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文人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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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自古才子多娇纵”――中国惟一的死于情寄之疡的风流才子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乙巳前,汤显祖写了一组七绝,共十首,寄给他的好友,时在病中的屠隆。明代出才子,凡才子,皆风流,屠是最典型的一位。他的风流,相当出格,非一般文人所能企及。

屠隆(1543―1605),字纬真,一字长卿,浙江鄞县人。“生有异才”,万历五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他比汤显祖出道早,才气大,据说他“落笔数千言立就”,“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明史》)

在中国文学史上,汤显祖和屠隆是以剧作家面目出现的。不过,到了今天,知道汤者,尚有人在,而知道屠者,相当寥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文学必须经得住长时间的考验,方称得上真正的不朽。可在万历年间,屠长卿的声名,大概要比汤显祖响亮一些;屠长卿的戏剧,也要比汤显祖卖座一些。

因为,屠长卿不光写戏,还会演戏,家里蓄有戏班,花钱聘着名角,还时不时地粉墨登场,客串红毡,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他写戏主张“针线连络,血脉贯通”,“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甚至编过整出戏无一曲,尽用宾白演出,类似现代话剧的本子,大家一听就懂,很受欢迎。看来,他写戏,深谙编剧门窍,懂得观众口味,几部传奇,如《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都曾“大行于世”,叫座京城,于是,“名大噪”起来。(见《明史》)

汤的戏,着意文笔的精粹,追求完美的境界,与屠的戏,风格迥异,志趣不一。尽管是文人戏,无论清雅或典丽,简洁或浓艳,虽曲高可并不和寡,深入浅出,雅俗咸宜,同样也具有不错的票房价值。他的《牡丹亭》、《邯郸记》,多用唐人诗句点缀,吻合得如同自家手笔,很让读者和观众情为之痴,意为之移,玩味不已,吟哦再三。不仅当时,“京华满城说《惊梦》”,数百年来,始终盛演不衰,真不知赚了世上痴男怨女的多少眼泪。

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绝非夸张的表述;不过,在肯定他的才华同时,也指出剧作本身的微疵:“奈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乃才情自足不朽也。”这便是诗人写戏的美中不足了,恐怕也是汤对屠这位编剧的行家里手,持礼敬态度的缘故。会演戏的写戏,和不会演戏的写戏,到底是有些差别的。莎士比亚,就曾作过剧团的三流演员,跑过龙套,休看不起这一点,正是这种对于舞台的实际体会,使他写的戏,总能紧紧攫住观众的心。

屠在当时能够略强于汤,就基于这种近乎科班出身的职业优势。但是,沈德符所说汤的“才情自足不朽”,却是汤在几百年后,能够远胜于屠的魅力所在。文学这东西,一时的输赢,定不了终身,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淘汰以后,才知道其是否具有久远的生命力。短期炒火的作家,瞬间泡沫的作品,像二踢脚,像钻天猴,刹那间的效果,很快就狗屁不是,烟消云散。余生也晚,仅这数十年间,所谓新时期的文学,多少响屁臭屁,让我们开了眼呀?可如今,那些狗屁制造者,仿佛都从人间蒸发,打着灯笼也找不着了。

但是,镜头返回四百年前,时值万历,屠长卿却是一位真正的热点人物。

第一,他交游广,第二,他绯闻多,第三,常有是非尾随着他的屁股。因此,他是一个在官场,在文坛,在娱乐圈,在色情场合,不断制造头条新闻的风流才子。而最各色,最轰动的一次大玩闹,莫过于万历三十年中秋,他一手策划的“无遮大会”了。

闹后三年,他就死了。因此,这次会,也是他人生闭幕前的最后表演。

屠隆之心血来潮,之大张旗鼓,之惊世骇俗,之滑稽突梯,确实是破天荒的。折柬邀集菊坛名角,盛情敦请文林士子,专程相约新旧情好,软轿抬来香艳女流,相聚于乌石山邻霄台,连开三天三夜的“无遮大会”。呵,天哪,人家都认为屠先生疯了。可堪称闹中高手的他,有板有眼,有条不紊地将会议进行到底。这一年,他五十九岁,马上就是一甲子。中国人习惯做九不做十,自然是他的生日庆典了。于是,舟船车马,络绎不绝,驰者塞途,观者如堵。那场面之大,节目之多,招待之周到,宴席之丰盛,不能不佩服屠长卿的大手笔。

