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高金虎：《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王炳臣：《层出不穷的新式武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3.梅尔顿：《终极间谍：惊曝鲜为人知的谍海内幕》，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年版。
4.宋涛：《SPY百年经典间谍全纪录》，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
5.蔡俊：《二战间谍秘闻》，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
6.捷芬编：《王牌间谍》，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7.罗伯特·沃尔斯泰特：《珍珠港——警告和决心》，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
密电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之死，一直是一个历史学家们关注的谜。
山本五十六是日本海军联合船队司令官，是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和指挥者。正因为这样，他成了美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1943年4月18日，当山本五十六坐着双引擎轰炸机飞往布干维尔岛的时候，飞机失事，山本遇难。日本从飞机残骸中找到他的尸体，发现他的手还紧握着军刀。山本五十六是怎么死的？是飞机故障，还是遭到暗杀？
一直到1979年，当时亲手击落山本座机的美国空军上校仲马斯·格·朗菲尔发表了回亿录，才披露了山本之死的真相。原来，当美军获知4月18日上午9点45分山本五十六要飞抵布干维尔岛的卡伊里机场，便组织了16架洛克希德闪电式战斗机在半途截击。山本和他的参谋部乘着2架轰炸机，由6架零式战斗机护航。山本办事一向非常准时。那天，他的飞机准时起飞，落进了美军的伏击圈，遭到突然袭击。山本座机被击中坠毁。
山本的行踪是极端机密的，为什么会被美军知道呢？关键在于美军破译了日军的密码。山本在抵达布干维岛前一天，曾用密电告知了那里的日军指挥官。
密电码，是属于核心机密。为什么密电码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电报是现代最常用的远距离通讯技术。电报的无线电波是短波，通过大气电离层的反射而传到遥远的地方，我方能收到，敌方也能收到。然而，电报的内容只许我方知道，不能让敌方知道。怎么办呢？那就是采用密电码。这样，敌人即使截获了电波，也无法获知其中的内容，犹如“文盲”看书。目不识丁。
但是，一旦密码被敌方破获，就能译出电报的内容，造成严重泄密。山本五十六之死，就是死于密码泄密！
正因为密码如此重要，它常常成为各国间谍争夺的对象。间谍机关大都培养了一批“密码专家”，专门从事破译敌方密码的工作。另外，也常派出间谍，以各种方式打入敌方，偷取密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特工人员在战场上找到一本烧残的苏联密码，如获至宝。美国情报机关就用这本密码，破译了苏联的许多密码。然而，苏联竟一直未发觉。
1953年，美国法院判处美国科学家罗森伯格夫妇死刑，指控他们把制造原子弹的秘密泄露给苏联。这件事轰动了世界。美国在当时是以罗森伯格的妻弟、美军机械师林格拉斯为证人，揭发罗森伯格夫妇的叛国行径。直到1980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这才披露，原来美方当时是从破译苏联密电码获知罗森伯格夫妇情况的，用林格拉斯出庭作证只不过遮人耳目而已。
一般来说，军用的密码是经常变换的。随着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现在有的间谍机关正在用电脑分析敌方的电文，以求破译密码哩。
1972年，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他的一位待从总是随身拿着一只与众不同的黑皮包。那包里装着一台小型的“语言保密通信机”，专供总统通信之用。尽管它通过短波无线电跟设在世界各地的7个卫星地面站联系，再由地面站转发，但是几乎用不着担心被破译。因为它是通过语言保密通信机发送的，对方是用语言保密通信机接收的。它的核心部分，用的是“数字化声码器”，很难破译。
木马屠城
1956年3月12日，威斯纳得到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在莫斯科病逝的消息，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会帮助他得到秘密报告。果然如他预计，消息传到波兰后政府一片混乱。为了代替贝鲁特继任第一书记这个诱人的职位，波兰内部代表不同派系的势力展开了竞争。威斯纳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和他的部下研究行动方案。随后，他马上指令活动在波兰的计划处特工，趁着大好形势，尽快取得散发给波兰代表团的赫鲁晓夫报告的复印件。当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了“第一书记”的位子上，放松了对一些国家机密的注意。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巧妙地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机会。威斯纳通过一些途径接触到了波兰政府的相关人物并用金钱收买他们，因此他很容易地接近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从这个掌握党内重要材料的人物那里，轻而易举地复印了一份赫鲁晓夫的报告。4月初，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将这份报告秘密送到莫斯科，经过美国驻苏联大使查尔斯·波伦的鉴定，确认确实是赫鲁晓夫的报告。然而，这一份报告中，有35处删节，有关苏联今后对外政策方面的内容全部被删去了。苏联发给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报告原来都是节略本。
威斯纳立刻召集特工们召开动员会，表扬了计划处在这次行动中的成功举动，同时要求特工们再接再厉，再窃取一份报告的全本。这次动员会上，隶属计划处的反情报处处长詹姆斯·安格尔顿发现一条宝贵“途径”。他告诉威斯纳，只有借助“摩萨德”的帮助，才能尽快搞到情报。
“摩萨德”是以色列的情报机关，他们在以色列复国、打败阿拉伯联盟对以色列的进攻、保护以色列等重大行动中做出过出色贡献，很受西方各国注意。中情局对“摩萨德”的活动很熟悉，也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摩萨德”办事果断，从不为无代价之举。当威斯纳对工作在苏联的“摩萨德”头目提出此事时，他当场答应，但却提出很高的要价。威斯纳无奈，只得答应他的要求。两周后，中情局以几十万美元的巨款从“摩萨德”特工手中换回一份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文。这份报告是从一个加入苏联共产党的犹太人手中购得的。威斯纳拿到报告后有些痛惜巨款，但他更没忘记验证报告的真假。他当即把报告送交给机要情报室负责人雷·克莱因做权威性鉴定。一周后，克莱因异常兴奋地在一次威斯纳主持的秘密会议上宣布：“这是一份真正的报告！我们拥有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文！”
