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遏制与绥靖:大国制衡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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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8 案例的选取与研究方法

2.8.1 案例的选取

前文以现状维持国的被威胁认识为给定或者被认为属实的前提,然后依据信号―博弈逻辑来分析现状维持国在不同的经济依存结构下的战略反应类型,进而引出现状维持国制衡行为的基本理论假设。以下四章的实证分析部分是对上述理论分析和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实证分析部分尽量选取19世纪后期以来的一些代表性案例,旨在对现状维持国的战略形成和动员过程进行剖析。

从现代国际关系来看,二战之前大国关系的核心矛盾是作为现状维持国的英国、法国、俄国(苏联)和美国如何应对和制衡实力上升的德国;而二战后大国关系的核心矛盾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如何应对和制衡崛起中的超级大国苏联。本书的案例分析主要围绕这样两个基本事实而展开,但进一步区分为四个时期,分期的标准是现状维持国是否普遍感觉到威胁以及是否有效地进行了军事上的制衡努力来威慑崛起国。这与上面的理论预设相吻合。

但是,在这四个时期,实证分析只对三个代表性的案例进行了比较重点的考察。这三个案例是:两次世界大战前的霸权国英国,1945年以后的霸权国美国(尤其是奠定冷战政策基础的杜鲁门政府时期)。这三个案例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的特点也不尽相同,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可以对理论分析和理论假设进行较为全面的验证。而且,西方学者对这三个案例中主要国家的政策和行为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史料和思想线索。通过借鉴和批判这些研究成果,既省去了收集史料的一些烦琐,也有助于进一步明确研究的方向,从而将前人的研究引向深入。

具体来说,第三章讨论的是经济的相互依存如何促成了19世纪90年代法俄同盟的形成。第四章讨论了1906年至1914年法、俄两国与德国经济关系的变化如何导致法俄同盟的起伏。不过,由于这一时期法俄同盟的实力已逊于德国,它是否作出强硬的制衡反应不再是欧洲均势的关键。客观上,历史把所谓“均势维持者”的英国推上了制衡德国的主角位置。所以,第四章着重讨论了英国对外战略的动员过程。第五章讨论的主题是20世纪30年代大国经济联系的下降如何导致英、法、苏、美对德国威胁的软弱反应。由于这一时期的英国绥靖政策多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这为验证理论分析和理论假设提供了充分的史料基础。因此,第五章也同样以英国为重点。第六章对二战后西方在欧洲的冷战政策进行了研究。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美国成为西方联盟的盟主并主导着对苏遏制战略。所以,第六章以美国为代表,探讨西方经济关系的发展对杜鲁门政府的对苏遏制战略的影响。

2.8.2 研究方法

唐?埃思里奇(Don Erwin Ethridge)认为,理论假设是“尚未得到评价或检验的答案或结果,它是有待于证实或拒绝的对事实或事物之间关系的暂时性断言”。而检验理论假设的方法包括逻辑检验和经验检验两个方面。逻辑检验在于检验其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它的目的是确定该理论假设是否根据一定的理论框架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一般说来,逻辑检验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要验证理论假设,还必须进行一系列的经验检验。而经验检验包括相符性检验和普解性检验,前者的目的在于确定理论假设与经验观测是否相符,后者在于确定理论假设是否能够涵盖已有的全部相关知识。本书案例分析的目的属于经验检验,即通过系统地收集各种相关史料并对之进行整理和分类来判定理论分析和理论假设的可信程度。因此,案例分析不是随机地收集数据和查找文献,它本身同样是一个“系统的、有规则的”研究过程,否则就会使“研究工作陷入混乱,根本无法从大量事实中找到结论”。为此,笔者使用了如下一些研究方法:

首先,比较法。本书的案例取自跨度很大的四个历史时期,这些案例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取值差异很大,因而有利于通过多个案例之间(cross-case)的比较来发现因果关系,这比单个案例之内(within-case)的推理所得到的解释更有说服力。本书将1905年之前的法俄两国面对德国威胁的制衡反应、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面对德国威胁的制衡反应以及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政府对苏联的遏制反应进行了比较,从而发现,在控制了安全变量的情况下,大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的不同程度和不同类型对现状维持国的不同制衡反应起着重要的限制和推动作用。当然,笔者也进行了单个案例之内的比较,比如,在共同面对德国威胁的情况下,1890年至1905年法俄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增强,它们与德国的经济关系都受到削弱,从而促使法俄走向结盟。而1906年至1911年,法俄依然面临德国的威胁(尤其是经过1904年日俄战争和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俄国实力大减,更需要借助于法国来抗衡德国),但由于法国和俄国分别增加了与德国的经济联系,法俄同盟的紧密性反而下降。这些比较有助于集中考察经济相互依存变量对现状维持国制衡反应的真正影响。

