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虽说已到17时，但夏日的傍晚仍然明朗。
突然，一辆摩托车直冲机场大门而来。任凭卫兵如何阻拦，那人却毫无顾忌，没有一点减速的意思。“叭！”一声枪响，那骑在摩托上的人被击毙，栽下车来。摩托上的人叫大山勇夫，从他口袋里的名片看，是日本海空战陆队的军曹。奇怪的是，冲机场的就他一个人，并没有别的部队跟来。
这其实是一个信号。卢沟桥事变不过月余，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即将再次面临战争的考验。
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最大的工商城市和贸易港口，又是世界的金融贸易中心和国际都市，同时也是世界第五大军港。优良的港口条件和京沪、沪杭铁路的交会点，使上海成为通往中国内地的陆上枢纽和水上咽喉，成为当时首都南京的东部门户。因此，上海便成了日本所必攻战略要地。
自1932年“一·二八”事变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起，日本就在上海虹口和杨树浦一带驻军，建立了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至“七·七”事变前，日军已在其控制的地区，建立了据点、登陆码头和补给点。在沪驻有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另有海军第三舰队。
全面侵华开始后，在日本陆军大举进攻华北的同时，海军就积极准备把战争扩大到上海地区。
1937年7月12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就制定了对华作战的秘密计划，确定第一阶段配合陆军进行华北作战，第二阶段在陆军配合下进行上海作战，并进而把战争扩展到华中和华南。
7月16日，驻上海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发现军令部的上述意图后，立即上书东京陈述《对华作战用兵的意见》。他认为，“要想用武力打开中日关系的现状，只有惩罚中国，使中国中央势力屈服。”
他提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这一时期，上海日军屡次以汽车载武装官兵，向江湾侦察示威，并常以部队在沪西一带施行夜间演习，一再挑衅。
7月20日，日军海军陆战队本田参谋长无理要求中国飞机停止在上海上空飞行，被严词拒绝。7月28日，日本当局下令撤退长江沿岸的日侨。8月8日，又要求第三舰队做好开战准备。9日就发生了大山勇夫驱车冲进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被击毙的事件。
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日方佯许由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实则为大举增兵调舰争取时间。8月10日，日本陆海军紧急磋商，向上海派兵，并得到内阁的同意。截至8月11日止，日军海陆军集结上海的情况如下：
军舰，除原泊于淞沪的日舰外，新到的有二等巡洋舰“川内”、“由良”、“名取”、“鬼怒”4艘，均为5200吨，每舰定员480人；新式一等驱逐舰“时雨”、“白露”、“夕暮”、“有明”、“初霜”、“子日”、“若叶”、“初春”8艘，均为1368吨，每舰定员200人。以上各舰均于8月11日前后陆续抵沪，并搭载陆战队3000余人，在沪滨登陆，加上原在上海的军舰共有30艘。
特别陆战队兵力，前此驻沪陆战队合由汉口下驶者约3000人，新由各舰队开到约3000余人，各舰抽调可能数1600多人，在乡军人会3700余人。
8月13日9时，日本内阁会议正式确认了派兵上海的方针，并批准了陆军省的派兵案。日本陆军省计划动员30万兵力和8.7万马匹，并先向上海和青岛各派2个师。
当天上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北站和北四川路之间同中国驻军发生武装冲突。下午，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命令所部向中国驻军发起全线进攻。中国驻军当即予以猛烈还击。“八·一三”事变由此爆发，淞沪抗战从此开始。
“八·一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即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
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宣告：
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同一天，日本海军还派海军航空兵轰炸了华中地区的杭州、南京和南昌等城市。当日晚，日本内阁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内阁成员要求进行全面对华战争，迅速建立战时体制，正式对华宣战。
8月15日，日本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声称：
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如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日本政府还声称，此举是为了“消灭类如此次事变所由发生之根源，并达到日、‘满’、华三国融合和提携”之目的。这个声明，“把处理事变的目的，从解决局部事件扩大到全面地、根本地处理调整日华关系。”它表明日本政府即使进行“全面战争也在所不辞”。
这一天，日陆军参谋部还下令实行第三次动员，并下令组建了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要求其迅速开赴上海作战。8月18日，天皇裕仁召见陆海军两总长，提出了重点用兵、迅速结束战争的方针。
陆海军省、部之间经过协商，决定陆军以华北为主战场，海军以华中为主战场，并对沿海实行封锁，切断中国的对外经济联系。
8月下旬，日本从国内抽调的增援部队相继运抵华北和上海前线，并开始投入当地的作战。
8月24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以天皇在第七十二届临时议会开幕式上的敕语代替宣战诏书。
9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在讨论施政方针时，鉴于战争已由华北扩展到了华中，遂决定将“华北事变”正式改称“中国事变”，并于同日宣布。至此，中日战争已在华北和华中战场全面展开。
9月13日，日本政府发表《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要纲》，鼓吹要打开“中国事变”所面临的困难局面，关键在于实现“举国一致”。
10月12日，在内阁参与下，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央联盟在东京成立，会长由海军上将有马良橘担任。该联盟在日本各道、府、县以下，均设有分支机构，由各级行政长官兼任会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此外，近卫内阁为了加强对全国新闻、出版、文艺、言论等舆论的控制，还将内阁情报委员会升格为内阁情报部，直接为侵略战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