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华语规划与母语电影的尴尬
李道新李道新，北京大学教授。
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华语电影，不仅是“华语电影”概念自身的需要，而且是李天铎、鲁晓鹏、叶月瑜、郑树森、卓伯棠、吴昊、刘现成、杨远婴、陈犀禾、刘宇清、傅莹、韩帮文以及裴开瑞（ChrisBerry）、玛丽·法奎尔（MaryFarquhar）、扎克尔·侯赛因·拉朱（ZakirHossainRaju）等提出和阐发“华语电影”概念的一批海内外学者始终面临但又没有充分展开的话题。有关“华语电影”概念的辨析历程，主要参考以下文献：（1）鲁晓鹏、叶月瑜：《华语电影之概念：一个理论探索层面上的研究》，载陈犀禾主编：《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2）刘宇清：《华语电影：一个历史性的理论范畴》，《电影艺术》2008年第5期，第38—43页；（3）傅莹、韩帮文：《“华语电影”命名的通约性》，《文艺研究》2011年第2期，第79—89页。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华语电影”定义过程中不断出现自我纠结、相互缠绕，或外延膨胀、所指模糊等状况，为“华语电影”的命名和讨论带来诸多或隐或显甚至无法解决的问题和争议。从学理上讲，争论本身肯定有益，但缺乏广泛共识、远离基本认同的争论，显然不利于定义的形成与问题的解决。在笔者看来，回到华语作为一种语言现象的复杂层面，在语言规划的视野、英语霸权的模式以及母语生存的现实中认真审视电影的华语规划方案，并在开放立场、多方对话的基础上重新检讨华语电影，无疑是一条值得期待的路径。
一、从语言规划到华语规划
从语言规划到华语规划，是在全球化与英语霸权的背景下，伴随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以及世界范围的“汉语热”/“华语热”而出现，并由中国内地、中国台港澳与东南亚及海外华语地区和社群共同提出和推动的一种语言战略联盟和经济文化策略。从这个角度分析，华语电影即是语言规划中华语规划的自然结果和必然产物，但也因华语规划中存在的不少问题而显得困难重重。
作为一个语言学术语，“语言规划”（LanguagePlanning）由美国语言学家豪根（EinarHaugen）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引入学术界，是指为了改变某一语言社区的语言行为而从事的所有有意识的尝试活动；从提出一个新术语到推行一种新语言，都可以纳入语言规划之中。此后，各国学者陆续修订或改用这一概念，使其内涵不断扩大，既包括社会整合当中的语言和社会语言，也包括跟语言密切相关的经济和政治。周庆生：《国外语言规划理论流派和思想》，《世界民族》2005年第4期，第53—63页。尽管在目前，还没有出现一种普遍适用的语言规划理论，但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都已经、正在或将要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层面上进行各种各样的语言规划实践，并以此实施相应的社会规划及政治、经济、文化战略。按丹麦学者罗伯特·菲利普森（RobertPhillipson）在其名著《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Imperialism，1992）中所言，海外语言推广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而英语的扩散及其全球通用语地位，也是核心英语国家（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有意识的语言规划的结果，是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表现。对罗伯特·菲利普森的“语言帝国主义”，国内讨论主要参见：（1）赵伯英：《语言帝国主义和语言冲突》，《理论前沿》2000年第10期，第24—25页；（2）胡坚：《全球化背景下的英语帝国主义》，《天涯》2003年第2期，第51—54页；（3）朱风云：《英语的霸主地位与语言生态》，《外语研究》2003年第6期，第23—28页；（4）王辉：《背景、问题与思考——全球化时代面对英语扩散的我国的语言规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53—58页。这一观点虽有值得商榷之处，却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非英语国家和地区对英语的理解和认知。
跟殖民论述和帝国主义语境中的英语规划不同，在中国内地、台港澳与东南亚及海外华语地区和社群，语言规划及其后的华语规划均是国家、地区或社会团体为了自身的发展需要而进行的语言管理，既包括语言的选择和规范化，又包括文字的创制和改革，还包括语言文字的扩散与传播等。在此过程中，政府、社会与族群、个体等多方力量彼此商讨、相互博弈，华语提升到相应的高度与应有的地位。