“无遮会”一词,原出佛经,有自由论坛之义。但这次会,说到底,是屠先生花钱赚吆喝,给自己找乐的超级堂会。因此,主题只有一个,看屠的戏,论屠的文,捧屠的场,喝屠的彩。除持请柬的七十多位有头有脸的人士,其余不请自来的,慕名而来的,凑热闹赶来的,图博一粲有所希冀迳来的,以及为表示自己存在不得不来的,无一不是大椽巨匠,名流高门,骚人墨客,俊才雅士,加在一起,总有数百人众。中国人最懂得逢场作戏的规矩,大家一律阿弥陀佛,口吐莲花,把屠捧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手舞足蹈,魂飞魄散,真所谓大开心,大畅快,大欢悦,大通泰,达到了死也无憾的境界。

政治家怕糊涂,更怕老糊涂。文学家则怕不清醒,尤其怕越老越不清醒。一些老前辈,老同志,老作家,老朋友,忽然间闹出很不清醒的名堂,进退失据,徒劳无功,出丑丢人,洋相十足,也是颇叫人啼笑皆非的。

消息传到“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萧闲咏歌,俯仰自得”的汤显祖那儿,这位“穷老蹭蹬”的义仍先生,也目瞪口呆,摇头不迭。尽管自惭弗如,但也不能不长叹一声,阁下,您可真能闹啊!虽然屠、汤二位,同为进士出身,同放外省知县,同升礼部主事,同被逐出国家机器;但无论为人,无论行事,敛约自重,清高自守的汤显祖,和恣情放纵,狂诞任性的屠长卿相比较,同命不同途,有着很不相同的处世态度和人生哲学。

那几天里,乌石山下,邻霄台上,唱和的文人学士,相好的名媛秀妇,助兴的僧道侠隐,帮衬的美娼俊童,如众星捧月似的围着这位大哥大,高谈阔论,吟诗作画,听曲饮酒,看戏论文,引吭高啸,踏青放歌,骑射蹴扑,浅酌低唱,足足那么一折腾,竟成为文坛另类的一次嘉年华盛会。弄得四邻不安,上下惊动,官府警惧,州县戒备,连远在江西临川的汤显祖,也终于琢磨不透,他的朋友所为何来了。

但是要能钻进屠隆的内心世界,也许就不忍苛责了。

他当然不可能知道自己,再有一千天,三年以后就呜呼哀哉,但他不可能不明白,自己所患的在明朝绝对是百分百的不治之症,正一天比一天地促使他更接近死神。因此,爱抢镜头,爱出风头,爱搞声势,爱闹名堂的屠长卿,需要这种精神上的鸦片,给他以强刺激。一般来说,凡热烈的掌声,捧场的词语,谄媚的笑脸,悦耳的马屁,对需要者而言,会起到伟哥或者摇头丸的兴奋作用。

所以,他举办这次“无遮大会”,肯定是预感到苦日无多,利用自己尚有力气,犹有资本的有限日子里,作一次告别仪式;肯定是趁活着还有口气,先给自己开追悼会,省得死后听不到谀墓之词而遗憾的一次彩排。

这份良苦的用心,是作为纯文人的汤显祖,对于既是文人,更是文学活动家的屠长卿,不够充分理解的地方了。汤应该明白,一个穷其一生都在不停折腾地“闹”,一旦自己偃旗息鼓,周围鸦雀无声,岂不比死还难过?

“戏寄十绝”的这个“戏”字,说明汤对屠的病情,没有太当回事。“秀才人情半张纸”,很大程度上是文人酬应的雅举了。然而,屠病得实在不轻,其凶险程度是汤所料想不到的。

就在这年稍后一些日子,噩耗传来,沉疴不治的他的好友,终于在苦楚与肮脏的恶疾中死去。

我将屠隆也算为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因为,他是自己找死。

汤显祖的诗,题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所谓“情寄之疡”,即为当时“梅毒”的雅称。你把感情寄托到婊子身上,婊子也就将梅毒螺旋体转移到你身上。这位死于性病的才子,其出格的风流水平,你说,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吗?

