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中国近代史，总是从鸦片战争讲起。对于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许多人不甚了了；但对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大家都能知道一个梗概。因此对于西方传教士，总是没有好感。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殖民者东来，目的就是侵略中国。直接用军舰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这是军事侵略；用商人来倾销洋货，特别是来倾销鸦片，这是经济侵略；用传教士来传教，包括天主教与基督教，同时带来西方文化，这是文化侵略。军队、商人、传教士成了三位一体的侵略者，哪还有什么好人！就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来说，以上的看法确有一定的根据。不过不是那么绝对化。传教士中间，从事间谍活动者有之，仗不平等条约之势而横行者亦有之，但是不能否认，有不少传教士还是做了大量有益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工作，不可一概而论。
如果上溯到两三百年前，了解一下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活动的情况，我们对传教士的印象就会有所改变。因为那时候西方的一些侵略势力尚未形成，传教士虽受欧洲某些教会派遣，但大都是个人行动，并未承担某种侵略任务。我们虽不能说当时的传教士全是好人，但是绝大多数都是有学有术的知识分子，都有一技之长，除传教外，还能够推动东西方文化学术的交流工作。他们认真地学习中文华语，努力从事翻译工作，把东方文化（主要是文史哲的著作）介绍到西方，把西方文化（主要是科学技术知识，特别是历法）介绍到中国。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与中国知识分子结为莫逆之交，情谊深厚；有不少人接受中国朝廷的官职，长期工作，死后就葬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些文化使者，万里奔波，远适异国，为全人类的文化交流、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值得后人永久怀念。我们应该把他们和西方殖民者中间那些军头、政客、野心家区别开来。
不久之前，美国的亨廷顿倡“文化冲突”说，认为人类中间有许多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间必然要发生冲突，这就是世界动荡不安与发生战争的根源。言下之意是，要保持世界和平，就应该让全人类接受某一种“先进”的文化。此说一出，引起了一片反驳之声。笔者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历史发展，造成了不同的民族与不同的文化。有许多不同文化并不是什么坏事。不同的文化之间可以交流，可以互补，可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古代的中国与古代的印度双方进行过一两千年的文化交流，从未发生冲突。
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频繁，也没有产生任何纠纷。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这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开创时代。文化交流，有利无害。传教，不过是一种形式，从效果上来说是文化交流。唐代的玄奘西游、鉴真东渡，采用的也是传教（佛教）的形式。鸦片战争的产生，是西方殖民者中的鸦片贩子所故意制造的，这与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文化交流是两回事。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补，本不会发生冲突。发生冲突、发生战争的真正原因是各国统治集团互相争夺实际利益，所谓“文化冲突”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
两位全力支持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个政权武装冲突了２８年，最后明亡清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双方在政治上是对立的。但是这两代各有一位皇帝在对外政策上却很一致，即全力支持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他们是明末的崇祯帝与清初的顺治帝。