报告的主体部分是谈斯大林违背列宁“遗嘱”，违背马列主义，取得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后，在卫国战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做出的有悖于国家领导人、有悖于苏联共产党、有悖于苏联人民的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报告详细地列举了斯大林时期种种案件的真相，举出了许多为苏联人民所不知的事件内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指控斯大林为“暴君”，说他在一系列大清洗中，处决或逼死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上千名十月革命时的老布尔什维克，屠杀了包括“红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内的数百名红军高级将领，杀害了十几万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数百万人被流放，上千万人遭株连……斯大林简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写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则、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这不是一份即席所作的演说，而是经过仔细准备、罗列详细材料的“秘密文件”。赫鲁晓夫目的明确，言辞激烈而又“严肃”，开宗明义就向“斯大林主义”发起全面进攻。赫鲁晓夫最后提到，“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揭露个人崇拜，无论在思想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要在我们党的全部思想工作中恢复并且坚决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原则，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改造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赫鲁晓夫的这份报告预示着，苏联社会和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上，整个国际形势的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随后，赫鲁晓夫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斯大林的遗体被迁出红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更改了名称。一个曾经被苏联人民引以为荣的显赫人物，顷刻间坠入了十八层地狱。
破译电报密码
破译敌方电报密码，是军统获取敌方情报的一项经常性的极其机密的工作。军统头目戴签对此一向很重视，专门设立了译电科。早在1937年lo月间，军统译电科长姚敦文就在西安破译了共产党从延安发出的一份军事电报。欣喜之至，马上转报蒋介石，并奖给姚敦文法币500元。
荫后，戴笠又在重庆、金华、桂林、赣州等地设立了无线电侦察台，专门搜集日军电报，除指定姚敦文组织译电人员六七人从事破译工作外，还重金聘请了两个美国密码专家担任指导工作。
不久，戴签又呈请蒋介石批准，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专门从事日伪密码破译工作，以军统局第四处（电讯）处长魏大铭兼任该室中将主任，实际负责则为军统局译电组组长姜毅英（女）。在该室任破译工作的特务，多为译电员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共30多人。
姜毅英，浙江江山人，与戴笠是小同乡，她原名姜鹤英，父亲是个木工。姜本人从杭州第一高中毕业后考入杭州警察学校，1933年毕业。毕业后，入军统局任译电员，因工作勤奋、译电业务拥熟，旋升任军统厦门电台主任报务员，兼任监察台密码破译工作，加发双位工资。
1941年12月初，姜毅英破译了日本军部无线电密码，侦知日军将于同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的绝密情报。她即将此情报交戴笼亲自处理，戴笠极为兴奋，立刻将电报转呈蒋介石。蒋如获至宝，即批示；“速通知美国政府。”
戴笠当即迅电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肖勃，命他立即转告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郭镕权，郭接此重要情报自然不能怠馒，迅速转致美国五角大楼海军司令部。
美国人一向轻视中国，对中国的情报工作自然也瞧不上眼，因而对中国提供的情报，付之一笑。一位海军官员还说什么：“哪有这种事？是中国故意挑拨美日关系的伎俩吧！”
由于美方丝毫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结果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和海军航空兵于美国时间1941年12月7日凌晨突袭珍珠港，使美军太平洋舰队遭到灭顶之灾。
尽管如此，蒋介石对戴笠能及时获得日军情报，并事先转告美国，感到十分满意，称军统情报工作做得好，提高了中国情报工作的声誊。戴笠则对姜毅英慰勉有加，将她由中校破格提升为少将译电组长。姜毅英便成为军统唯一的女少将。
军统破译了日军密码的情况，日方并不知晓。因此，姜毅英继续破译日军密电，又得知以下情报：1941年12月7日日军愉袭珍珠港成功后，特派谍报员吉川少尉前往侦察愉袭效果。吉川化装成中国驻美使馆外交人员，来到珍珠港的阿兰高地，在一家日本人开设的秘密联络点——春湖阁餐厅，与这里的坐探人员取得联系，得知12月7日美军停泊在珍珠港的舰窿和舰载飞机，除3艘航空母舰围未返航而幸免外，其余120艘您艇及海空军官兵3000余人、飞机188架，全被日军炸毁。吉川还了解到，当日军份袭珍珠港时，美军官兵正在兵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饮酒狂欢，全然不知死神即将降临。
日军的偷袭证实了军统情报的可靠性，美方开始对军统刮目相看。后来，美国海军司令部主动找戴笠，协商成立了“中美情报合作所”，由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准将梅乐斯副之。从此，大批美国特务人员及特种装备，源源进入中国。姜毅英认为这是自己打开了中美合作之门，对此非常得意。
姜的丈夫叶文照，也是浙江江山人，是军统第四处电台报务负责人之一。姜任少将后，架子大了，脾气也大了，叶文照无法忍受，便与姜离了婚。
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姜毅英由上海逃往台湾，并脱离了军统，改任台北国立雨声小学校长。
化装和改容
1945年5月7日，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终于宣告无条件投降。
