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闻知攻下天京的消息,所谓“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其感触的五味瓶里,竟然还有一个“惧”字。何惧之有?
他的那篇日记里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们完全可以揣知,惧遭功高震主之忌,落个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下场。因为他这种心态并不是到这时才萌发,在他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数省军务之后就在心底滋生。
“昔太无权,今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题分也。”——这是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写给家人信中的话,和盘托出了他当时的微妙心态。盈满为惧是真实的,决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的虚伪表示。
也就是在写上述那封家书的时候,曾国藩接到廷寄的四种文件,其中有一件抄示的不知何人的奏片,言及怡亲王载垣等人明正典刑,人心欢悦云云。这可让曾国藩惊骇得非同小可。
事所关涉的是朝廷内部的一场流血的权力之争,就是通常所说的辛酉政变。这年的七月间,因英法联军侵略而避难热河的咸丰皇帝死去,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襄赞政务王大臣为一派,以慈禧、慈安两太后和恭亲王奕盉等人为一派,展开了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明争暗斗,最后以慈禧帮获胜,将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其他有关政敌人物或革职,或遣戍。由此,慈禧太后开始了她长达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实际女皇的政治生涯。
这时,曾国藩对朝廷发生的这场变故的详情还不了解,所以骇言:“怡亲王等俱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亲王尚且有此不测,他曾国藩若冒犯了朝廷又有几个脑袋?由彼及此,深感自己权位的上升未必吉兆,不禁心头一阵战栗,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文字:
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
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差。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輖负乘之咎也。
曾国藩着实不止一次地上奏辞谢大权,又接二连三地与乃弟曾国荃共商有关事宜。同治二年(1863)三四月间,曾国荃接到补授浙江巡抚而仍在前敌统军的谕旨,他一方面行使公文署用新授官衔,一方面又表示要辞谢巡抚之职。曾国藩知道乃弟热衷功名权位,开始不好代他力辞,而曾国荃表示还是辞去浙抚专意前敌军事为好,这正合曾国藩的心意。于是,他上折为乃弟恳辞浙抚,有言:
愧臣兄弟谬当重任,深恐上辜君恩,下负民望,遂陷于大戾而不自知。忧灼之余,每思避位让贤,稍分责任,又不敢数数陈奏上渎宸聪。上年正月间,臣密陈金陵未克以前,不再加恩。臣家诚以功名之际,终之始难,消长之机,盈则必缺,曾蒙寄谕嘉许,俯鉴愚忱。臣弟国荃旋擢藩司,已叨非分。今又特沛恩纶,授以开府之荣,专其治军之责。闻命而后,已阅兼旬。臣与臣弟两次函商,欲固辞,则颇涉矫情,思立异于当世;欲受事,则不自量力,惧贻讥于方来。再四踌躇,诚恐治军无效,倾覆寻至。不如少安愚拙之分,徐图尺寸之功。惟有吁恳天恩收回成命,俯准臣弟以开缺藩司效力行间,与臣随时熟筹战守,相机进取,或者以勤补拙,以恐致福,迅克坚城,殄除丑类,稍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与此同时,曾国藩又附一片,奏请将自己领数省之兵的钦差大臣和总督二者分出一席,另简大员。他写信对曾国荃说:“吾兄弟常存此兢兢业业之心,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庶几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乎?”
要说,钦篆、督篆辞去其一,这还是曾国荃的建议呢。本来,曾国藩酝酿辞权的份额还要大的,曾国荃便提了两席辞一的折衷建议,曾国藩接受下来,不过还是忧虑权重致祸,他写信给弟弟说:
疏辞两席一节,弟所说甚有道理。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两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当然,倒头来曾国藩还是两席兼领,曾国荃的巡抚之职也没有辞去。这时,清廷还着实指望他们效力,予其位才能望之谋其政呀!
