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并没有就此退却。他召集一些观点一致的老党员联合签发了一份“46人声明”，签名者中有不少是著名的党务活动家。“46人声明”向中央提出意见，认为党的集体领导应当允许他们有发言的权力，开展党内辩论应该是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党在列宁不能主持工作时仍应保持民主的优良传统。声明信的内容是很尖锐的，是毫不客气的。
为了避免遭到“搞宗派活动”的指责，托洛茨基本人没有在“46人声明”中签字。但是，当中央收到“46人声明”后，托洛茨基却遭到了比签字者更严厉的指责。他和“46人声明”均被认为有派别活动的性质，使党的统一遭受打击并造成党内危机。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不服，于是两派在《真理报》上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辩论。
总书记仍然不动声色，让对手尽情出击而不对他进行反攻。直到托洛茨基把党内斗争扩展到全国的时候，斯大林才组织了一次有力的反击。
在反托斗争中，斯大林率领中央一班人马前往全国各地，在各地党组织的会议上对托洛茨基进行猛烈的批判，参加这个批判大军的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加里宁、捷尔任斯基、基洛夫等。他们都是政治理论家、党中央的铁腕人物和权威人士。
广大党员和基层支部站在党中央一边，只有在知识分子较多的大学支部才有托洛茨基的市场。
斯大林从斗争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充满必胜的信心，把支持他的工农基本群众当做后盾。
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他说：“广泛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显然是不会有的。民主不是某种在一切时间和一切条件下都一成不变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实行民主是不可能和没有意义的。”
斯大林说，不能实行民主的内部条件是：工业不发达，工人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低，党员素质差等等；外部条件是：随时有可能发生外敌入侵，党要搞军事化，那时必须把民主收起来。
1924年9月，托洛茨基编写了一本书，《1917年》，回忆十月革命的过程和经验教训。这本书的序言题为《十月的教训》。这篇论文不仅叙述了他个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而且批评斯大林等人在1917年2月革命后对列宁的《四月提纲》产生过怀疑，重提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在十月革命前后立场动摇的事实。
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不仅惹恼了斯大林，更激怒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大家群起而攻之，本来就陷于孤立的托洛茨基现在就更孤立了。斯大林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中，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并没有起什么特殊作用”……起义的实际领导者是“实践总部”，托洛茨基甚至还不是总部的成员。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坚持主张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斯大林阻止了这一过激行动。他被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解除了他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925年托洛茨基不甘心过清闲的日子，来到克林姆林宫要求工作。结果他得到了3项任命：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工业科技委员会主任、租赁委员会主任。于是，一个政治上颇有建树的理论家干起了技术工作。
托洛茨基被击败了，中央又开始分裂为观点对立的两派。当时，政治局有7名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其中斯大林是超于其他6人之上的领导者，托洛茨基是徒有其名的局外人。其它5名成员分化为两派。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把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称为“右翼”，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称为“左翼”。
两派争论的核心是：怎样理解和执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左翼”认为，应该迅速实行工业化，这样能用更多的工业品换取食品和原料。“右翼”则认为必须保住社会主义阵地，即使放慢工业化速度也在所不惜。布哈林提出“蜗步”，即放慢工业化速度，他担心工业化所需资金缺乏来源。
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左翼代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贫农的保护者自居，他们希望依靠农村中的共产党员，对富农施加压力，要求提高对富农的税收。加米涅夫甚至建议部分地恢复“战时共产主义”。季诺维也夫也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其主流来说是退步。
右翼代表李可夫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布哈林提出“富农和平民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我们在农村的政策应该摆脱和消灭阻挠农民和富农经济发展的许多限制。应当告诉全体农民：‘发财致富吧！发展自己的经济，不要担心有人压制你们。’”中央两派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几乎有着相同的命运。他们都出生于1883年，同在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观点接近，几乎从未发生过争论，通常保持相同的立场，他们两人都善于写文章、擅长演说。
