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于道光十九年（1839）进京供职，收入微薄。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充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得到了一笔高额薪俸。回京后便给家里寄回了一千两银子，作为清还旧债和馈赠亲友之用。他这一慷慨解囊的做法遭到弟弟曾国华、曾国荃的反对，他们认为曾国藩置自家利益于不顾，而去救济别人，其目的有“近名之心。”这实在是曲解了曾国藩此番所作的苦心。曾国藩在禀祖父母的信中，说明了馈赠亲友的原因有二：一是有意留一部分债，恐盈极生亏；二是亲族中老人在世不久，恐今后欲赠不能。他说：我家运气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曾国藩在翰林院期间，潜心研磨过《易经》，深悟盈虚消长的道理，知人无完人。他指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世上没一件十全十美的事物。剥卦中讲阴盛阳衰，小人得势，君子失势，但它蕴育了复卦的阳刚重返，气象蓬勃，因而君子得到剥卦则认为是可喜的。卜卦中讲君子得势小人失势，暗示着相对应的卜卦的又一次阴盛阳衰，所以君子认为得到卜卦，则潜伏着危机。所以原本吉祥的事物，由于吝啬而走向凶险，原本不吉祥的事物，由于小心谨慎而走向吉祥。君子只所以能远离祸端，就是能忍受事物的缺陷而不去追求他的完美。小人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不吉永远伴随着他。这就是事物的两个方面，彼消此长，祸福相依。
曾国藩亲眼目睹过盛极而衰后的艰难、悲惨和世态炎凉。因此在生活中不敢追求奢靡豪华，而宁愿抱残守缺。深恐“全”而后吝与凶随之。他把自己所居起名“求缺斋”，以时时自惕。一次他的下属为其打制了一把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的银壶，耗银八百多两。曾国藩知道后，深感惭愧，他说：现在百姓还吃着草根，大部分官员日子也过得艰难，而我却如此骄奢，这实在有辱我平日廉洁的名声，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曾国藩认为：“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这一结论是人世间的经验之谈。
曹雪芹笔下的贾府，是清朝初年兴起的新贵。贾府的祖先贾演和贾源，在清兵征服全国的过程中立下过“汗马功劳”，“九死一生”，获得了宁国公、荣国公的爵位，挣下这份家业。然而他们的后人却整日里珠围翠绕、锦衣玉食、穷奢极侈。平日里吃一种茄子，也要配上几十种的佐料，办一桌酒席就要花上百两银子，甚至一席小小的“螃蟹宴”就够庄稼人过一年了。遇到诸如贵妃省亲、秦可卿出殡、贾母做生日，那花起银子来，更是像淌海水似的。正如宁荣二公之灵所说：我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贾家的成员，如贾珍、贾琏等，全是些醉生梦死、骄奢淫逸的衣冠禽兽。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当年的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最后竟落得个家抄人散，流离失所终而沟壑的悲惨结局。贾府由盛到衰的过程说明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一条普遍的规律。
在曾国藩看来，俭而不奢是持盈保泰的主要手段。因此，他要求儿子：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而且强调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播秧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就是对女儿、儿媳也不姑息迁就，要求他们“纺织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在儿女的婚事上，曾国藩坚决不与骄奢人家结亲。曾国藩家乡，有一位常姓大户，生活习气骄奢、跋扈，不可一世。就连他所用的仆人也气焰嚣张。常家有一女儿，常家多次托人想与曾国藩结亲，每次都遭到了曾国藩的拒绝。这倒不是因为常家与曾家有什么过节，而是曾国藩担心常家女儿有官宦人家的骄奢习气，如果嫁娶过来，恐会败坏曾门家风，且引诱曾家子弟好逸恶劳。由此可见，曾国藩对曾家的持盈保泰是多么的费尽心思。
