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上述种种难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何他们可以长期存在而得不到有效解决？寻根问底，我们就不得不归咎于我国的体制——一切问题的根源。
从资金的流向看金融体系的不公
现代金融的发展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商业往来，同时方便了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对资金流向的控制和调节，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从而确保一个经济体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当然，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有一个公正良好的金融体系，不然，金融亦可以被权力所用，为权力谋私，资金只会远离真正需要它的人，流向既得利益者手中。那么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是公正的吗？我国的资金流向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楼市的价格几乎被抬高了3～4倍，投资楼市的利润远远超过了实业的利润回报，来自各个方向的热钱争前恐后地涌入这一市场，无论是资金雄厚的财团，还是身价有限的普通百姓，他们纷纷加入了庞大的炒房大军，甚至不惜把所有的资产作为抵押，用以投机的购房需求量远远超过用以实住的购房需求量。对于大部分的楼市投机客来说，最终买单的并不是他们，而是银行——2010年中国居民的存款总额为20万亿元，而贷给房地产的就有10万亿元！我们的财富管理委托人成功引导了市场的投机走势——他们吸收了老百姓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血汗钱，然后让这些钱流进不能持续增加社会财富的不动产市场，并让这一市场迅速脱离了供求关系的束缚，在短时间内飙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耸人听闻的价格高位——这就是我国的金融体系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的引导作用，用老百姓的储蓄来鱼肉百姓。
金融体系的不公还远远不止这么简单。即便银行从未向公众公开过他们真正的信贷结构，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来体会这一制度是多么具有剥削性质。一些在财务报告中反复向媒体公布自己连年亏损的大型国有企业获得了数不清的银行贷款和金融扶持，但我们一些运营良好、盈利可观的民营企业想要得到银行贷款以便解决暂时的资金周转困难却比登天还难，银行似乎从来不需要对贷款对象进行信用评估，只要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这些国字当头的老大哥一出面，他们就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任何借款。而先天处于资金劣势地位最需要贷款救助的普通百姓却要在借贷时面对重重关卡。用穷人的储蓄为富人买单，这就是中国的资金流向。
那些轻易获得银行慷慨贷款的大型国企，则因为各种财务报表中的亏损现象而拖延还款的时间，或者用新的贷款来偿还到期的旧债，甚至干脆赖账。国企由于其公有制原则致使责任的界限十分模糊，没有人关心企业的负债状况及偿还能力。在这样的信贷结构下，银行想要实现自身的收支平衡甚至都很困难，再加上银行内部的贪腐，大量的不良贷款就变成了坏账和死账，最后只能向央行寻求救助，那么百姓便要为银行的窟窿买单。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虽然受到了99%的国民的敌视，至少他们会考虑借贷人的信用状况作出适当的决定，并且愿意向大学生们和创业者们提供无息贷款，这叫我国的商业银行情何以堪。
从劳动的分工看财富分配的不均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除了少数国家仍然以小农经济的模式进行农业生产外，其他各行业的生产均实现了细致的劳动分工。分工的日趋精细让市场经济的发展日趋完善，这是因为，分工的细化势必造成产业的增多，而产业的增多又可以吸纳更多的社会就业。同时，产业的增多也一定是人们购买力提升的结果，所以，劳动分工越细致，就表明一个经济体越发达。那么反过来，判断一个经济体健康与否，我们可以从这个国家的劳动分工中窥见一斑。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凭借劳动力优势谋得了一个高付出低利润的角色，我们的劳动工人工作工时最长，身体健康损耗最大，土地污染最为严重，但利润却最低，这实在是一个比较糟糕的角色，而在国内，我们非但没有为改变这一悲剧角色做些切实可行的努力，反而使我们的劳动者受到更加残酷的剥削。
我国目前仍有将近7亿的农民，他们除了进行农业生产之外，几乎不从事任何其他副业，土地剩余生产物就是他们的全部收入。大部分农村家庭的年收入在1万～2万元之间，这是一个全国最低的收入水平，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仅等于城市白领的月收入，而城市底层工作者的人均年收入与一个农村家庭的年收入相当，那么他们为什么不选择到城市中就业而选择留守农村？这是因为城市中的就业面非常狭窄。我国的国有企业在经济上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无论在资金和资源上都享有绝对的优势，理应解决社会大部分就业问题，但目前我国吸纳社会就业的主要是民营中小企业，而民营企业因为生存空间的狭小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经过近20年的发展和壮大，民营企业吸纳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就业，但落后的城市基础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却造成了农村人口在城市中的生活非常困难，再加上户籍制度的排挤和城市化进程的停滞，农村人口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在现有的劳动分工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政府对底层百姓的不尊重又加重了其落后程度。
