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君主专制，但是中国的君主专制比任何国家的君主专制还要专制。因为古时候的王权多多少少都要受到神权的制约，国王不能为所欲为。中国古代的商王朝，商王要决定国家大事，还得要占卜（主要是刻字在龟腹甲上，放在火上烤热，视其裂痕走向以定吉凶）。
这就要和“巫”（能与天神沟通的人）商量，受到“神意”的左右。古代欧洲的国王登位，还要教皇为之加冕，予以承认；在行使王权之时，还要得到教权的支持。只有中国在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之时，把“王”改称“皇帝”（帝原是人对天神的称呼），把人间的“王”和天上的“帝”合而为一，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以“皇权”统治天下，为所欲为，再也不受“神权”、“教权”
的约束，当然更不知道什么叫做“民权”和“人权”，成为真正一人独裁的政权。
把统治天下的大权赋予皇帝一人，宣布天下的土地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天下的臣民都是皇帝一人的奴仆，也无论这个皇帝有无知识，有无能力，有无品德，也无论他的年龄是老是幼，身体是强是弱，天赋是智是愚，只要他一旦登位，天下臣民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他一个人，听他一人指挥。这从道理上说不过去，实践起来也非常困难。过去，“先王以神道设教”，假借天神的意旨办事，神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老百姓的心中总还保持着一定的神秘感。从秦开始，统治权完全归于皇帝，而皇帝又只是一个凡人，饮食男女，和常人并无不同，你能当，为什么别人不能当？在秦以前，只有强大的诸侯才能称霸中原，还得要尊重周天子的意见；在秦末大乱以后，人人都可以“逐鹿中原”，抢当皇帝。从此龙争虎斗，一治一乱，不管多么强大的朝代，也难以长治久安。长则二三百年，短则十年八载，就会改朝换代。
所谓改朝换代，说穿了不过是少数人争夺皇帝宝座，却闹得干戈扰攘，天下大乱，老百姓肝脑涂地，庐舍为墟。广大军民为此而被打死的 全是冤死。如果仗打完了，新朝布告安民，让士农工商，各安生业，死的虽然白死，活着的还能苟安，那已经算是不幸中之大幸。有的新朝竟把前朝的臣民一律视为敌人，视为俘虏，按自己的高兴，任意追究罪责。这当然就会产生一批又一批的冤案。有时候并未改朝换代，只不过在帝位的继承上出现了争执，也会引起一场大战。因此而被打死了的军民更为冤枉。如明太祖朱元璋死前，因太子朱标早逝，传位给皇太孙建文帝，这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但是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发动叛乱，起兵夺亲侄子的帝位。叛军打进京城（南京）之时，竟然仇视忠于建文帝（也就是忠于明王朝）的臣民，大加杀戮。对文臣武将如方孝儒、铁铉等人处以剥皮的酷刑。朱棣自己发动叛乱，却指忠于明王朝忠于建文帝的一些忠心耿耿的名臣为叛逆，一一处死，这种歪歪道理，真不知道他怎么说得出口。这一次名为“靖难”实为叛乱的“靖难之役”，当然又制造了一大批冤案。
从秦代开始，由皇帝一人独裁的君主专制制度虽然在名义上维持了两千年，即所谓“百世皆行秦制度”，其实这是欺人之谈。一个幅员万里的大帝国，只有订立切实可行的制度，分层负责，各司其事，才能井然有序，长治久安。一个皇帝，不管他身体有多么好，能力有多么强，要求他日理万机，一切天下大事都由他拍板定案，这是不可能的。至少他的时间不够用，且不说还要批示处理，只要他把当天朝廷（中央政府）所收的公文全部看完也是办不到的。事情处理不完怎么办？只有交给身边的人（包括权臣、佞臣、被宠信的太监）处理。从表面上看，皇帝日理万机，似乎精力过人；实际上往往大权旁落，落到一批小人手上。且不说后代形形色色的许多昏庸的皇帝，就连皇帝制度的创立者秦始皇自己，也逃脱不了“大权旁落”这一必然规律。在他生前，大权已经落到了李斯、赵高这班小人手里，所以要扶苏继位的诏书无法下达，他自己也死得不明不白。
