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有人编一部《中国贪污史》,大概少不了赫赫有名的贪官严嵩,假如有人另编一部《中国廉政史》的话,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则更是领衔主演的人物。无论前者和后者,巨贪和大廉,都出在明代嘉靖年间,我想,绝算不得是这位皇上的荣光。这两位文人的不同活法,倒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挺特别的例子。
在中国,某个朝代出贪官,也许并不能证明皇帝昏庸无能,是个窝囊废;即使最精明的君主,驾驭偌大的国家机器,日理万机,百虑一失,也难免疏忽。何况,贪官又不会在脸皮上刻出字来:“吾乃硕鼠是也。”在未捉出之前,谁不人五人六,像模像样。再说,“千里为官,谁不为钱?若不为钱,谁来当官?”在戏曲里,戴纱帽翅的角色出场,这四句念白,很足以表明权力和金钱的互换关系。所以,贪官,是常见的,老实说,清官,倒不常见。
当清官,穷得要死,苦得要命,谁干?因而翻开《二十五史》的任何一史,无不贪官如毛,硕鼠遍地,有时,皇帝就是天字第一号的贪污犯。出清官,必是国家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之际。一定由于皇帝昏庸,而且比较长时期的,达到相当程度的昏庸,弄得贪污普遍化,腐败合法化,渎职正常化,贿赂公开化,到了国将不国,神州陆沉的时候,极个别的不肯同流合污的清官,才会凸显出来。
所以,有清官,对皇帝来说,不是一件体面的事,一旦出现了一个不怕杀头的清官,估计最高统治者离完蛋也就不会太远了,这台国家机器在运转上,也肯定出了大毛病了。果不其然,海刚峰一出现,朱厚?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因此,若无嘉靖,若无严嵩,若无满朝的不正之风,也就显不出海瑞的节操和风范,他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排名不数第一,也数第二的清官了。嘉靖御临天下四十五年,“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已经到了无可救治的程度,海瑞这才会指着鼻子骂皇帝:“陛下之误多矣”,“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
先有昏君,然后有贪官,再而后才会出现清官;明白这一点因果关系,就知道清官为什么只能受到凡夫俗子的拥戴,而不为他生前以及身后的各统治者所容,最深层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这就好比一开门,乌鸦冲着你叫,不是因为它叫,给你带来晦气,而是因为你要倒霉,它才叫的。对乌鸦“呸呸呸”地表示嫌恶,其实没有道理。
这种讨厌清官的情绪,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那场关于清官的全民大辩论中,这只明朝的乌鸦,由******奉命责难起,又受到革命群众的一番唾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批判的结论有三:一,清官比贪官更坏;二,清官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三,清官实际上起到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所以,宁要贪官,不要清官,不过,******不怎么好意思明说罢了。
晚明狂人,那位不僧不道的李贽,在“****”中受到欢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他说出了当时当局想说的话:一个贪官可以为害至小,一个清官却可以危害至大。所以,六十年代,什么古籍都送到造纸厂化浆的时候,他的《藏书》、《焚书》,不知印了多少,后来卖不出去,只好打折。李卓吾一辈子被明清主流社会所訾毁,所摈斥,这一回,倒是正正经经的“****”高层,加以提携,着实红了一回。
那时,虽有“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但机关已无公可办,便只剩下革命。每天要进行数小时的政治学习,轮流捧张报纸,读贪官比清官更优秀的姚式文章。无产阶级**********运动,本来是应该“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四旧”是毫无疑义的革命对象。但上面一声令下,下面不得不返回十五、十六世纪,做革命人,谈明朝事,斗走资派,批海青天。