崇祯帝即位之时，明王朝由于屡经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已经风雨飘摇。年轻的崇祯帝有意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发愤图强。他一登位，就重用徐光启这些思想开明、主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人士，命徐光启开局修改历法。不久之后，徐光启等修成“崇祯新历”，但因时局动荡，未及颁行。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崇祯帝毅然决定在北京设厂铸炮。直到清兵入关之时，还有一些传教士奉命到明军中传授使用新式火器的方法。
清兵入关之时，北京天主教会的主持人是传教士、日尔曼人汤若望。他已经进了明廷的钦天监，成为修历的官员。他认为，将来不管谁做皇帝，对修历工作都会重视，所以并不外逃，留京待变。１６４４年５月，清摄政王多尔 召见汤若望，询问修历之事。汤若望乘此机会把自己的著作、仪器一一贡献出来。次年，他接到清廷的上谕和印信，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１６５０年多尔 死，年轻的顺治帝亲政。他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深感兴趣，和汤若望来往密切。汤若望在自己所写的《修历纪事》一书中曾经说过：
在两年中，也就是本世纪的五六年、五七年中（指１６５６、１６５７），他（指顺治帝）亲自到我住处来了二十四次。他在我的住处耽搁了不少时间，并且他还在我的住处吃饭、喝茶，这是他之前任何一个皇帝也没有这样做过的。
１６５１年，顺治帝封汤若望为通仪大夫，加官衔为太仆寺卿，后改太常寺卿。１６５３年，赐号为“通玄教师”，后改通微教师。顺治帝从１６５１年亲政到１６６１年去世，１０年中间，对汤若望的信任一直不变。其间虽然有人一再攻击汤若望，但是不起作用。１６５７年，钦天监官员回回人吴明 上书给顺治帝，根据当年的回回历指出汤若望历书的谬误。经过考察，吴明 因所言不实，受到斥责，几乎被判罪。１６６０年，钦天监官员杨光先又上奏章，指出汤若望等传教士有三大罪状：一是潜谋造反，二是邪说惑众，三是历法荒谬。
帽子大得吓人，却没有什么具体内容，顺治帝置之不理。
“历狱”产生的经过
所谓“历狱”，就是因历法之争而造成的一场冤案。
受害者主要是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的传教士汤若望，被牵连者有一批传教士和清廷中支持、同情汤若望的一些官员。这个冤案不是清廷官方有意为之，而是有人诬告。
诬告者是钦天监官员杨光先，也就是汤若望的下属。诬告的目的也很明显，那就是扳倒了汤若望，自己取而代之，当上钦天监的监正。顺治帝在位的时候，他也像煞有介事地上了奏章诬告汤若望，因为顺治帝对汤若望非常信任，诬告不起作用。
杨光先虽然碰了钉子，却不肯罢手，继续活动。他写了《辟邪论》一文，印刷５０００份，广为散布，大造舆论，并且拜会了许多对传教士不满、对西方文化仇视的权贵，争取支持，争取同情。他的一些说法，颇有煽动性，但是在理论上完全站不住脚，有识之士嗤之以鼻；但是却有不少不学无术的清廷权贵对他表示赞同。
既然是历法之争，杨光先既指汤若望所制的历法“有十谬”，那就应该说出错在哪些地方，应该如何纠正。
但是他只作些分析批判，戴了许多大帽子，却指不出一条具体的错误来。在《辟邪论》卷下竟然说出“光先之愚见，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如土，以收吾天下之人心，如抱火于积薪，而祸至之无日也”这样无赖的话。这种盲目排外的态度，把他抱残守缺的顽固心理暴露无遗。
他说汤若望等传教士“潜谋造反”，但是举不出一条真凭实据。说来说去，都是他的一些看法。例如他说：
“汤若望借历法以藏身金门，而棋布邪教之党羽于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为乎？”“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习以为常，不察伏戎于莽，万一窃发，百余年后，将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以数万里不朝贡之人，来而勿稽其所从来，去而勿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之，止不关防之，十三省之山川形势，兵马钱粮，糜不收归图籍，而莫之禁，古今有此玩待外国人之政乎？”他还异想天开地说“澳门屯兵不少”，汤若望是这些“屯兵”
的“头目”，“不可不防”。