如果要问中西物价最大的差别是什么，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外国贵的东西中国便宜，外国便宜的东西中国贵。比如，外国市场上汽车售价普遍低于中国，而快餐的价格则远远高于中国。所以很多人认为这种现象有利于保护中国的底层收入者，而对上层社会完全无益。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事实完全相反，中西物价截然相反的差异造成了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我国的市场上，但凡便宜的东西，基本都由底层劳动者来完成。比如粮食、餐饮、服装（靠企业品牌价值定价的除外）。以大米为例，市场上普通大米的售价在3元/斤左右，再除去层层交易的利润，批发商从农民手中的收购价格大约为1元/斤，这对于一个完全依靠土地生产物换取收入的农民家庭来说，他们想要换取1万元钱，则至少要出售1万斤的大米，这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年的产能。三四口人在没有任何支出的情况下，一年的收入只有1万元左右，每人的平均月薪不足300元！而在城市生活中，单个人每月的餐费都远远超过300元，农民这样的收入水平显然是不能致富的。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以服装行业为例，花20元钱便可以买到一件T恤，工人生产一件T恤的收入大概为2元钱。而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几乎都在12小时以上，每周休息的时间仅限于星期天晚上（不用加班），而年假则是他们唯一的假期。在这种高强度的劳动下，他们的月薪大约只有2000～3000元。
在服务行业中，以广州为例，服务员的月薪基本在1500元左右，除去吃喝、房租，以及其他诸如洗化用品等必要的生活开支外，他们的收入几乎没有任何剩余。所以在全球任何其他国家汉堡售价最为低廉的肯德基、麦当劳反而在中国成为比较高端的快餐企业，这完全是由服务业的工价决定的。
可能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既然这些底层百姓的收入已经十分有限，那么如果一个盒饭或一件衣服的售价再稍微贵一些，他们的生活岂不要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
如果所有的农民都联合起来，将自己大米的售价抬高，所有的服务业和工人都联合起来，要求提高待遇，那么原材料价格的增加和工价的上涨势必会反应到物价上，那时，一个盒饭可能要卖到20元，一件T恤可能要卖到30元，底层百姓原本就月月光的拮据生活还能承受得了吗？
别担心，我们在看到物价上涨的同时，也应注意到这种上涨给底层百姓的收入造成的影响。这种物价的上涨是由于人工成本的增加引起的，不是通货膨胀，不是税收，不是地租，而是人工！这就意味着，原先收入可怜的底层百姓如今有了更高的收入水平，农民们有钱买自己一直念念不忘的衣服和垂涎多年的电器，服务员有更多的钱来为自己梳妆打扮，工人也可以买更多的喜欢的食物，这种快速增长的消费能力必定造成这些消费品行业前所未有的利润增长。于是，资本受了诱惑便迅速涌入，资本家需要招聘更多员工，甚至不得不依靠增加工资来吸引员工入职，于是这些产业链的员工收入也有了增长，而这些职工工资已经增长起来的产业链又势必会影响与己有关的其他产业链。从来没有哪一条产业链是独立的，不受其他产业链影响的，所以最后的结果便是良性循环，整个市场都活跃了起来，人们的收入均有所增长，消费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而当整个市场都很活跃的时候，相同行业里面的竞争对手也必然增多，有些产品的价格甚至还会有所下降，而原本那些无人敢消费，只能依靠提高单件售价来获取利润的产品也由于市场需求的增大而使价格降至合理水平。
至于那些售价全球领先的奢侈品，过高的价格只会使它们成为富豪专享。比如保时捷，动辄上百万，即便对于一个小企业主来说，这售价也太过高昂，普通百姓更是望而生畏。而对于那些身份显赫的政要和国企领导，即便再增加个100万也不过是小儿科。所以，为了保障自己的“贵族”地位，我国奢侈品的售价全球最高也便是很自然的事情。
尽管我们也痛恨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并喊了多年“产业升级”，但到今天看来，要实行这一目标仍然遥遥无期。实际上，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这种经济格局就已经形成。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融资渠道决定了后来的经济结构。