曾国藩一方面为维持家道费尽心机，一方面又告诫家人要盛时预作衰时想，嘱托他们要积德积福，善待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丢却势利“待贫者，亦与待富者一般”。只有这样，家道才会有深固的根基。曾国藩以冷静的现实主义的眼光，对人世间的盛衰交替，浮沉不定有一种透彻的理解，他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居安思危，在兴盛之际想到衰败之际，由一代人想到几代人。
曾国藩深受传统文化的薰染，对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折服极至，深切理解，综合吸收，并从中抽取人生的经验和信条，来指导、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道光年间，他的六弟初次参加乡试不第，他本人考差又不得时，其父母为此忧心忡忡，而曾国藩却劝导父母：自己为这次不得差为喜。“考而得之，不过多得钱耳；考而不得，与不考同，亦未必不可支持度日”，况且自己三次考差，两次都已得差。然“每年考差三百余人，而得差者通共不过七十余人。故终身翰林屡次考差而不得者，亦常有之，如我邑邓笔山，罗九峰是已。”尽管这次没有得差，但在曾国藩看来，比起那些屡考屡不得者，自己尚属佼佼者。又何况自己年纪轻轻，就被升为大学士，祖父母的身体又康健，家道可谓兴盛矣。然而“满则招损，亢则有悔，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是自古不变的道理，何况“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使学问德行成名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因此曾国藩认为，富贵功名不可强求。“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有了这样一种淡泊名利，不贪为宝的思想做基础，所以才会有“不得差为喜”的超凡脱俗。在中国古代不乏像曾国藩这样淡泊名利，淡泊富贵的豁达之人。
春秋时宋国有一位叫子罕的贤人。一次，一个人得到了一块硕大无比的美玉献给子罕。子罕不受。这个人就问子罕：“你为什么不要这块玉呢？这可是一件举世罕见的宝物，价值连城啊！”子罕对献玉者说：“我以不贪为宝，你以得玉为宝。如果我收了你的宝玉，那我们都失掉了珍宝，请你把宝玉拿回去，咱俩还是各安其宝吧！”在子罕看来，美玉再贵重也是身外之物，身外之物一丝一毫也不属于自己，只有克己知足，安身立命，才是自己的至宝。
楚威王听说庄周很有才干，就派了一名使臣，带了许多黄金、白璧、丝帛等礼物，来到了庄周的茅屋前，对庄子说：“国君听说先生才气过人，特派小臣请先生到楚国为相，以尽其才”。庄周听罢仰天大笑，对使臣说：“千金是重利；卿相是尊位。请问先生您一定见过郊外祭祀的牛吧？人们用精美的饲料喂养了它几年，给他披上彩锦，然后送入太庙，杀了祭祀天地。当这个时候它想成为一头自由自在的野牛，行吗？先生，请你赶快离开吧，不要玷污我。我宁愿在浅浅的池塘，小小的河渠中游戏，自由快乐，也不愿成为有钱有势而被国君和其他人所支配束缚的人。我只有终身不为官，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这就是庄子淡泊名利权势，鄙视富贵利禄，知足于现状的达观处世哲学。
像曾国藩、庄子、子罕这样的豁达，一般的凡夫俗子是很难做到的。他们大都渴望得到名利，为拥有功名而感到自豪，为追求利禄而过于执着，最终为名、利所羁绊。他们只看到了名利带给人的光环和好处，看不到名利带给人的祸患和消损。《左传》上就记载了这么个贪索遭逐的虞公。虞叔得到了一块宝玉，虞公向他要，想据为己有，虞叔起初不肯献出宝玉，可没过多久就后悔了。虞叔想起了周人有这样一句谚语：原本无罪的人，怀藏宝玉就是大罪。我怎么能为了享用这块宝玉，而让它来招引灾祸呢！于是，就把宝玉献给了虞公。出人意料的是，虞公并不知足，继而又向虞叔索要宝剑。这次虞叔忍无可忍：“这个贪得无厌之徒！如此贪婪，早晚会累及我横祸加身的”。于是即举兵讨伐，驱逐虞公，迫使他出逃到共池。
