作了封笔决定，他说决定很好，但要写完这篇再执行。友命难违，可是走八十二年的漫漫长路，回头望去曲折遥远，都找不出路口来了。从哪儿说起呢？
我祖籍是山东省平原县，就是当年刘备当县长时，发现有人刺杀他，吓得从城墙下水道爬出去的那个平原县。虽然刘备当了皇帝以后，在下水道口上雕了“龙门”两字。可当地人民的生活难度一点也没改变，闯关东成了改变生活唯一出路。我父亲十一二岁时就随着乡亲下了关东，在东北拉洋车时，被一个奉军军官叫去给他拉包年，给予士兵待遇，从此当上了东北军。直奉战争随奉军进关，到了天津，在天津结了婚。奉军返出关外时他开了小差，留在天津打工，所以我l9Sl年出生于天津。在天津长到十二岁，上高小一年级时，我爹和日本工头打架遭到追捕，全家就逃回了山东老家，我从这里走上“人生之路”。
在老家要继续上学，我村没学校，姑姑村里有所小学。我就住到姑姑家上学。姑姑那村较大，东头有汉奸据点，驻着伪军和“区公所”，姑姑家和学校都在西头，夜里有穿便衣的八路军和侦查人员来去。村人都热情接待。但学校却只有初小一二三年级。老师听说我已上五年级，在课堂上没什么可学的，就叫我帮着写黑板报，看学生作业，他们从中辅导我。这些事都是在教师工作室做，我也就知道了他们在课堂外的活动。
我只读过4年小学，我读小说是从看张恨水、刘云若的言情小说和《十二金钱镖》等武侠小说开始的。我ll岁从出生地天津回到故乡山东后，由于故乡是抗日根据地，在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和教育下，我l2岁就参军当了交通员。只干了一年就赶上精兵简政，部队发给我家40斤小米几丈粗布，令我复员，并要我尽快离开老家，怕鬼子扫荡抓住我。既是为了我的安全，也是怕我经不住考验。我就到天津投亲，从此流浪在天津街头。碰上街头有打着旗招工的，不讲条件也不要铺保，我见机会难得，求着人家把我收下，谁知拉上船就被送到了日本。干了一年多。美国飞机把日本工厂炸毁了。没活可干，日本人又把我们送回中国，打算叫我们再在他们在中国的矿山上劳动。中国人回到中国后就有办法了，我在几个大工人带领下就逃出工厂参加了新四军。
我在天津流浪时，街头有出租小说的。租一本小说一天才收几分钱。我打零工吃饭，别的娱乐玩不起，只有租书还租得起，就读起了小说。为消遣读书，又没人指导，唯一的选择就是好看。《薛仁贵征东》《江湖奇侠传》《红杏出墙记》《旧巷斜阳》，碰上什么看什么。看着好看就看完，不好看第二天换一本。就这样开始养成了读书报的习惯。
在日本当牛马，见不到中文书报。回国参加新四军后，一开始在连部当通信员，见到书报真是如饥似渴。我当通信员，营长见我爱读书挺高兴，不光表扬我，到团里开会时还专门上宣传科替我找书，日本投降后部队要把一些没机会上学的小同志送进学校去补习文化，营长抢先要了个名额，把我送进了根据地一所中学脱产学习。可我当兵当野了，穿一身军装跟人家老百姓孩子一块坐在课堂里念书，怎么也坐不稳当。碰巧军文工团排戏缺少个演小孩的演员，找了几个孩子面试，人们见我会说国语，脸皮又厚，而且是部队送来代培的，没有军籍问题，一张调令我就成了文工团员。