5月20日，在德国汉堡附近，英国第二军团抓住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此人穿着德国陆军普通士兵制服，胡子刮得光光的，戴着一只黑眼罩。
他被押送到第二军团总部。一位英国陆军上尉一看，觉得此人有点面熟，但又不认识。
上尉开始审讯此人。此人吞吞吐吐，编造了一套谎言。
上尉叫来好几位军官一起辨认，拿掉了此人的黑眼罩，终于认出来了——他，是德国党卫队的首领、希特勒的左右手希姆莱！在德国法西斯覆灭前，他的照片三天两头出现在报纸上。正因为这样，那位上尉从未见到过他，但是也感到有点面熟。不过，过去希姆是留小胡子、穿制服，如今胡子没有了，穿着邋遢的士兵服。
希姆莱是在极为匆忙的情况下出逃的，所以他的“化装”很拙劣，到底被英军上尉认出来了。
化装，本来是演员的基本功，如今已成了间谍学校的基本课，间谍机关制造了各种头套、胡子、眉毛、黑痣和各种服装。间谍可以随机应变，化妆成截然不同的角色，甚至女扮男装、男扮女装。
间谍化装，通常用于以下3种场合：
1.作案——这时往往化装成具有明显特征的人如秃顶、络腮胡子、白发之类，叫人一看记住特征。作案后去掉伪装，溜之大吉。
2.侦察——外出侦察或者接头时，需要化装，不过尽量不要招摇。
3.潜逃——这时尽可能化装成与原来截然不同，面目俱非，以求蒙混过关。
除了化装之外，随着整形外科医学的发展，间谍们把这一新技术用来为间谍工作服务。
整形外科，又叫美容术。它是通过外科手术，变丑为美，变年老为年轻，化胖为瘦。间谍们则利用整形外科技术，为一些重要人物做“改容”手术，以使面目俱非。改容与化装的不同之处：化装是临时性的，改容是永久性的。
1976年，苏联空军中尉别连科不满苏联当局的政策，驾驶着最新式的“米格25”叛逃。美国和日本的飞机专家们，在东京以北60英里的一个飞机库里，拆开了那架“米格25”，获知了苏联的许多军事秘密。
别连科中尉被护送美国。美国参议院立法委员会通过了特别法令，批准别连科在美国的永久居住权。
不过，别连科虽然住在美国，也并不感到安全。苏联的克格勃特务无孔不入。为了确保别连科的安全。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别连科进行了改容手术，使他的面貌变得认不出来，然后改名换姓，秘密地安排在一个地方隐居。这么一来，苏联克格勃特务想暗害别连科，就颇费周折了。
如今，美国已有数百名“改容师”从事改容营业。改容手术费高昂。他们能把圆脸改成长脸，大眼睛改成小眼睛，鹰勾鼻改成扁平鼻……，手术在秘密状态中进行的。改容师为改容者绝对保密。
在美国，金钱就是一切。一些监狱里释放的罪犯，花高价改容，使别人认不出来，然后变本加厉地进行偷盗，甚至偷到改容师头上去。改容师遭劫，却又不敢声张——他用医术为犯罪分子服务，这本身就已触犯了法律。他，只好忍声吞气，自食其果！
在我国，这几年整容外科发展很快，不少医院都开设了整容门诊部。我国的整容医学，为的是化丑为美，消除一些生理缺陷，使患者转忧为喜，生活愉快。
现在最常用、最普通的整容方法，是用注射器注射硅橡胶。硅橡胶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高分子材料，注入人体后，不会产生不良的副作用。
上海市的一位中学教师，患“右面颊萎缩症”已十来年。每当他走上讲台，面对着学生们投来的目光，总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整容医师在他的右面颊注射了硅橡胶，手术只花了几分钟，就消除了他十多年的精神痛苦。
消息不胫而走。福州两位因鼻梁低凹而感到不快的姑娘，远道赶到上海。才一分钟，注射了硅橡胶，两位姑娘都变得十分俊美，欢天喜地地回去了……。
窃听和反窃听
1945年，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收到了苏联赠给的珍贵礼物——雕刻精美的美国囤微。哈里曼把这件象征着美苏友谊的礼物挂在大使馆的书房里。
过了7年之后——1952年，一位美国国务院的保安人员路过莫斯科，住在大使馆里。发现那个国微里装有窃听器！这件事使美国大为震惊，才算明白那“象征着美苏友谊的礼物”的真正使命。
窃听，早在古代就有了，叫做“隔墙有耳”。不过，古代是靠人耳窃听，目标容易暴露，而且窃听的距离也很有限。
中国的“末代皇后”婉容失宠，被打入冷宫之后，受到严密的监视，包括被窃听。在婉容身边侍奉的周君适，曾写下当时的真实情景：
“博仪的妹妹二格格韫和，还有一个姓刘的太监和崔小姐，都是溥仪派来监视婉容的。婉容会见宗室内眷，或陈曾寿进讲时，二格格经常躲在屏门后或窗外窃听。婉容的一言一行，随时通过这个‘尖嘴么姑’报告给博仪知道。婉容左右的人，包括陈曾寿在内，提起‘二格格’，莫不恨之入骨。陈曾寿的长女邦巽、次女邦荃、儿媳毓倩文（亲王的后人，溥仪的侄女）经常入内廷陪伴婉容，陈曾寿再三叮嘱两女、女媳对婉容讲话特别慎重，以防‘二格格’窃听，在博仪面前搬弄是非。有一次，邦荃进见，婉容凝目不语，但以手指书空作‘宫中黑暗’四字”。
现代窃听技术，是随着无线电科学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便互相用窃听器窃听对方的机密谈话。到了现在，窃听器在国外已经非常盛行，成为窃取情报的重要手段。据美国记者透露，在197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曾窃听了5万人的电话，窃听的次数达50万次，实际窃听电话次数远不止此。据法国官方估计，1976年在法国各地，大约有30万只窃听器在工作。
窃听装置，一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微型发射机，也就是窃听器；另一部分是接收机，用于收听。微型发射机把窃听到的声音，用高频无线电波发射出去。它的作用类似于电台。接收机的作用则类似于收音机，收听微型发射机发来的讯号。
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展，窃听器越造越小，实现了微型化，更便于隐蔽、伪装。小巧的窃听器，有的隐藏在钢笔、手表、打火机、戒指里，有的“化装”成钮扣、图钉。苏联克格劲间谍曾把窃听器悄悄装在美国驻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大使的鞋跟里。不久前，美国甚至制成一种超微型窃听器，可以藏匿在药丸里，在人肚里窃听！
美国还发明一种代号叫“（虫戚）”的窃听器。（虫戚）本是一种软体动物，用腹足牢牢地吸附在海边的岩礁上。“（虫戚）”也具有粘性，可以用汽枪发射，悄然粘附在墙壁上，干着窃听的勾当。
有窃听，就有反窃听。在一些重要的机密部门，经常要请电子专家带着仪器来检查，查出那些正发出无线电波的窃听器。有趣的是、有时电子专家刚刚清查了一批窃听器，谁知就在电子专家走后不久，又被悄悄装上了新的窃听器。
秘密传递情报
一个间谍落网了。
在她的身上和行李中，查不出什么可疑的东西。
在她的小巧而精美的手提包里，两块巧克力引起了注意。
一位年轻的反间谍人员拿出了小刀，打算切开检查，立即被他的上司阻止了。
上司拿走了巧克力，在暗室里才打开。
哦，这是带“馅儿”的巧克力！
这“馅儿”不是别的，正是一卷未经冲洗的微型胶卷。
倘若不是上司富有经验，让那位年轻的助手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开的话，对不起，胶卷曝光了，那就抓不住罪证了。
除了用密写信件传递情报之外，间谍们的花招真不少。反间谍机关把间谍们用来装运情报的东西，戏称“集装箱”。
那巧克力，只不过是“集装箱”中的一种。
肥皂、香烟、热水瓶夹层、衣服夹层、帽沿、鞋跟、罐头……，都曾成为间谍们的“集装箱”。
有的间谍机关甚至制成了外貌与普通硬币一模一样的空心盒子，里面放着微型胶卷。这样，间谍们只消装成买什么东西，在交钱、找钱的一刹那，神不知鬼不觉，一盘微型胶卷就从一个间谍手中交到另一间谍手中。