他说汤若望等传教士“邪说惑众”，主要是指传教士以亚当为人类始祖。他认为这样就把中国人变成西洋人的子孙了。
杨光先这些诬告，本来不值一谈。拿现在的话来说，可以说是“证据不足”、“立不起案”。为什么当时竟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制造出一次波及全国的大冤案呢？这与当时的政局密切相关。１６６１年顺治帝死，康熙帝继位，时年８岁，由内大臣索尼、鳌拜、苏克萨哈、遏必隆４人辅政。４位辅政大臣都是满人，而且是满人中间的顽固派。他们不像多尔 、顺治帝那样，能够用怀柔的办法笼络、重用汉人文武大臣，而对汉人采取强硬态度，不许汉臣参与国政。４人之间又不合作，其中以鳌拜最为专横跋扈。索尼年高体弱，事事退让。
鳌拜拉拢遏必隆打压苏克萨哈，双方严重对立。国家大事实际上由鳌拜一人做主。他以军功起家，不学无术，掌权之后，竟然恢复了清兵初入关时最野蛮的圈地活动，强夺老百姓的土地。他性情暴烈，文武官员特别是汉臣稍有过错，就被随意贬杀，闹得人心惶惶。他和苏克萨哈为了争权夺利，虽然势不两立，但在歧视汉人、仇视洋人、反对推行一切新政，主张恢复满洲旧习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杨光先的诬告，给鳌拜提供了打击洋人的炮弹，正中下怀。１６６４年秋，由鳌拜拍板，逮捕了汤若望，下狱审问。当时汤若望已经７３岁，又患了痿痹症，说话很不方便，在审问时由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从旁代答。一连审了１２堂。两个月后，鳌拜等又把清廷中一些信奉天主教、与汤若望有往来的官员李祖白等收监审问，连在审讯中帮助汤若望答话的南怀仁也一起锒铛入狱。全国各地的传教士也都受到株连，地方官奉命把他们押送北京受审。
前后审问了几个月，又经过各省地方官的详细调查，杨光先告传教士“潜谋造反”一事查不出半点证据，只好作罢；至于“历法荒谬”一事，诬告者也指不出具体事实，难下结论；最后只能按“邪说惑众”之罪，革去汤若望钦天监监正职务，定为绞监候（秋后绞死）。内大臣苏克萨哈和鳌拜一样，也极力主张把汤若望处死。
案子审结以后，还需要报请太皇太后定夺。这个太皇太后就是后世所称的“孝庄文皇后”，是顺治帝之母，康熙帝之祖母。顺治帝在位的时候，她以皇太后的身份听政，决定了不少国家大事。康熙帝继位，她成了太皇太后，不便再公开听政，但是辅政大臣遇到大事还得听听她的意见，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习惯。当时她看了审结此案的奏折，勃然大怒，把奏折掷在地上，厉声说：
“汤若望是先帝（指顺治帝）最信任的人，为国家做了不少好事，一直受到尊重，你们怎么能把他置之死地，真是太不像话了！”于是她命令立刻释放汤若望，对此案重新审理。汤若望于释放后回到宣武门内的天主堂养病，１６６６年，这位在中国供职、传教４０多年的传教士病重去世，时年７５岁。受此案牵连的汉臣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存泰５人被冤杀，许之渐等多人被革职。各省地方官奉命把当地西洋传教士押解北京受审之时，处理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地方官对传教士很表同情，认为他们虔诚传教，从未为非作歹，还给地方上做了一些好事，不忍加以拘押，派兵护送进京，一路上也很优待。有的地方官拿了鸡毛当令箭，奉命后对当地传教士立即拘押，押解途中加以虐待，以致有人病死途中。有些信教的中国人也受到连累，严刑审讯，或死或伤。在这个大冤案所波及的地方，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小冤案。
这次冤案使得一大批人无辜受害，真正从中得到好处的只有少数人，即诬告者杨光先和他的同党吴明 。
这两个人原来都是钦天监的官员，在扳倒了汤若望之后，杨光先成了钦天监监正，吴明 成了钦天监监副。可是他们的官运并不亨通，得意不久，就在一次公开表演时当场出彩，罢官垮台。
一次精彩的公开表演
在汤若望含冤系狱之时，康熙帝才十一二岁，当然弄不清其中的是非曲直。此后几年，他渐渐长大，常听太皇太后和两宫皇太后说起汤若望的往事，知道汤若望所制历法完善，从无差错，为顺治帝所信任；后来汤若望遭受诬陷，抑郁而死，令人惋惜。他就有了查清事情真相的想法。正好遇上康熙八年历书出现差错，他就派人持此历书访问南怀仁等传教士，征求意见。南怀仁大胆指出其中错误甚多。康熙帝就召礼部官员、钦天监官员、南怀仁等传教士入朝，公开宣布要大家对两种历书（康熙七年以前由汤若望主持制订的历书与康熙八年由杨光先主持制订的历书）认真进行考察，评定谁是谁非。
当时由侍臣宣读上谕：
历法关系国家要务，尔等勿怀夙仇，各持己见，以己为是，以人为非。务必平心考察谁是谁非，是者从之，非者改之，以成至善之法。（引自《圣祖实录》)