皇帝的大权旁落，一定形成小人当权，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也就必然造成一些冤案。小人用事，每每造成君子蒙冤；君子蒙冤，也就说明小人得逞。皇帝制度是由李斯一手设计，再由秦始皇拍板定案，才正式出笼的。要问这个制度究竟好与不好，我们只要看一看秦始皇与李斯的下场也就心中有数了。这个制度只会造成大权旁落，保障不了秦始皇的人身安全。如果不是由皇帝一人独裁，而是由诸大臣共议国事的话，秦始皇传位给扶苏的计划就可以实现，他自己有病也会及时得到治疗，不至于病死后与臭鲍鱼为伍。如果说李斯的腰斩于咸阳市也算是一件冤案的话，那正是他作法自毙，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时倘不实行皇帝一人独裁的制度，重大案件必须交给廷尉依法审理，李斯也就不会冤死。李斯之被腰斩，被夷三族，实在是个极大的讽刺，这正好说明了皇帝一人独裁的制度是产生大量冤案的温床。两千年来，皇帝昏庸，大权旁落，小人用事，陷害忠良，冤案累累，令人发指。
无用的皇帝大权旁落，被乘虚而入的小人钻了空子，制造出许多冤案来，这是常有的事。也有些颇为能干的皇帝，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重用小人，故意地制造大批冤案，唐代的武则天就是如此。武则天在以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以后，还不满足，还想进一步篡夺唐王朝的江山，自己登位做女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重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鼓励告密，有计划地去诬陷唐王朝的宗室和一些忠于唐王朝的旧臣。天天制造冤案，刑讯逼供，罗织成罪，锻炼成狱，在三四年中间，以谋反的罪名把忠于唐王朝的人几乎一网打尽，闹得人心惶惶，民怨沸腾。等到目的已达，武则天为了“平息民愤”，又归罪于这些酷吏，把他们一一处死。
明代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机构，更是皇家常设的特务组织，由当权的太监主持，专办不便公开审理的案件，专门打击为皇帝所不满而又没有过错的臣僚。所谓东厂、西厂，其实就是“冤案”制造厂，这里每年每月、每日每时都在制造冤案。如果案子不冤不假不错，完全可以交给刑部、大理寺公开审问、公开处理，要这个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特务机构干什么！
有时候，皇帝个人也在为所欲为，放手制造冤案。
例如汉武帝晚年在京城一手造成的“巫蛊之祸”就是个好例子。这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晚年迷信鬼神，到了难以自拔的程度。他常常生病，又常常做噩梦，就怀疑有人使法术诅咒他。佞臣江充乘机装神弄鬼，说是京城中有人制做小木人，写上皇帝的生辰八字，埋在地下，以诅咒皇帝。汉武帝大怒，命令江充在京城中到处掘地，搜寻小木人。哪家的地下掘出了小木人，全家受祸，一起处死。江充到处仗势横行，作威作福。最后竟然发展到奉旨去掘皇后和太子的寝宫，引起冲突，江充被太子所杀。汉武帝竟然拍板定案，说是太子谋反，下旨给丞相刘屈旄，要他收捕太子。双方在京城内外大战三天，军民死者数万。最后太子兵败、皇后和太子都被迫自杀。
这次莫名其妙的冤案，竟然落到了皇后和太子头上，整个发展过程，荒唐如同儿戏，真是贻笑天下。这也是皇帝一人独裁的恶果。我们且不要求如何民主，只要当时有一条规定，皇帝正式下旨，要由丞相副署（由丞相签一个名，表示知道了这件事），这次悲剧也就可以避免。
诏旨中说太子谋反，要收捕太子，请问哪个丞相敢签这个名！
明太祖朱元璋时代的“空印案”，又是一个皇帝为所欲为所造成的荒唐冤案。按照当时的规定，地方官每年都要派员到京城去报送地方财政的决算报表。根据正式公文的要求，应该是“红压黑”，即数目字填写清楚之后，再盖上报机关的红色大印。不许“黑压红”，即不能先盖红色大印再填数字。这种要求，目的在于防弊，本来不错。但是实行起来，却有一定的困难。距离京城（南京）不远的省份，在把数字核对清楚之后再回去盖印还来得及，但是距离京城太远的省份这样做就来不及了。主管官员采取一种变通的办法，先把公文上的红色大印盖好，交给一个比较可靠的官员送到京城，把数目字核对清楚之后再认真地填写上去。这种变通办法实行了十多年，一直相安无事，也并未出现什么问题。到了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此事偶然被朱元璋所发现，他认为这是办事的官员们故意违反规定，给自己的舞弊预留余地，存心不良，在盛怒之下，他下令大查“空印公文”，即未填数字先盖大印的公文。凡查到了这样的公文，主管人员处死，办事人员充军。至于他们究竟贪污没有，舞弊没有，反而不加过问。这就是明初有名的“空印案”。这种不分青红皂白，把违反办事规则当作贪污舞弊大案来严办的事，也只有这个大老粗皇帝才做得出来。他是想杀鸡吓猴子，不惜冤杀一批人，来吓阻贪污舞弊行为，但是结果适得其反，吓得许多有才能的人再也不敢去做财经工作，纷纷找借口辞职，改行，只有拿一些外行去顶数，结果造成财经工作一片混乱。