相比较而言，季诺维也夫比加米涅夫名气更大一点。季诺维也夫除长期在党内担任要职外，还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达7年之久。
季诺维也夫有许多优秀品质，但也有许多缺点，他的情绪时而乐观异常，时而垂头丧气，甚至意志消沉，缺乏“主心骨”，在紧急时刻和转折关头模棱两可。
加米涅夫的知名度没有季诺维也夫高，但他善于处理党内的各种微妙事务。比起季诺维也夫，他的知识更渊博，功底深厚，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概括能力，敢说敢干。列宁在世时他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副手，经常主持中央全会，多次主持党代表大会，政治局会议都是由他主持的。
但他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容易头脑发热，他能够很快作出某种决断，但又可能同样快地予以推翻。与季诺维也夫一样，在关键时刻缺乏主见，模棱两可，而且经常把个人目的、野心和威望摆在首位。
列宁在世时，斯大林就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之间有矛盾。斯大林当了总书记后，逐渐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这使具有强烈的权力欲和领袖欲的季诺维也夫很不安。1923年7月，他在高加索休养，同在这里休养的一些中央委员搞了一个聚会，想取消政治局，改组书记处，成立由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3人组成的最高机关，季诺维也夫想以此限制斯大林的权力和垄断。但斯大林拒绝了这个建议，并讥讽说这是“山洞”中的人制定的一个政纲，其用意是想不让李可夫、布哈林、莫洛托夫等来领导全党。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文章中、讲话中多次不指名地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左翼也好，右翼也好，斯大林超脱于他们之上。斯大林不介入两派之间的争论，也不制止争论。但在内心里，他站在以布哈林为首的右翼一边，他们的观点和他的比较接近，虽然他不赞同布哈林的鼓励农民发财的号召。
列宁格勒是季诺维也夫的地盘。季诺维也夫从十月革命后一直是列宁格勒的苏维埃主席，无论哪个部门，都有季诺维也夫的影子。加米涅夫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莫斯科的党组织深受加米涅夫的影响。斯大林现在不想和左翼摊牌，他要先作些准备。斯大林给莫斯科党积极分子会议作报告。在报告中，他详细地阐明了他对工业、农业，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他的讲话明确，积极向上，很鼓舞人，莫斯科的党组织很快就站到了中央多数派的立场上。
斯大林打算让支持他的柯马罗夫、洛波夫担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但遭到列宁格勒党组织的拒绝，甚至没有把他们两人选进出席十四大的列宁格勒代表团。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于1925年12月18日至31日召开。斯大林作了一个很长的政治报告，反复讲了有争议的问题，但没有点“新反对派”的名。
列宁格勒代表团对斯大林的政治报告不满意，他们推举季诺维也夫做副报告。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猛烈地抨击布哈林，说他违背列宁的教导，把新经济政策的阴暗面当成了胜利。他的讲话没有多少说服力，只有很少几位代表发言支持他。克鲁普斯卡娅提出反对压制党内民主，反对把反对派成员调离党的领导岗位。拉舍维奇发言反对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割除”，但他发言时，嘲笑和嘘声一片，几乎难以听见。面对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攻击，布哈林也针锋相对。他从各个角度对“新反对派”的指责进行了驳斥，并表示，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乱，愿意收回“发财吧”的口号。
斯大林对“新反对派”猛攻布哈林极为恼火，尽管他也不同意布哈林“发财吧”的口号，但此时他需要布哈林。他解释说：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时期犯的错误比起来，“布哈林的错误甚至是不值得注意的。……布哈林只是犯了一个不大的错误。”他责问“新反对派”：“为什么还要肆无忌惮地攻击布哈林呢？”
加米涅夫说：“我们反对创立‘领袖’论，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们反对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处实际上把政治和组织合为一体了，凌驾于政治机构之上……我们主张政治局实际上是一个拥有全权的机构，同时主张书记处服从于政治局，并只完成政治局所作的决议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任务……”
“正因为我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多次谈过这个问题，正因为我同忠于列宁主义的一些同志多次谈过这个问题，现在我要在党代表大会上再说一次：我确信，斯大林同志起不了把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起来的作用。”
加米涅夫的发言，只引起了会场上一片骚动。加米涅夫的这番话，其实质并非不对，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限划分，他讲的符合列宁时期设立这两个机构的初衷。但他的用意是想以此削弱斯大林的权力，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的职务，这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因为斯大林当时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
加米涅夫的讲话，没有对斯大林构成威胁，相反代表们喊着“要斯大林”、“向斯大林致敬”，他们站起来为斯大林长时间鼓掌。