他们所传递的微型胶卷，往往不冲洗。这样，反间谍人员一不小心，即使查到了微型胶卷，当即全部曝光，等于销毁了罪证。再说，即使微型胶卷是在暗室里被拆出来，可是，这些微型胶卷往往只有特别配方的显影剂才能显影。不掌握这把“钥匙”，还是白搭！
间谍们使用的微型照相机，已经越来越小，最小的直径只有2厘米。这些微型照相机装在手表、伞柄、自来水笔、钱包里。它可以把15×20厘米大小的文件，缩拍到1×1.5毫米。
间谍活动无孔不入，使各国的驻外使馆深感不安。
各国政府和它的驻外使馆之间，除了用长途电话、密码电报联系之外，常常有许多机密文件要往返运送。这些机密文件，显然是间谍们瞩目的。
怎么办呢？
如今，很多国家制造了特殊的“集运箱”，以运送重要的外交文件。
这种“集运箱”叫做“信使箱”。它是钢制的匣子用密码锁锁上。箱内装有自爆装置。
如果不知道密码，用强力开箱，自爆装置便爆炸。把箱内的文件炸得粉碎。
也有的“信使箱”里装的是磁带。磁带上记录着驻外使馆人员汇报工作的话音，或者政府领导对使馆工作发表的谈话。这种“信使箱”装了自动消磁装置，一旦用强力开箱，得到的不过是一卷卷无声磁带——因为自动消磁带装置已把磁带上的声音统统抹去！
天空中的间谍
1960年5月1日，高空中的一声爆炸，震惊了世界，一架美国高空侦察机飞入苏联内陆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被苏联地对空导弹击中。飞机被击毁，飞行员加里·鲍尔斯在飞机坠落时跳伞，被苏联俘获。
苏联公布了飞机残骸照片和生擒鲍尔斯的照片。
这架飞机，便是在高空中进行间谍活动的U-2飞机。
1960年5月14日，美、苏、英、法4国首脑会议在巴黎召开。赫鲁晓夫努气冲冲地要美国总统艾林豪威尔就“U-2飞机事件”进行道歉，艾森豪威尔不予置理，弄得4国首脑会议不欢而散。
其实，早在1955年，美国凯利·约翰逊便设计了U-2飞机。从1956年起，U-2飞机便在苏联上空进行间谍活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弗农·阿·沃尔斯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这样谈及U-2飞机：“在1960年之前，这种飞机已经在苏联上空飞行了将近4年，飞机上装有非常完善的照相机，对苏联内部活动的情况和生产武器的情况拍摄了大量照片。苏联人用雷达和肉眼观察到有飞机飞越他们的领空，但是公开抗议或承认有此事情，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奇耻大辱。于是他们默不作声着手发展地对空导弹来射击U-2飞机。在这近4年里，许多U-2飞机在航程中没有一架受到严重的威胁，而这种侦察飞机已成为日常工作。当然，美国总统是知道整个计划的，而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由于拿到飞行所得的高级情报而了解到一些情况。这种照片使美国人看到铁幕后面的大工厂和军事基地进行活动的第一手材料。”
U-2飞机的制造成功，标志着间谍活动从地面上升到高空。地对空导弹击落U-2飞机，意味着高空也成为间谍和反间谍角逐的场所。
U-2飞机，也就是高空侦察机。那个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鲍尔斯曾在他的回忆录《越界飞行》中，很具体地加以描绘：
“全机银灰色。机冀是最为触目的。机身长约40英尺。机翼伸展竟达80多英尺。就像巨鸟的翅膀那样，在地面时稍稍下垂，在空气急流中，可以看得出在拍动。
“这就是U-2，基本上是有马力的滑翔机，在滑翔机的壳子里装上喷气机的引擎。不同之点是，它具有的性能，是滑翔机或喷气机从来所未有的。它能飞到以前的飞机从未达到过的高度，而且每次可以保持这一高度数小时。
“U-2起飞，不需要长跑道，1000英尺就够了。爬高快得惊人。
“1955年8月29日，英国空军联队长华尔特·福·吉伯驾驶一架堪培拉式B型喷气轰炸机，创造了飞行高度的国际新纪录，到达65889英尺。我们每天都打破这个纪录，而且每次都可以在比这更高的空中逗留数小时。我们的飞行高度是68000英尺。
“如果下面的天气很好，从这个高度远眺，景色非凡，整个地面就成了一幅巨大的活地图。
“任何其他人从来没有飞得那么高，而我飞了。只有一件事不如意：我不能吹给外界人听……。
U-2飞机上装有高空照相机。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时是怎样准备发射的，发射场在哪里，宇宙火箭有多高，美国用U-2飞机侦察得清清楚楚。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还把U-2飞机拍摄的苏联卫星发射场照片拿给法国总统戴高乐看！
由于U-2飞机被击落，美国的空中间谍活动才昭然于世。
U-2飞机同样不断在中国上空进行侦察飞行。我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用地对空导弹，分别在1962年9月9日、1963年11月1日、1965年1月10日、1967年9月8日，在我华东及华北地区上空击落了4架美制蒋军U-2型高空侦察机。这些飞机的残骸，如今成为北京军事博物馆的展品。
双面巨谍——波波夫
达斯科·波波夫是二战期间最著名的双面间谍。
他委身纳粹的“狼穴”，为盟军的胜利甘冒种种危险，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谍报生活堪与伊恩·费莱明小说中的詹姆斯·邦德相媲美，而且其间谍生涯的紧张性和危险性更加激动人心，充满着罪恶与仁智的殊死搏斗。他被西方谍报界誉为最勇敢、最快乐的谍报天才，具有巨大魅力和个性上的吸引力，连前英国情报机关的头子斯图尔特·孟席斯少将也对他赞叹不绝，说他“太诡计多端”。
1940年2月的一天，正在南斯拉夫家中度假的达斯科·波波夫忽然接到柏林来的一份电报，上面写道：“急需见你，建议2月8日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大饭店见面。你的挚友约翰尼·杰伯逊。”波波夫看见电报后便火速赶往约定的地点。尽管路面凹凸不平、坑坑洼洼，但波波夫驾驶的BMW牌汽车还是奋勇向前，车后扬起漫天的烟尘。
约翰尼是波波夫在德国南方布雷斯高的弗赖堡大学结识的挚友。当时已是战云密布的1936年，当两人在奥斯兰人俱乐部里邂逅相遇时，都不禁为对方令人愉快的性格和谈吐所吸引，很快便成了一见如故的朋友，以至于相交不久双方都把对方看作是自己最亲密的生死骨肉之友。波波夫终于在约定地点见到了好友约翰尼。约翰尼看上去忧心忡忡。他要了双份纯白兰地，一杯接着一杯地往下喝，烟也抽得很厉害。他一见波波夫便没头没脑地倾诉起自己的万缕愁思来：“希特勒正在把德国人培养成傻子。在那些比狼犬还敏感的间谍的帮助下，他可能会吞并全世界。”隔了一会儿，他又盯着波波夫，真诚地说道：“伙计，现在我急需你的帮助，需要立即行动。德国有5条船封锁在特里斯特，其中一条是我的。我已设法搞到许可证，想把它卖给某个中立国家。”
“哪个中立国愿意购买这些船呢？”波波夫反问道：“如果英法拒绝承认许可证，那么他们将先下手抢走这些船只。”
“对了，这就是我叫你来的原因。你必须利用你有利的社会关系，去办成这笔生意，而且绝对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
一听此言，波波夫一下子就明白了：“约翰尼是要策动我当一名纳粹间谍！”但不知为什么，波波夫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答应了好友的请求，并且觉得此举深合自己的心意。因为他正想借助自己国家的特殊地位（当时南斯拉夫还是与德国亲善的中立国）为反法西斯事业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与约翰尼取得一致意见后，波波夫直接找到了英国驻巴尔干国家的商务参赞斯德雷克，并对他全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假借某个中立国之名，将5艘商船弄给英国。几天以后，伦敦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并且汇来了购船的钱。两周后，接到通知的约翰尼从柏林带来必要的文件，将德国货船易手他人。
