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文化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对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
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英国历史学家A·J·汤因比说：“中国在传统文化上，其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中国还有跟历来西欧各国根本不同的国家观、世界观和文化观念。”
中国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有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经济的发展，最需要文化的支持和促进。我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极大的宝库，我们需要很好地挖掘，吸取其精华，创新光大，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新时期的中国新文化，为我国现代化各项建设服务。
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复兴。李伯淳老师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化是基础。21世纪中国将会有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华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古代中国在天文历法、地学、数学、农学、医学和人文科学许多领域，都做出过独特的贡献。
中国古代的人们，特别是大军事家是根据月亮的位置来预报天气的。《尚书》中提到：“月之从星则遇风雨。”其意思是：月亮旁边伴随着一个很亮的星，则不是刮风就是下雨。《诗经》中说：“月临于毕，避防躲雨。”其意思是：月亮走到毕宿五附近，雨会下得很大。这在《三国演义》里边专门有一段描写：诸葛亮跟司马懿在陕西陈仓会战，两个人头天晚上都看到月亮走到毕宿五附近了，“月亮躔于毕，月内必有大雨”，所以仗没法打了，结果两个人都撤兵了。
在《孙子兵法》中也提到月亮走到几个星宿附近就会有大风，加上天气干旱，就可以实行火攻。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孙膑兵法》有：“十仗六胜以星也，十仗七胜以日也，十仗八胜以月也”的记载。
任振球教授说：我是中国气象局搞气象预报的。以前突然发生了特大灾害，如很大的暴雨、台风和大气环境的突然变化，从现代气候理论分析都找不到原因，所以事先也报不出来，事后也找不到原因，但是损失极大。全世界都公认月亮影响潮汐运动，每逢初一、十五，地壳上下变动0.8米，包括喜马拉雅山也一样，这都是观察值。“月之从星则遇风雨”，我们现在称“三星一线”——月亮跟另外一个天体和地球成为直线。这个谚语在全国都用：在华北叫“月伴星则风雨”，而东南沿海一带叫“大星逼月，天气要变”，西北一带叫“星月相碰要变天”，都是这个意思。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天人合一而产生的智慧。
任教授说：用常规的方法预报大雨转为特大暴雨，准确率只有34.6%，加上用现代科学和传统文化结合研究的成果，准确率提高一倍，达到70.7%。1999年至2000年在三峡地区应用，极大地推动了汛期气象服务工作。还研究了“临震”预报，是5天之内的。去年专家们到日本参加国际地震会议。几个人一商量，在开会之前预报了一次日本的地震，于七月一日给日本的会议主席和一个有名的科学家发了电子邮件，上午九时传了过去。报预从当天到九日，在东京湾的口子上要有6.5—7.5级地地震。结果在当天下午三点多就地震了3个6点几级，地点完全对，九日还震了3个6级，中旬又震了3个6级，全在一个地方。会上一讲马上引起了轰动。
专家们说“都是月亮惹的祸”——这个触发因素很重要。不排斥现代科学的成就，而且很注意吸收它，然后再与我国的传统气象理论结合。我们重视一切理化科学的成果，包括预报员的经验，统计数据，理论研究成果和数学模型，我们都没有任何否定。中华文化的哲学是整体观方法论，这是最精华的，它把自然界——天、地、人看成是有联系的，这正是当代科学所缺乏的。这是在老早由国外科学家先提出来的。他们在讨论“21世纪世界科学中心在哪里？”他们的回答是：“很可能要转移到中国。”理由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强调整体性和随机性”。整体性就是整体观，随机性就是突变，这种非线性的东西，比如我们找到的触发因子。整体观是现代科学中非常需要的，它比科学交叉研究的层次还要高。发扬中华文明精髓——整体观方法论和当代科学相结合，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科技新崛起的一个战略。
“复兴”不是复辟，它本身是发展，是要如何和创新结合起来。中华文化活动提“复兴”，而不一定是“振兴”。因为单纯的“振兴”不能表达中华传统文化目前的状况和传统文化在再发展中要实现飞跃的意思。中华文明几千年来薪火相传，从未中断。证明其有极强的生命力。而且在十五六世纪之前的确大大超过西方，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造成了“中央大国”的自大与傲慢。
