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湖的湖光山色,中外闻名。读者一定不要忘记:西湖既是我国的游览胜地,又是我们纪念民族英雄的一块圣地。祖国的锦绣江山,正是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用自己的热血保卫下来的,清代文人袁枚的一首诗说得好
: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原来,西湖的受人重视,不仅仅是因为风光秀丽,还因为这里有岳飞和于谦这两位民族英雄的墓地。岳飞是抗金卫国的英雄,这是尽人皆知的。于谦是什么人?
他有哪些英雄事迹,也许就不大为人所了解。明代的民族英雄于谦本是杭州人,牺牲以后又归葬在西湖边上。
他对祖国的贡献,绝对不在岳飞之下。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岳飞那么出名?因为他是一位为历代皇帝所不喜欢的人物。
一位为历代皇帝所不喜欢的人物
于谦与岳飞都是抵御外侮、保卫祖国的民族英雄。
他们不同的地方是:岳飞抗金功业未竟,是一位“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人物;于谦临危受命,组织军民保卫北京,一举击败了强大的敌人,挽狂澜于既倒,是一位成了大功的人物。但是他们两位最后的结局是相同的,都是被诬陷而冤死,令人扼腕叹息。
于谦之所以为历代皇帝所不喜欢,是因为他曾经公开说过祖国比皇帝更为重要的话。公元1449年的土木堡之战,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敌人挟持着皇帝到处进行讹诈,企图不战而胜,喊开城门。于谦当时是代理兵部尚书,为了稳定大局,他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拥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皇帝,团结军民奋力击退敌人,暂时置被俘的英宗于不顾。在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之后,敌人只好放回了英宗。他这种拒绝敌人要挟、以祖国利益为重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英宗却对他恨之入骨。后代的许多皇帝,除了极少数深明大义者外,也都对他不满。他这种“祖国为重,皇帝为轻”的说法让后代的皇帝多了心,大家都不大愿意褒扬他,所以他就没有岳飞那么出名。
王振当权酿成大祸
公元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登位。他当时是个八九岁的小孩子,大权逐渐落到一个名叫王振的太监手里。这本是君主专制制度的老毛病:如果皇帝精明能干,政治不太腐败,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好过一点;如果皇帝昏愦糊涂,或者年幼无知,大权就常常落到与皇帝最接近的太监手里。太监大都不学无术,又只蛰居在皇宫里,不知道外面的事,让他们来决定国家大事,必然坏事。
王振原是山西蔚州的一个市井无赖,因为贪图过好日子,自阉进宫。他粗识文字,在宫里教小太监读书,被称为王先生。英宗当太子时,由他贴身伺候。英宗登位,把他提为司礼太监,专管奏章。王振依靠这种方便,拉拢一批官场中的无耻之徒,经常排挤、打击正直的大臣,渐渐地就形成了一股邪恶的势力。
1441年,皇宫里新修的三大殿完工,英宗宴会百官,表示庆贺。按照明朝礼制,太监没有资格参加宴会。王振为此大发牢骚说:“我是当今的周公,为什么不能参加宴会?”有人走报英宗,英宗居然下令大开东华门迎接王振。王振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一些无耻之徒纷纷站起来迎接。凡是没有站起来的人,他都默记在心,以后不断地进行打击,一个也不放过。从此朝野上下都知道王振已经成了太上皇,要想升官发财,都来走他的门路。在王振的包庇之下,小人得势,贪污公行,官场腐败,民不聊生。各地农民纷纷起事,打出“官逼民反”
的旗子,提出“必诛王振,乃得太平”的口号。
当时明朝的主要外患仍然是北方的蒙古诸部,其中最强悍的是瓦剌部。瓦剌首领也先拥立元朝皇室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太师,掌握实权,长期做着灭亡明朝恢复大元帝国的美梦。此人很有心机,他在边境上进行互市的时候,明里用牛马换取明朝商人的茶叶和绸布,暗里却出高价收购铜铁和武器。当时明廷严禁铜铁和武器出口,王振为了获取暴利,居然丧心病狂地私造大量刀剑与箭镞,偷运出口。正直的大臣和边疆的老百姓都非常担忧,知道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1443年,翰林侍讲刘球向英宗上奏章,提出改良时政的十条意见,最后一条是注意巩固国防,对瓦剌加强戒备。他并没有直接检举王振以武器资敌的卖国行为,只不过提醒英宗加以注意而已。王振做贼心虚,看到这份奏章,勃然大怒,立刻派遣自己的爪牙锦衣卫指挥马顺抓走了刘球,不加审问,就在监狱中秘密处死,并将尸体剁成碎块。
家属求领尸身,只领到几块残骨。从此,再没有人敢于谈论政事,王振及其党羽作威作福,为所欲为。
皇帝亲征有如儿戏
1449年夏,也先从王振手里得到了足够的武器,分兵四路,大举南侵。他亲率主力进攻山西大同。因为王振的爪牙到处横行,克扣军饷,士兵们吃不饱穿不暖,人人怨恨,士气低落,故每战必败。明廷派驸马都尉井源率4万精兵迎战,结果全军覆没。败报传到北京,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英宗已经20多岁了,仍然糊涂如白痴,他对文武百官的话一概听不进,一味相信王振,在各方败报如雪片飞来的时候,不断向王振问计。王振居然劝他御驾亲征,说是只要皇帝敢于御驾亲征,其声势就能吓退敌人。王振为什么敢冒风险出这个馊主意?其实一句话就可以点穿: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财产。王振是蔚州人,多年搜刮的财物,大都送回家乡购置产业。蔚州邻近大同,如果大同失守,蔚州也就难保。王振怂恿英宗御驾亲征,就是想朝廷用主要的兵力来保护他家的私产。为了达到这个卑劣的目的,他不惜以年轻无知的英宗作为孤注一掷的赌注。
满朝文武都反对这次儿戏似的御驾亲征,把毫无作战经验的英宗送上前线是太危险了。特别是兵部尚书邝 、兵部侍郎于谦因为看穿了王振的阴谋,坚决站出来劝阻,吏部尚书王直又率领百官苦劝终日,英宗还是不听。邝 看到大事无可挽回,在退朝之时,紧握于谦的手说:“御驾亲征,凶多吉少,国家大事就要败坏在王振手里了。皇帝既要亲征,我是兵部尚书,职责所在,岂能不去!老弟高才,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我走之后,请老弟承担重任,担负起保卫京师的职责。有老弟在,我是完全放心的。但愿将来还有相见之日!”话未说完,他已经潸然泪下。于谦也流着泪说:“请大人放心!我早已以身许国,又受大人知遇之恩,一定尽力保卫京师,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于谦是浙江杭州人,永乐年间进士,先后任过监察御史,河南、山西巡抚,在任上平反冤狱,赈济灾荒,一向深得民心。因为触犯王振,他曾被贬官、下狱。邝 对他非常器重,所以在临行之前,把保卫京师的重任托付给他。
1449年7月16日,英宗、王振率领大军50万人从北京出发,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 及大批文武官员随行。有人作最后的努力,拦马劝阻,都被重责;又有武士谋刺王振,以阻止英宗亲征,也未成功。大军出发之时,天昏地暗,风雨交加,大家都知道这不是好兆头,人人忧心忡忡。
7月19日,大军出居庸关;23日,到达宣府。
连日大风大雨,道路泥泞,王振催促赶路,人马在路上摔伤的不计其数。群臣多上奏章请求暂缓前进。王振大怒,说:“朝廷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难道御驾亲征,还未交锋,就想后退么!谁人再敢阻挠,一定军法从事!”
