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以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特点，就是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18世纪下半叶，由于蒸汽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曾使资本主义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要多。19世纪下半叶，由于电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在此以后的100年中，全世界工业总产值又比蒸汽时代增长了20倍。
而在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200多年中，中国只是在稳定的封建生产关系下，清王朝鼓励垦荒，千千万万的少地或无地的农民从平原进入山区，从内地进入边远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开发，使传统的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新发展。正因如此，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跃居世界第一。世界人口从6 。 41亿增至9. 19亿，增幅为43. 7%；中国人口从1. 51亿增至3. 13亿，增幅为 108 。 67%。18世纪后半叶，欧洲人口增长率4‰，而中国则在10‰以上。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靠科技，中国经济增长靠土地和人口增加的情况下，中西综合国力的反差越来越大。
西方世界由工业革命所激活的巨大的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强大的组织力和创造力，还有与此相应的新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文化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运用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与人权的“五色旗”，融会成一股气势磅礴的“西潮”，滚滚东来，对东方农业文明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如果说，中国封建时代的“四大发明”，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接生婆的话，那么，资产阶级举起的反封建的“五色旗”，则预示着中国封建社会末日的来临。人类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正是在这种交错、摩擦、撞击中不断前进的。
在“西潮”的冲击和压力下，同处东方的日本进行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而中国仍在稳坐钓鱼船。然而，中日甲午一战，把花了许多银子的北洋水师打得全军覆没，日本列强仅凭了几条战舰和几千人马，就战胜了大清王朝，使其任人宰割。在此前后，清王朝的光绪皇帝和少数大臣，也在开始酝酿变法革新之事，从而也有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1898年1月24日，光绪皇帝按老例，委托总理大臣李鸿章等人接见了这个小小的工部主事。从此，光绪皇帝想用变法革新来拯救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但是，掌握王朝实权的慈禧太后，却顽固地反对变法，于9月21日天刚亮，就带大批侍从闯进光绪皇帝寝宫，并把光绪带到瀛台软禁起来。从此，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慈禧太后又卷土重来，捉拿所有维新党人。9月28日，谭嗣同、刘光弟、林旭、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六位变法维新志士就义。行途中，谭嗣同于路高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样，清王朝就失去了最后一个通过内部改革重振华夏大业的历史机会。
历史总是要给自己开辟前进道路的。既然封建的堡垒不能自己打破或改良，革命的阶级就要通过革命暴力来摧毁这个已经陈腐不堪的封建王朝。
1911年11月29日，来自17个省的革命党人代表，在南京以16票正式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举行了临时大总统受任典礼，孙中山宣誓就职，标志着中国由封建帝国转变为共和国新纪元的开始。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布退位，标志着中国2000多年和清朝268年封建历史的终结。这一变革的本身，也直接意味着中国人冲破因循守旧、千年不变的思想牢笼，用革命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使自己得以解放。
1912年3月8日，由民国参议院审议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绝无仅有的历史进步。它宣布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参议院有弹劾总统的权力”；“人民享有参政权，国家实行民主管理”等56条新法规，为中国的未来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宏伟蓝图。其中，当然蕴含着对中国人被压抑和窒息的创新思维的解放。
然而，由于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舰船是世界顶级舰船，船体庞大，外壳坚硬，内部机制细密复杂，因此，要彻底砸烂这只旧船，建造起一艘新时代的舰船，并非易事，需要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
1911年11月1日被清王朝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袁世凯，下令北洋军隔江炮击武昌，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革命党人在北洋新军势力和外国势力的双重压力之下，当然也由于自己革命的不彻底性，便与袁世凯停战，开始了“南北议和”。孙中山接受了清帝退位、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议和条件，并以“成功而不私其权力”自慰，把用无数革命烈士鲜血和生命缔造的国民政权拱手让给了窃国大盗袁世凯。袁世凯蓄谋制造“宋教仁案”后，孙中山看清了袁世凯的庐山真面目，实施了“二次革命”。1913年9月1日，南京失陷，“二次革命”彻底失败后，孙中山两度逃亡日本。
袁世凯在导演了自己竞选大总统的历史丑剧之后，于1913年10月10日正式就任大总统。此后，又扮演了“君主立宪”的闹剧，废除共和，实行帝制。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于自己的称帝野心后，段祺瑞继承了袁氏衣钵。此后，曾在清王朝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有为，又成了保皇党的领袖，与张勋狼狈为奸，又导演了张勋复辟，让溥仪重坐12天皇帝宝座的历史闹剧。
段祺瑞在北洋内部派系分裂，南北战争态势未明的情况下，又推举徐世昌当大总统，是想让他做个傀儡而已，但他并不甘心当傀儡，试图从段祺瑞手中夺取实权。而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参战胜利国，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然而，日本却提出了享有欧战前德国在中国特别是在山东各种特权的无理要求，并写进了《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军阀们卖国求荣的行径引起全国公愤，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这一革命运动，撒下了革命的新火种，但还无法中止风云突变的直皖、直奉军阀混战，以及南北、南东的讨伐战争。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究竟向何处去自然而然就成为革命志士重新考虑的问题。
中国的封建主义走到了头，不能再走回头路；孙中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屡遭失败和篡权，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半封建半殖民地使中国人民处在水更深火更热的境域，不能再当亡国奴。就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振奋了中国的革命志士，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后，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思维和创新理论为指导，肩负起推翻“三座大山”，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建立新中国的历史重任。
从1921年7月到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及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28年的艰苦卓绝的伟大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因此，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同时还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之所以要对这段历史进行简要回顾，意在说明从1912年清宣统皇帝宣告退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间经历了新社会制度37年的难产史，并以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其革命转折时间之长，跨度之大，风云之变，牺牲之多，既是欧洲一些国家资本主义革命所不及的，也是一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所不及的。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经历封建社会的稳定期太长，封建文化的影响太大，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扰太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可以说，每走一步，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创新思维的进步；每一个胜利，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的胜利。然而，新中国建立后，能否真正使中国人的创新思维得到彻底解放，特别是能否真正把中国人的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用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但不管如何，发生在华夏大地上37年艰难曲折的社会变革史，即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史，是中国人创新思维得以解放的历史性新起点，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由历史最低谷再上新高峰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