1949年以来，中国内地通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汉语拼音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及编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规范汉字表》等方式，对语言进行着不同层面的规划和管理，并强调了报刊书籍、广播电视、戏剧电影等传播媒介之于语言规划的重要性；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议，即“建议各出版社、杂志社、报社，以及广播、戏剧、电影部门加强稿件在语言方面的审查工作，并且在读者、观众和听众中广泛进行汉语规范化的宣传工作”。（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秘书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17页。）1997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仍然指出，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多种形式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广大群众的规范意识，是语言文字工作顺利开展的必要保障。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出版物应加大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力度，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要统筹规划，进一步发挥现有的语文报刊的作用，抓紧开辟新的宣传阵地，使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法规规章和规范标准的宣传有计划地进行，并保持一定的热度。地方语言文字工作机构要主动与本地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部门加强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共同营造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良好社会氛围”。（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推广普通话宣传手册》，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16—20页。）为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另外，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广播、电影、电视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8/2007_6_20/1_8_2587_0_1182320493406.html。尽管如此，在中国内地，“华语”的地位和前途问题还是引起各界关注；例如，在《21世纪的华语和华文》（《中国教育报》2002年1月1日，第7版）一文中，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预言，21世纪，“华语将在全世界华人中普遍推广”、“汉字将成为定形、定量、规范统一的文字”。学术界对语言规划的原则和方法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当然也在这些领域展开了各种讨论和争鸣，特别是在华语规划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有学者指出，语言规划是一项“整体性系统工程”，它不仅是语言及其使用的问题，还与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民族宗教，以及观念心理等有密切关系；制定、实施语言规划，应当依据“科学性”、“政策性”、“稳妥性”、“经济性”的原则；具体而言，我国进行汉字简化、处理简化字和繁体字的关系，以及处理普通话、国语与华语的关系等，都要综合考虑大陆、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社区，还有使用汉字国家的因素。陈章太：《论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语言科学》2005年第2期，第51—62页。正是立足于“语言规划的系统性”及“全球华人社区”，有学者充分辨析了“华语”概念郭熙：《论“华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56—65页。，通过对华语视角下中国语言规划的特点、任务和可行性进行分析郭熙：《论华语视角下的中国语言规划》，《语文研究》2006年第1期，第13—17页。，明确提出了“华语规划论”，认为观察和开展语言规划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如此对华语概念认识的深化便能提供新的视角；充分考虑语言规划的类型，完成从问题到资源，从管理到服务，从单一国家或地区到跨国、跨境以及从强制性到市场调节的转变，对于华语在所在国的维护、发展和传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同时，作者指出，华语不只是中国的国家资源，也是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重要资源，从跨国跨境的角度考虑语言规划，努力共同开发和利用华语资源，是语言工作者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郭熙：《华语规划论略》，《语言文字应用》2009年第3期，第45—52页。