事后，两人悄悄地举行了一个庆祝会。（只不过两人庆祝的目的不同，达斯科为自己对英国有所帮助而高兴，约翰尼则是由于赚了一笔大钱浑身舒畅。）酒过三巡，约翰尼对波波夫说道：“我是阿勃韦尔（德国军事情报局）的人，上次请你帮助也是头示意让我这么做的。他对你的行动非常满意，他希望能跟你好好谈谈。”
波波夫一听，心里紧张得怦怦乱跳：“你们的头是谁？他为什么选中我？”
“我们的总头叫威尔希姆·卡纳里斯，他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和我们俩很相近。我在他面前极力推荐你，说你是个谍报天才，能派上大用场，于是老头便让我试一试。结果没想到你干得这么漂亮！我想，你一定对我的建议感兴趣吧？”
“我……我不知道要干些什么？”
“哦，一开始并不需要有什么惊人之举。只要搞一些有关英法方面的小道消息就可以了。象你这样经常混迹于外交界和政界的人很容易搞到这样的东西。”
“好吧，约翰尼，看在你的份上，我就帮你这个忙。”
“你现在就着手搜集情报。至于和头何时见面，我会通知你的。”
于是，波波夫又去找了英国商务参赞，把有关情况向他一一说明。这位矜持的英国佬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继续与那个家伙保持联系也许是件好事。你所需要的情报我会派人送给你的。”
过了半个月左右，约翰尼领来一位德国使馆官员，对波波夫介绍道：“这是门津格少校，我的顶头上司。他想跟你聊聊。”接着，门律格开门见山地说道：“我们在英国有许多情报人员，其中不少是很精干的。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人，他到处能通行无阻。你的社交关系可以打开许多门路，有些情报不是马路上可以搞到的，你可以帮我们的大忙。同样，我们也会十分慷慨地报答你。
达斯科按照英国方面的授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并在第二天大情早跑到英国大使馆通报这个消息。这次与他接触的是英国军事情报第六处（MI6）驻巴尔干的头目，此公化名史巴雷迪斯。听了波波夫的报告后，这位情报官员说道：“你就准备为那些德国人‘效劳’吧。要设法与他们搞好关系，要求他们给你开展工作和作好旅行准备的时间。我的意思是他们有可能派你到伦敦或某个中立国家去。另外我还要告诉你，让他们知道你在伦敦有一个朋友，是位懂行的外交官，他目前急需用钱，而且你认为他可以帮你的忙，通过外交邮袋来传递情报。”
波波夫很快就放风给门津格，约他见面详谈。一见面，门津格就迫不急待地问道：“你那个当外交官的朋友是谁呀？”
“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此人绝对可靠。”
“那太好了！”门津格一边说着话，一边扳开公文包的锁扣，伸手取出一个金属小瓶，说：“瞧！你把这个东西给你的朋友，这是密写剂。”接着，门津格又吩咐约翰尼负责向他说明如何使用密码、如何接头联系等具体事项。
这次见面结束后，波波夫便作为一名德国间谍展开了自己的“业务”。几星期后，按照约定地点，史巴雷迪斯向他下达了一项重要任务——搜集“海狮行动计划”的所有情报。与史巴雷迪斯谈话以后，波波夫又带他会见了两名新近吸收的情报员，一个是他的哥哥伊沃，另一个是大学同窗尼古拉斯·鲁卡斯。于是，英国在南斯拉夫的情报网壮大起来。
半个月后，在罗马维亚芬尼多街的巴黎咖啡馆（阿勃韦尔把它称为“接头点”），波波夫呷着咖啡，等待着与他接头的人。他把一份南斯拉夫的《政治报》打开，把一包“摩拉乏”牌香烟和一盒南斯拉夫火柴放在桌上。（这是事先商量好的接头暗号。）不一会儿，一位教授打扮的人就走到他的近前，和他搭上了话。暗语对上后，两人雇了辆马车向国家公园驶去。“教授”在靠近公园的地方停了车，交给他2000美元，并告诉他一会儿有个朋友来见他。果不其然，这位朋友就是约翰尼，他带来了上峰的指示和关于“海狮行动”计划的变动情况。他对波波夫说道：“海狮行动计划暂时搁浅了。空军总司令戈林元帅要亲自指挥战鹰狂轰伦敦和英国的港口，因此原定行动不变，希望你能马到功成！你的领导人是卢道维柯·卡斯索夫少校，真名叫欧罗德。他是阿勃韦尔驻里斯本的头目。这是在欧洲最主要的情报站。你可用公用电话和他取得联系，说找卡尔·施米特接电话。然后分会暗示你他很高兴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见到你。
就这样波波夫一直扮演着双面间谍的角色。
间谍战
菲尔比进入克格勃没有多久，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也没有执行过重大的任务，总有些不小心的地方。一个小纸条差点把他带到了枪口下面。
上级给菲尔比的指示，总是用密码写在一张小纸片上。以前在英国，菲尔比读过以后，总是把它放在裤子的小口袋里，并不当场记下销毁。在西班牙，他也习惯地这么做。
菲尔比当时在塞维尔采访军队。在塞维尔及其周围乡村紧张地采访写稿了几星期之后，他突然看到一则关于斗牛表演的广告，下星期天将在离塞维尔100多千米的科尔多瓦举行。当时，前线正在科尔多瓦以东25千米的蒙托罗和安杜哈尔之间的地带上。
菲尔比还没有去过前线。他觉得能到如此接近前线的地方观看一场世界闻名的斗牛，倒是一场难得的历险。年轻的菲尔比依旧是一副十足的绅士作风，决定给自己放一个假，好好地度一个周末，享受一下。
菲尔比到塞维尔军事司令部去办理必要的通行手续。一位脾气好的少校一下子就把他打发走了。他说：“去科尔多瓦不需要通行证，自己坐火车去就行了。”
1937年4月，菲尔比来到了科尔多瓦，他在大首领饭店找了个房间住下，美餐一顿，游览一番街景以后，深夜才回到旅馆睡觉。
菲尔比一般睡得很沉，直到一阵雷鸣般的砸门声把他从沉睡中惊醒。迷迷糊糊地打开门后，菲尔比惊醒了。冲进来两个国民警卫队员，要他收拾好东西和他们一起去指挥部一趟。
菲尔比想到了裤子兜里的纸片，那是前几天给他的秘密通讯地址。被抄写在一个烟盒纸上。怎么办？他想到了洗手间，但是该死的房间里居然没有洗手间。
在这两名手持武器、凶神恶煞般的家伙的监视下，菲尔比穿好衣服、收拾东西。一个空档也没有，也许可以在路上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销毁纸片吧。
当他们上了大街后，菲尔比才发现自己的想法错了。他必须拎着箱子，只有一只手空着。押送他的人显然训练有素，他们简直像鹰一样，一路上寸步不离地紧紧盯着他。菲尔比额头开始冒汗了，那块小纸片就在他的裤兜里。硬硬的一小片，他可以感觉出来。此刻，菲尔比感觉纸片就像枪口一样指着自己的后脑袋。该死！菲尔比骂自己。要是能躲过此劫，以后一定要立刻销毁任何可能把自己送上绞刑架的东西。
在国民警卫队的办公室里。一盏不带灯罩的吊灯晃得人睁不开眼睛，菲尔比面对的是一张光滑的大桌子，桌子后面的国民警卫队少校矮小秃顶，不带什么好神气。少校盯着桌子，漫不经心地听着带菲尔比进来的那个下士的报告。
他们发现菲尔比没有通行证，一下子抓住了把柄。“是谁批准你来科尔多瓦的？”他问道。
菲尔比只好重复了塞维尔军事司令部的人告诉他的话，但少校根本不理。他断然地说这不可能，人人都知道到科尔多瓦来必须有通行证。紧接着就是一场咄咄逼人的问话：你来科尔多瓦干什么？是来看斗牛？票在哪里？还没买到？是刚刚到达的？准备早晨就去买？菲尔比努力地解释着，他发现怎么解释也没有用，也许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此吧。面对那张大桌子，菲尔比明白了什么，也许还有一个方法可救自己一命。