斯大林主张党的统一，反对将“新反对派”采取割除的办法。他说：“割除政策是同我们不相容的。党要求统一，如果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愿意这样，党就和他们一起去达到这种统一，如果他们不愿意，党没有他们也要达到这种统一。”
最后，他谈到了集体领导原则：“在我们这里完全会决定一切，当领袖们开始失常的时候，它就来纠正他们。（呼喊声：‘对！’笑声、鼓掌。）……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想肆意妄为，那人们就会来制止我们，一这是必要的，这是必需的。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在伊里奇逝世以后，谁要幻想这点，那是愚蠢的（鼓掌），谁要讲到这点，那也是愚蠢的。集体工作，集体领导，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条件下保持党的统一，保持中央各机关中的统一，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这些话无疑是正确的，只可惜，没过几年，斯大林就把它忘了。
在这次大会上，托洛茨基表面上很超脱，没有介入他们之间的争吵，但他内心里却在“幸灾乐祸”，坐山观虎斗。他本来也想火上浇油骂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但朋友们劝阻了他。
代表大会通过了《告列宁格勒组织全体党员书》等有关“新反对派”的几项决议。决定派人改组《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部。12月28日晚，中央立即采取了措施，委派《消息》主编改任《列宁格勒真理报》主编。
在大会最后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所有反对派成员全部当选。在大会之后立即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原有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李可夫、托姆斯基重新当选，但加米涅夫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新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这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排挤出党中央，“新反对派”也从政治上、组织上遭受了失败。
面对失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十分气愤，也很沮丧。此时，他们又想起了托洛茨基。
1926年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突然叩开了托洛茨基的家门，不久前的冤家对头重新相见时，双方无不感慨万千。
他们商谈联手的可能性，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说：“只要你和季诺维也夫在一个台上出现，党就会认为这是真正的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更现实一点，他说：“我们必须作好长期的准备。”
对于他们之间的接触，尽管各自的拥护者态度不一，但他们却似乎义无反顾，无论在会上还是会后都表现出亲近的样子。
不久，“联合反对派”的领袖各自在党的会议上表了态。季诺维也夫说：“有那么一段悲惨时期，因为对党内的一些本质的情况不清楚，我们两派真正的革命者在两年间互相打架。我们感到非常惋惜并希望今后再也不会重复。”
托洛茨基也在同一时期发表个人问题声明，承认自己不应在《十月教训》一书中指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机会主义者。
斯大林对他们的和解只说了一句话：“他们竟互相赦免了。”
他们开始行动。
在1926年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对李可夫的报告提出了批评和修改意见。要求对富裕的农村地区加征税收，进一步加快工业化的速度，扩大日用品生产，提高工人工资等，扩大工业投资30％，资金的来源靠增加农业税和提高工业品价格。
斯大林在给列宁格勒党组织作报告时，批驳了他们3人的观点，斯大林说：“我们党内有一些人把劳动农民群众看成异类，看成工业的剥削对象，看成我国工业的殖民地之类的东西。同志们，这些人是危险的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农民既不能是剥削对象，也不能是殖民地。”
托季联盟在一些党组织中建立派别组织、集会、散发秘密传单。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拉舍维奇在集会作报告，号召派别组织和党中央相抗衡。
斯大林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他们的行动，并思考如何解决这个联盟。终于，他想好了，他在给莫洛托夫、布哈林等人的信中说：“目前季诺维也夫集团是反对派一切分裂活动的鼓动者和党内分裂派的首领，是危害最大的集团，在全会上应当受到打击的也正是这个集团。因此，不仅要把拉舍维奇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而且要把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至于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担任的职务，我想，把他从政治局除名后，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担任主席了……这样就可以使季诺维也夫集团失去战斗力，……在全会决议中要指出，季诺维也夫被开除政治局，不是由于他同中央委员会有分歧（托洛茨基同中央委员会有着同样的深刻的分歧，但并不存在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的问题），而是由于他（季诺维也夫）执行分裂政策。”
“……在全会上搞一个大而全的决议不好，这样就会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正式合并为一个阵营，这种做法目前可能为时尚早，从战略上也不合适，……最好是把他们各个击破。”
托季联盟的形成，从一开始就是滑稽的，在政治上是可笑的，使他们自己在公众面前丢尽了脸。他们的努力注定是无效的，只能成为斯大林的“割除”提供了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