现在回过头去看,“****”的极“左”思潮,否定传统文化,实行民族虚无主义,以致年轻人数典忘祖,全盘抹煞五千年古国文明,探本寻源,应与前十七年提倡厚今薄古的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分不开的。所以,小将们才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焚烧书籍,毁坏文物,连景山那棵吊死明代崇祯皇帝的树,也给砍掉。“革命”的歇斯底里,竟然发作到如此不可理喻的地步,深感人性之恶,一旦被煽动鼓蛊起来,那不可收拾之势,才叫可怕。
但费解的是,那十年间,一方面粪土一切,恨不能将“四旧”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踏上千万只脚,要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好像中国人像孙悟空一样,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是个没有过去的民族;一方面翻箱倒柜,从批《海瑞罢官》,要害在于“罢官”,从全民读《水浒传》,深揭“宋江架空晁盖”,从“批林批孔”,批臭“克己复礼”,到“评法批儒”,把商鞅、李斯、韩非、乃至李贽的亡灵,又从历史的垃圾堆里倒腾出来,膜拜供奉。
于是,缠夹于“****”运动的过程中间,等于断断续续地在全民中,进行了一次文史的预科教育,变相地给老百姓补上传统文化的这一课,也属难能可贵。
一面坚定地与传统彻底决裂,一面又举起老祖宗亡灵,并行不悖,甚至相得益彰。复古情怀,极“左”思潮,能如此天衣无缝地扭合在一起,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我记得“****”后期,大概在首都体育馆一次万人集会上,郭沫若宣称要烧掉他全部著作,表示与过去一刀两段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却在那里大量出版《水浒传》。虽然书的扉页印有毛主席最新指示,但还不是“****”初期被红卫兵当“四旧”烧毁的《水浒传》吗?至今我还保留这套最高指示本的“****”《水浒传》,视作珍藏。一时间里,大河上下,长城内外,中国人无不手捧这套古典文学读物,探讨研究,此书自明代问世以来,从来不曾一下子拥有这么多读者。
及时雨宋江很灰了一阵,因为他成了篡党夺权的阴谋家,相隔近一千年后,受到革命群众声厉色严的批判。这种正经的荒诞,严肃的滑稽,没有一个人敢于不以为然,更甭说敢于质疑和发难了。都本着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的乖顺,你不想听什么,我也绝对不说什么的聪明,坐在那里念念有词。
谁说中国人没有幽默感?不过中国人的幽默,是以“冷面滑稽”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中国人会暗笑,会窃喜,会蔫着乐,会偷着奚落,会等着看你大出洋相,看你鞠躬下台,看你去见上帝而开怀,这种有足够的耐性,坚持到最后才笑,但面部表情绝对不动声色,一静如水的功夫,恐怕是世界的独一份。
海瑞,肯定是绝对缺乏幽默感的人,所以,他冒死上疏嘉靖。换个聪明的中国人,顶多每天早晨起来,看一眼邸报,他怎么还活着呀!他怎么还不成为大行皇帝呀!也就如此轻描淡写而已,才不会傻不唧唧地买口棺材,去进行死谏呢!
海瑞也像宋江一样,想不到数百年后,又受到吴晗这出戏的牵连,被拉将出来当批判靶子。他也怪不得吴晗,这位《明史》专家要知道这出戏会牵连到更为复杂的背景之中,还不如多打几场桥牌,怡神悦性呢!海瑞所以被示众,这和清官总是出现在政权发生深刻危机之时有关,这种伴生现象的兆示性质,是使得那些“****”新贵,深深感到不安之处。
其实,清官的出现,除了本人青史流芳以外,实际上屁事不顶。中国的皇帝,尤其那些独夫民贼,在未成阶下囚前,谁也不能拿他怎样的。封建社会中的三百多个皇帝,大部分还是靠上帝那只手收拾掉的。终于,两腿蹒跚了,终于,嘴角流涎了,终于,三宫六院也吊不起胃口了。海瑞这封上疏,顶多使嘉靖受了些刺激,病情有所加重,催促他快一点走向死亡,恐怕是他仅仅能起到的一点作用了。
当然,海瑞也付出了代价,据《明史》,朱厚?拿到等于骂他不是东西的上疏时,气得跳脚,一把摔在地上,喝令左右:“马上给我把这个姓海的逮捕,别让他跑了!快,快!”