这样的笑话，还是由皇帝一人独裁所造成的。其实这种事情根本不需要皇帝亲自过问。他当时只要把此事交给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去查办就行了。违反公文办理规则的，给予行政处分，真有贪污舞弊行为的（当然是少数），依法严惩。这不就得了吗，何至于胡子眉毛一把抓，闹了大笑话，还平添了一批冤死鬼。
不是法治而是“罚治”
我们的历代王朝也都制订了法律，例如明代有大明律，清代有大清律，但这并不等于说有了法律，就是法治。要谈法治，首先就要看看法律对老百姓的权利和义务是否有所规定，也就是说，老百姓享有哪些权利，又应该对国家尽哪些义务。历代王朝的所谓“法律”，实际上只规定老百姓应该遵守什么，应该做到什么，如不遵守，如做不到，就该如何惩罚。对老百姓的权利只字不提，对老百姓的惩罚，则花样繁多，连篇累牍，满纸都是。这样的“法律”，与其叫做“法治”，不如叫做“罚治”，也就是“以罚治国”。当然，别的国家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时代，只不过我们“以罚治国”的时代拖得太长了而已。
就是这种“罚治”，历代王朝也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因为司法不独立，皇帝既有立法权，又有司法权，他自己立的法，自己又任意破坏，全不执行，你拿他无可奈何。例如明成祖朱棣自己举兵谋反，篡位夺权，却把忠于明王朝的忠臣抓来活剥人皮，下油锅炸成油果子，这些“罚则”，在大明律上能找到么？他把忠臣的妻女送到军营里去让大兵轮奸，他杀了方孝儒的学生们以凑足“诛十族”之数，这在大明律中又能找到么？对一些暴君来说，“法律”只不过是揩屁股纸而已。那些皇家特务机关在办案的时候，能遵守“法律”么？那些倚官仗势胡作非为的小人们，又知道什么东西叫做“法律”？
在那“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时代，办案正是各级地方官的主要财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千里为官只为财”这些民谣都说明了贪赃枉法，事属正常。少数一清如水、按律办事的清官却成了异类，成了不近人情的傻帽儿了。既然无官不贪，经过他们的手所办的案子也就“无案不冤”。清官有没有？
当然也有。但是在２０００多年中，像包公、海瑞这样的青天大老爷，你还能够数得出几个来？说“中国古来冤案多”，谁曰不宜？
冤案的受害者是些什么人
冤案的制造者是谁？当然是暴君昏君、权贵豪强、贪官污吏。冤案的受害者是谁？古往今来，冤案无数，其受害者当然是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概括言之，不妨把他们分为两大类：一曰无辜的善良的老百姓；二曰我们的民族精华、志士仁人。
无辜的善良的老百姓，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乱时都是弱势族群。他们无权无势，手无寸铁，对于横祸之来，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只好自叹命苦，逆来顺受。别人争当皇帝，闹得天下汹汹，他们死于干戈之下，那绝对是冤死；就是在承平时期，他们受官府豪强的欺凌，也是家常便饭，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他们当了冤案的受害者，一般都是忍气吞声，自认倒霉，既无伸冤的妄想，更无平反的奢望。在２０００多年的历代王朝中，如果冤案的受害者只不过是老百姓，没有涉及重要人物，那么，史书中就不会提出“冤案”问题，更不会有“平反”之一说。
冤案的受害者既然涉及历史上不少重要人物，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当代历史学者张海鹏在《论“冤臣”》一文中就提出了极为明确的答案。他先把这些冤案的受害者统称之为“冤臣”，然后把“冤臣”概括为四种人物，一曰功臣、二曰能臣、三曰清廉之臣、四曰骨鲠之臣。也就是说，“冤臣”中绝大部分（当然不是全部)