少校和那两个下士开始搜查他的箱子。他们带上手套，以令人惊异的精细动作打开箱子，用手仔细地搜索每一件东西并拿到灯光下去检查。在他要换洗的内衣里没有找到可疑的东西。他们又接着检查箱子本身，小心翼翼地敲打。并且里里外外量它的尺寸。在证实没有什么可疑物品后，他们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终于，他们开始搜查菲尔比身上了，让他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
菲尔比不能再迟疑了，他先把钱包拿出来，向那张光滑的桌子上扔去，钱包在桌子上旋转着滑向了桌子的尽头。正如菲尔比所料，他们三个人都伏下身子去抓那个钱包，乘三人的屁股朝着他时，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那块小纸片，连嚼带咽地一下子就把它消灭了。
感谢上帝！这次危险就这么逃过了。少校对菲尔比讲了一通干巴巴的大道理以后。放他回去了。
也许应了那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从这以后，菲尔比开始交好运了。5月份，他成为《泰晤士报》正式工作人员，成为该报在西班牙派驻的两名记者之一。作为习惯于享乐的花花公子，菲尔比还找了个情妇，名叫弗朗希丝·利德塞·霍格。她的前夫是英国男爵，本人是小有名气的钢琴演奏家。在情场，菲尔比也伪装得十分巧妙。弗朗希丝小姐后来回忆说，即使他们两人好得如胶似漆、不分彼此，菲尔比也从来不在她的面前提到什么苏联、共产主义之类的话。另外，菲尔比在这一年也把自己信奉共产主义的妻子弗里德里曼给“绝情抛弃”了，彻底与共产主义“决裂”。
岁末时，菲尔比成了西班牙的英雄，这一次真正是因祸得福。与他一起乘车的三名记者都被炸弹炸得奄奄一息，而菲尔比只擦破点皮。他很谦逊的向《泰晤士报》读者报道：“你们的记者被送到了急救站，在那儿很快地给头上的轻伤消了炎。而与此同时，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西班牙军官还在抢救车上的其他乘客，虽然此时炮弹声仍不绝于耳。”由于他的“英勇”和出色的报导，1938年3月2日，佛朗哥将军亲手将象征着军人高尚品质的红色十字勋章挂在了菲尔比胸前。
这件事成为了菲尔比间谍生涯的一个转机。菲尔比后来回忆：“我在西班牙受伤，无论对我的记者工作还是谍报工作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此之前。佛朗哥的军官们总是严厉批评英国记者，他们认为英国人都是共产党员。的确有太多的英国人战斗在‘第五国际纵队’里。在我因伤受到佛朗哥将军亲手授勋之后，我以‘受佛朗哥奖赏的英国人’而远近闻名。于是我面前的许多大门都敞开了。”
太空间谍战
间谍和反间谍斗争，从地面发展到空中，到高空，如今已发展到太空。
1985年1月25日，美国发射的“发现号”航天飞机，携带了一颗间谍卫星进入太空，用来侦察苏联、亚洲、欧洲的军事活动。
今天，曾经飞入太空的间谍卫星，数以千计。就在你看这本书的时候，在你的头顶上，恐怕就有间谍卫星在飞行！
说起间谍卫星，不能不提及1960年5月14日巴黎“4国首脑会议”开幕那天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沃尔特斯以美国代表团翻译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他在回忆录中，以风趣的笔调，记述了赫鲁晓夫向美国总统当面提出抗议时他目击的情景：
“当赫鲁晓夫念到稿子中关于美国飞机飞越苏联领空时，他的手直指天花板，似乎此时此刻有一架U-2飞机在我们头顶上飞着。他说：‘我被人飞越了！’
“戴高乐插话说，他也被人飞越了。
“赫鲁晓夫问道：‘是你的美国盟友吗？’
“戴高乐回答说：‘不，是你。昨天，就在你从莫斯科出发之前，你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给我们强烈的印象是它要在法国领空飞越18次，但并没有得到许可。我怎么能相信你们就不会利用卫星上的照相机拍摄法国的照片呢？’
“戴高乐双臂往胸前一交叉，以询问的目光盯着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张口结舌。接着，他的脸上显露出非常愉快的表情。他双手高举过头，清楚地说：‘天晓得我的双手是干于净净的。你不能认为我们会于那种事吧？’
“戴高乐说：‘那么，你们是怎么拍摄那些月球背面的照片的呢？你们还曾振振有词，引以为骄傲地给我们看哩！’
“赫鲁晓夫说：‘噢，只有在那颗卫星上我们安装了照相机。’
“戴高乐说：‘噢，你们只有在那颗卫星上安装了照相机。天晓得，请继续念你的稿子吧。’
“这一番交锋搞得赫鲁晓夫慌了手脚，他在念那冗长的声明时，双手越发颤抖了……”。
这确实是戏剧性的交锋：你在我的领空用U-2飞机侦察，我在你的领空用间谍卫星侦察……。
如今，间谍卫星已成了世界上“公开的秘密”。间谍卫星又叫侦察卫星，装有高分辨率的照相机，在太空中俯摄军事目标。
比起侦察飞机来，侦察卫星有几大优点：
第一，飞得快。侦察卫星的飞行速度，一般可达每小时3万里，比飞机快几十倍。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侦察辽阔的区域；
第二视野大。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侦察卫星比飞机高得多。如果高度为300千米的话，它可以拍摄几千平方千米的范围；
另外，卫星上没有发动机的震动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有利于摄影。
除了拍照之外，侦察卫星也可以用来在太空中”窃听”——截获其他国家通讯卫星中的机密电波，发回本国的地面站记录下来。
现在的侦察卫星，可以拍出墙上的大字标语。有些外国记者甚至认为侦察卫星可以“查明”地面上的士兵是否刚刚刮过胡子。侦察飞机飞得比侦察卫星低，对于细节可以拍得更清楚些。正因为这样，在侦察卫星满天飞的时代，侦察飞机依然经常出动。
跟其他人造地球卫星相比，侦察卫星往往具有这么一些特点：
第一，轨道低。太高了，离地面太远无法侦察；
第二，寿命短。因为轨道低，卫星受到地球的引力也大，飞不了多久，便被吸人大气层坠毁；
第三，数量多。因为寿命短，不得不三天两头发射侦察卫星，以代替那些坠毁了的伙伴。
其实，第三个特点是由第二个特点决定的，第二个特点则由第一个特点决定的，而第一个特点则由侦察卫星的使命所决定的。
有的侦察卫星的寿命，只有几天而已。
尽管美国遮遮掩掩，羞羞答答，从不公布它发射的侦察卫星的数目。然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据统计，美国从1959年2月28日起，至1962年4月18日，发射了39颗侦察卫星。由于尝到了“甜头”，美国发射侦察卫星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在中东战争期间，有时在一天之内美国连发几颗侦察卫星。
侦察卫星拍摄的照片，可以通过电传，发回地球。但是，你能接收，我也能接收，容易泄密。再说，电传发回的照片清晰度不够高。
怎么办呢？
人们发明了“回收技术”：通过遥控指令，当侦察卫星完成拍摄任务之后，自动把胶卷放人回收舱，返回地球。回收舱能够准确地在预定地点着陆。人们可以从回收舱内取回“太空照片”。现在，凡是具备回收舱的人造卫星，十有八九是侦察卫星。
寂静的太空不平静。如今，它不仅成了各国间谍卫星活动的领域，甚至发生“太空战争”：人们正在筹划用航天飞机接近别国的侦察卫星，用机械手把它“抓获”；也有的在筹划用一种特殊的拦截卫星发射激光，以“杀伤”对方的侦察卫星……。
间谍和反间谍的斗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翻新花样，愈演愈烈。
工业间谍
英国的一家纺织工厂门口，忽然冒出了一家日本饭店。
这家饭店是“夫妻老婆店”，一对日本夫妇又是老板又是服务员。