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到不幸。不知足是最大的祸患，贪得无厌是最大的罪过。汉代的吴王刘濞，就是由于妄贪更大的权位和名利，才使得七国之王个个惨遭灭门之灾。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因在平定英布的过程中立有战功，被刘邦钦封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刘濞在封国内铸钱、煮盐，收其利以足国用；招纳天下之亡人，以扩张自己的势力；且诈病不朝，愈益骄恣。晁错主张削弱其势力，以防患于未然，晁错在《削藩策》中明确指出了诸侯王的隐患：“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根据晁错的建议，先后削赵王遂常山郡，胶东王卯六县和楚王戊东海郡，并决定削夺吴王刘濞的封地。刘濞恐削地无已，而失去山海之利，以杀晁错为名，串通胶西王、胶东王、藺川王、济南王、楚王、赵王等起兵叛乱，不久兵败，逃往东越被杀。
人都具备欲望，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刻意压抑会使人变的消极待世，过分放纵又会使人迷失本性而贪图非分之享，坠入欲念的深渊。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一个人应该时刻留意自己所处的环境及各种主客观条件，随时知足，随时知止。所谓“知道满足的人，上天不能使他处于困境，淡泊欲望的人，上天不会轻看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虞公、吴濞之辈正是不悟此理，所以才遭致家败身亡。
曾国藩常说：“作人当如花未全开，月未全满之时，花盛则易落，月满则必缺，水满则易倾，人满则招损。”鲜花盛开之后就要衰败枯萎，月到满月之后就要出现亏缺。欹器盛满了水之后就会倾斜，人不知足就会造成祸患。曾国藩认为这是“至当不易之理。”天道忌盈，人事惧满。君子宁守其缺，而不守其全。这些既是天理的循环，也是处世的盈亏之道和辨证之法。所以，人生在世要知足知止，适时而进，适时而退，才能持盈保泰，挺立不败。
“花未全开月未圆”一句，说出了曾国藩平日处事的自我满足，自我告诫的重要原则。凡事不可追求尽善尽美，因为过于圆满就必然会走向反面，这是曾国藩得出的重要经验。
为什么做事不求尽善尽美呢？曾国藩是这样认为的：
第一，过分的美好会导致他人的嫉妒和攻击。他曾多次告诫弟弟曾国荃，让他不要过分独占美好的名声。他指出：在战斗中不可将功劳全部占为己有，因为战争的胜利要靠全体将士的共同努力。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时，胡林翼克复湖北省城，李续宾克复九江，沅弟你攻占安庆，李鸿章攻克苏州，左宗棠攻克杭州，而金陵一城等于沅弟与少荃（李鸿章）各自攻占一半而已，这也不是很坏的名声呀。何必一定要自己攻占全城才算是美名呢？人又何必一定要夺天下第一美名呢？
第二，过分的美好会导致心中增长狂傲之气。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曾国荃这样指出，我和弟弟的志趣不一致。弟弟做事的志趣很有夏天万物初生的气势；而我做事的志趣则近似于秋冬收获的气势。弟弟的志趣是万物复苏且生气勃勃，我的志趣则是收获而丰厚。当时曾祖父星冈公待人处事，无论贵贱老少，都是一团和气，唯独对自己的子孙侄辈却要求很严肃，遇到逢年过节，尤其尊严而不可侵犯。这也是一种收获的精神状态，从而使家中的欢娱不至于无节制地放肆。如果过分美好，就会失去祖先所说的谨慎，勤俭的美德，那么对于家族，对于个人都不会有好处。
第三，过分的美好会导致铺张浪费。曾国藩认为，凡事不可过极，奢侈过度则难以返回勤俭。所以他对军营中保举银钱军械等事，常常稍示节减，也都是本着“花未全开月未圆”的道理。有了这种小心的准备，到了危险紧迫的时候，就可以灭火灾、救溺水，不再有丁点吝啬。
第四，过分的美好会导致道德上的惰落。曾国藩指出，人在顺利时就会目中无人，从而出言不逊，这就是道德上走向惰落的表现。因此他告诫立下大功的四弟曾国荃，一定要虚心谨慎，不可过分争夺名利。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反复劝告说：
弟弟接到我的信，总是不肯虚心求教体验，动不动就要辩论，这种做法是最不可取的。咱们这些人位居此高位，万人瞩目。凡是督抚以自己总为正确而以他人见解为非，自满自足，使众人言辞一律。君子最突出的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只是在于虚心。不单单我的话应当仔细反复推敲，凡是外面有逆耳之言，都应当平下心来研究一番。逆耳之言随时随地都有，如果有人说你必定会攻克金陵是顺承你的意思之言，而讲金陵恐怕不是你沅弟所能攻克的话就是逆耳之言。所以古人以为，高居上位而不骄傲是非常难以做到的。
曾国藩以“花未全开月未圆”自律自责，不敢过分追求完美。正是因为他这样自甘残缺，所以在死后得到了完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