尚书王佐、邝 同他争了几句,竟被武士强拉下去罚跪在路旁草中,人人愤慨,都敢怒而不敢言。
8月初,大军到达大同。各地军报纷纷传来,知道瓦剌各路人马都已进了长城,迅速南下,大军的归路有被切断的危险。王振惊慌失措,这时并没有人劝他退兵,他却自己决定退兵了。大同副总兵郭登向英宗建议:大军最好向东南方撤退,经过紫荆关回到北京,可保安全。
从这条路撤退要经过蔚州,王振想请英宗临幸他的老家,对此建议欣然同意。可是走了40里之后,王振又突然变卦,他怕大军经过蔚州会踩坏他田地里的庄稼,又下令朝东北方向前进,循来时走过的路直奔宣府。同时他派出几千辆车子,到蔚州搬运他家中的财物,随军前进。
一路上,他任意指挥文武百官和几十万大军,就像赶牲口一样。全军将士都愤怒到了极点,行军途中,怨声载道。
8月10日,大军到达宣府,瓦剌追兵已经追到。
英宗派殿军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断后。明军来往奔走多日,疲惫不堪,体力不济,死伤过半,吴克忠、吴克勤都壮烈战死。
8月13日,大军从宣府退到土木堡。这是个重要的驿站,周围高峰矗立,只有几条山间小路可通车马。
此地距离怀来县城只有20多里,如果大军赶到怀来,可以据城而守。王振因为自己运财物的车子还有1000多辆没有到达,力主在土木堡宿营等候。文武百官都觉得在此宿营十分危险,希望迅速赶到怀来,但是畏惧王振,不敢去说。65岁的邝 拼着性命跑到英宗面前力争,被王振大骂:“你这个书呆子懂什么军事!再要噜苏,立刻斩首!”邝 厉声回答:“我为国家、为老百姓说话,还怕死吗!”王振喊武士把邝 推出门去。
邝 气得发抖,和王佐等人在帐篷中相对无言,痛哭失声。
次日黎明,角声呜呜,瓦剌追兵到达,立刻包围了明军驻地。土木堡地势很高,明军掘地丈余,得不到一滴水,军心恐慌。这时虽是初秋,但暑热未退,两天得不到饮水,人马饥渴难熬。狡猾的也先看到明军被困,十分高兴,但是当时瓦剌军只有骑兵2万多人,明军却有几十万,不用计谋,难获全胜。他于是挥军暂退,派使者携带书信前来谈判议和,引诱明军离开阵地。这时王振装载财物的1000多辆车子已经到达,他就想迅速找机会突围,逃回北京。于是他一面派人随瓦剌使者前去谈和,一面下令全军迅速南移。这一来正中也先的奸计。也先发现明军纷纷拔营,暂时不动声色,等到大队明军都在山间小道上行进首尾不能相顾之时,猛然发动攻击,从四面八方以强弓硬弩射向明军。明军被动挨打,队伍大乱,四散奔逃。
这时英宗驻地受到围攻,他身边的侍卫、太监纷纷中箭。这些箭镞,正是过去王振以高价卖给瓦剌的。英宗吓得腿都软了,坐在地上发抖,望着王振,说不出一句话来。护卫将军樊忠恨得咬牙切齿,一把揪住王振痛骂:“你这个狗太监,国家大事都坏在你的手里,你跑不了,今天我要为天下人除害!”随即用铁锤猛击王振的脑袋。只听得砰的一声,王振头颅粉碎,脑浆和血一直溅到英宗的身上。瓦剌军从四面包围上来,樊忠左冲右突,接连打死了几个敌人,最后力竭殉国。
王振为了谋私,以国事为儿戏,把文武百官和几十万明军推上了绝境。但是当时的明军将士并没有给祖国丢脸,虽然形势不利,死伤惨重,他们都勇敢地与敌人拼搏,绝不屈服。从征大臣如英国公张辅、尚书王佐、邝 、内阁学士曹 、侍郎丁铉、副都御史邓 以下数百人全都壮烈殉国。不少人是从未经历战阵的文官,有的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全都手执军器,战死沙场。
只有身为皇帝的英宗,在敌人面前俯首就擒。他吓得两腿发抖,站立不住,只好由瓦剌兵把他架走,可以说是丢尽了国家的脸面。这次土木堡之战,瓦剌军只有2万多人,40多万明军在英宗与王振的瞎指挥之下,竟然一败涂地,死伤过半,骡马损失20多万头,衣甲辎重全被敌人夺去。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土木堡之变”。
这一惨痛教训,永远值得后人记取。
于谦临危受命保卫京城
英宗被解送到也先的大营,也先高兴得了不得。他说:“我常常祷告上天,希望大元帝国能够重新统一天下。现在得此大胜,眼看明朝就要灭亡,我们统一天下的日子就要来到了!”看到英宗十分驯顺,他就想利用英宗来进行讹诈,企图不战而胜,攫取明朝的锦绣江山。
于是他决定让自己的弟弟伯颜帖木儿看管英宗,在生活上尽量优待,加以拉拢。