他们的饭菜经济实惠，服务态度又好，很快就吸引了许多纺织工人。
这对日本夫妇很快就跟工人们混熟了，跟工厂门卫混熟了。有时，还常常进工厂，到车间里给工人送饭……。
这家日本饭店开设了一年之后，尽管生意越来越兴隆，那对日本夫妇似乎还是留恋故乡，终于又回去了。
后来，这家英国纺织工厂的总工程师访问日本，当总工程师听说一家日本纺织厂已经采用他们的纺织新技术，便去访问。
一进厂门，日本厂长夫妇前来迎接。英国纺织厂总工程师觉得面熟，好象在哪儿见过。
对啦，那不正是在厂门口开饭店的日本夫妇吗？
直到这时，英国纺织厂的总工程师才恍然大悟：这对日本夫妇，原来是“工业间谍”！他们借口开饭店，刺探英国纺织新技术……。
一提起间谍，人们的印象中总是以为窃取别国政治、军事机密的。不，如今不少间谍专门从事窃取别国工业生产机密和经济情报，叫做“工业间谍”。
当今，世界上的工业间谍人数众多，活动频繁。法国军事情报机关首脑兰区文就曾经指出：光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用于工业间谍活动的经费预算，就等于法国所有情报机关合在一起的预算！
这话不假。美国报刊也曾这样透露：根据对美国1558家公司进行的调查表明，其中1324家公司公开承认，他们都雇佣了工业间谍，以求在竞争中搞垮对方。有三分之一的公司，拥有自己独立的“工业间谍网”！
美国报刊对工业间谍无孔不入的活动，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
“工业间谍使用最现代化的技术。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进行了一次有关工业间谍活动调查，列举了其中一些超现代化的装备：装在自来水笔和打火机内的录音机；超微型的无线电发报机、传声器、接收器、微型电视摄像机和红外线照明器、高速翻拍机等等。该委员会为此对企业界人士提出忠告，看一看别人送来的花束中有没有藏着电视摄像机或者窃听器；在吞下阿斯匹灵药片之前先把它化开，因为里面可能藏着看不见的微型窃听器，在人肚里把周围的对话发送出去。
许多企业为了自卫和防止工业间谍，设计了机关重重的专门会议厅，同时来往信函都通过数字密码来传递信息。有的时候为了逮住工业间谍，把反情报工作人员装扮成职员，派驻到企业内去……”。
据报道，为了对付工业间谍，美国各大公司雇用了17万6千名看守和反情报工作人员，这么多人相当于美国的14个师！
美国的《幸福》杂志披露：“在美国圣弗兰西斯科湾西南，通常叫做硅谷的半导体工业地区，日本的工业间谍异常活跃。其目的是搜集日本的富士通、日立制作所等生产电脑厂家所需的尖端技术情报。”
日本把美国的工业间谍称为“工业海盗”。美国则把日本的工业间谍称为“虎、虎、虎”——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偷袭珍珠港用的联络暗号叫作“虎、虎、虎”。
许多工业间谍都是大学毕业生，懂几国外语——因为不懂现代科学的人，连充当工业间谍的起码资格都没有！
除了工业间谍之外，体育间谍、文化间谍、科学问谍……，五花八门间谍，刺探各方面的情报。
就拿体育间谍来说，专门了解别国怎样训练运动员的，刺探别国球队临赛前制订的作战方案。在日本东京球场，便曾在队员休息室里发现窃听器……。
外国工业间谍，也把注意的目光投向中国。
别以为我国的工业技术在许多方面还不如国外，其实，我国也有许多在世界上领先的工业部门。那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外国工业间谍早已垂涎三尺！另外，我国对外贸易的情况、经济情报、也是外国工业间谍十分关注的。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有些生产技术，我们自己不以为然，外国资本家却视若珍宝。比如，广州的华南农学院林孔湘教授从事柑桔黄龙病研究40多年，发明一种培育不带病毒的柑桔苗木的方法。在国内，林孔湘教授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受到重视，也没有普遍得到推广。可是，美国得知情报后，立即广泛采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甚至特别通过法律，规定非用林孔湘教授的方法处理的柑桔苗木不得出售！
年已古稀的林孔湘教授在1982年5月1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强烈呼吁：“不要轻视自己的科研成果！”
是的，中国的工业、农业、科学研究并非“无密可保”。就连中国制造臭豆腐的技术，也引起外国人的浓厚兴趣！
在间谍无孔不入的今天，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保守国家机密。不光是军事、政治机密，也包括工业、农业、经济、科研以至体育机密。
如果问，反间谍最重要、最有效的措施是什么？
答复是：每一个公民都提高警惕，都加入保护国家机密的行列！
背叛
艾里克森是一名瑞典籍美国石油商人，他有着自己的石油进出口公司。由于频繁的商务活动，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并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
1939年12月，他的旧时好友斯丹哈特邀请他在斯德哥尔摩的“大光明饭店”共进晚餐，席间斯丹哈特与他谈论了一些战争隋况，并且还和他谈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的，艾里克森，一旦美国投入战争，我们肯定非常需要了解德国石油工业方面的情况。你能否帮助我们获得这方面的情报？”斯丹哈特说完就静静地看着艾里克森。他非常了解艾里克森，也猜得出他会作出怎样的答复。
果然，艾里克森当即回答道：“好吧，我将尽力而为！但是您知道，这谈何容易，我在他们眼里并不是一个亲纳粹分子，假如我要和德国做生意，我就必须采取一种亲纳粹的态度和立场。”“是的，确实如此。你必须疏远你的朋友，你在精神上也会痛苦万分，但这样你却会获得德国人的好感。”斯丹哈特呷了一口白兰地说。
“好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一星期后，艾里克森开始谨慎地慢慢进入角色。比如：在很多人面前他大声说纳粹制度好；预言希特勒会取得胜利……最后他终于与德国驻瑞典大使取得了联系。
直到1940年夏天，即在“大光明饭店”之后的一年半，艾里克森终于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电话里的人告诉他去德国的时机已经成熟。此后，艾里克森开始了他以石油商人为掩护的问谍生涯。
柏林。
泰柏霍夫机场。
作为这里的常客，艾里克森透过舷窗看到机场周围很浓密的树林，同时还发现了许多精心隐蔽的飞机及一排排防空武器。
一下飞机，艾里克森就立即行动，他先是拜访了柏林的一些重要官员和企业家，接着又不断举办舞会和鸡尾酒会，逐渐恢复了和他过去在石油界的旧友的联系。
现在，艾里克森在慎之又慎的情况下，首先发现了奥尔登堡男爵。奥尔登堡是普鲁士的一名贵族地主，战前他曾向艾里克森流露出对纳粹的不满，但本能的爱国主义情绪会不会又使他去盖世太保总部出卖自己呢？艾里克森清楚，危险是存在的，可他决定还是去冒一次险。
一天晚上，艾里克森认为时机已到，他单刀直入地对正喝着白兰地的奥尔登堡说：“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我正在为德国的敌人——盟国工作！请求你的帮助！”
“你说什么？”奥尔登堡大吃一惊，连酒杯也掉在了地上。
艾里克森的开门见山一下子使得室内的空气紧张起来，他连忙作了一大堆必要的解释，才使男爵安静下来。艾里克森向他详细叙述了他来德国的使命：提供德国在石油工业的情报；弄清各类炼油厂的方位、产量；德国为保护炼油厂的歼击机情况……最后他向奥尔登堡保证，男爵本人不会为此冒多大的风险，还能狠赚一笔！