古往今来,中国有无数文人,但患梅毒而身亡者,他是独一份。

在现代医学中,梅毒学名为“由苍白密螺旋体引起的系统疾病”,即“syphilis”。屠的梅毒已经到了发作的第三期,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也许还有救,但在明代,只好束手无策,由他剧烈疼痛,共剂失调,从面部器官坏死糜烂起,一直到耗尽这盏灯油为止。

风流罪之可怕,莫过于此。

据西方医学史,梅毒系哥伦布由新大陆归回后,文献才有病例记载。但也有人认为,公元1500年以前,许多欧洲的“麻风”病例,从其接触传染,性传播,遗传,汞制剂有效的性质看,实际上也就是梅毒。中国人旧称这种性病为“杨梅大疮”,“杨”,恐系“洋”字的讹传,估计也是外来的传染病。

明代中后期,是个淫风甚炽的年代。据明谢肇?《五杂俎》:“今之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里?。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只要有卖淫为生的娼妓,只要有进行性交易的行业和场合,性病传染,必定要成为社会公害。在俄国作家库普林小说《亚玛街》中,我们看到沙俄当局对妓女和妓院,有定期的卫生检查。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做做样子的。但至少在18世纪以后的西方,即或是走过场,还是想要控制性病蔓延的。但在中国,甚至到了清代,到了民国,从鸳鸯蝴蝶,狭邪淫秽的小说作品中,看不到类似的杜绝性病传播的措施。

因此,汤显祖这首“戏寄十绝”,从诗中略存调侃之意看,性病是当时社会的常见病。屠隆害了梅毒,不过和伤风感冒一样,汤既未感惊讶,也不认为奇怪,是很平常,很普通的病。估计15世纪的明代,性病的普遍发生率,是那个淫乱社会的必然现象。讵知屠长卿风流出格,性生活过于糜烂,以致最后不治,首开中国文人性病死亡记录。

作《拍案惊奇》的凌?初曾经对15、16世纪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作过这样的表述:“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其实,民风的淫佚,是在帝王、臣宰、整个国家机器中的大小官僚带动下,再加之商人性消费的勃兴,与文人自命风流的推波助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才形成这种全民参与的世纪末淫风。

要是能通过时光隧道,回到万历年间,那时的北京也好,南京也好,乃至大小城市,妓院娼馆,充斥市廛,神女娈童,诱色卖身,媚药秘方,大行其道,淫具亵器,公开买卖。而在街市集镇,茶楼酒肆,那些御女之道,房中之术,淫秽文字,春宫图画,更是堂而皇之地大明大摆。因此,实际上全社会对于淫荡,已到了毫不以为羞耻的田地。

像屠隆这样的才子,引娼挟妓,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来,是不必大惊小怪的。然而,得了性病,多少有点中奖的荣耀感,实在是匪夷所思。在今天说来,某位作家从三陪小姐那里染上淋病白浊,顶多从电线杆子上贴的小广告,找江湖郎中私下治闻,绝不愿意大事张扬。无论如何,这是不大名誉的事情。可在明朝,却视作风流,不但不感到难为情,不觉得是件多么难以启口的话题,还要堂而皇之写进诗文里的。

汤显祖,这位与莎士比亚同年死去的剧作家,就认为这是风流,不是丑恶。

风气,这东西,一旦形成,便会左右社会,左右人的意识,作家也不能例外。我记不得是公安三袁中的哪一位了,竟认为妓女能给予离乡背井者灵肉满足,实在有其存在的必要,并为之论证,振振有词,颇理直气壮的。这也就是一代人说一代的话,一代作家写一代的作品。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亲历过来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尝试,三十年代的拓展,四十年代的跌宕,五十年代的惶恐,六十年代的矫情,七十年代的伪善,从作家的话语中,大致可以揣摸出那个时代的大致脉搏和基本面貌。

所以,明季中后期,文人的不护细行,令人不敢恭维。戏曲家何元朗,能够当场脱下妓女王赛玉的绣花鞋,作饮酒的杯托,传行席间,先嗅脚味,后品酒香,划拳行令,这种变态的恋物癖,近乎下作。大文人王世贞还作长诗,以记其盛。视淫乱为风流,视荒唐为正经,视无耻为潇洒,视低级趣味为高尚行动,便是那个时代的风采了。

所以,万历十二年(1584)甲申十一、二月间,汤显祖的长诗,《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径直写到他朋友的私生活,坦白道出他的男女性伴侣,全无顾忌:

赤水之珠屠长卿,风波宕跌还乡里。岂有妖姬解写姿?岂有狡童解咏诗?机边折齿宁妨秽,画里挑心是绝痴。古来才子多娇纵,直取歌篇足弹诵。

对屠这种与同性、与异性的淫荡苟且,虽说不上是赞美褒扬,但没有任何责让和不以为然的口吻,恐怕是时代风气使之然耳。

次年,乙酉三月,在《送臧晋叔谪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道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一诗中,汤显祖更写道:

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纸。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

这首诗,干脆美化起这两位因龙阳断袖之癖而丢官的才子了。臧晋叔,戏曲家,他编纂的《元曲选》,至今仍是研究元人杂剧的典籍。据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全集》笺注:“臧懋循字晋叔,长兴人,官南京国子监博士。每出必以棋局,蹴系于车后,又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中白简罢官。”这个“小史”,就是他的性“同志”。

而“长卿曾误宋东邻”,则是屠隆大出其名的一桩风流官司。这位才子在礼部任主事时,因与西宁侯宋世恩,大概都属性“同志”,气味相投,情好甚昵,共嬲俊童,形影不离。同时,屠隆又与宋的姬妾有染,放肆不检,秽闻狼藉,闹得满城风雨,遂遭弹劾,以淫纵罪,削籍。这是去年之事,今年,臧晋叔又因情色被贬,谪归故里。于是,汤显祖在送行的诗中,旧事重提,一并谈起。从“一官难道减风流”诗句看,汤对这两位朋友的丑闻,绝对看作是一种高尚的风流,认为,即使丢官,也要风流,那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屠隆死前,汤显祖写去慰问诗十首,诗题里提到了他患了“情寄之疡”,没有任何隐讳和回避。在那个对淫乱不以为耻的年代里,丑恶与美好,整个都颠倒了,即使道出其所患之梅毒,也不存有中伤朋友的意思。那时的一个才子,得了杨梅大疮,烂了鼻子,对他的人格品德,不但无碍无损,相反,还被视作体面的、光彩的风流韵事,当作美谈呢!

在这种世纪末的极端颓废风气下,这世界还有救吗?《明史》称:“明之亡,实亡之于万历”,看来,这还真是说准了。

至此,我不禁想到《金瓶梅》,这部应该是嘉靖年间出现、万历年间盛行的小说,也是这种风气所及的产品,充分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淫乱特色。那位隐姓埋名的文学大师,到底也弄不清楚是谁,至少有四十多种推断的兰陵笑笑生,在作品中大描大写三十六处,小描小写三十六处,一笔带过三十三处。我猜想,这位大师那亢奋的,冲动的,流着哈拉子的,某些部位大量充血的状态,是相当“后明朝化”的。同样,他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也不觉得有什么诲淫的罪愆感,津津乐道,其味无穷的精神层面,也绝对是“后明朝化”的。没有后明朝,没有《金瓶梅》;没有《金瓶梅》,也没有嗣后不绝如缕的淫秽作品。兰陵笑笑生自有他狂热写性的可指责处,但那个时代的风气,那个时代的错乱和颠倒的思潮,也不能辞其咎的。

《金瓶梅》至少有其不朽价值,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它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因此,这股以《金瓶梅》为滥觞的,直至明末清初,应运而生的文学浊流,与明代末季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的淫风分不开的。

什么时代产生什么文学,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现在,除中国文学史家、中国戏曲史家外,绝大多数读者,已经不大关注明代那位剧作家屠隆了。他是谁?他写过些什么?他的传奇戏剧有些什么影响和价值?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但他是一个死于梅毒的中国文人,以及他与那个时代的炽烈淫风,与随之催生的文学浊流,这种互依共存的关系,倒是值得后人玩味的。

作家,作品,时代,风气,说到底,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因此,君不见近十数年来的裤裆文学,甚嚣尘上的现状,难道不值得对这种文学现象,去思考一些什么吗?

中国文人,都自封清高,其实在名和位上,并不都那么想得开的。尤其在封建社会科举取仕的年代,那个“学而优则仕”的“仕”字,可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弄得颠三倒四而找不着北。于是,展眼望去,你多我少,抓心挠肝,你上我下,咬牙切齿,你高我低,寝食不安,你红我灰,如丧考妣,便是文坛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