英宗糊涂透顶,不懂两国相争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以为也先把自己抓住了,只是一般的强盗绑票,可以用金银财宝来赎,就向伯颜帖木儿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写信给北京,要皇宫里多拿财宝来赎。伯颜帖木儿很想乘机勒索,同意把信送出。这封信先送给明朝怀来卫的守臣,又由守臣派人连夜送进北京的皇宫。孙太后和钱皇后接到此信,知道皇帝被俘,号啕大哭,宫里乱成一团。
次日,孙太后搜刮宫里所有的奇珍异宝,用八匹马来驮运,打算赎回英宗。钱皇后也把自己珍藏的宝物一起加进去,以为送的礼物越重,英宗就可以回来得越快。
可惜财宝送出之后,有如石沉大海,全无消息。这件事虽是秘密进行,但是很快就传开了,加之从土木堡逃回的士兵们满街都是,土木堡惨败、皇帝被俘的消息已经封锁不住,京城里的富豪纷纷把财物南运,街头巷尾,车马拥塞,人心惶惶。
8月18日,即土木堡之变的3天之后,孙太后在宫中召集群臣商议国事。她泪流满面,向群臣公开了皇帝被俘的消息,希望大家以国事为重,各进忠言,商讨战守大计。
最先发言的是翰林侍讲徐 。他是苏州人,过不惯北方的生活,很想京城南迁;在土木堡之变以前,他就把家眷和财物偷偷运回南方去了。这时他趁机大发议论说:“既然太后要我们各进忠言,我就不妨直说。我们50万精兵良马已在土木堡全军覆没,这京城里的老弱残兵不满10万人,试问如何御敌?如果敌人来攻,京城一旦不守,人心动摇,大明的江山就保不住了。不如现在早定大计,把京城迁回南京,即或战事不利,还可以划江而守,保住半壁河山,维持一个南北朝的局面。
请太后当机立断,即日迁都。”
他说得娓娓动听,不少人都觉得他的话似乎有些道理,但又觉得把半壁河山丢给敌人,让千百万老百姓沦于敌人的铁蹄之下,于心不忍。有些人的家园与祖宗坟墓都在北方,一旦南迁,就会成为流落异地的他乡之客。
大家唉声叹气,心乱如麻,觉得左右为难,无法开口说话。
沉默了好一会,满头白发年已70多岁的礼部尚书胡 奋然说:“成祖皇帝把陵墓建在北京,就是不让子孙再把京城迁回南京。试问:我们能够迁到南京,敌人难道就不能追到南京?我能往,寇亦能往,迁都绝不是万全之计!”兵部侍郎于谦接着说:“胡大人说得不错,京城是天下的根本,岂能轻易放弃!宋朝避敌南迁,最后还是灭亡,这个惨痛教训,我们绝不能忘记。为今之计,只有激励军民,征召勤王兵马,誓死保住京城,不能有任何别的打算。”他越说越愤慨,望着徐 厉声说:
“凡是主张南迁,轻易放弃京城的,就是千古罪人!”
于谦义正词严的发言,立刻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修撰商辂、给事中王 的响应,孙太后也为之动容。那个一向能说会道的徐 在大家的指责之下狼狈退出。于是全场一致作出了誓死保卫京城的决定。
孙太后命令英宗之弟,刚满20岁的 王朱祁钰监国,也就是暂时代理皇帝,又命于谦以代理兵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起保卫京城的重任。于谦慨然受命。
临危受命之后,于谦连夜布置城防工作。他迅速收编从土木堡逃回的士兵,招募新兵,并飞调南北两京的预备队伍,沿海防倭的队伍,前来保卫京城。当时通州官仓存粮有数百万石,有人建议放火烧掉,以免资敌。
于谦不肯,他奏请 王下令,预发京城官员9个月的俸粮,预发士兵6个月的饷粮,叫大家自己到通州粮仓去领;并且发动京城百姓协助政府运粮,凡能从通州官仓运粮20石交给京城官仓的,发给运费白银一两。命令一下,全城军民忙得热火朝天,运粮的队伍汇成一股洪流,白天车马相接,夜里火把通明,家家都有存粮,人心安定。
经过几天的整顿,京城防务有了眉目,大街小巷,秩序井然,士兵各守岗位,军心振奋。前几天人们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神情迅速改观。年轻的 王非常高兴,就于8月21日正式任命于谦担任兵部尚书。
人心虽然安定下来,但是大家还有一肚子怨气。要想平息民愤,振奋士气,朝廷必须追究土木堡惨败的罪责。8月23日, 王临朝理政,由都御史陈镒等人联名上奏的奏章中提出要求:应公布祸首王振的罪状,灭门抄家。 王沉吟未决,百官伏地痛哭,不肯起身。王振的爪牙锦衣卫指挥马顺(就是杀害刘球的凶手)还敢厉声斥责百官说:“王振已经死了,你们还噜苏什么?”