不过,即使这个时候,清廷对曾氏兄弟在明里放权笼络的同时,也在暗中采取防范措施了。
手段之一便是分化湘系内部,扶植湘系其他大员形成与曾氏兄弟分庭抗礼之局,打破其一家独专的局面,而特别注意利用原湘系中的非嫡系大员与曾氏的矛盾。很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对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事件的处理。
沈葆祯是福建侯官人,道光进士,小曾国藩九岁。当曾国藩率湘军在江西的时候,沈葆祯在该省先后以知府和道员职随曾国藩管理营务,是曾国藩在艰难竭蹶的处境中所遇到的一个难得的非湘人的知己,因而对其人颇为看重。正是在曾国藩的力荐下,咸丰十一年(1861)间沈葆祯出任江西巡抚。应该说,他的起家确实有赖于曾国藩。但在他开府独立一方之后,与曾国藩双方都主要是从自身的军政利益考虑,因而出现相互争执的事情。
曾国荃大营的饷需,本来很大部分是来自江西地方。沈葆祯任巡抚后,不断扩充麾下军队,便以江西自需为由,将原供曾国荃部队的款项一笔笔截留下来。同治三年(1864)春间,沈葆祯复又奏请截留江西厘金,统归本省支用。本来曾国荃部的饷项就颇困难,沈氏此举,无异于雪上加霜,曾国藩闻讯忧急万分,上疏力争江西厘金仍归他来征用。结果,清廷有意偏袒沈氏,始则户部拿出允准沈葆祯所请的意见,在曾国藩以军饷奇缺,颠覆将及,自己要养病休假,借以远权避谤、引嫌谢事的表态之下,清廷才作出江西厘金双方分半的裁定,而对沈葆祯的做法始终无一句责词。
再就是借机给曾国藩兄弟难堪以示警告。譬如说,明明授予了曾国荃浙江巡抚一职,却又限制他按照惯例本可单衔奏事的权力,仍要他像以前那样,遇有军务要事由曾国藩转为奏报。这分明是节外生枝。
曾氏湘军攻下天京之后,清廷自然要对有关“功臣”们进行表彰奖赏,曾氏兄弟自然也要在此首列。曾国藩封太子太保,授一等侯爵。曾国荃则封太子少保,一等伯爵。二人皆赏穿黄马褂,戴双眼花翎。封侯的荣衔对于汉家大臣来说虽已属罕有,但这实际上达不到清廷的许诺值。据说,咸丰帝临终前有过“灭粤匪者王”的遗嘱。有人说,清廷对曾氏兄弟是“大功不赏”,而曾国藩还是摆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对清廷表示千恩万谢,颂扬备至。表面上君臣关系亲密无间,但实际上清廷对曾氏兄弟的疑忌和抑制有更大幅度的加码,甚至以隐含杀机的言词对曾氏兄弟进行警告,一次上谕中就这样说:
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其弦外之音,曾氏兄弟不会听不出来。所以,攻下天京后曾国藩喜中有忧,喜中有惧,绝非庸人自扰。而对曾国荃当时表现出的忧惧之心不足而居功骄矜有余,乃兄十分担心,生怕他惹出乱子。针对曾国荃把攻下天京功劳皆归于自己的气态,曾国藩曾告诫他说:“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
这时,即使有的局外之人也为曾家捏一把汗。曾国藩的一位老友曾向他进言:“指攻下天京,灭亡太平天国,大功成矣,意中事也,而可喜也。顾所以善其后者,于国如何,于民如何,于家如何,于身如何,必筹之已熟,图之已预矣。窃尝妄意:阁下所以为民者,欲以勤俭二字挽回风俗;所以为家为身者,欲以‘退让’二字保存晚节。此诚忧盛危明之定识,持盈保泰之定议也。”一个叫张集馨的官员说得更为明确和直接:
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曾涤生胞兄弟两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中所未见。天下事不可太盛,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告鮨,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家乎?一门鼎盛,何德以堪,从古至今,未有数传而不灭者。吾为楚人惧,吾盖为曾氏惧也!
