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时常处于一种选择当中，而每种不同的选择往往对以后的人生轨迹带来不同的影响。有时甚至迈出一小步都关系着以后人生的大方向、大结局，更何况面临大抉择和大跨步的重要关口。因此，要想给人生导航，必须把握那些足以决定社会发展潮流和天下大势的事物的状态与动向，由此来正确地决断自己的进退隐显。
曾国藩在自己走的每一步之前，都把他的这一行动和天下大势联系起来考虑。而曾国藩所把握的天下大势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运以及朝廷内的变故。
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攻下安庆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时，便对清朝的情况倍加关注。其实，曾国藩以及像胡林翼等高明之士虽然身在疆场，但却一贯对朝廷大事非常关注，并且从来都反应非常敏感，因为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胡林翼和曾国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军攻占安庆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得知咸丰皇帝驾崩消息的，但这消息来源于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获知此情之后，当即写信向曾国藩表示：
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由于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胡林翼和曾国藩天天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长时间未接奉国丧明诏，愈发让他们忧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专制统治易于保守政治机密，加上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信息的传递也就非常的慢。
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消息。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发现咸丰皇帝所立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便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仔细读来，只见奏折中写道：“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被杀的，也未说他们犯了何罪。曾国藩看后，真是吓了一大跳。
他赶紧拿起谕旨看个究竟，以为谕旨会对此事做出解释。更让他惊异的是，谕旨却一字未提赞襄政务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有关他自己的新的职务任命，其中写道：
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曾国藩通过对朝廷内的大势的把握与深入细致地分析，得出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认为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因此必须辞谢大权的结论。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不仅使自己进一步摸清了朝廷的意图，为自己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参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愿的更为放心的将大权交给曾国藩。清廷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的决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曾长期受清廷的猜忌和压抑，自从1860年摆脱这种状况以来，其权势日渐增大，在清朝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上升。现在，清廷不但对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还为了能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旧规。清廷此时也并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抚权力过大，会有尾大不掉的危险，最终结果就有如慢性自杀，但为了打败最大的敌人，他们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在一个王朝的末期，最高统治者对军政大权的下放，往往需要先经历一个较长的痛苦过程，但当他一旦迈出第一步，以后的行动便会变得惊人的勇敢。一方面是因为被时势逼得无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前一阶段的放权行动中尝到了甜头。其实，这只是一种本能的求生反应。这种对于地方官员先是持权不予，继则又滥施滥予，是中央集权条件下君主专制统治的必然行为模式。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非正常现象，都意味着王朝的统治将进入坟墓，只是速度和方式不同而已。
曾国藩在把握了朝廷的这些内情与动态后，根据自己的推断，找出了自己思考的重点以及行动的方向。他认为，以现在的形势推断，最应担忧的，不再是朝廷内部的矛盾问题，因为对于清廷中央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仍然还是太平天国，为了打败这个你死我活的对手，是可以暂时将权力下放给湘军将领的，即使做出一些超越体制和常规的做法，也是能够接受的。慈禧太后和奕盉将政变的消息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告诉曾国藩等人，虽然有敲打湘军将领的意思，但并不希望他们就此裹足不前，他们更主要地还是要鼓励他们更好地为朝廷办事，赶紧将太平天国彻底打垮。