给事中王 怒不可遏,一跃而起,一把揪住马顺的头发说:“你是王振一党,祸国殃民,早该正法。今天还敢放肆,岂不是自己找死!”他说完了在马顺的脸上狠咬一口。马顺拼命反抗,百官怒极,一拥而上,拳脚交加,当场把他打死。
这时朝班大乱, 王惊恐,就向殿后逃跑。王 带领百官随后追赶。于谦抢步上前,拉住 王的衣襟,催他赶快下旨:“王振罪大恶极,立即灭门抄家;马顺助纣为虐,大家激于义愤当场打死,概不追究。” 王畏惧,拼命挣扎,把于谦的袍袖都撕破了。于谦死不放手,直到 王答应下旨,百官才安心下来。随后大家又要求处死王振的死党太监毛贵、王长随, 王只好同意。百官当场把两人打死。鲜血从两人的口鼻中流出来,一直流到大殿的阶下。
退朝之时,吏部尚书王直看到于谦袍袖皆裂,十分感动,就拉着于谦的手说:“现在国家多难,正需要老弟这样有魄力的英才,我们这些老朽,100个也抵不上你一个。”当时朝野上下都把希望寄托在于谦身上。
于谦勇敢地承担起保卫京城的重任,昼夜辛劳,不敢稍有懈怠。
被百官当场打死的三个王振死党的尸身摆在东安门外示众,过往行人都争着来踢几脚,以泄胸中之恨。王振全家都被斩首。查抄王振家产时,共获金银60多库,玉盘100多面,六七尺高的珊瑚树20多株,其他珍宝不计其数。有些珍宝是皇宫里也少见的。王振及其党羽横行十多年,这次才受到严厉的打击,正气伸张,人心大快,全城军民欢声雷动,更坚定了保卫京城的决心。
就在北京军民摩拳擦掌准备抗击敌人、保卫京城的同时,瓦剌太师也先正在做着席卷明朝江山、重建大元帝国的美梦。为了利用英宗这个工具进行讹诈,做到不战而胜,也先对英宗百般拉拢,答应把自己的妹妹嫁给英宗,结为郎舅之亲,又派年轻美貌的瓦剌女子去给英宗侍寝。英宗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之下,一切惟命是从。
也先率军进攻宣府之时,英宗就出头露面,高呼宣府总兵杨洪开门迎接。幸亏杨洪深明大义,断然拒绝;巡抚罗亨信更仗剑坐在城楼上,下令说:“敢言开门者斩!”
爱国的士兵们对敌人矢石俱下,也先只好匆匆下令退兵。
一处不行,又试二处,也先押着英宗,到处招摇撞骗,竟以送还皇帝为名,要求守将开门迎接。各地守将深感为难,一面对敌人敷衍应付,一面飞报京城请示。
于谦奏请 王立即下令给边境各地守将,不论皇帝到达什么地方,守将都不许开城迎接,也不许派人出城与皇帝见面,必须认真保卫边疆,如有疏忽,军法从事。
英宗宠信王振,造成土木堡的惨败;后来又为敌人出力,到处叫唤开城。这种皇帝早被国人所唾弃。于谦和同僚们商量,为了打击敌人讹诈阴谋,坚定军民抗敌的信心,有必要拥立 王为新皇帝。此议得到孙太后的赞同。 王还在逊谢,于谦奋然说:“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国家,请殿下不必推辞!” 王这才同意。
9月6日, 王在群臣拥戴之下即皇帝位,是为明景帝。从8月15日土木堡之变到9月5日这20天中,朝中没有皇帝,人心很不安定。景帝虽然年轻,却能信任与支持主张抗战的大臣,采取许多有效的办法,打击内外的敌人,迅速扭转了万分危险的局势,因而受到广大军民的拥护而登上帝位。他即位之后,立即召见于谦,商量保卫京城的大计。于谦侃侃而谈,提出许多建议,景帝一一采纳。当时提拔了一批新进将领分守京城各门。
对于土木堡之变以前因犯罪而贬官下狱的石亨,于谦认为他善于用兵,特请破格起用,让他立功赎罪,景帝立即任他为总兵官。
这时,在于谦的统一指挥之下,京城内外广大军民人人都在为保卫京城出力。白天,大街小巷都在操练兵马,到处军旗飘扬;夜里,一片灯火通明,打造兵器的叮当之声不绝于耳。为了能及时处理问题,于谦每夜都留宿在公事房,不再回家。他有气喘病,发作之时,常常整夜咳嗽难以入睡。景帝派太监兴安去送药,甚至在御厨中亲手做菜给他送去。有人议论皇帝对于谦的关心太过分了,太监兴安连忙争辩说:“不算过分!不算过分!于大人日夜为国操劳,不问家事。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国家哪能再找到这样尽心竭力的忠臣!”