第二,结构组织法。本书的案例分析是在理论分析和理论假设的指导下有计划地对资料进行比较,因此必须根据理论模型的要求,尽力排除未知因素的影响,只对与理论模型的变量相关的信息进行系统的数据收集和处理。这种方法就是著名的方法论专家乔治?亚历克山大(Alexander L。George)所说的“结构性的聚焦比较”(structured,focused comparison),它强调对多案例的分析要收集相同变量的资料。用形象的语言说,本书的案例分析是根据理论模型所规定的菜单配方来烧制菜肴,而不是把与案例有不同程度相关的所有因素笼统地加以组织(有论者指出,宫保鸡丁与冷菜拼盘的区别即体现于此)。从这种方法出发,笔者在每个案例研究过程中有目的地分析了三方面的史料:现状维持国对崛起国的威胁认识、现状维持国之间以及现状维持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类型(主要是贸易联系的类型)、现状维持国对崛起国的制衡反应(包括军备政策和联盟政策)。

第三,过程追溯法(process tracing)。所谓过程追溯就是运用证据来说明和再现决策过程及其细节的一种分析方法,它通过追溯因果关系的发生次序,能够检验因果联系是否成立,并检验研究假设的逻辑推论与经验证据的一致性,从而有利于研究者误将虚假关系看作为因果关系。比如,在案例研究中,笔者就力图通过对两次大战前的英国和冷战初期美国的有关具体决策过程的探讨,来增强逻辑推理和理论分析的信度。

第四,在每个案例的文献述评部分,笔者对各种不同的替代性理论解释和相关的国际关系编史学(historiography)进行了介绍,评价了它们各自的强处和缺点以及对所讨论问题的适用性,并将它们与本书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进行比较。在此过程中,笔者尤其注意将国际关系的编史学成果与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的理论解释相互印证,从而最终强化本书的理论分析。之所以从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编史学相结合的角度来进行案例研究,是借鉴了科学哲学史家伊?拉卡托斯(I。Lakatos)对科学编史学和科学哲学相互关系的处理方法:“科学哲学(在本书中则相当于理论分析)提供规范方法论,历史学家据此重建‘内部历史’,并由此对客观知识的增长作出合理的说明;借助于(经规范地解释的)历史,可对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作出评价。”

最后,在个别案例里还利用了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reasoning),即设定与事实相反的条件来推论因果关系的分析方法。由于资料的缺乏和观察的限制,社会科学的假说理论不太容易通过人为设计和控制的实验来检验。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运用反事实推理这种思维试验(mental experiment)来想像出一些情势,并假定在这些情势中只有一个变量发生变化,然后依此来推理和勾画出可能的社会关系面貌。如果根据这种推理的结果,能导致拉卡托斯所说的新事实发现的研究议程,就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对于非事实推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意义,菲力普?泰特洛克(Philip E。Tetlock)和阿冉?贝尔金(Aar-on Belkin)指出:“除非放弃因果关系推理而严格地限于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否则我们就无法拒绝使用反事实推理。”然而,历史事件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又要求我们正确地使用这种推理方法以免导致对历史意义的否定。为此,本书案例分析中的反事实推理遵循了杰姆斯?斐隆(James D。Fearon)的两条建议,即“第一,援用那些得到公认的一般原理、理论、法则和规律(避免援用那些还有待于检验的假设);第二,援用那些与反事实推理相关的已知历史事实和知识”。此外,笔者还注意将不同案例中的反事实推理进行对比和印证,使之互相补充。

乔治?斯蒂格勒指出,在社会科学中,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无法做到辨别影响事物结果的每一个变量或每一个条件,他反对“方法论的至上主义或决定主义”。而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资料限制,罗伯特?基欧汉等人也表明:“根据定义,推理是一个不完美的过程……从不完美的资料中推出高度确定性的结论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不确定性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研究和所有知识的核心方面。”还有研究者认为,“学者和理论家经常只靠不完全的证据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这种证据除了不完全外,也很可能根据是不可信的。”从这个意义来说,社会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探险的性质,因为探险者无法完全预先排除绝路,也不能肯定前途是否仍然存在险境。所以,本书的案例分析虽然采取了一些研究方法来排除不确定因素,但并不能完全排除理论验证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更重要的是,即使现有的案例在经验上都支持了上述理论假说,也不能非常肯定地认为证明了该理论的知识价值,因为“很容易证明,从任何有限数量的事实中不可能合法地推出一条自然定律”。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就明确指出,在任何特定数量的证据下,所有理论,无论是科学理论还是伪科学理论,其理论成功的数学几率都等于零。但是,毫无疑问,理论假说的概念越清晰,变量操作越精确,验证程序越严密,结论和预测的可靠性就越高。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结论的正确与否,重要的是采取了哪些有效方法来提高推理的效度和信度,从而降低研究推理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