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世界有了很大的变化，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对此却一无所知，甚至在列国快要打进来的时候还不知道欧洲有西班牙、葡萄牙这样一些国家。一位官居要职的大学士安慰皇上说：“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莫过于此。”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清王朝才尝到了西方人船坚炮利的滋味。又过60年便到了20世纪之初，正是清政府败在八国联军手下的时候，辛丑条约丧权辱国，中国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似乎到了穷途末路，但正如《易经·系辞》所言：“穷则变，变则通。”也正是列强的侵略与侮辱唤醒了中国这头千年睡狮。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短短20多年，中国人从十年浩劫的文化废墟中站起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振兴中华民族”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提出“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口号恰逢其时。
专家说，先民总结出来的“简易、变易、不易”的道理，帮助人们自觉地顺应自然法则，追求“天人合一”，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黄帝时代就注意水土保持。延续了千年的云南哀牢山哈尼梯田已成为世界自然与人文遗产。汉代已经发现煤，称之为“劫灰”。在古代的观念里大地也是有生命的，不可侵扰，所以明知煤可以作燃料，也不许开采……这样就保障了子子孙孙永远能在这块土地上生息与繁衍。
我们有特殊的饮食文化。“药补不如食补”，强调“上医治未病”。砭、针、灸、药、导引按跷等五大类治疗手段以调动人体本身功能为主，与以杀菌、消炎、手术切除等为主的西医大异其趣。中国是唯一未曾断过香火的文明古国，这与文化传统有关，也与地理条件有关。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达，地球逐渐变小，到今天已经成了一个村，中国再想与世隔绝已经不可能了。清代闭关锁国的后果给了我们惨痛教训，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有了辛亥革命，1949年之后30年也是比较封闭，才有了1979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要向西方学习，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学习他们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把他们的传统推向极致之后，也发现走进了死胡同，必须回过头来进行反思，向东方先哲学习自己传统中比较缺的东西。由此可知正如东西文化差别是自然形成的，东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势在必然。
对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和伦理观念，可称之为长治久安之道。78位诺贝尔奖得主曾说，21世纪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得到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儒家思想同基督思想的异同反映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同。
德国的莱布尼茨说：“唯有如此相互交流才是合情合理的。他们（指中国人）善于观察，而我们长于思考。交流我们各自的才能，共同点燃我们智慧之灯。”蔡元培的《东西文化结合》指出：“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然产生一种新文化。如希腊人与埃及及美索布米亚诸国接触，产生雅典文化。”陈独秀的《东西民族要本思想之差异》指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李大钊的《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指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处，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日本的北聆吉氏的《东西文化之融合》指出：“西洋文化——征服自然——不能融合其自我于自然之中以与自然相游乐。凡东洋诸民族皆有一共同与西洋民族不同之点，即不欲制御自然征服自然，而欲与自然融合与自然相游乐是也。东西文化之差别可分为，一为积极的，一为消极的。自然之制服，境遇之改造，如西洋人努力所向之方。与自然融合，对于所与之环境之满足，如东洋人优游之境地。此二者，皆为人间文化意向之标的。”
专家们说，中华文化有三个基本思想：第一，天人合一；第二，炎黄文化；第三，龙的精神。炎黄文化和龙的精神不宜“统一”在“天人合一”中，它们应独立提出来，而且也可以并列。可以从两方面说明：第一，从时序上说，“天人合一”理念出理在春秋战国时期，先后由子思、孟子提出，其时间约为公元前500年至300年许，形成于汉朝董仲舒，其时间约在公元前179年至104年许；而“龙的精神”、“炎黄文化（或炎黄文明）”中的龙、炎帝、黄帝的出现形成，都在新石器时期以前（即公元4000年以前）。其间的时间差距，约在3500年许；如此，能以3500年后的时期性理念（“天人合一”），去“统一”公元前4000年的时代性理念吗（“龙的精神”、“炎黄文化”）？第二，从其涵义上说，这三个理念也各有其源流及独立意义，不宜以“统一”一词而泛论其涵义。
“炎黄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矫健的“老大哥”，它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必然卓立于世界之林，为之先驱！“天人相应”，汉朝董仲舒《同类相动》：“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天地之阴气亦互应之而起，其道一也。”“龙的精神”是民族图腾文化理念的升华。“炎黄文化”即是民族老祖宗的气概文化。传统生命力，文明境界，哲理理念，中华哲学思想的高度深邃与“神秘”！所以，龙象征的就是天地造化神功，崇拜龙，就是崇拜天地，崇拜自然。
有专家称，古代西方有原子论，中国有元气说。《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全息学是一门新学科，中华文化传统认识论是老课题，两者之间有无联系。“全息”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发现激光以后而出现的全息术。