都是有知识、有能力、有操守、有骨气的人物，是能够建功立业或者已经建功立业的人物，是立德、立功、立言能够做到三不朽的人物。再说得简单一点，他们是贤人，不是小人；是能人，不是愚人；是我们的民族精华、志士仁人。
功臣既然能够立功，一定是有本领的人物，文能运筹帷幄之中，武能决胜千里之外。一个野心家在没有当上皇帝之前，把这些有本领的人看做宝贝，尽量重用，尽量迁就，希望他们能帮自己打江山。一旦江山坐稳，帝业成功，立刻变脸，对这些人就会加上各式各样的罪名（怎么说都可以，反正只是个借口），一一收拾。兔死狗烹，代代如此。刘邦之杀功臣，如对韩信、彭越，是一个一个地杀；朱元璋之杀功臣，如对胡惟庸、蓝玉，是一批一批地杀，一次冤案，可以株连数万人。一个王朝在开国之后，不是论功行赏，而是大杀功臣，让千万人冤死，代代如此，少有例外，几乎已成为皇帝制度下的定制。
能臣不一定有大功，但必然是有学问、有大志、有魄力、有远见的人物。他们常常呕心沥血去制订一套套治国方案，又要费尽心力去说服皇帝实现自己的主张。
事情办好了，功劳归于朝廷；事情办砸了，责任必然要由他们承担。有时候，一开头就受到重重阻挠；有时候，中途会遇到重大挫折；有时候，事情已经办成，却触犯了某些当权者的利益，还会被追究责任。管理国家大事，难免会有风险，照道理说，风险应该由法定代表人――皇帝承担，但是在一人独裁的皇帝制度之下，责任大都推给一些能臣，由他们来当牺牲品、替罪羊。常常是一时颇受重用，红得发紫的能臣转瞬之间就成了“冤臣”、“罪臣”。能臣都是聪明人，不聪明当不了能臣，但是聪明人总是难逃厄运。照理说，为官清廉既是朝廷所要求的，也是老百姓所拥护的，清廉之臣怎么也会倒霉，也会成为“冤臣”？其实，理论常常与实际脱节。在一个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的王朝，清官才会受到尊重，贪官才会受到打击。但在一个皇帝昏庸、政治黑暗的时代，贪官呼朋引类，左右逢源；清官形单影只，难于立足。
正气不伸，邪气上涨，清官不但解决不了别人的冤案，连自己也会蒙冤受屈。贪官要攻击清官，绝不会说“清廉”是个罪名。他们会拉帮结派，对你围攻，对你诬陷，使你有苦难言，蒙冤获罪。明代的民族英雄于谦之所以蒙冤被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官清廉，得罪了一群贪婪的小人，受到诬陷。古往今来，贪官好当，清官难做的叹息之声，不绝于耳。
至于骨鲠之臣常遭冤杀，那就更容易理解了。历朝皇帝，糊涂的多，清醒的少；残暴的多，仁慈的少；自以为是的多，有自知之明的少；鲁莽灭裂的多，有修养的少。你胆敢向他直言，就等于摸了老虎屁股，他不回过头来咬你一口才怪。尽管他知道你是耿耿忠心，丝毫也不怀疑你说话的动机，尽管他认为你所说的都是事实，你所提的建议也都切实可行，但是你扫了他的面子，他就绝不会放过你。他宁肯把你一阵乱棍打死（即所谓“廷杖”），先出了气，然后再加以表彰，赐你一个忠臣的美名，即所谓“文死谏，武死战”是也。鼓励忠臣们“武死战”是可以的，因为要打仗就会有牺牲；但是鼓励“文死谏”就非常荒唐。朝廷可以鼓励直言，鼓励大胆上书言事。但是不应该鼓励“文死谏”这样的愚忠行为。臣子对皇帝提点意见，事属正常，愿听就听，不听就算了，何至于恼羞成怒，随便杀人！既然鼓励“文死谏”，就承认皇帝可以随便杀人，这不是草菅人命么！
总而言之，中国特有的君主专制制度，由皇帝一人独裁的皇帝制度，是产生冤案的温床。在这种制度的纵容之下，包庇之下，年年、月月、日日、时时都在产生冤案。由于见惯不惊，习非成是，臣民们都变得麻木了。
既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那还有什么冤与不冤可说。因此，在历代王朝中，不仅人间冤案如山，冤狱遍地；连阴间也有枉死城，专门收容含冤而死的冤魂冤鬼，而且经常鬼满为患。
冤案造成了哪些严重后果