小孩的戏不多，没戏演时我管小道具--点汽灯，最多的是爬在幕后小声念剧本给台上提词。这样人家演一个戏我等于念了一个剧本，念多了无意中受到了编故事、写对话的熏陶。那时演的戏多半是小歌剧和秧歌戏，于是也学会合仄押韵。解放战争打起来后，文工团开到前线做火线鼓动工作，不能正式搭台演戏了，只能在战场作即兴演出。行军时部队走路我们就站在路边唱歌数快板。看到什么要现编现演。我们新四军文工团许多演员来自上海，成本大套地演戏是专家，可没干过火线鼓动，不会扭秧歌，更不会编快板，我就靠我提词学来的本事试着干。看见从路上走过来的是炊事班，我就打着板儿说：“炊事员真能干，又做菜来又做饭。同志们吃得香又香，又打鬼子又缴枪。”团长一看我比上海来的大演员还编得流利，以后除了点汽灯，还叫我参加编写小节目。有回我数快板被前线报纸编辑听见了，他说：“喂，你编的这段还不错嘛，把它写下来交给我好吧。”我说：“我会数，但有的字我还写不出来。我说你记行吗？”这样我说他用文字记，他拿回去过两天在报纸上印出来了。那位编辑又拿着花生、柿子来找我说：“这是你那篇快板的稿费。不过这稿子是我替你写成文字的，还给你作了挺大修改，得咱们俩一块吃！”这就是发表的处女作和拿到的第一笔稿费。
新中国成立后，我从部队转业，调到北京文联，在赵树理手下工作。l95l年我参加赴朝鲜慰问团的创作组，写了一篇小说，赵树理看了马上拿在《说说唱唱》发表了。不久到了“八一”建军节，赵树理让我再写一篇小说作配合，我赶写出一篇又发表了。从此我就往写小说这行奔了。开头写一篇发一篇，我觉得当作家并不难。只要有生活，再从理论上补充点知识就能闯出路来。于是我就加班猛补文学理论。这才知道写小说首先要注意主题的思想性，考虑作品的教育性；要塑造典型人物，要体现时代精神……我这才知道写小说还这么多说道，于是就按这些规定去写。说来令人伤心，从此写的东西竟写一篇被退一篇，一年多的时间竟一篇小说也没发出去。我这才发现写小说并不那么容易，以前乐观得早了点，领导人赵树理、王亚平等认为我虽有文学细胞，但文化根底太差。恰好中国作协开办的文学研究所（后改讲习所）第二期招生，便决定派我去学习。
当时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还是丁玲，这所就是她创办的。丁玲同志访问苏联，蒙斯大林接见，斯大林问她：“中国有没有培养作家的机关学校？”丁玲说没有。斯大林说：“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高尔基文学院吧。”丁玲参观后，才知道这是专门为有生活积累但缺乏正规教育的青年作者们创办的学校。她觉得中国也有一批这样的作者需要补课。回来以后向中央作了汇报。最后是毛主席点头，建立了中央文学研究所，专收参加革命较早、写过不错的文学作品，但没受过正规教育的青年作者。第一期学员有陈登科、马烽、胡正、李若冰等。陈登科最为典型，这时他已发表了《活人塘》，这是可称作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品。但这篇《活人塘》是被汪曾祺在整理退稿时偶然发现的。他看了觉得有意思，就拿给赵树理看，老赵看了认为基础很好，就亲自动手修改，还替他重写了个开头。陈登科的小说虽然写得不错，可他那笔字比天书还难认。不光写得草，还自己创造字。稿子里有好几处的“马”字下边都没有四点。汪曾祺看着那稿子发愁地吸了半盒烟都猜不出念什么，念“马”吧，没有四个点，前后句子也连接不上，不念“马”应该念什么呢？恰好康濯从他身边经过。他叫康濯猜。康濯看了说：“我猜念‘趴’，马看不见腿不是趴下了吗？”写信问陈登科，他说他创造的这个字就是“趴”。当时文学研究所收的就是这类人。
