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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6章 戊戌变法

1898年一月二十四日,在总理衙门的议事厅内,李鸿章、荣禄、翁同、张荫桓及廖寿恒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激烈地辩论着。

李鸿章见康有为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书生,于是就傲慢地说:“做为一个读书人就应该知道,祖宗留下来的治国之法是完善无缺的,我们只能遵守执行,你怎能改变它!”

康有为立即反驳说:“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只有摧朽培新,才能国富民强!”

“难道你就不怕留下不忠不孝的罪名吗?”李鸿章用力一拍桌子,对康有为大声说。

“我搞变法维新,为的是富国强民,怎能说是不忠不孝呢?”康有为对李鸿章只是轻轻一笑,然后他暗中讽刺祖宗留下来的广阔疆土割给洋人也违背祖宗之法。

康有为之言,正刺到李鸿章痛处,李鸿章顿时羞愧难当。

荣禄在旁边看到李鸿章狼狈的样子,就想给他找个台阶挽回面子。于是他也气乎乎地说:“祖宗之法千真万确,我们只能遵守!”

康有为听完又是轻轻地一笑,讽刺荣禄只教给军队使用大刀长矛的技术,而北洋新军使用洋枪洋炮,也是违背祖宗之法。荣禄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只得灰溜溜地坐在那里,不敢再说一句话。

这时廖寿恒看到李鸿章、荣禄二人理屈词穷,就想转移一下话题,于是他捋着他那几绺小胡子,以忠孝之道来驳斥君主立宪制。张荫桓此时也在旁边附和说开设议会的话是对皇帝有害。

康有为听完,神色庄严地说:“如今在皇上周围,有许多贪官污吏,瞒上欺下,使朝纲混乱。而搞‘立宪’,设‘议会’,皇上能直接了解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安危,从而采取相应的治国兴邦之策。国富民强,皇帝才会受人爱戴。”

康有为一席义正辞严的话,直说得廖寿恒、张荫桓二人也无言以对,坐在那里不吭气了。

翁同却一言不发,对康有为的才能很是赞许,认为让他主持维新,对大清很有利。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二十岁那年,他到香港一带考察,接触到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康有为感到封建制度已成为大清发展的桎梏,应变法自强,方能拯救大清。从1888年开始到1898年,康有为曾八次上书光绪帝,陈述变法的重要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895年四月的“公车上书”。

那时,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忽然传来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康有为愤慨异常,就召集当时在北京应试的一千三百人,到都察院门口示威,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并起草“万言书”,要求光绪帝变法维新,这次上书称为“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不久,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一起,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积极宣传维新变法。宣传变法的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增多。由谭嗣同主持的时务学堂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年轻时曾多次游历大江南北,既看到了祖国的壮丽河山,又目睹了国家与人民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深重苦难。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激发了谭嗣同要求变法维新、挽救祖国危亡的思想。1897年一月,谭嗣同写成他的重要著作《红学》,号召人民冲破封建统治的罗网,进行变法自强。谭嗣同还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同情,对反动统治镇压的愤恨。同年十月,在谭嗣同的主持下,长沙时务学堂创办起来。梁启超等人都在这里讲过学,为维新变法培养了人才。

翁同在总理衙门听完康有为与李鸿章等人的“舌战”后,立即来到皇宫,向光绪报告,并推荐康有为主持变法维新运动。

光绪皇帝虽然倾向变法,但碍于慈禧,身不由己。

原来,自从光绪四岁登基以来,一直由西太后慈禧垂帘听政,把持国家大权。光绪就像朝廷里的一件摆设,一点权力也没有。因为从小就常受到慈禧的责骂,所以非常害怕她。光绪到了十八岁,慈禧为了掩人耳目,就声称到颐和园“养老”,不问政事了。而实际上,仍然由慈禧掌握着国家大权。所以现在光绪虽然也有变法之心,可由于担心慈禧会出面阻挠而面露难色。

翁同似乎看出了光绪的心思,刺激皇上道:“如今列强强占我领土,欺辱我国民,国将不国,难道您想做亡国之君吗?”

这句话触动了光绪帝。为了大清帝国的危亡,不能再顾及那么多了。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直接召见康有为,封他为总理衙门章京(清代办理文书的官员),主持变法具体事务。同时参与变法的还有如梁启超、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维新派人物。

光绪帝据维新派的建议,颁布新法令。其中有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我国的工商业;改革大清法律陈旧腐败的条款,允许官民向皇帝上书、提建议;废除八股考试制度,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堂等等。

因为这一年是中国农历戊戌年,历史上把这次变法运动称为“戊戌变法”;又因为变法从六月十一日开始到九月二十三日失败,一共进行了一百零三天,所以又将它称为“百日维新”。

通过变法维新,没落的清王朝暂时出现了一丝生机。但由于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变法触及了腐败的封建势力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