在２０００多年来的皇帝制度的统治之下，产生了亿万件冤案，造成了亿万个冤魂，这当然是一笔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仅仅从人口损失这个角度来估计冤案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冤案的受害者不仅有千千万万的平头老百姓，还有一些重要人物，而且是当时的民族精华，志士仁人，是能够推动中华民族历史前进的关键人物。他们的冤死，不仅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度，而且影响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死，整个中华民族在前进中就会少走许多弯路，就会逃过不少严重的灾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会更加灿烂辉煌，中国的历史将会改写，世界的历史也会改写。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在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一是岳飞的冤案，二是袁崇焕的冤案。
岳飞这位保卫祖国的民族英雄，８００年来家喻户晓，无人不知。每当祖国有难，敌骑踏进中原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起他来。日寇侵占东北以后，八年抗战之初，在笔者的记忆中，当时家家户户都贴有岳飞所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歌声响彻云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８００年不过是一瞬间的事。
笔者始终觉得岳飞离我们并不遥远。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击败日寇，岳飞对我们的鼓舞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岳飞冤死之时，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宋代已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当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虽然在和金国的侵略军作战中一时失利，京城开封陷落，北宋覆亡；但是国家的经济、文化实力犹在，国力的总和远远超过金国。
军事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宋军已经逐步转弱为强。岳飞北伐初获胜利之后，金国军心动摇，沦陷区的忠义民兵（八字军）热烈响应，大举反攻，收复失地，痛饮黄龙，指日可待。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赵构、秦桧为了建立一个臣属于金国的傀儡政权，不惜为虎作伥，执行敌人的意旨，冤杀岳飞，自毁长城，使得整个中华民族从此走了下坡路，怎不令人痛心疾首！
如果当时岳飞“还我河山”的壮志得以实现，宋王朝不仅是东方世界的中坚力量，也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先进国家。宋人最先发明罗盘，用于航海，使得全球各地的人类能够通过航海进行交往；最先发明火药，用于国防，使得人类从冷兵器时代跃进到热兵器时代。以后西方殖民者称霸海上，称霸世界，不就靠这两样东西么！这原是我们的东西，以后传入欧洲，让别人喧宾夺主，反而走到我们的前面。如果宋王朝强盛起来，至少可以对东方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起到一种平衡与制约的作用，不会让蒙古的势力过快地发展，打进欧洲，给西方世界带来一场横祸。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岳飞不被冤死，宋室得以复兴，对促进人类文明，对维护世界和平，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袁崇焕的名气虽然没有岳飞那么大，但是袁崇焕冤案所造成的影响也很不小。他是文臣领兵，却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初次大战，清王朝的始祖努尔哈赤就死在他的炮口之下。对于迅速崛起的清王朝，他有一整套稳扎稳打的战略。他如果不被冤杀，清王朝就出不了头。也可以说，没有袁崇焕的冤案，清兵就入不了关，中国就不会出现一个清王朝。清王朝的出现，显然不是一件好事。