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回忆录，是讲者在不敢讲的时候讲出来的，记者在不敢记的时候记录下来的。这是一个伟大而又不幸的革命家的生活的一个方面，是真实的记录。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一九七五年秋，我同景希珍同志在一个县人武部工作。我们工作在一起，业余时间也常在一起“摆龙门阵”。我知道他跟随彭德怀同志多年，很想从他那里知道彭总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的情况，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可是，景希珍同志怎么也不开口，他避讳这个话题，而且是很警惕地避讳着。后来，我们很熟悉了，他告诉我：“我不讲彭某的事情，不是怕自己如何，而是怕连累别人。”我说，我不怕连累，我也不连累你；我们约法三章：绝对保密，决不外传，留作学习。他算勉强同意了，有空就给我讲一些彭总的事情。时常，我被这些故事搅得彻夜不寐，忍不住在脑子里一再地回味、思索，把一部分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这年冬天，“四人帮”再度嚣张起来。我们的这类谈话终止了，因为那时有更多的迫在眉睫的使人焦虑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春，有一天晚上，景希珍同志忽然闯进我的宿舍。他脸色苍白，眼睛浮肿，不说话，坐下来之后，他双手抱头，脑袋低垂着。
我问：“出什么事了？”
他抬起头来，泪流满面，说：“彭老总死了……”
“啊！”我不禁愕然。
“他过去的司机赵凤池同志说的。他刚从北京回来，听人说，彭总都死了有一年多啦。老赵说，彭总病在医院里，临终前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孤苦一人啦。他要求见毛主席，见周总理，见朱老总，都没有见到。在那么一个年月，谁去给他通报啊！我知道，他有一肚子话要讲啊！现在，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话了！”景希珍同志哭述着。
“那你就讲吧，帮他讲。”我说。
“我怎么能讲出他要讲的话啊！”
“讲你十多年来见到的彭老总，讲彭老总给你讲过的话嘛。”
景希珍同志抹去眼泪说：“好，我讲，我讲。反正他已经见马克思去了……”
就这样，我们又恢复了关于彭总的谈话。
打倒“四人帮”，思想大解放。我破了我们的“约法三章”。我把老景关于彭总的谈话记录念给了有些领导和同志们听。他们听了，也掉了眼泪，并指出这是珍贵的材料，应该整理出来。我便把所得的材料，按时间顺序作了初步的整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中央给彭德怀同志伟大的一生作出了公正、如实的结论。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给彭德怀同志所作的悼词，表达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多年来对彭德怀同志的评价、敬意和怀念之情。在这种情况下，在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下，我们又请景希珍同志把他所知道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说了一个星期。于是，就形成了现在这样一篇回忆录。
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几经研究，觉得还是保留原来记录的面貌为好。所以，在文字上没有怎么修饰，而是力求朴实、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情况。自然，也不可能是有闻必录，百无一误。因为有些事情，时间长了，回忆者也记得不那么清楚了。再说，作为一个警卫人员，对于彭总的有些重大政治活动，他知道一些，但又不甚了了。所以，这里记述的并非彭总光辉的一生，也不是他十分重要的十七年间的全部事迹，而只是一些生活片断——一个警卫员眼中所见的片段。至于更为繁重的整理工作，只有请其他同志来做了。
在整理记录的过程中，跟随彭总多年的秘书綦魁英和司机赵凤池，主动地提供了一些材料，并帮助订正了一些事实，特此表示感谢。
丁隆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