进了文学讲习所后，我认真读书，一天最少要读十几个小时的书。所里规定如果不上课，每天阅读书籍不低于5万字，我每天都读7万字以上。所里没有专职老师，学哪一门就请哪一门专家来讲。如讲屈原，主要就请游国恩讲，学莎士比亚就请曹禺讲。听曹禺先生讲课比看他的戏还有意思，非常精彩。但听完回去自己写起作品来，他讲的学问却一点也用不上。当时我和曹禺先生住同院儿，吃饭在一个食堂。有次回家，在吃早饭时我和他坐在一起。他问我大家对他讲课有什么反应？我说：“你讲课大家很爱听，但真的写起来，为什么都用不上？”曹禺先生说：“小邓，我写了一辈子，一讲你们都用上了，我吃什么呀？”我说：“您的秘诀不告诉别人，总可以传授给我吧！”曹禺笑笑说：“说真的，作家的真本事都用在写上，真要讲，一个钟头就说完了，你们规定点是什么呢？”他说：“一个小时也没有，也就有l5分钟。其实l5分钟都用不上，就一句话：你想学着写剧本，就背上三个剧本，背得滚瓜烂熟，背熟了再写，就跟原来不一样了，别的没窍门。”我后来才明白他说的是实话，学写作其实跟学骑自行车一样，看人家怎么骑你就怎么骑，骑不好就挨摔，摔着摔着就会了。想学写小说，就读好小说，读通了再写，就跟不读的时候不一样。
文学作品有没有客观标准？当然有，有历史和社会评价问题。我们提倡读名著，读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但作为一般的读者，有权利选择自己较为喜欢并与自己阅读水平接近的书籍来读，个人喜欢看的书读来就印象深。以我个人的体会来说，也正是自己曾喜欢读的书籍，对自己以后的文学创作起到很大作用。
在文学讲习所学习外国文学，必须读的书有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浮士德》是郭沫若先生翻译的。作家是名人，翻译家也是名人，但我读不进去，一看就打盹，什么也记不住。如果只有背好《浮士德》才能写诗的话，我这一辈子也当不了诗人。学习歌德的阶段，我桌上放着《浮士德》，抽屉里放一本爱看的武侠小说，没人时打开抽屉看武侠小说。一看所长丁玲走来了，就收起抽屉装着读《浮士德》。
所长召开座谈会，了解学员读书情况，有人已给她汇报，说邓友梅从不认真看课程内的书，却偷着看武侠小说。丁玲很开通，她说，没关系，有的作品知道一下就行了，有的作品爱读就多读两遍。对于作家来说，只有读得进去的作品才会起作用。真正起作用的作品是能接受的作品。经过一些年的创作实践，我的体会是：读书像听收音机，每个人都有他接受的频道，不是这个频道就不能接受。读得进去的作品写作时有意无意会去模仿它。没有一个人开始写作不是模仿的，但人的学习水平与接受水平是会不断提高的。后来我对托尔斯泰的著作、巴尔扎克的著作也读了不少。
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时我的导师是张天翼同志。我问他，作家怎么养成观察生活、捕捉题材、捕捉形象的技能。他说，记日记。你每天从宿舍到课堂（当求：每天找出一件新景象，过去没注意到的地方重新注意，每天记一条，看看能记下多少条，这样能逼着你自己去发现过去看不见的东西。另外，在记的时候，想说什么偏不那么说，而设法让人看了得出你的结论。比如你想说一个女人很漂亮，你就不说漂亮两字，你只写她的形象出来，让别人读后感觉真是漂亮。你想骂一个人，也不骂他，但写出来让人读后感到这家伙真不是人。从那以后，我养成了记生活手记的习惯。对社会、对人生总想多看多了解。天翼同志说，观察要不带情绪，要非常客观，这样才接近真实，并能引起别人同感。当了“右派”以后，不敢再往本上写笔记了，怕被拿出来歪曲解释，作为抗拒改造的罪证。就每天睡觉前把看到的事在脑子里过一遍，重新思维一成。经过两年多，没有记录，好多事都忘了。但没有忘的恰是最值得记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