在皇帝身边的宦官回他的话:“都说这个人是有名的痴子,他为了上书,准备好了要坐牢杀头,先就买了一具棺材,和妻子诀别,家里的僮仆也早吓得各自走散,看来他是不打算逃跑的。”
“抓起来!”嘉靖吼。
这还不好说,海瑞正等着法办。
抓到诏狱,主管官员按子骂父罪,自然是非开刀问斩不可。但建议砍掉海瑞脑袋的报告,压在皇帝的手中,一直不画圈。就这样,拖到驾崩,海瑞捡了一条命。
朱厚?坐朝近半个世纪,对于臣下,杀、关、放逐、廷杖,无所不用其极,独对如此羞辱他的海瑞,却一根手指头也不碰,令我诧异。后读鲁迅给曹聚仁信:“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便恍然大悟,明代很有几位皇帝,爱跟臣下玩心思,逗咳嗽,耍无赖,搞小动作,颇具乃祖朱元璋的流氓作风。
嘉靖不傻,他不想成全海瑞,更不想自己落下纣王杀比干的臭名。
所以,别看朱厚?二十年不视朝,公然消极怠工,躲在西园里斋醮炼丹,朝政一任严氏父子摆布,但也不能以昏君目之。海瑞上书直指他“二十余年不视朝”,“乐西园而不返”,也并不符合实际,这个无赖皇帝不过不想当上班族罢了。对于国家大事,仍旧乾纲独断,对那些直言忤触他的臣下,不但记仇,而且一心报复。甚至,还要派人监听他们的悄悄话,甚至吩咐下去,没有什么可汇报的,讲一点钦犯们逗乐子的事情,让朕听听也可以的嘛!
皇帝是一国之主,有时,他也可能是这个国家里的最大的小人。所以,帝王的小人之恶,发作起来,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他不马上杀掉海瑞,主要是想慢慢地消遣他,他有这个瘾。
“帝深疾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长系之,而令狱卒奏其评议食息,谓之监帖。或无所得,虽谐语亦以闻。一日,鹊噪于(沈)束前,束谩曰:‘岂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心动。会户部司务何以尚疏救主事海瑞,帝大怒,锢诏狱,而释束还其家。”(《明史》209卷《沈束传》,以下凡注明卷数者,皆出此书。)
御史沈束,一关就是一十八年,可见嘉靖之歹毒,如果他不驾崩,海瑞也得把牢底坐穿。但幸运的是,还是上帝的手有力量,再了不起的统治者,无论他怎么样的作恶多端,天怒人怨,谁都拿他没法办,但总有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继任者隆庆上台的两个月后,平反,出狱,回家,停在堂屋里那具棺材,没派上用场,他大概感到有些遗憾。
这封上疏,成就海瑞为大清官。
老实说,海瑞的知名度,在“****”前,远不如宋代的包拯响亮,他得感谢吴晗,由于那出《海瑞罢官》,他就成了无人不知的清官。但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清官”大讨论中,他成了比同时代的贪官严嵩还要差劲的坏人,如果他九泉下有知,会不服气的。但“革命同志”讲了:严嵩是贪官,不假,但在加速封建政权的败亡,起到了摧毁性的推动作用,那得算是立功的人物,你有什么好不满的。因此,这两位明代大臣,若赶上十年浩劫,估计,海瑞会被横扫,严嵩连牛棚,连五七干校,也不会进的。说不定,会让他进写作班子。这位贪官,不但诗写得不错,字也有两把刷子。
历史的对比效应,有时很有意思,嘉靖这两位臣下,一个贪赃纳贿,藏镪亿兆,一个家无长物,死无殓资。尽管如此水火不容,但这也能找到共同点,他俩都是进《四库全书》的文人。一为铮铮风骨的文章高手,一为贪赃枉法的词赋名家,舍开人格不论,在文品上,两人倒也旗鼓相当,不分伯仲。要是生在今天,在文协担当一个什么理事之类,不会有人撇嘴,说他们尸位素餐。至少,他们真有著作,这是一;他们有真著作,这是二。比那些空心大老,附庸风雅小人得志,自我爆炒者,强上百倍。
别看严嵩在《明史》中,列《奸臣传》,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但他的《钤山堂集》,能够存目于清代纪晓岚编的《四库全书》之中,也属殊荣。恐怕比当下那些得这个奖,得那个奖,要货真价实一些。实事求是地讲,严嵩的文采,略高于海瑞一筹,也是人所公认的。生父为严所害,与严不共戴天的王世贞,一代文宗,也本着“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守诗选序》)的精神,肯定严嵩的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严的《钤山堂集》,引用了王的诗:“孔雀虽然毒,不能掩文章”,可见那一份堂堂的公允之心。相比之下,古人对严嵩的一分为二,实事求是,要比当下之为周作人涂脂抹粉者,更令人生出些敬意。