奥尔登堡男爵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陷入了沉思。最后，男爵还是恢复了常态，重新端起酒杯放到了嘴边。
出于商人的敏感，艾里克森知道这桩生意已经敲定，于是他不失时机地问：“那么……我现在购买什么样的石油产品最容易呢？”
奥尔登堡没等他把话说完就回答说：“依我之见，眼下购买润滑脂最容易。”
两个人的交谈持续到凌晨两点也未结束，特别是男爵，显得意犹未尽。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内，艾里克森又在石油界发展了几个人，他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谍报网，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石油情报。
自从艾里克森在德国工作的那一天起，他时时刻刻受到盖世太保的跟踪与骚扰。然而，他非常幸运，躲过了一切可能发生的灾难。
他的伙伴们向他提供了大量情报，艾里克森根据这些情报作出了这样的判断：纳粹德国将不得不依赖他们的合成汽油储备，以保证军用与民用的日常用油。他对自己即将完成的任务更加充满了信心。
艾里克森后来又在汉堡、哈勒等城市继续他的使命。每天晚上，他都将白天搜集到的情报详细记录下来，甚至画出油厂的方位图，再把它们熟记于心，然后烧毁。
当艾里克森重新回到柏林后，他返回瑞典的申请已获批准。盖世太保头子还饶有兴趣地听取了艾里克森对自己在德国活动情况的叙述，甚至还提了几个有关商业合同方面的问题。
艾里克森在离开德国之前还同男爵开了个玩笑。他请男爵猜谜：“一架飞机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戈林，另一个是希特勒，后来飞机坠毁了，机上人员全都摔死了。你猜是谁得救了？”
“德国人民！”男爵肯定地说。
次日上午，艾里克森到达机场，他顺利地通过了一道道检查。几分钟后，他终于激动地走进了飞往瑞典的机舱，脚下的纳粹德国很快就消失在了梦幻般的云雾中了。
奇怪的货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各个国家的统治者开始联合起来，把矛头转向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要把这个他们视为洪水猛兽的共产党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一年，在遥远的海参崴，一队商人沿着时通时断的铁道往西进发。从表面上看，他们是一伙粮食贩子，利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淘金。其实，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去联络顿河地区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部队，发动反政府的叛乱。他们的头目是美国的间谍卡拉马蒂安诺。
卡拉马蒂安诺这次的使命是去跟一支捷克斯洛伐克的部队联络。那一支部队原来是俘虏兵，被沙皇政府关押在顿河地区。俄国革命爆发的时候，他们因为跟沙皇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自然而然支持苏维埃政权，并且组织成一支外国兵团，帮着红军抵抗俄国沙皇军队的反扑，维持当地的治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支部队却渐渐走向了跟苏维埃政权对立的位置上去了。当卡拉马蒂安诺的间谍跟他们联系的时候，他们答应了美国的要求，决定在顿河地区发动叛乱。为此，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作了决定，要美国“在海参崴站稳脚跟，并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人”。这次，卡拉马蒂安诺带着美国政府的承诺，提供武器并支付1200万美元贷款，要他们杀出顿河区，到巴库去跟英国人扶植的叛军会合。卡拉马蒂安诺的两个间谍已经先期到达顿河区，只等卡拉马蒂安诺去拍板成交。
卡拉马蒂安诺是一位成熟的间谍，一路前往，他那双眼、那对耳朵却不会闲着。一路上看到有哪些部队，他们的步兵番号、炮兵番号，士兵的士气如何，地方上供应又如何，他都不肯放过。或许今后美国人从海参崴向西发展，他的这些情报会派得着用处。
可是，越往西行，卡拉马蒂安诺越觉得紧张，苏维埃政权已经在各地建立，老百姓已经开始习惯新的生活，而那些契卡人员，个个精明老到，看到他们盯着自己的眼睛，卡拉马蒂安诺确实感到心里发怵，在整个间谍生涯中，他还没有过这么心虚呢。
卡拉马蒂安诺在俄国有七个出色的间谍，两个已经在顿河，还有两个到了巴库，海参崴留了一个，他身边还剩下两个。卡拉马蒂安诺感到了无形的压力，他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便把手下的一个间谍找来，让他带了美国政府的信件，先期去顿河会合，并约定了时间，如果逾期见不到自己，便立刻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谈判，并按计划行事。
卡拉马蒂安诺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当他们一行走过萨拉托夫之后，各种各样的盘问立即增加起来，人们总觉得，这伙贩子走得也太远了一点，完全用不着直接去顿河地区，就可以采购到他们需要的粮食，何必再走下面这一段路呢？
卡拉马蒂安诺的那本账册，更引起了一再的怀疑。那上边用各种各样的颜色写着一组组数字，表明好几年来主人购买的面粉、食糖数，还有从他手里买各种食粮的顾客名字以及他们间交易的数量。
一行人来到一个叫做沃罗涅日的地方，最大的麻烦终于出现了。当地的红军先以前面地区不安全的理由，劝阻他们，要他们先住下，等路上平静之后再出发。卡拉马蒂安诺就得到那不安定的地方去，怎么肯回头呢？于是一遍遍去保安部门申请签发给他们下一站的通行证。无奈他们这次遇上的契卡人员软硬不吃，而且一天几遍在镇上旅店里盘查，卡拉马蒂安诺只觉得大事不妙，打算一个人闯关，通过封锁线到顿河那边去。
走出沃罗涅日不远，卡拉马蒂安诺就遇上了契卡的巡逻队，队长察里科夫原来是红军通讯兵，他发现了卡拉马蒂安诺那本账簿，总觉得那些数目字有点像电报密码，便把卡拉马蒂安诺扣留了，自己去研究那本账簿。
整整一个不眠之夜，察里科夫用自己知道的各种方法去破译那些复杂的数字。但是，他发觉自己所知毕竟有限，普通的电码还可以马马虎虎应付，这种数字游戏实在玩不过来。一定要找到破解密码的方法。可是，那位令人怀疑的商人真所谓身无长物，他的秘密究竟藏在哪里呢？
察里科夫让别人再一次审讯卡拉马蒂安诺，自己却坐在黑影里，从一旁观察。那位越界的商贩被带进来了，经过一夜的关押，他憔悴了许多，依旧撑着他那根橡木拐杖。回答问话时，卡拉马蒂安诺一再申述，是出于无奈，怕超过了约定时间才破坏了规矩，商人可受不了逾期而遭受的损失。
在一旁的察里科夫终于发现了卡拉马蒂安诺的秘密，他无论坐着，或者站起来向审讯者解释账本，总不肯放下手里那根粗大的橡木拐杖，就好像那是他的第三条腿。他不至于老到这种程度！
察里科夫突然从黑暗中冲出来，一把夺过了那根橡木拐杖。他很容易地发现了卡拉马蒂安诺的秘密，橡木拐杖有一段是空心的，里面不仅有解开账本密码的方法，还有他跟捷克斯洛伐克军官接头的暗号。
卡拉马蒂安诺招认了一切，但是，红军要阻止叛乱为时已晚，顿河的叛军有了美国的支持，很快便跟巴库的英国人会合了。不过，他们的队伍里缺少了一名代表美国政府的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