如果只是打打笔墨官司，杨光先等人还可以想办法支吾过去；想不到康熙帝紧接着就举行了一次现场会，要南怀仁、杨光先双方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场表演。第一个节目是测算日影，办法是立一根直木于地，预测正午日影所至之处。南怀仁的测算分毫不差，杨光先的测算一开始就出错。后来南怀仁当场指出杨光先所制历书上的许多错误，杨光先无言对答。通过这一次公开的精彩表演，是非曲直，当场就有了答案，真是大快人心。康熙帝立即拍板，革掉杨光先钦天监监正之职，下狱论罪，追究其诬陷汤若望的责任，并命南怀仁署任钦天监监正。
南怀仁再三辞谢，不愿为官，只想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终身在钦天监效劳，以继承汤若望的遗志。（南怀仁后来还是担任了钦天监监正，一直工作到１６８８年，在北京去世。)
当时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对人是公平的。虽然汤若望是“非我族类”的外国人，但他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科学技术事业，奋斗终身，赢得大家的同情与尊重；而投机小人如杨光先等人，则受到严厉谴责。王士祯《池北偶谈》一书，记述了这一次冤案的经过。书中说：杨光先名为读书人，实在是“市侩之魁”。他诬告汤若望，目的是在“夺其位”。官位是夺到了，可是他自己对历法是个大外行，所制订的历书错误百出，闹出了历书已经颁行之后又不得不下诏停用的大笑话。最后是以诬告反坐论罪。他还以自己所写的《辟邪论》比附于孟子之辟异端，真是荒唐狂妄已极，为天下人所不齿。
在现场会上表演失败之后，杨光先自知大事不好，赶快又上奏章，说：“中国乃尧舜之历，安可去尧舜之圣君，而采用天主教历！中国以百刻推算，西历以九十六刻推算，若用西历，必至短促国祚，不利子孙。”他想用这种危言耸听的话来吓退年轻的康熙帝（当时才１６岁），替自己解围。可惜他的算盘又打错了，这种恐吓更激起康熙帝的反感，杨光先立即被下狱论罪，按诬告罪反坐，判处斩立决，妻、子流放宁古塔为奴。他后来以年老免死，押解回籍，途中因背上生一恶疽而死。
这真正是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对汤若望的冤案正式平反
这次冤案能够平反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是清王朝政局的变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顺治帝死后，辅政的四大臣都是满人中的顽固派。鳌拜掌权以后，公开提出“今当率祖制，复旧章”，要想一步步废除多尔 、顺治帝所推行的模仿汉制、重用汉人的政策，恢复满人初建国时一些野蛮、落后的制度。清廷内部争论很多，矛盾激化。鳌拜专权，为压制不同意见，连年杀人以立威。１６６７年，辅政四大臣中的索尼病死，鳌拜又杀苏克萨哈并且夷其三族，顽固派内部力量削弱。在太皇太后（孝庄）的支持之下，年仅１６岁的康熙帝于１６６９年采取断然手段诱擒鳌拜，宣布罪状，禁锢终身。康熙帝亲政以后，清廷否定了鳌拜的复古路线，又回到顺治帝的重用汉人的路线上来。汤若望的冤案是鳌拜一手造成的，为汤若望平反，正是否定鳌拜的一项重要行动。于是，康熙帝就授意南怀仁等传教士，上书为汤若望鸣冤，以便公开为之平反。
南怀仁等上书鸣冤，对杨光先诬告汤若望的三项罪名，一一批驳，说得有理有据。诬告之一是“历法荒谬”，南怀仁反驳说：
在故明时，即奉旨修历。恭奉我朝鼎新，荷蒙重恩，敕修历二十余载，允合天行，颁行无异。不料遭棍徒杨光先倚恃权奸（暗指鳌拜），指为新法舛错，将先帝（指顺治帝）数十年成法妄行更张，幸诸王大臣秉公考察，古法件件误舛，而新法则无不合，蒙恩命怀仁仍推新历，此已无庸置辩。
诬告之二是“邪说惑众”，南怀仁反驳说：
世祖章皇帝（指顺治帝）数幸堂宇，赐银修造，御制碑文，赐若望嘉名。若系邪教，先帝圣明，岂能如此表彰？
诬告之三是“潜谋造反”，南怀仁的反驳更是说得入情入理：
臣等远籍西洋，跋涉三年，历程九万里，在中国者不过二十余人，俱生于西而卒于东，有何羽翼，足以谋国？（哪里有造反的条件？)
最后，南怀仁吁请为汤若望平反，情词恳切：
臣等与若望俱天涯孤踪，兔死狐悲，情难容己，今权奸（暗指鳌拜）败露之日，正奇冤暴白之时，冒恳天恩，俯鉴覆盆，恩赐昭雪，以表忠魂，生死衔恩！
康熙帝为表示慎重，决定把这份奏折交给六部九卿详议，最后议定：
汤若望、李祖白等人的确是蒙冤被诬，一律恢复原官，厚加抚恤。
因为奉教而被牵连的许之渐等人，一律官复原职。
因受牵连而被关押的传教士一律开释，允到各省公开传教。
总之，这一次称为“历狱”的大冤案虽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最后能够得到无保留的公开平反，而且尽可能地作出一些补偿，总算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平反以后的思考