纪晓岚主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海瑞《备忘集》,评价不低。“孤忠介节,实人所难能,故平日虽不以文名,而所作劲气直达,侃侃而谈,有凛然不可犯之势。当嘉、隆间士风颓?之际,切墨引绳,振顽醒聩,诚亦救时之药石,涤秽解结,非林黄、芒硝不能取效,未可以其峻利疑也。”这当然是从政治标准出发,既然如此,艺术标准如何,就自不在考量之中了。
但对海瑞具体的所作所为,也有不能苟同之处。譬如说他“巡抚应天,锐意兴革,裁抑豪强,惟以利民除害为事,而矫枉过直,或不免一偏”。譬如说他“力以井田为可行,谓天下治安必由于此,盖但睹明代隐匿兼并之弊,激为此说,而不自知其不可通”。
海瑞的悲剧,就在于他认为道德的约束力,可以制止住全社会的颓败风气。个人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垂范作用,能够推动整个公务员阶层的廉政建设。治乱世,用重典,不惜采取剥皮的酷刑,是足以阻吓贪官的最有效力的手段。其实,他不知道,道德的作用,只能作用于有道德的人。对不讲道德的冥顽不化者,恶劣成性者,道德又其奈他何?正如马路上的斑马线,对置若罔闻的我行我素者,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除非他被撞死,才后悔不走斑马线。同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是对愿意仿效者能产生向心力和感召力,而那个一听焦裕禄名字就烦死了的干部,肯定瞎子点灯,白费蜡。
他并非不知道,嘉靖的老祖宗、开国之君朱元璋规定:“枉法赃八十贯论绞”,“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用如此重刑来遏制贪污,又何曾济事?194卷《王廷相传》里,有此人的一封触怒嘉靖的上疏,说得很清楚:“人事修而后天道顺,大臣法而后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贿赂盛行,先朝犹暮夜之私,而今则白日之攫。大臣污则小臣悉效,京官贪则外臣无畏。”
明朝官员的贪污现象,问题出在底下,根子却在上头。贪污到了这样大量、普遍、公开甚至合法化的程度,是从帝王开始,由上而下,至宗藩外戚,至宦竖权臣,至将帅督抚,至知府县吏,至一切衙役隶卒,凡官皆贪,不贪者鲜。159卷《杨继忠传》,“(忠)入觐,汪直欲见之,不可。宪宗问直,朝觐官孰廉?直答曰:‘天下不爱钱者,惟杨继忠一人耳!’”201卷《吴岳传》:“岳清望冠一时,?躬严整。尚书马森言平生见廉节士二人,岳与谭大初耳。”满朝文武,只找到这几位不贪的官员,明朝的中后期,在中国历史上,数得上是贪污大朝了。
朝政黑暗,特权横行,法令松弛,行政腐败,是造成官员贪污行为的主要原因。不过,读清代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我们知道明代官员的薪俸,是中国历朝中最低的,他不想成为饿殍,不额外求财,又有什么办法?如李卓吾,在河南辉县任儒学教谕,在北京国子监当教习,在礼部做司务,又到南京刑部得到一份员外郎的闲差,其官俸微薄到难以口。他在离开河南时,窘迫到不得不把妻女留在那里,托友人照顾。直到他放外任,当了最近发生地震的云南省姚安府的知府,才有“常例”和其它灰色收入。这种实际上在鼓励官员从非法途径获取金钱的政策,是引发贪污的主要原因。
那时官俸发放,有米有钞,比例不一,米贱折钞,钞贱折米,总在盘剥上极尽克扣之能事。尤为可笑者,在北京的官员,发的米要凭票到南京去领,于是,手中的票,只能三文不值两文地出让,逼得官员不得不另开财路,以谋生计。158卷《顾佐传》:“居岁余,奸吏奏佐受隶金,私遣归。帝密示(杨)士奇曰:‘尔不尝举佐廉乎?’对曰:‘中朝官俸薄,仆马薪刍资之隶,遣隶半使出资免役。隶得归耕,官得资费,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朝官俸。’帝叹曰:‘朝臣贫如此。’”
本来很低的工资,又常常不足额发放。176卷《李贤传》:“正统初,言‘塞外降人居京师者盈万,指挥使月俸三十五石,实支仅一石,降人反实支十七石五斗,是一降人当京官十七员半矣。宜渐出之外,省冗费,且消患未萌。’帝不能用。”看来打白条之风,倒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