轰轰烈烈的北京保卫战
也先知道明朝立了新皇帝,眼看自己手中的奇货已经成了废物,十分扫兴。王振的党羽太监喜宁在土木堡之变时叛变投敌,把明廷的虚实全都告诉了也先。这时他建议也先趁景帝新立、内部不稳之时迅速进攻北京,为也先所接受。这年10月初,也先纠集各路兵马,挟持着英宗,大举南侵,企图一逞。他一路上发表文告,声称要一举夺取北京,重建大元帝国,逼迫明廷南迁。
景帝得到紧急军报,就于10月8日下旨命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统一指挥。都指挥以下将官有不用命的,可以先斩后奏。于谦再拜受命,登坛检阅将士,一共有22万人。他下令各军列阵于京城九门之外,准备迎敌。
总兵石亨、副总兵范广、武兴列阵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列阵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列阵朝阳门;都督刘聚列阵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列阵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列阵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列阵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列阵宣武门。
于谦布置就绪,大战即将开始。这时有人建议拆毁城外民房,以免被敌人利用;有人建议在城外挑土挖壕,阻止敌骑冲突;总兵石亨建议全军退守城内,坚壁清野,以避敌锋,等到敌人久攻不克,兵马疲惫,然后出击,必能获胜。于谦坚决主张出城迎敌。他告诉大家:“土木堡之变以后,敌人一直轻视我们,我们绝不能在他们面前示弱。如今朝野上下,万众一心,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他命令兵部侍郎吴宁驻守城内,处理兵部一切事务,自己率军出城布阵于德胜门外,准备亲自迎击也先所率领的瓦剌主力军。
10月10日,于谦下令紧闭京城九门,规定作战期间一律不得开门。并且颁布临时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将士们看到城门已闭,知道已无退路,只有勇敢击退敌人,才能死里求生。文官出身的于谦这时身披铠甲,泪流满面,以尽忠报国的道理勉励三军。他说:“弟兄们!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为国出力的时候到了!我们一战而胜,上能为国家争光,名垂竹帛;下也能保住自己的祖墓家园,妻子儿女。一旦战败,身家性命全都不保,还要受人耻笑!弟兄们!我相信你们都是血性男儿,一定不会为国家丢脸!”将士们听了,极为感动,不少人痛哭失声,决心以死报国。当时北京城外的明军,人人脸上挂着热泪,手中紧握刀枪,一声不响,静静等待敌人的到来。
10月11日黎明,远远传来呜呜的号角声,瓦剌军的前锋到达西直门外。于谦不让他们喘息,立刻派出副总兵高礼、毛福寿率军迎头痛击,立斩敌军数百人,生擒头目一人。初战告捷,人心振奋。当天夜里,于谦又派精兵袭击瓦剌军营地,大有斩获。也先这次进兵,是倾巢而来,想在几天之内攻下北京。想不到明军的阵容已今非昔比,一天之内,连吃败仗,锐气已挫,进退两难。喜宁向他献计,叫他遣使讲和,请明廷派出大臣迎回英宗;如果能把于谦骗来,加以扣留,就不难打下北京。10月12日,明廷派右通政王复随瓦剌使者来迎英宗。也先嫌他官小,不愿接谈,指明要改派于谦、石亨等人,才肯谈判。景帝动摇不定,派人出城去问于谦。于谦揭穿了敌人的阴谋,反对再派使臣。景帝接受于谦的意见,对也先的要求断然拒绝。
也先的阴谋不能得逞,就于10月13日倾全力进犯德胜门。于谦面对强敌,亲自指挥作战。他命石亨伏兵于民房内,而以小队骑兵诱敌,等到敌人精骑万余前来攻城,伏兵齐起,截断敌人退路。副总兵范广从正面迎击,火炮火铳齐发,也先的弟弟孛罗、大将毛那孩先后中炮死。敌人残军于败退后转攻西直门,企图侥幸一胜,以挽回一点面子。正遇明军都督孙镗的队伍,当即予以迎头痛击,石亨也从德胜门赶到,前后夹攻,城上守军发炮助战,敌军受到重创,溃不成军,仓皇败退。
这是两军决战的第一次,也先的主力军损兵折将,从此一蹶不振。
次日,于谦派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主动出击,先后猛攻瓦剌军营,瓦剌军拼命抵抗。在激战中,武兴被流矢射死,明军小挫。但是附近的百姓舍死忘生,前来支援,用砖石猛击敌人,一时呼声震天。由佥都御史王 和副总兵高礼、毛福寿率领的援兵及时赶到,四面猛攻。敌人立脚不住,全面溃退。
从11日到15日,战事相持了5天,瓦剌军的进攻受到坚决的反击,死伤惨重,讨不到半点便宜。也先觉得攻城已经无望,又探听到明朝各路勤王兵马就要来到,自己的归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只好决定退兵。15日夜间,瓦剌军全部拔营撤退。于谦督促将士马不停蹄,连夜猛追。沿途百姓也不分昼夜地袭击敌人。17日,也先残军狼狈逃出紫荆关,退回漠北。在退兵期中,瓦剌军不断受到明军和百姓的袭击,又死伤了1万多人。
瓦剌军败退之后,景帝在宫中设宴庆功。这一次保卫京城大获全胜,论功劳,当以于谦为第一。景帝对他加少保衔,总督军务。于谦一再谦让说:“如今国家多难,近郊多垒,强敌虽退,疮痍未复,做臣子的实在觉得惭愧,怎能居功受赏?”景帝不许他辞让,他才再拜受赏。当时皇宫内外,大街小巷,敲锣打鼓,张灯结彩,人人兴高采烈,欢庆胜利。好消息传到全国各地,人心振奋,敌强我弱的形势已经扭转,瓦剌部从此衰落,大明帝国在土木堡之变以后又重振声威。