在中国近代史中，我们常把由于传教所引起的纠纷、冲突称为“教案”。因为所传之教是天主教或基督教，被老百姓称为洋教，所以这种冲突又被称为“反洋教运动”或者“反洋教斗争”。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者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特权，教堂、一些传教士以及受到教堂庇护的一些教民常常倚仗特权欺压老百姓，发生纠纷、冲突，酿成“教案”。各次教案的经过各不相同，是非曲直，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总的说来，我们同情被欺压的老百姓，对仗势欺人者抱有反感。但在鸦片战争之前，情况大不相同。那时中国并没有和西方国家订立不平等条约。西方传教士大都是天主教的神父，是以个人身份来华传教，他们没有任何特权，一切言行必须遵守中国的法令，有时候还会受到地方官的欺压，有冤难伸。在当时，他们并非一个强势群体，只是一个弱势群体。所以有些学者（包括海内外学者）又把这一时期的“教案”称为“教难”，因为这时如果发生纠纷、冲突，传教士常常是倒霉的一方。
例如汤若望的冤案发生之时，法国正帮助荷兰与英国展开大战，争夺海上霸权。西方殖民者称霸世界的局面尚未形成，西方国家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还不敢轻易惹事，因此，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之时，既没有特权，又没有后台，说他们想谋反，真是荒唐透顶，他们都是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文质彬彬，全无谋反的条件。清廷下令去查他们的谋反证据，查来查去，一点证据也查不出来。天主教的神父都是不结婚的。他们跋涉几万里来到中国，安下心来传教，并靠自己的知识技能，谋求合适的职业，实现自己的事业。他们死后就葬在中国，既没有家庭子孙，又没有落叶归根返回西方的打算，实在不可能存在什么私心，谋什么私利。正好相反，他们一定要有一种虔诚的献身精神，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传教士，也就是早期传教士，大都是令人尊敬的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文化使者。至于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者利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包括“传教”，进行侵略，从事间谍活动，那只能说是侵略分子披上“传教士”的外衣进行罪恶活动，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把一切传教士都看成侵略者。总之，对传教士应该实事求是，正确对待，如果存有成见，就不免冤枉了好人。
明末清初，由于一大批传教士的努力，东西方文化交流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中国许多经籍经过他们翻译传入西方，使西方人对神秘的中国文化有了大致的了解。
由他们所带来以及经他们之手翻译成为中文的西方著作，数以千计，为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打下了基础，立了大功。和后来的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中国、损害中国完全不同，早期传教士所做的大量文化交流工作，的确对西方对中国都有好处，可谓惠及双方。他们所做的有益的工作，有力地证明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间完全可以和平交往，和平交流，和平共处，不需要付出冲突和战争的代价。也就是说，不一定是“不打不成相识”，完全可以“不打也成相识”。过去有人认为：
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必先付出冲突、战争的代价，好像没有鸦片战争，中国就会永远封闭。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在鸦片战争之前的２００多年，东西方文化早已开始交流，而且卓有成效。认为战争会给人类带来一些好处，那是战争贩子的歪歪道理。
早期传教士汤若望等人为了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无怨无悔默默无闻地工作了一辈子，最后埋骨于中华大地。这种献身精神，值得后人永远纪念。正是：
万里来华不计程，甘为事业献一生；文化使者西洋客，既来不返见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