就像财富的多少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表现一样，经济的发展也是依靠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来完成的。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在经历了毛泽东执政时期各种各样的经济、政治、文化运动之后，国内来自各个方面的矛盾在经历了长年的压抑之后集中爆发出来，其表现主要以经济方面最为严重：以1978年为例，尽管国民生产总值高达3624亿元，自1965年以来年均递增率达到6.8%，但广大百姓的生活却非常贫困，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中国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改革迫在眉睫，如果它不主动发生，也必将被动进行。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改革开放发生了，并拉开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序幕。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人最关心的问题首先就是衣食，这是维持生命的最基本需求，而要得到这些物资，就离不开经济生活。在计划经济年代，执政者完全无视市场的供需关系，用政治手段强制分配，好像人的饥渴也可以由执政者掌控一样。改革开放便将改革的重点瞄准了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经济体制，中国从此迈向了艰难的市场经济改革之路。
与计划经济呆板的配给制完全不同的是，市场经济下的供需完全由市场自行解决，而这依赖于商业的发展。商业的进行需要充足的流动资金作支撑，而经历了大炼钢铁、大跃进、大锅饭、文化大革命这些“大”运动之后，老百姓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完全没有闲散资金来帮助国家发展经济。
一个经济大国首先应该是一个农业大国，因为粮食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保障。美国便是一个例子，它首先是世界第一大农业出口国，很多农作物的生产量同样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个重农抑商的农业大国，但共和国时期的新中国却完全放弃了这种传统，发展经济时非但没有重农，似乎还冷落了农业。新中国成立初期分外注重重工业，工业在GDP中的比例只有10%，到了1957年，这个比例变成了20%，到了1978年这个比例已经变成了40%，而农业水平几乎没有丝毫提高，生产技术也没有任何改良。改革开放后，中国更是确立了以制造业出口为导向型经济的制度（虽然最初的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由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当然，不能不说，依靠农业的发展来缓慢积累财富一定是个漫长的过程，这不符合当时迫切需要经济复苏的要求，但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也没看到政府推出任何有利于发展农业的政策，直到近些年才免除了部分农业税。
至于中国的工业，在1958年完成“三大改造”后，公有制经济占据了9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私人企业几乎全军覆灭，而国有企业又效益低下，改革开放以前，依靠工业积累财富几乎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从上面我们看出，无论是从事农业还是工业，中国普通老百姓都是一贫如洗，只有执政者手中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所有财富，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国家忽然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就像在财富极端两极分化的时候，国家忽然从土地国有制变为土地私有制，这必将导致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夺地地主与失地农民生活将趋向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极端。15～19世纪欧洲的圈地运动以及汉武帝时期中国的大规模土地兼并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改革开放大踏步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背景下，为了满足各项生产的融资需要，以及弥补国内资金的严重不足，“招商引资”成了一个非常时髦的词。既然国内缺乏资金，政府只能依靠向外国贷款，以及寻求外国资金来华创办企业，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主动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债务国。外国财团携带中国最迫切需要的资金来到我们的国家，以低廉的工资水平雇佣大量劳动力生产符合他们国家市场的产品。外资、外贸，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15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将世界各个角落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外贸易空前活跃，这使得某些国家只需承担一个完整产业链中的某个具体环节就可以使国民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当然，这种经济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国家的一切商业活动必将处处受制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当然，我们的国家还是控制了一定的财富，外资抢占的只是一些利润低下的制造业，而国企则垄断了关系我国民生的最重要行业。改革开放之初的这种资金布局注定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顶端必将由外资和国企构成。普通百姓的财富一直都是靠节俭积累出来的。因为在财富分配的最开始阶段，他们就是被剥削者。
从资源的配置看司法体系的不良
