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底置办年货，从来都是青阳人家的一件大事情。尽管餐桌上的每样东西都要凭着票证买，架不住大家平常都省着抠着，攒下票证留到过年才花用，年节下的采购人群一下子就成了八月半的钱塘江潮，你看着潮水铺天盖地往上涌，你只能水涨船高地跟着潮水走。猪肉、带鱼、粉丝、豆腐、糖、米店、馒头店……每一个队伍都排出去几十百把米，每个排队的人都在寒风中冻得吸溜吸溜的，脸肿脚麻，狼狈得像是灾荒年里排队等施舍。
我们家里也有很多年货要买，这个任务不容推脱地落到了我和艾早的身上。
艾早不服气，向妈妈抗议："艾好怎么不动？"
妈妈理直气壮："艾好是男孩，你看外面有几家男孩排队买东西？再说艾好这么老实，我怕他买东西被人骗。"
艾早叫起来："你不是讲他神童吗？神童怎么还会被人骗？"
妈妈回答不出，作势要打艾早："你个死丫头！你这张嘴！"
其实艾早并不是真的要跟艾好计较，她说一说心里就痛快。
凌晨四点钟，天还黑糊糊的，屋子里冷得像冰窖，妈妈在里屋床上高一声低一声地喊人："艾早！艾早！起来了！"
艾早明明听见了，身子动了动，装听不见，再睡。
妈妈大概也是于心不忍，停个十分钟，再喊。艾早挨不过去，声音懒懒地答应了，顺便拿脚踢我一下，示意我同时起床。
小心翼翼地把脑袋伸出被窝，头皮马上就炸开了，脸上的毛孔也炸开了，毛毛刺刺地发疼。那种凌晨四点钟的寒冷，像小尖刀在脸上戳来戳去，透过皮肤疼到骨头里。窗户和门都被冻住了，寂静得没有一丝丝声响，世界空旷无人，更显出被窝里的温暖。这种时候起床，要下极大的决心，皮肉绷住，呼吸屏住，豁出去的势态，呼地一下子坐起来，在身体没有凉透之前，飞快地把衣服套上，保留住一点点可怜的热气。如果慢了，如果穿衣程序出了差错，手指就会僵成铁棍儿，扣钮扣系裤带都成问题。
来不及吃早饭，肚里空荡荡的出门，口袋里揣着票证和钱，左胳膊上挽一张小凳子，右胳膊上挽一只竹篮子。小板凳是排队用的，板凳往队伍中一放，人就可以站到旁边去，跳跳蹦蹦，走动走动，避免在猪肉没有买到手之前，人先冻成了冻肉。但是在商店的木排门卸下来的一瞬间，要眼疾脚快，闪身飞进队伍，用自己替下板凳，否则板凳会被人踢翻，没有人承认你是排过了队的。
我们这天的任务是买猪板油和带鱼。买猪油在肉店，买鱼在鱼店，两人各排一个队。都在小菜场，所以彼此相差得不很远。艾早跟我说好，如果她先买到，她会过来接替我。
湿漉漉遍地污水的菜场，只在进门处亮着一盏昏昏沉沉的灯，买肉买鱼的，买粉丝买豆腐的，每个队伍都排出了几十米长，影影绰绰像一条一条巨粗无比的蛇。没有风，但是空气异常凛冽，寒冷往人的骨头缝里钻，呼出来的白汽一团一团，瞬间就凝结在人的睫毛上，睫毛又沉又板，不敢拿手去碰，怕冻得太脆，一碰就断。睫毛冻住了，跟着眼珠子就冻住了，又酸又胀，要不停地把眼皮子合上，才能保持眼睛的湿润。手自然是肿胀的，插进袖筒里也感觉不到温暖，因为棉袄本身薄成了一层纸，体温不停地通过薄纸流失，身体簌簌地抖，无论你怎么跳，怎么蹦，最多让双脚的血液流动起来，膝盖往上还是瑟缩着，缩得肩膀和后背都生疼。