且不说清王朝是由满族所建立，自始至终执行残酷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有过“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等大屠杀的罪行。即就其对外政策而言，他们也是长期执行封闭保守、闭关锁国的政策，阻碍社会的进步。中华民族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上，几千年来一直遥遥领先，我们落后于西方，不过是近三四百年的事。而这三四百年，大致相当于清王朝统治的时代。清王朝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明廷如果不冤杀袁崇焕，清王朝不能取代明王朝，中国的历史当然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一件冤案，居然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影响之大，令人浩叹！
在２０００多年的皇帝制度之下，冤案日积月累，堆积如山。有没有昭雪平反的呢？当然也有，但从比例上来说，实在是太少了。那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你平反了一件，又产生了百件、千件，你平得完吗！即使平反了，只不过是给冤死者的后裔一点精神安慰而已，许多重大冤案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并不是经过“平反”就可以消除的，也不是时间所能冲淡的。
它给我们所造成的精神压力，虽然经过了千百年，至今依然存在。
我们的民族从来都是重视求知、重视读书的，但是２０００年前的焚书坑儒事件（这当然是一件大冤案），几百年前明、清两代许多荒唐的文字狱（所有的文字狱都是冤案），都已经或多或少地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阴影。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要说心里完全没有这种阴影，那是欺人之谈。
我们的传统文化从来都是鼓励人们立功的，所谓“三不朽”，就是说人生在世应该有所作为，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不要与草木同朽。但是许多惊人的大冤案一再出现（如韩信的冤案、岳飞的冤案、于谦的冤案、袁崇焕的冤案等等），就对这种积极进取的立功思想大泼冷水。冷水一泼再泼，热情自然下降，于是许多人就很自然地接受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想法。
君主专制时代也就是皇帝时代所产生的这些冤案，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有它产生的客观规律，我们不可不知。虽然这些冤案已经过去了千百年，它离我们还并不是那么遥远。有些冤案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一直波及到今天，使许多无辜的后人还在跟着吃苦头。有些冤案所造成的巨大阴影，至今还笼罩着我们，挥之不去，驱之不散。因此，这些冤案与我们不是无关，而是密切相关。
在本书中，笔者介绍与剖析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冤案，这些冤案的受害者既有官方人物，也有平头老百姓；既有本国人，也有外国人；在官方人物中间，既有文官，又有武将，连皇太子也会成为冤案的牺牲品。各篇文章均按时代先后排列，发生早的在前，迟的在后。
由于冤案是皇帝时代的特产，则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必然要涉及某些王朝的内幕，也可以说是隐私。揭穿这些内幕或隐私，当然有利于去伪存真，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
冤案为祸之烈，实在惊人。有时候大皇帝心血来潮，一道圣旨颁下，平地起了风波，亿万臣民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待到风平浪静，枉死城中就又平添了一大批冤死鬼。正是：
自古皇朝冤案多，时时平地起风波；徒见一人逞私欲，亿万臣民受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