网络文字的侵权曾让人大骂其无耻，牛奶中反复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也让人大骂企业的良心，假洋品牌的滥竽充数更是让人火冒三丈。我们怒气冲冲地声讨着企业的道德沦丧，但是否想过是什么造成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荡然无存？
如果肯德基的产品在美国被检验出含有致癌物质，美国的百姓首先谴责的一定是FDA而不是肯德基这个企业。作为美国的第一大快餐企业，如果它的食品质量都出现问题，FDA一定会感到严重失职。我国屡次发生食品安全事件，而且问题企业多半是行业中的头龙或佼佼者，却鲜有人关注这条产业链背后的问责机制。从大企业到小资本，新闻媒体中的经济负面报道从不间断，从蒙牛、伊利这些行业中的龙头，到上演各种“巫术”的江湖郎中；从炒房大军到“蒜你狠”、“豆你玩”，各行各业中的企业丑闻几乎层出不穷，如果不是监管的缺失，如果不是法律的纵容，这些经济违规或犯罪会此起彼伏吗？
逐利是资本的天性，它不受道德的约束，只要利润足够有吸引力，资本可以嗜血，可以杀人，任何以“良心”为幌子的企业都是对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亵渎，只有法律的强制力才能将其约束。如果法律对某一方面没有规范，而这个行业又有利可图，即便它有违人类的道德，投资人往往都会对其趋之若鹜，因为这才是对自己的资本负责。在健全的法律体系中，资本的活动范围被严格规定了界限，它只能在公平、公正和不伤害他人利益的原则下进行。如果用道德来规范资本，资本获利50%还是100%才算合乎道德？这显然不能清楚地界定，只有法律才能真正规范资本活动。正是由于我国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和严重的监管缺失，同一行业中被曝光的企业才接连不断地出现。
我国的法律非但不健全，它的公平公正公开性也饱受质疑。从资源的配置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行法律存在的弊病。
黄果树瀑布是贵州省的重要旅游资源，它为当地政府创造了几个亿的财政收入，但这个集体所有的旅游资源却并没有给当地百姓带来些微红利，周围居民只能依靠在景区贩卖农家产物等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依旧过着较为贫困的生活。同样是依靠自然资源致富的沙特阿拉伯，政府因为石油资源获得了巨额财政收入，富甲一方的政府并没有将这笔收入装进私人口袋，而是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用来改善国民生活水平，沙特百姓享有完全免费的医疗和教育。而在我国，自然资源只是沦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肥了官员。这种法律的空洞造成了明显的不公。
而且，像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这些庞大的政府工程除了消耗了西部的资源之外，政府并没有出台任何关于改善当地居民生活的举措，已经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中处于劣势的西部人，在输出了自己的资源之后，他们便彻底失去了竞争优势和发展空间。即便西部人民自愿向东流动，法律却在这方面做了严格的限制——户籍制度。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司法体系下的资源配置结果，它牺牲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只成就了一小部分人，人力、资金、土地，这是生产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三个要素。在我国法律体系的保障下，军警车辆免费畅行在任何一条高速公路，农民想要体验一下免费的特权却获得了几十万元的罚款和入狱的判刑。而需要法律保障的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定又显得凌乱不堪，人类最有价值的创造力并未得到法律的尊重；当国民的储蓄被金融体系贡献给了富人时，法律同样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回应；对居民房屋的强拆和土地的掠夺也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对官员职权的约束和贪污的惩罚力度这些需要法律作出明文规定的事项却往往有法不依。法律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人人平等，并拒绝一切不公平现象的发生，但在我国，法律有时非但没有保证这种公平公正性，反而在破坏它，并制造特权。
这就是我国的经济现状，民营企业在各种挤压中顽强地抵抗和求生，努力吸引就业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并使中国经济艰难地向前发展。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和腐败的管理制度以及低下的办事效率又在吞噬着人们的财富，国有企业始终保持着它强大的吸血性，如此造成了民间资本的积累艰难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缓慢。在特权横行的法律面前，各种经济乱象丛生，投机炒作蔚然成风，假冒伪劣商品肆意横行，国家信用濒临破产，国际对手乘虚而入，百姓对自己的财产毫无安全感。即便我国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对应的只是问题众多的民生，账面造就的经济繁荣，只是国富民穷的幻象。
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到了当前体制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若想继续向前一步，只有进行改革。
§§第5章 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