所以,官员们倘不贪污,贫穷化便不可避免。158卷《段民传》:“卒于官,年五十九,贫不能殓。”《吾绅传》:“绅清强有执,澹于荣利,初拜侍郎,贺者毕集,而一室萧然,了无供具,众笑而起。”《轩传》:“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与僚属约,三日出俸钱市肉,不得过一斤,僚属多不能堪。故旧至,食惟一豆,或具鸡黍,则人惊以为异。”192卷《杨淮传》:“伏阙受杖,月余卒,囊无一物,家人卖屋以殓。”193卷《高仪传》:“旧庐毁于火,终身假馆于人,及没,几无以殓。”201卷《陶琰传》:“琰性清俭,饭惟一蔬,每到官及罢去,行李止三竹笥。”
海瑞,当不例外,在任淳安知县时期,自己磨谷脱粒,种菜自给。有一次他给母亲做寿,只买了两斤肉,成为人们奚落他的口实。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派御史去考察,“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226卷)。
能够坚持节操者,在一部《明史》中,实属少数,而始终如一廉政者,则更不多见。“銮初辅政,有修洁声。中持服家居,至困顿不能自给。其用行边起也,诸边文武大吏俱橐?郊迎,恒恐不得当銮意,馈遗不赀。事竣,归装千辆,用以遗贵近,得再柄政,声誉顿衰。”(193卷《翟銮传》)既然贪污是官员的一种生存手段,贪污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贪污是这种病入膏肓的社会制度下的必然伴生物,不贪白不贪,贪也不为耻,还有什么必要洁身自好呢?
海瑞没有习銮这两下子,有本事拿贪污来的钱,上下打点,铺平道路。他虽然平反了,昭雪了,有了令人景仰的清官声名,但朝廷里的主政者,包括皇帝,都对他敬而远之。作为门面点缀可以,要想委以重任则不行,怕海老人家较真,以免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可在“士”这个阶层中,卓尔不群之辈,经不起众星捧月,更经不住高山仰止,都会情不自禁地生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的圣人感,当这种强烈的“立德立言立功”的补天愿望,不能得到满足时,便会仰天长啸,椎心泣血。瑞青天以辞职的办法要挟给他工作,写了一封******,“满朝之士,悉皆妇人”,把主政者骂了个臭够。
于是,隆庆三年(1569年)被授于正四品,南直隶巡抚,驻苏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所言,海瑞是个“不自知其不可通”的死硬派,他不了解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他不知道大厦将圮只手难以支撑。一上任,就做了两条大板凳放在公堂之上,宣称为专打贪污犯的屁股而设,这位刚愎自用、矫枉过直的老汉,觉得打屁股还不过瘾,给皇帝建议,得恢复老祖宗的办法,凡贪官,都给他剥皮揎草。结果闹得舆论哗然,御史弹劾他导使皇帝法外用刑。海老碰了一鼻子灰,才悻悻然住手。从此,对这位道德大主教,神宗索性采取供起来的办法,有职无权,有位无事,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年末,老先生终于在寂寞中悒悒去世。
“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殓。”呜呼,海刚峰的一生,是一位以肃贪倡廉为己任的斗士,他本期望他的不懈努力,能对帝国的廉政建设,对官吏的道德重振,有所作为,有所改善。然而,朱明王朝,到了神宗(就是在定陵里躺着的那位),从上而下的贪污腐败风气,变本加厉,已不可收拾。《明史》说:“明亡,实亡于神宗。”海瑞的所作所为,对腐朽的大明王朝可以说是不起任何作用,只好看着朱皇帝打下的天下,走向衰亡。
于是,想起一则寓言,森林发生了火灾,火势迅速地蔓延开来,黑烟遮住了天空,烈焰烧红了大地,所有的鸟儿,都忙不及地逃出火场,以求活命。只有一只小鸟,它不肯离开,仍从小溪里衔起一口一口的水,冒着生命危险一次一次往回飞,希望能扑灭这场大火。
这只鸟,很像海瑞。
他的诗作,到了清朝编《四库全书》时,任总编纂的纪昀,也不忍一笔勾销,还引用了王世贞的一句诗,“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表示不能因人废文,来肯定他“独为迥出”的文学功力。作为诗人的奸臣严嵩,当不弱于作为散文大家的汉奸周作人,这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