这一次北京保卫战一共只有5天,就是这5天的战事从而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在土木堡之变以后,瓦剌太师也先乘着战胜的余威,挟持被俘的皇帝,倾巢南下,企图一举攻下北京,做着在中华大地上重建大元帝国的美梦。其实他的这种想法也并非全是幻想。既然只用2万骑兵就可以打败明朝50万精兵良马,俘获明朝皇帝;那么,用他们全部兵力来进攻岌岌可危的北京,确非难事。试想:如果也先狂图得逞,北京失守,建国不到100年的大明帝国就有可能南迁或垮台,历史就会出现大倒退。北京城外的5天激战,是决定祖国存亡、民族荣辱的关键时刻。在民族英雄于谦的全力指挥之下,广大军民万众一心,团结奋斗,终于狠狠地击败了侵略者,挽救了祖国的危亡。这次胜利使得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知道大明帝国的声威,都知道北京是一座英雄城市。
这一伟大的胜利将永远记载在中华民族光辉的史册上。
荒唐的“夺门之变”
在于谦的苦心经营之下,明朝北方3000多里长的边境线成为铜墙铁壁。也先屡次入侵,都碰得头破血流。他只好停止进攻,改采外交方式进行阴谋活动。他以要求明廷派大臣去迎回英宗为借口,屡次派使者到北京来谈判,这些使者就用各种手段刺探军情。1450年2月,叛国太监喜宁随瓦剌使者来到宣府活动,被宣府守将抓住,送到京城处理。于谦奏准景帝,公布他的罪状,公开处死。喜宁是王振的党羽,叛国投敌之后,屡次为也先出谋划策,丧心病狂,罪大恶极。这时公开处死喜宁,大快人心。
也先俘获英宗,认为奇货可居。最先是想以英宗为人质,进行讹诈,希望不战而取得明朝的天下。到了行不通的时候,又想勒索大量钱财,长期纠缠不已。以于谦为首的正直大臣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断然加以拒绝。后来明朝立了新皇帝,也先手中的英宗就成了废物。也先觉得左右为难:如果白白地放回去,很不甘心;不放吧,又没有一点作用。瓦剌内部的许多首领都对此事不满,在也先犹豫不决之时,都逼他放回英宗。因为瓦剌各部生产落后,许多生活必需品都要依靠和明朝贸易才能取得,由于双方处于战争状态,交易停止,物资缺乏,大起恐慌。也先难违众意,只好派专使到北京来,表示愿意无条件放回英宗,希望恢复边境贸易,双方从此相安。
1450年8月15日,也就是土木堡之变的一周年,英宗终于回到了北京。中国的皇帝在战争中被俘,这并不是第一次。在历史上,西晋的怀、愍二帝被匈奴人所俘,在受尽折磨后仍然被杀;北宋的徽、钦二帝被金人所俘,后死于五国城。但是被俘的皇帝能被无条件送回来,并且不丧权辱国,这在历史上则是空前绝后的一次。这完全是于谦推行正确的国策所取得的胜利。在英宗刚刚被俘之时,朝野上下一片慌乱,于谦大胆地提出祖国为重、皇帝为轻的正确口号,力主拥立新皇帝,从根本上击破敌人进行讹诈的种种阴谋。在敌人力绌计穷,愿意无条件送回英宗,而景帝与群臣惟恐迎回英宗在帝位问题上会出现矛盾而顾虑重重时,于谦为了国家的体面又毫不犹豫地主张立即迎回英宗。他办事一心为国为民,没有半点顾虑,既不怕得罪英宗,又不怕得罪景帝,胸怀磊落,肝胆照人。
英宗既返,朝野上下兴高采烈,欢庆胜利。于谦却说:“上皇虽还,国耻未雪!”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巩固国防。英宗被安排在皇城内的南宫里。他虽名为太上皇,但因为名声太臭,没有人理他,日子过得冷清无趣。
瓦剌各部因为入侵明朝失败,损失重大,互相抱怨,矛盾重重,不久就爆发了内战。入侵明朝的祸首也先众叛亲离。有一次他外出打猎,受到部下的突然袭击。他只带着一个亲信仓皇逃命,在逃跑途中被一个牧民杀死。
当他气势汹汹大举南侵,一心梦想重建大元帝国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不久之后就当了茫茫大漠中的一个孤魂野鬼。发动南侵的罪魁祸首也先既然已经授首,国耻已雪,明王朝广大军民发动的反对入侵的反击战也就打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如果明王朝内部不出问题,则因土木堡之变而造成的创伤可以逐渐恢复,国力也会逐渐增强,不会再为北方的外患担忧,老百姓也能从此过上太平日子。不幸的是,外患刚除,内争又起,到了1457年,居然发生了英宗复辟的“夺门”事件,小人得逞,君子蒙冤,为祖国立了大功的以于谦为首的一班正直的大臣竟被一网打尽,加上“谋逆”的莫须有的罪名公开处死,造成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冤案。从此,明王朝的国势江河日下,内忧外患,接踵而至,100多年之后,终于亡于清军。
民族英雄于谦的大冤案终于演变为全民族的大悲剧。
已经被废的皇帝居然复辟,是很少有的事,这实际上是几个阴谋家的借尸还魂。他们以拥戴被废皇帝复辟的手段来达到自己掌握大权、谋取富贵的目的。策划英宗复辟的阴谋家主要是徐有贞。这个徐有贞是何许人也?原来他就是在土木堡之变以后主张避敌南迁的徐 。他当时被于谦痛责一顿,灰溜溜地退出会场。景帝对他十分鄙视,他只好改了名字到外地去做官。只要景帝在位,他是出不了头的。因此,自从英宗回到北京之后,他就和一些对景帝和于谦不满的人互相串联,暗地策划拥戴英宗复辟,其中主要的人物是太监曹吉祥与武清侯石亨。
曹吉祥是王振的余党;石亨原是犯罪下狱的军人,经于谦的保举,才得到戴罪立功的机会。北京保卫战中他立了功,受封侯爵。为了讨好于谦,他曾经上奏章保举于谦的儿子于冕升官。不料于谦并不领情,还把他痛责一顿:“你身为大将,不保举那么多为国立功的将士,却来保举我的儿子,这像什么话!”石亨不敢争辩,心里却恨得要死,从此对于谦结仇。