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小时，大约五点来钟时，营业员们过来上班了。她们趾高气昂地、脸若冰霜地从我们面前摇曳而过，走到商店后门处，拿钥匙开了门，然后再打开头顶上油腻腻的灯，在里面换衣服，穿上皮围裙，套上胶靴，卖带鱼和猪内脏的还戴上一双胶皮的长手套。穿戴完毕之后，她们慢腾腾地上货，慢腾腾地打开收钱箱，数好一摞摞的钢币，慢腾腾地摘下墙上挂着秤和秤砣，拿出藏在柜台下面的砍刀，薄刀，铁钩子，铁剪子，铁抄子，等等等等的东西。待一切就绪后，才卸下木排门，迎接第一拨冲进去的疯狂的顾客。
我排的那个队伍是卖带鱼的。一筐冻带鱼摆出来，鱼腥味刚刚在凛冽的空气中传出去，人群就已经失去控制了，推的推，挤的挤，搡的搡，骂的骂，刹那间鱼店门前天翻地覆，队伍完全地没有了形状。男人们仗着身大力不亏，拨开队伍拼命地往前挤。老太太和小孩子们在人群中东倒西歪，呜哇乱叫。我前面的一个六十来岁的小脚老太忽然被挤倒在地，她的在另一边排队的儿子看见了，冲过来对着周围的人挥拳就打，根本就不问青红皂白。被打的人们又气又急，奋不顾身地还手，七嘴八舌地责骂，吵成了一条声。艾早远远看见我们这边的混乱，怕我吃亏，板凳和篮子都不要了，赶过来要把我拽出队伍，结果无缘无故地挨了几下，她拼命挣脱，又夸张地大叫，总算吓退了几个行凶者，护着我仓惶而退。
猪板油和带鱼都没有买成，丢了艾早的板凳和篮子，她自己的辫子被人挤散了，脸上不知道被什么人的指甲划破一层皮，红艳艳地肿起一条小山脊。
胡妈闻讯赶来看，心疼得什么似的。她当即把我们家所有的票证都搜罗过去了，说是分配给大虎二虎三虎，由他们三个各负其责，谁办不好拿谁是问。
我妈妈心里当然是乐意的，嘴上还要推辞一番："怎么好麻烦你一家人啊？艾早过了年也十八了，要让她吃点苦，历练历练，晓得当家过日子不容易。"
胡妈打着哈哈答："有她吃苦的日子呢！等她嫁了人，有了婆家，她不做也要做。"
艾早就躲在胡妈背后对我做鬼脸，乐滋滋心安理得的样子。
腊月二十九，一清早，我们家谁都没有想到，胡妈居然吭哧吭哧拎过来一个十多斤重的大猪头，说是送给我们家过年的。那时候买猪头不要票，但是不要票的东西比要票的更难买，天知道胡妈是如何千辛万苦把这个宝贝弄到手。
艾早开心得抱住胡妈的脖颈说："哎呀，哎呀，胡妈你真是了不起！"
艾早高兴，胡妈就高兴。她一高兴，干脆不着急走了，当下就挽袖子，扎围裙，在我们家的厨房里摆开战场，拾掇这个大猪头。她先指挥着艾早捅开炉子烧开水，又从屋檐下搬回来一口小半人高的闲置的荷花缸，把猪头扔进去，把开水浇进去，烫猪毛，拿尖刀刮猪的耳朵、眼窝、鼻孔、脖颈窝。她的眼睛已经有些老花，修理猪头时，肩膀往后退着，胳膊往前伸着，眼睛是从下往上看，嘴角跟着用力地撇下去，弯出一个形状可笑的弧。
艾好事不关己，一门心思看他的书。我和艾早忙前忙后围着胡妈转，一会儿递刀，一会儿递剪，添开水，加凉水，拿畚箕，拿镊毛夹，拿丝瓜筋。把这么大个家伙洗净煮烂，对于我们家来说，简直就是一件无比激动人心的事。也因此，胡妈手里的每一个动作，她收拾猪头的每一个程序，我们都看得津津有味。
终于胡妈弄好了一切，要架锅熬煮了，才发现我们家里没有一口锅盛得下大猪头。艾早赶快飞出门，跑到罗欢庆家借了一口最大尺寸的钢精锅。罗欢庆家人口多，他们家买锅都是买最大号的。胡妈小心地把猪头放进锅中，端到炉子上，添水，炉火捅旺，先咕噜咕噜地煮了一开，煮过的水滗干净，猪头捞进荷花缸里，刮去污垢，仔细地又洗一遍，洗得白白净净没有一点异味，这才往锅里倒黄酒，放酱油，放葱、姜、花椒、八角和桂皮，大火烧开，再改小火焖煮。