其实，对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认识，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祖先就悟到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专家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处处体现了“局部反映整体”，“整体与局部同构”这种指导思想和认识方法。例如中医用耳朵和足底就能诊断和治疗疾病。“治大国若烹小鲜”，所以伊尹这个厨师可以当上宰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典型的社会全息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成语也不乏“全息”成语，如“以小见大”、“七岁看老”、“一叶知秋”、“窥一斑以全貌”等等。特别是“举一反三”，更是反映了中华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因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一即一切”，中国人常用“三”代表“多数”，代表“万”，又因万物全息，所以举“一”就够了。这说明内在相同。
现代科学讲逻辑，崇尚理性。但逻辑推理绝不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方法，甚至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世界很复杂，自有人类以来认识有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远古人类见到树木花草生长凋零，日月星辰东起西落，还有雨雪风霜电闪雷鸣等各种自然现象，追究它们发生变化的原因，产生了图腾崇拜，把各种自然物都当作神灵。随着认识的深化和科学的发展，许多疑团得到解答，神秘性逐渐淡化，但不可能完全消除。一方面有UFO之类新的无法理解的现象出现，另一方面人们失意时候往往会追究命运问题，向神灵求助……原始宗教就是由自然崇拜产生的，后来又发展成几大世界性的宗教，宗教成为一种神秘文化现象。
认识汉字的人左右脑并行，不认识汉字的人左右脑串行，所以汉字对开发智力很有益处。据美国某机构测量统计，中国人智商127，在所测人种中最高，其次是犹太人117，日本人110。中国人智商高有多种原因，使用汉字是原因之一。此外，汉字比较稳定，可以用原有的字搭配起来造出新的词，如“激光”、“互联网”……据说英语每年要死去许多字词，新生新多字词。如此若干年后英语会变得面目全非。汉字就没有这个危险，汉字承载和传递着几千年的信息，是十分珍贵的。
20世纪50年代文字改革，简化汉字，虽然有些字简化得不是太恰当，毕竟有便于大众掌握的巨大优点，所以行得通。同时期提出的“走世界文字拼音化的共同道路”，却因为解决不了四声和同音字的问题被置之高阁，使我们的方块字躲过了一次大劫难。由于汉字承载信息量大，同样一个文字，中文本长度只有英文本的2/3。由于汉字有以上诸多好处，加上近年“看形文字”的盛行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增加，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外国入学汉语的也越来越多。汉字的优点与汉语一词一字一音节的特点有关。
大自然其实挺公平，它给了我们艰苦的环境，便造就出我们独一无二的语言文字，使我们的文明香火不绝，使我们的民族百折不挠，生机无限。
爱好书法艺术的专家说，中国文字，即汉字也是一种高雅的多彩艺术。如魏碑可以让你步入威严、挺拔的殿堂，隶书可以让你步入横空出世的世界，欧柳等正楷书法可以让你步入正义凛然的不阿人生，行书可以让你步入泰然制宜（因时因地制宜）的智慧宇宙，草书则可以让你步入神魂飘逸（不知今夕是何年！）的境界。
专家说：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一再提到的西方语言反映出西文思维的缜密，而中国思维大而化之的特点在语言中也有表现。汉字也有不足的地方，不要认为汉语在一切方面都优于其他语言，如它的启蒙识字、发音、书写、多意、歧意等，与西文拼音文字比较，显然就存在一定缺陷而困难多了。恰如其分的自大是必要的，须警惕自大多了一点儿，就成了“臭”字。这是汉字带给我们的前人总结出的经验。再如“问”、“闻”、“说”、“活”等字都含有深刻的内涵，如“话”字、“舌”边有“水”才为活，人如果口中舌边舌面干竭无水，人就将死，这在中医临床上诊断危重病人时是重要依据，大家不信可到医院去观察观察一些重病人。可见汉字的形成和意义中的奥妙，所以著名汉字学家萧启宏说：“世间何人言可信，神通汉字获真经。”对于“问”、“闻”、“说”大家也可去思考思考。
现在的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炎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炎”指炎帝，陵墓在湖南九嶷山下；“黄”指黄帝，陵墓在陕西省。他们两人分别是两个部落的酋长，这两个部落打仗……可是今天每一个中国人不管自己的家庭血统应该怎样追溯，都承认炎帝是自己的祖先，也承认黄帝是自己的祖先。民族与血统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单从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这件事就可看出中华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势。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族，历史上民族之间从斗争到融合、统一，特别是到今日大一统的原因是中华文化从古到今都是追求和谐统一的结果。在历史上中原被蒙族、满族等民族统治，但都被包容性、圆融性极强的中华文化所融合了。这也看出中华文化的竞争性极强。西文思想家、《西文没落》的作者史宾格勒认为文化是有机体的，就像自然的生命一样，有新陈代谢。他认为，西方文化目标是征服，而中华文化的目标则是追求社会和谐。所以他肯定地说，西方文化如不调整终会走向尽头。中华文化在某一阶段会出现衰退，但经过一段时日，中华文化会把外来文化吸收消化后，重新衍生一种新的文明，这是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化不具备的特性。因此解决民族冲突只有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的失败学独树一帜。