1457年初,景帝病重,不能理事。徐有贞等人认为时机已至,就和蛰居在南宫里的英宗取得联络,图谋复辟。这年的元月17日,是景帝预定的临朝之期。
景帝虽然病体未愈,宫里还是作好临朝的准备。所以午夜过后,禁门已开。这时天昏地暗,星月无光。在百官上朝之前,徐有贞、石亨等人提前入宫,带了随从子弟,用巨木撞开南宫的大门,以御辇载着英宗进入东华门。
守门的太监前来阻挡,英宗大声说:“我是太上皇!有要事进宫,谁敢阻挡!”徐有贞引导御辇一直抬上奉天殿。两阶的武士前来干涉,也由英宗出面喝退。待英宗登上宝座,徐有贞等撞钟击鼓,大开诸门,喝令百官入朝。事起仓猝,百官毫无心理准备,等到登殿排班,山呼万岁,才见到宝座上坐的不是景帝而是英宗,大家十分惊愕。这时,徐有贞得意忘形地出殿大呼:“太上皇复位了!”这就是明代历史上最荒唐的一出闹剧――夺门之变。
在历代王朝中,为了争夺帝位,什么样的手段都使得出来。英宗这次复辟,所用的手段可以称为“招摇撞骗”。由英宗坐御辇一路喊开宫门可以叫做“招摇”;由徐、石等人领人用巨木撞开南宫的宫门,当然是“撞”;复辟一事,群臣事先毫不知情,只是听到徐有贞大呼一声,抬头一看,才发现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景帝换成了英宗,这不是“骗”又是什么?这真是一出“招摇撞骗”的大闹剧。
又一件惊人的大冤案
在岳飞的大冤案产生300年之后,又出现了一件与之极为类似的惊人的大冤案。
在夺门之变事发的当时,群臣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徐有贞、石亨等人乘大家惊魂未定,立即传旨,从朝班中拉出少保于谦、大学士陈循、王文、商辂、萧 、尚书俞士悦、江渊、都督范广等人下狱,正直的大臣几乎被一网打尽。这次宫廷政变,正是一群小人破门而出、夺门而入的篡夺行为。从此群魔乱舞,小人得志;过去在保卫北京的战事中出力立功的忠义之士无不遭殃。复辟成功,英宗对复辟有功的人一律厚加封赏,受赏的一共有3000多人。不学无术的英宗居然在诏旨中大谈“夺门”之功,后来有人悄悄地告诉他,“夺门”
二字含有贬义,他才下诏禁用。不久景帝病死,年纪不满30岁,是否真是病死,或是被人害死,那就不得而知了。
英宗复辟的几天之后,徐有贞等就诬陷于谦和王文策划迎立明朝宗室襄王朱瞻 ,认为这是谋逆大罪,但又拿不出任何人证、物证,只好以“意欲”二字定罪。
审讯时,王文厉声抗辩。于谦却劝他:“不必多说了,人家有心陷害我们,辩有何用!”
处死于谦的决定需要英宗亲批,英宗迟迟不能下笔。
他说:“于谦实在是有功。”这说明这个白痴皇帝良心还未完全泯灭。但是徐有贞从旁催促说:“不杀于谦,今日之举(指夺门之变)为无名(没有理由)!”英宗连连点头,终于下笔批准于谦的死刑。
处死于谦这一天,阴霾四合,日色无光,北京城里,哭声动地。太监曹吉祥部下的指挥朵儿原是瓦剌人,也带酒到刑场上来祭奠于谦,恸哭失声。曹吉祥知道了,把他痛打一顿,但第二天他照样前来哭祭。为何瓦剌人也如此敬爱于谦?原来土木堡之变以后,北京军民对于城内的少数瓦剌人很不放心,有人主张杀掉,有人主张收监。于谦不愿这么做,他下令说:北京城里的瓦剌人只要安分守己,一律保护;愿意从军立功的,与汉人同样受奖;敢于通敌内应的,杀无赦。瓦剌人都很感动。
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都没有什么越轨行为。
于谦死后,锦衣卫官员奉命抄家。想不到于谦家中不仅没有金银财宝,连家具衣服也极为朴素,找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后来发现一间小屋用大锁锁住,打开一看,原来都是御赐的蟒衣、剑器,也就是朝廷奖给他的纪念品。于谦身居高位而清贫如此,使得那些如狼似虎的查抄官员都不禁摇头叹息。
都督同知陈逵收拾于谦的遗骸,次年运回杭州,葬于西湖之滨。尽管英宗榜示全国,指于谦为奸党,但各地军民经过杭州,还是有许多人前去哭祭。9年以后,明宪宗为于谦平反;32年以后,明孝宗追谥他为于肃愍公;100多年以后,明神宗改谥他为于忠肃公。杭州、河南、山西各地都建立了于忠肃公祠,按时祭祀。
历朝皇帝这些做法不过是走走过场,收揽民心而已;只有身受其惠的广大军民,才会衷心纪念于谦。历代的爱国志士,无不以于谦作为自己的榜样,明末的抗清英雄张煌言就说过:“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小人祸国却又自取灭亡
时隔300年的岳飞、于谦两大冤案,有极为相似之处。其一,两案的主角都是抵御外侮、保卫祖国的民族英雄。其二,他们都是在建功立业之后却横遭诬陷而冤死。对岳飞的诬陷是有名的“莫须有”三字狱,对于谦的诬陷是有名的“意欲”二字狱。其三,他们死后都被葬在杭州西湖边上,为西湖生色不少,正是“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纵观古今,凡是能够本着国家民族的利益办事的君子,总难免会得罪一些只谋私利的小人。俗话说:宁肯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因为君子宽厚,不太计较个人恩怨;小人则小肚鸡肠,得罪了他,他会时时图谋报复。于谦深深懂得这一点,在他手握大权秉公执法之时,自知得罪了不少小人,将来会有遭到报复的可能。《明史?于谦传》中说:于谦性格刚强,遇到不如意事,每每拍胸叹息说:我这一腔热血,不知竟洒何地?但他绝不动摇,绝不后退,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只要功业有成,目的已达,自己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