而随着湘军实力的扩展、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国藩担忧的则是集团内部的维系问题。曾国藩已经很明确的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曾国藩在把握了这样的“天下大势”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如为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将有深厚交情被他称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为出一口积之已久的恶气，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敌王有龄的时间，终于使王有龄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让李鸿章办淮军援攻上海等等理性或有远见的安排。为后来湘军攻下天京做了有力的准备。
这些，都是在把握天下大势的情况下具有的远见和胆识。
现代社会信息渠道很畅通，但信息垃圾也害人不浅。因为，行色匆匆的人们很难把各种信息进行过滤、筛选，而那些有价值的信息又一时捕捉不着。中国传统社会是个信息不发达的社会，但官场的规矩还是有的，其中之一即是《一剪梅》中讲的“京信常通”，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不忘从最高处讨风信”的处事之道。
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前，照例要觐见同治皇帝及两宫皇太后。曾国藩也急于了解朝廷将他调任直隶的意图，以及朝廷最关心的问题，以便于自己有所遵循。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如果有了最高指示，也就逢难易解了。
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曾国藩三次觐见皇帝、皇太后，他从中了解到，朝廷最关心的是练兵，保卫京师安全。
十四日，他由宗室奕山带领，进入养心殿之东，十三岁的同治皇帝向西坐，两宫皇太后坐在黄幔之内，即垂帘听政。慈禧太后问了一些裁军撤勇及一路是否安静之类的话，随后转入正题，因为曾国藩原是京官，虽离京已十七年了，但对京畿的情况还是了解的。太后说：“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曾国藩答：“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慈禧没有绕圈子，随即便说：“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曾国藩以他一贯的谦慎，答道：“臣的才力怕办不好。”曾国藩旋即退出。这次最简单的对话使曾国藩掌握了“要点”。次日，曾国藩由六额驸带领，第二次觐见。皇太后问了几句造船的事后，也就离开皇宫。
十六日，曾国藩由僧格林沁之子带领入觐，这次谈的比较具体，皇太后先问了水师将领情况，随即转入练兵一事上，问曾国藩“几时到任？”曾国藩答：“臣离京多年，拟在京过年，朝贺元旦，正月再行到任。”问：“直隶空虚，地方是要紧的，你须好好练兵。吏治也极废弛，你须认真整顿。”答：“臣也知直隶要紧，天津、海口尤为要紧。如今外国虽和好，也是要防备的。臣要去时总是先讲练兵，吏治也该整顿，但是臣的精力现在不好，不能多说话，不能多见属员。这两年在江南见属员太少，臣心甚是抱愧。”属员二字，太后未听清，令伯王再问，曾国藩答：“见文武官员即是属员。”太后说：“你实心实意去办。”伯王又帮太后说：“直隶现无军务，去办必好。”太后又说：“有好将尽管往这里调。”曾国藩对曰：“遵旨竭力去办，但恐怕办不好。”太后说：“尽心竭力，没有办不好的。”
曾国藩从慈禧的问话中，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朝廷对练兵一事十分关注。这与他所想做的事暗相吻合。经过元宵节后，曾国藩即将赴任，于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七日请训，这次谈话对练兵等事谈的更为具体，皇太后问：“尔定于何日起身出京？”答：“定廿日起身出京。”问：“尔到直隶办何事为急？”答：“臣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问：“你打算练二万兵？”答：“臣拟练二万人。”问：“还是兵多些？勇多些？”答：“现尚未定。大约勇多于兵。”问：“刘铭传之勇，现扎何处？”答：“扎在山东境内张秋地方。他那一军有一万一千余人，此外尚须练一万人，或就直隶之六军增练，或另募北勇练之。俟臣到任后察看，再行奏明办理。”问：“直隶地方也不干净，闻尚有些伏莽。”答：“直隶山东交界，本有枭匪，又加降捻游匪，处处皆有伏莽，总须练兵乃弹压得住。”慈禧练兵的首要目的是弹压地方，保卫京师安全。对于国内动荡不安的形势，这位年纪不算老迈的皇太后还是清楚的。当然，练兵还有另一层用意，即对外防范西方国家的入侵。这从两人的谈话中也可以证实：
问：“洋人的事也是要防。”答：“天津、海口是要设防的，此外，上海、广东各口都甚要紧，不可不防。”问：“近来外省督抚也说及防海的事否？”答：“近来因长毛、捻子闹了多年，就把洋人的事都看松些。”问：“这是一件大事，总搁下未办。”答：“这是第一件大事，不定那一天他就翻了。兵是必要练的，那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他。”问：“他多少国连成一气，是一个紧的。”答：“我若与他开衅，他便数十国联成一气。兵虽练得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讲和是要件件与他磨。二事不可偏废，都要细心的办。”问：“也就靠你们替我办一办。”答：“臣尽心尽力去办。凡有所知，随时奏明请示。”问：“直隶吏治也疲玩久了。你自然也都晓得。”答：“一路打听到京，又问人，也就晓得些。属员全无畏惮，臣到任后，不能不多参几人。”问：“百姓也苦得很。”答：“百姓也甚苦，年岁也不好。”问：“你要的几个人是跟你久了的？”答：“已跟随臣多年。”
有了尚方宝剑，曾国藩在直隶就不至于到处碰壁，做起事来就会减少许多麻烦和阻力了。他自到直隶后，正是本着先练兵、再整饬吏治、治河这样一个顺序做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