这中间,并没有罗列现实危险的具体事例,主要是基于古朴变易观的一种预感。而对这种哲理,也是曾国藩所深信的,成为他盈满为惧的一种隐深的思想基础。早年居京期间,他就将其居所命名为“求阙斋”,并曾专门写过一篇《求阙斋记》,中心意思是说他读《周易》,对其中揭示的阳至则退而生阴,阴至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的自然之理深有感触,社会人生也是如此,事情不可一味求盈,不可追求极端,盈则转阙,故以“求阙”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况且,这时的情况已不仅仅是个玄远的理念问题,而已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他曾氏兄弟手下直接掌握着十几万湘军,单曾国荃所部就有五万人,再加上湘系其他分支军队,总共不下三十来万。既然湘军能最终灭亡有过几十万大军与清朝对垒十几年的太平天国,那么,如果转而对大清王朝图谋不轨,不同样也是莫大的危险吗?清廷能容忍汉臣这种尾大不掉之患吗?
也许有人说,他曾氏兄弟拼着老命地镇压太平天国,正是为了维护大清王朝呀,又怎么能够反叛朝廷呢,清廷的担心岂不是多余?
其实,只要想一想,历代王朝皇室父子兄弟之间,为皇位的争逐相互谋害残杀的事情都层出不穷,何况是异族的君臣之间?再想想,历代王朝君主对臣下尾大不掉的防范,像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已算是做得比较温文尔雅的,更多的则是借故甚至无端杀戮。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是由多少冤洒的臣血凝结而成的警句!这对熟知历史的曾国藩来说,岂不是“小儿科”的常识吗?
摆在曾国藩面前的有两条路供选择:一是取而代清,夺坐天下;二是以自剪羽翼的实际行动向清廷表明自己决无异志,是个铁杆的忠臣,让其尽管放心。
既定的事实是,曾国藩选择了第二条路,这自有他的必然性。对他来说,沦肌浃髓的是纲常名教那套东西,他是要做个荩臣的。“反叛”可能是他压根儿不敢做也不想做的事情。可话又说回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哪一家的天下不是夺的?胜者王侯败者贼,只要御座夺在屁股底下,就成了天经地义的新皇帝,到那时不表臣服才是叛逆呢!而曾国藩可能并没有这样想,即使有这样的闪念,也许立时就被有悖“天理”的自责或不成功会九族诛灭的恐惧压回去了。
可据说当时真的有不少人劝进,在这种事情上留下了诸多轶闻。虽说多属无可稽考的谈助,不能尽信,但恐怕也不都是空穴来风,起码能反映出,就力量而言当时曾家确有夺坐天下可能性的一种历史背景。
有笔记材料说,湘籍文士王闿运就曾力劝曾国藩自居帝位。这天,他以三寸不烂之舌,一个劲地大放厥词。曾国藩一边听着,一边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案上写着什么,等到一个节骨眼上,他借故离座。王闿运赶忙趋前探看,只见水迹笔画依稀可辨,全都是“荒谬”两字。王闿运因说不动曾国藩,故有“我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的牢骚,甚至詈骂“曾大不受抬举”。后来,他自己戏拟的挽联中亦有“纵横计不售,空留高咏满江山”句。寄寓着对曾国藩劝进不成的深深遗憾。
还有笔记材料说,湘军夺下安庆之后,湘军名将彭玉麟曾呈曾国藩密函,写有“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的话语。曾国藩拆看后面色立变,赶紧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字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这片纸撕了又团成一团,放到嘴里嚼咽。
甚至还有笔记材料说,连胡林翼、左宗棠这般人物也有怂恿曾国藩做皇帝的举动。有一次,胡林翼见曾国藩,送去写有“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联语的条幅,曾国藩大为赞赏,可胡林翼临走时,又悄悄留下了写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的小纸条。左宗棠则曾将写有“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的一副《题神鼎山》联语稿致胡转曾,胡林翼启视自明其意,一字未改加封转达。曾国藩看到后则将其中“似”字改为“未”字,递还胡林翼,胡林翼在笺尾批道:“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如果说像胡林翼这样的有着与曾国藩类同思想境界的人物,不可能有这种心思,那么,下述事情就不无些合理之处了:
湘军攻下天京后曾国藩前往视察,驻留期间的一个晚上,他刚刚亲自审问了李秀成回屋休息,忽有湘军将领僚佐三十来人来到曾国藩驻所前厅,说是求见曾国藩有话要说,侍从人员觉得情况异常,便赶紧禀报了曾国藩。曾国藩问:“九帅(即曾国荃)一同来否?”侍从答曰未有。曾国藩慢慢起来,凛然凝立,对侍从说:“请九帅!”正称病的曾国荃赶忙来了,曾国藩这才出来,让大家坐下。人们见曾国藩严肃之极,迥异平时,连正眼都不敢看他了,怎还敢坐。曾国藩也不说话,就这样过了好一阵子,他突然呼人取纸笔来,见侍从拿来的是平常的簿书纸,便改令取来大红硾笺,挥笔写就一联,掷笔而去,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众人皇悚地屏息静气好一会儿,曾国荃才领头到案前探看,其他人随之。一看之下,有的人咋舌,有的人舒臆,有的人细细体味着连连点头,有的人叹息不止,有的人热泪盈眶,有的人则木然呆立。而曾国荃开始似乎愤然,继而懔然,最后显出惶然,对众人说:“今天这事我曾某一人担当了,而后我看谁还敢再提这等事情!”于是大家惘然而散。
不难体察,这是由曾国荃导演的诸将集体劝进的一幕闹剧。曾国藩看破实情,一言不发地用联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使得曾国荃和诸将们打消了原来的念头。那么,曾国藩写的又是怎样一则联语?其曰:
倚天照海花无数,
流水高山心自知。
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述及上述情事,并分析发生的背景和原因,对曾国藩的这种态度颇表称道:“盖其时国荃与攻城诸将,独揽大功,嫉之者多谓宝物尽在军中,且有追抄之谣,诸将欲自保,遂有陈桥之变。而国藩斩钉截铁,以十四字示意,其襟怀之磊落,浩气之流转,跃然纸上。以无人无我之意态,见至高至明之哲理,其感人至深,虽国荃亦不敢为赵匡义矣。”
完全肯定这件事情的实有,固然还缺乏充分根据。不过,拿下天京后曾国荃和所部将领们恃功骄横,而对清廷的“大功不赏”之举严重不满,倒是事实。
再有,罗尔纲的《一条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等文中,据曾国藩曾外孙女俞大缜的家传口碑,认定李秀成被俘后也曾劝曾国藩反清为帝,曾国藩终未采纳。据说,陈寅恪抗战前曾见《李秀成自述》原稿,认为最后部分被撕毁,曾国藩当有“不可言之隐”。罗尔纲经考证,认为撕毁部分的内容便涉及李秀成劝曾国藩为帝。
无论如何,曾国藩实际没有并且也不会黄袍加身的,他是坚定不移地做大清的忠良臣子。历史上的王莽、曹操又该如何?那么,他所选择的自翦羽翼以释君疑的路是怎样走的呢?
最紧要、最关键的当然是裁减湘军,特别是他曾家的嫡系部队,即由曾国荃直接统带攻取天京的那大约五万人的队伍。曾国藩忍痛割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即分批把该军裁撤殆尽。并且,又让因骄而贪成为众矢之的曾国荃称病开缺回籍。这当然是曾国荃所不情愿的。据说,当乃兄把两江总督衙门正式由安庆迁至金陵时,业已解浙江巡抚职的曾国荃当着众多宾客的面大发牢骚,以至于弄得曾国藩颇为难堪。事后,曾国藩对乃弟多番开导,在他41岁生日时,又寄诗数首进行宽解劝慰,其中有云:
九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
今朝一酌黄花酒,始与阿连庆更生。
山河策命冠时髦,鲁卫同封异数叨。
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
据说,当曾国荃读到最后两句时,竟禁不住放声大哭。他当时的心情一定复杂得很。不过,如果乃兄真的写过“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那副联语的话,他这个为弟的在这个时候一定会回味得最为深刻。对他来说,也是“流水高山心自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