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帝国因为衰落被超越，新的大国蓄积能量而崛起，这是国际关系中亘古上演并将继续上演的正剧，因而兰德尔？施威勒（Randal L。Schweller）感叹道：“世界政治的历史反复告诉人们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兴衰沉浮的历史。”毫无疑问，造成国际关系体系出现根本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各国的增长速度不平衡，以及技术上和组织制度上的突破使一国比另一国具有更大优势”。更进一步，近现代国家关系史的经验表明，新的大国崛起过程往往伴随着局部的或全局性战争的发生，虽然这种由权势转移而引发的战争的程度有激烈与缓和之分，持续的时间也有长短之别。不过，大国的崛起与战争的发生只是表面上的相关性，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是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论说的问题。固然这可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一般地，新的大国能否顺利崛起、战争能否避免从而国际结构能否和平转型，取决于现有大国的战略调整和崛起大国所实行的战略性质，即现有大国是采取包容性战略还是实行遏制性战略，以及崛起大国追求的是克制性的有限目标还是追求根本改变国际秩序的扩张性目标。就本书而言，作者感兴趣的核心问题是，如果现状维持国把崛起国视为现有国际秩序和自身安全的威胁，它可能对崛起国作出什么类型的制衡反应呢？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和类型对现状维持国的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是否以及产生什么影响呢？
理论的目的不是重构事实，而是通过简化事实来增进人们对事实进程的理解。但如果理论逻辑与事实有较大出入，这就需要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从知识积累的角度来说，如果某个理论模型被发现存在着缺陷，科学的做法不是抛弃该理论，因为“有缺陷的理论经常包含了有效假设，这些假设可以被引入改进后的新理论里”。沃尔兹辩解说他是从简约主义出发来构建国际政治理论而非外交政策的理论，认为应该区分理论和理论的运用，更不能简单地运用均势理论来解释和预测国家的某个具体行为。有学者批评说，运用均势理论来预测国家的对外行为时存在着不确定性，沃尔兹的辩解无法为其结构理论的固有缺陷而开脱。不过，即便有这种批评，沃尔兹以微观经济学定义个人/公司的方式来研究均势政治中的国家制衡行为，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上仍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实际上，均势理论仍然是当今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础，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对之进行改进。
正如前面的讨论所表明，要预测现状维持国对崛起国的制衡反应以及分析这些制衡反应形成的原因，必须结合系统层次的过程因素和国家单位层次的过程因素，从而把不同层次都起作用的变量集合成整体的解释框架。在沃尔兹的均势理论借鉴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路径之上，本文以信号―博弈（signaling-game）逻辑为基础对均势模型增加一些限制性条件，力图克服现实主义均势理论在说明国际现象和国家行为时过于简约的缺憾，以增强它的解释效力。
信号―博弈理论的基础是行为者的理性选择假说。所谓理性选择就是行为者能够对选择进行比较从而找到替代的可能性，而且他还能够进行边际调整，即根据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作出效用最大化的决策。因此，行为者是由利益驱动的理性决策者。信号―博弈理论适用的场合是行为主体拥有别人不知道或需要很高成本来证实的私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而这种信息是有用的，因为行为者的最优决策（optimal decisions）是这种稀缺性信息的函数。这里潜在的含义是，在现实的环境里，无论是在商品交易的市场上，还是机构之间的交往中，主体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和不充分的，因而存在着博弈的可能性和空间。但是，博弈如果重复进行，那么还必须包括另外一个条件，即其中至少一个拥有稀缺信息的行为者释放出某种行为信号供其他行为者决策之参考。均势政治与这种情形就非常吻合，参加博弈的行为者（国家）具有不同的行为倾向，即具有不同的偏好。为了形成对其他国家的偏好预期，每个博弈者的行为信号互相成为对方偏好认识（其实就是一种可能性估计）和战略决策的依据。把信号―博弈逻辑应用于均势政治，就是把国家的战略视作偏好和偏好认识的函数。因此，要分析现状维持国的制衡行为模式，就必须研究现有大国的行为偏好来源和其他国家对这种行为偏好的认识。历史事实表明，大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对现状维持国的行为偏好的形成和偏好识别具有重要的影响。
从国际体系的发展过程来看，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主要大国先后都经历了以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为特点的现代化过程，以及逐渐形成了每个文明国家“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局面。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发展，大众参与政治的水平日益提高，跨国经济联系和人员交往也更加密切而频繁，传统国家主权的范围和政治领导人制定对外政策的能力受到了越来越大的限制和侵蚀。这种变化对国家安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为“国内问题与对外问题的区别变得模糊了”，“制定前后一致的、连贯的外交政策的难度增大了”。那么，这种情况是否说明，在国际经济依存逐渐加深的情况下，现状维持国已然不太可能对崛起国采取强硬制衡政策了呢？更进一步，经济相互依存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影响现状维持国对崛起国的战略反应呢？大国的制衡行为有什么规律性的模式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研究和分析大国经济相互依存的类型，以及经济相互依存对现状维持国的国内动员过程的影响。因为，经济相互依存虽然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客观趋势，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的结构和程度有所不同。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总是处于动态的历史进程中，而恰恰是经济相互依存的不同模式和发展程度的变化对大国之间相互制衡的行为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
从理论上来说，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势必造就与外部经济有密切关联的社会利益集团，而这些外向性的社会经济集团又必然影响着现状维持国的领导人在和平时期制衡外部威胁的动员能力，从而影响到现状维持国使用武力和承担维持均势的制衡偏好。而在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看来，与外部经济有联动关系的社会利益集团和部门势力在现状维持国的政治结构中是否占有主导地位可用来度量现状维持国领导人的制衡动员能力受到限制或得到支持的程度。对这种信号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该现状维持国的行为偏好的识别，从而影响着其潜在盟友和对手的战略决策。简言之，在国际均势政治中，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影响到现状维持国的行为偏好、他国对其行为信号进行解读而形成的对该国行为偏好的识别，从而决定着现状维持国对它认定的威胁国是否进行制衡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进行制衡的战略选择。这一解释模型的内容将在下一章具体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