于谦得罪的小人,大致可分三类。一是文官中的主张避敌南逃的人,以徐有贞为代表。于谦就曾经当面斥责过他。二是武官中贪图名利的跋扈军人,如石亨。于谦有恩于他,但他拍马不成,恼羞成怒,恩将仇报。三是太监中的王振死党,如曹吉祥。这些人做正经事完全不行,但是串联起来玩弄阴谋诡计,能量却也不小。夺门之变就是这些小人所策划的为求富贵的一次豪赌,居然侥幸成功。他们夺到了大权,害死了于谦,但是转眼之间,也都自取灭亡。
岳飞的冤案,是宋高宗赵构利用秦桧等人所制造的;于谦的冤案,是徐有贞等一批小人利用明英宗朱祁镇所制造的。杀于谦,并非英宗的本意,是徐有贞逼他这么干的。夺门之变成功以后,明廷的许多决定都让一批小人得利,英宗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例如:徐有贞任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并且典机要。石亨封忠国公,其党张 为太平侯。曹吉祥为司礼太监,总督大营,其养子曹钦任都督同知。各级军官升官晋级的多达3000余人,小人的党羽一律得到实惠。这次大规模的封赏,完全是小人得势以后的分赃行为,与明廷的“赏功”全无关系。一群小人的总头目王振虽然已死,也得了好处。
英宗恢复了他的官爵,用檀香木刻成他的形体,招魂安葬,赐额旌忠。
小人集团既无道义可言,亦无友谊可说。为了牟利,他们可以勾结在一起,打得火热;利尽则交疏,为了争利,不惜反目为仇。就在“夺门之变”的半年之后,徐、石、曹三人之间发生内哄。石、曹联手诬陷徐有贞,徐有贞被夺了权,流放云南边境,后来客死异乡。
徐有贞既除,石、曹二人又明争暗斗。石亨专权跋扈,不仅同僚畏惧,连英宗对他也深为不满。有一次,大学士李贤与英宗谈起了“夺门之变”,揭穿了徐有贞、石亨的险恶用心。李贤评论说:“迎驾”则可,“夺门”
则不可。景帝病重了,群臣迎接英宗复出主持国事,这是正当的。景帝驾崩,英宗复位,这也是正当的,名正言顺,并无半点风险。徐、石策划的“夺门”,实际上是夺位,却冒了很大的风险。万一夺门失败,岂不成了叛逆。徐、石等人为了谋求富贵,竟不惜以英宗为赌注,其心可诛。英宗虽然愚笨,但经过李贤点破,恍然大悟,从此疏远石亨,并且有意要拿他的短处。1459年,石亨从子石彪犯法,判罪抄家,牵连到石亨,又有人告发石亨意图谋反,英宗立即决定把石亨下狱,严加追查。
这一来,弹劾石亨的奏章,检举石亨的材料,有如雪片飞来。1460年春,石亨瘐死狱中,石彪等人皆以谋反伏诛。追查结果,牵连甚广,凡是“夺门之变”后被徐有贞、石亨保荐的文武官员,一律作为冒功,加以贬黜,总数达三四千人之多。昔日的“功臣”转眼之间即成叛逆。由于被贬黜的人太多,衙署为之一空,日常工作无人处理,陷于瘫痪。英宗的治国,如同儿戏。
石亨既倒,曹吉祥兔死狐悲,颇不自安。其养子曹钦,毫无知识,却很有野心,常自比曹操(因为曹操是太监曹腾的养子,他自己是太监曹吉祥的养子),早有夺位的梦想。曹吉祥曾受命以司礼太监总督营兵,他在外出监军之时,随时挑选勇士带回京师,作为自己的死党。父子二人的私人武装在千人以上。石家覆灭之后,曹氏父子不甘心坐等败亡,就想冒险一逞。1461年夏,居然发生了曹钦准备带兵攻打皇宫的戏剧性谋反事件。这一天,曹氏父子已经约好,当晚由曹钦集合死党500人在家饮宴,次日清晨进攻皇宫,曹吉祥以禁军作为内应,攻入皇宫,废掉英宗。恰好这天怀宁伯孙镗奉命带京军出征西北,在朝房待漏。有人前来告密,说出了曹钦的计划。孙镗当机立断,一面派人密奏英宗,一面集合自己的部下准备迎击。英宗得到密奏,立刻诱捕了曹吉祥,并将宫门关闭。曹钦兵到,无法进宫,孙镗部下京军对他迎头痛击,曹钦兵败自杀。事后英宗把曹氏家族、姻亲、同党,一律族诛。到这时为止,发动“夺门之变”、陷害于谦的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三家家族及其党羽已经被杀得一干二净。上距“夺门之变”
还不到5年。这一批小人先是为了图谋富贵,不惜祸国殃民,最后是自取灭亡。到了1465年明廷给于谦正式平反之时,这些小人早已身败名裂,死于非命。
明英宗朱祁镇其人真可以说是天生的“祸水”,他没有一点用君子、办正事的本领,却最敢用小人,闯大祸。从他登位开始,就是王振专权――土木堡之变,闹得明王朝几乎垮台。他被俘了,景帝才得以重用于谦,力挽狂澜。他一回来,又造成夺门之变――曹石之变。
曹石之变的余波结束不久,他就死了。他这一生真是极其糟糕的一生。从他本人来说,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当过俘虏,被放回后又过着近似软禁的日子,受过许多惊恐,经过许多折腾,所以只活了38岁,可以说是个短命皇帝。但是由于他大胆放手重用小人,所以不断地闯大祸,使得明王朝由盛转衰,从此走了下坡路。对于国家民族,他是个千古罪人(一再闯下滔天大祸),又可以说是个十足的糊涂虫(糊涂到近于白痴的程度)。
明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专制、残暴,既不重视知识,又不重视人才的朝代。皇帝大都是昏庸之辈。
太监当权,小人得逞,代代有之。于谦生在这样的时代,又有心要为国家民族做出一番事业。他明知自己日后的下场是不会好的,所以赋诗明志,写下了一首《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他早就是这样想的,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做了。在北京保卫战中,他舍死忘生,把祖国从灭亡的边缘上挽救了出来。可恨功成祸至,最后竟冤死于小人之手,千秋令人扼腕。在本文之末,笔者谨赋小诗一首,以志哀思!
诗曰:
千秋传诵《石灰吟》,自比石灰见忠贞!
旷代英雄今何在?
遗诗一首感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