然后胡妈解下围裙，直了腰，捶一捶酸疼的腰背，吩咐艾早："我先走了，你看着火，煮三个钟头，关上炉门焖。汤收干了就是肉烂了。"
胡妈一走，艾早成了厨房的主人，守着猪头寸步不敢离开。我拿来一盒跳棋，我们两个人坐在炉火旁下棋玩。她赢了三盘，我只赢了一盘。其实我跳棋玩得比她熟，可是她跟我耍赖，走完棋老是后悔，老是要求退回去重走。在这时候，我成了姐姐，她成了妹妹。
我们玩棋的过程中，每隔个把小时艾早就要揭开锅盖看一看。我提醒她说，锅盖不能揭，一揭就不容易烧烂了。她翻翻眼皮问我："谁说的？"我不敢告诉她是妈妈说的，怕她不高兴。天冷，门窗紧闭着，煨猪头的水汽散不出去，热腾腾地氤氲地我们身边，把我们的发丝浸濡得湿漉漉的。葱姜和花椒八角的香味浓烈而尖锐，四面八方地紧逼过来，简直挤得我们无处容身。薄薄的钢精锅盖在蒸气的作用下噗嗒噗嗒地响，好像锅里的猪头活过来了，拼命地要挤出锅盖，夺命而逃。
下到第五盘棋的时候，艾早忽然抬头问我："猪头肉当中什么最好吃？"
我想了想，好像什么都好吃：眼睛、耳朵、舌头、腮帮子上的那两块精瘦肉。。。。。。
她自言自语："肯定是猪舌头。"说着喉咙里咕咚一声响。
中午饭之前，她撤了火，关上炉门，好歹忍住了没有揭锅盖，让猪头在锅里焖着。
下午她不声不响地出门一趟，没有告诉我是去哪儿。
傍晚妈妈回家，把煮烂的猪头从锅里捞出来，热气腾腾地扣在案板上，分拆切割。她刚把半个猪脸劈下来，忽然发现这只猪头居然没有舌头，割开的猪嘴巴里空空荡荡，那条被艾早认为最美味的舌头不翼而飞，是被人从舌头根上齐唰唰切走的。
妈妈没有多想，只以为猪舌头买来时就没有，啧了啧嘴巴说："胡妈这么精明的人，买个猪头也会受人骗。"还好心吩咐我们几个："别对胡妈说了，省得她懊恼，过不好这个年。"
我转头看艾早，她拼命地抿紧了嘴唇，眼珠子转来转去的，一脸阴谋得呈的劲儿。
我踮起脚，小声套着她的耳朵说："我知道你把猪舌头偷去给谁了。"
她吓一跳，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拎到门外："什么叫偷啊？多难听！再说你怎么就认定是我偷的呢？你没有证据不能乱说的！"
我说："我看见你拿了一本《世界地理知识》回家，是陈清风那儿的。"
她眨巴眨巴眼睛，轻声叫起来："好啊艾晚，你小小年纪还会当侦探啊！"她伸出冰冷的手，一下子伸到我的棉袄领子里，挠我的痒痒："不准你说！不准你说！"
我怕冷，又怕痒，缩着脖颈躲来躲去的，笑得几乎喘不上气。
她还不放心，又耐着性子跟我讲道理："艾晚你想想，人家为了写艾好的稿子，过年都没有回家。人家为什么呀？艾好要是出了名，人家又得不到什么好，是不是？我给人家送点好吃的，没什么不应该……"
"那你为什么不肯告诉妈妈？"我问她。
她回答我："妈妈是个多事婆，她会乱想！"
我同意了她的说法。要是妈妈一不留神想成陈清风嘴馋，管艾早要猪舌头吃，那就冤枉人家了。
我向艾早发誓，我永远都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