失败学研究重点放在关注失败、研究失败、面对失败、避免失败，从而使人迅速获得成功。
专家说：失败是成功前的大课堂，失败是向成功的转换。因此只研究失败现象是不够的，要从理论、方法、实践中去寻规律求实质，寻求失败转换为成功的捷径。
管仲在《权修》中说：“一年之际，真如树谷；十年之际，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所以人的成功不是靠短时能获得的。墨子在《天志上》中说：“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还有“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之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之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孔子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还有《庄子》多次强调，事物要“安其性命之情”、“任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
偶然之中有必然，成功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失败是由于三者未能占全，甚至全失而造成。
二、向世界讲述中华文化
前不久，被一些国际和知名媒体称为“中国人的骄傲”的中国爱乐乐团迎来五周岁生日。今年早春时节，中国爱乐乐团在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的21个城市举行世界巡演，用西方听众熟悉和喜爱的交响音乐语言，讲述着一个动人的中国故事，展示了当代中国的风采。
中国爱乐乐团掀起的“中国旋风”，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传承和创新。从唐代历尽磨难、东渡日本的鉴真法师到明代七下西洋的郑和，从轰动大洋彼岸的梅兰芳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千手观音》，从香飘海外的华文报刊、电影和电视到落户欧美的孔子学院，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宣扬中华文明，展示璀璨的中国文化，展现中国开放的气魄和胸襟。
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如水，沁透人心，柔而有力。看了中国爱乐乐团的精彩表演，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在他们演奏的西方的经典音乐中，人们看见了原来的‘睡龙’已经猛醒。”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库恩说：“从你们的音乐中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在美妙的旋律、精湛的演绎和澎湃的激情中，西方听众看到了中国乐团、中国音乐的风貌，更看到了一个快速进步、充满自信的中国，看到了东方文明古国的气度和风范。
走出去，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中国爱乐乐团在美国演出时，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一位教师跑到后台，热情地拉着演奏员的手说：“唐诗和音乐一样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你们的音乐为我们讲述了发生在东方的故事，太感人了！”同样，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忘不了法国人观看中国文物展品的神情，那是一种充满好奇、钦佩、崇敬、虔诚的眼神。看了中国文物展，法国人由衷地说：“我现在明白了中国改革开放搞得这么好不是偶然的，你们3000年前就很杰出啊！”通过对外文化交流，我们自己重新认识了中华文化的价值，增强了华夏子孙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走出去，让“软实力”硬起来。文化作为“软实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文化格局中审视中华文化的历史方位，却让人喜忧参半。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都要依靠文化的支撑，在一些发达国家，文化产业不仅是推介自己价值观的重要工具，更是出口创汇、拓展世界文化市场的主力军。而我国虽是文化资源大国，却不是文化产业强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广阔的文化市场有待开发利用，外向型的文化产业刚刚兴起，文化产业竞争力尚处于弱势。即便是中国爱乐乐团这样享誉世界的演出团体，也常常为捉襟见肘的演出经费而劳心分神。这些发展中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一定要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将发展、开放、友好的形象展示给世界。中华文化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打好中华文化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充足的精神动力，为中华和平发展创造更好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