跟内地不同，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处境，香港、澳门、台湾与东南亚及海外华语地区和社群的语言状况和华语规划各有自身特点，目前看来较难达成一致。其中，香港现行的语言政策为“两文三语”，即中文、英文与粤方言、普通话和英语。1990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于1997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章“总则”第九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文。”http：//www.basiclaw.gov.hk/tc/basiclawtext/chapter_1.html。可以看出，在香港，英语是作为官方语言使用的，而粤方言在日常生活中占主导；实际情况是尽管中文和普通话的地位正在提高，但香港人整体的民族共同语意识还不够明晰。许光烈：《香港语言政策及思考》，《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7期，第34—37页。在台湾，1973年公布实施的《国语推行办法》，正式加大推行国语的力度；30年来，“国语”已经成为台湾社会及民众的共通语；但从2003年开始，台湾语言政策倾向于“去国语化”，教育主管部门讨论通过了《语言发展文件》（草案），并废止了《国语推行办法》，力图取消国语在台湾多年来作为共通语的主导身份，让高山族语、客家话、Holo话、华语等14种语言获得“平等”地位。这种语言规划领域的“去中国化”政策，不仅引起岛内不同派别间的严重对立，而且促发学术界的激烈争论。赵会可、李永贤：《台湾语言文字规划的社会语言学分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131—135页。
从1979年开始，新加坡政府就在推行双语政策及“讲华语运动”，一些新加坡华人在情感上也无法接受英语为母语，但自新加坡政府确立英语的独特地位之后，华语在新加坡受到“严重冲击”并“每况愈下”，许多华人尤其年轻一代华裔为了生存放弃或淡化华语。胡光明、黄昆章：《新加坡华语生存环境及前景展望》，《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129—132页。在马来西亚，华语从来不是官方语言，华语华文教育始终依靠华语社区和华人群体的努力；在与官方语言马来语拼争的过程中，华语虽有希望但也处境难堪。郭熙：《马来西亚：多语言多文化背景下官方语言的推行与华语的拼争》，《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87—94页。至于东南亚华文教育，诚如研究者所言，到20世纪末期已“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一方面，由于自50年代末开始，东南亚国家对华文教育的限制、打击与取缔，年轻一代华人或不谙华语华文，或华文水平低落，已经引起华人社会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另一方面，80—90年代以来，华语华文经济价值上升，世界范围内的“华文热”方兴未艾，又为东南亚的华文教育振兴创造了契机。张亚群：《当代东南亚华文教育面临的文化传承问题辨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7—13页。
总的来看，作为中国内地、台港澳与东南亚及海外华语地区和社群共同提出和推动的一种语言战略联盟和经济文化策略，华语在语言规划中的地位和功能正在引发愈益广泛的关注和探讨；但由于各种原因，迄今为止，“华语”概念仍在不断建构之中，各方认识并未统一，其间裂隙仍较突出。例如，世界各国、各地相关词典对“华语”的解释便各不相同。其中，由中国国家语委立项支持，由中国内地、港澳台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人社区的30多位语言学者编写的《全球华语词典》，便以“查考的需要”为重点，对不同华语区的语言习惯采取有选择性的收录，以方便世界各地不同华语区之间的交流。李宇明主编：《全球华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0年。另外，周有光认为：“华语是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不包括方言。汉语可以包括方言。”周有光：《从“华语热”谈起》，《群言》2006年第2期，第33—35页。郭熙也表示：“华语是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的华人共同语。”郭熙：《论“华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56—75页。但新加坡学者徐杰、王惠则认为，“华语（mandarin）是华人使用的语言，是华人的民族共同语。华人语言包括民族共同语和闽、粤、吴、湘、客六种华人方言。华人方言是华人语言的地方变体。”徐杰、王惠编著：《现代华语概论》，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4年，第ⅲ页。在对待“汉语/华人方言”及不同华语区的语言习惯方面，观点明显有异。与此同时，具有跨国、跨地特征的华语规划，也缺乏一个较为深广的协调机制与更加有效的推展平台。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别是在海外部分学者以去政治化为目标的泛政治话语中，华语电影概念的提出，自然也会在其定义过程中不断出现自我纠结、相互缠绕，或外延膨胀、所指模糊等状况，为“华语电影”的命名和讨论带来诸多或隐或显甚至无法解决的问题和争议。
二、电影的华语规划与华语电影的概念裂隙
电影的华语规划是华语规划在电影生产与消费领域的具体实践，其自然结果和必然产物便是华语电影。华语电影概念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作为电影的华语规划的一部分，为中国内地、台港澳与东南亚及海外华语地区和社群带来了一种语言、产业和文化一体化的可能性：但以去政治、跨国别、超地缘为主要诉求的华语电影的概念裂隙及华语电影的扩散，也会使国家、地区和社群的身份认同产生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