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文人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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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老天爷有时也会开一些残酷玩笑的

清代陈康祺的《郎潜记闻初笔》里,有几则关于当时文人活动的笔记,很有趣。

其222则《吴俗三好》,曰:“王渔洋谓吴俗有三好,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五通神,虽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斩马剑,诛作俑者。”王渔洋在康熙朝,是文坛领袖;官场也很得意,做到刑部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好了得的。因此,文人意气,加上首长意志,加上法官意识,一旦激动起来,就会习惯性地以权势而非文人的口气说话。幸亏玄烨不曾授予他这把斩马剑,否则,不知江南地方该有多少颗士子的脑袋,斩于这把剑下?

康熙本人相当欣赏他的诗作,录三百篇,曰《御览集》。皇帝为作家编书,这对一个文人来说,是极高的褒誉了。记得郭老晚年,唱和领袖的诗作,连篇累牍,甚是卖力;可未见到毛主席对其作品(除了抗战时期的《甲申三百年祭》外),有什么只言片字的称道。相反,倒有“十批不是好文章”、“劝君少骂秦始皇”之类的讽喻。王渔洋则不同,诗写到被皇帝亲自编纂的地步,那还了得,有了这份殊荣,他不想当官也不行了。于是,翰林院侍讲,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一纸一纸的委任状颁发下来,升官加饷,晋级提职,终于达到士子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境界了。

“学而优则仕”,是古今文人奉为圭臬的行动指南,所以,一个个苦读四书五经的士子,为之孜孜钻营,削尖脑袋,为之苦苦奔走,洞穿鞋底,博个一官半职,封妻荫子,也就不枉十年寒窗了。直到今天,仍旧是很多作家不约而同的奋斗目标。最起码要在各级文联作协担当一个职务吧!当代作家心气比较高,文而优则仕,其目的不仅仅当个什么玩意,而在乎当了什么以后,追求那羊群里的骆驼,高人一等的感觉,立刻与原来论哥儿们的作家,不一个成色了。前排就座,学问见长,指手画脚,像模像样。当上了官,自然水涨船高,作品容易发了,书籍容易出了,自己也认为确是文坛扛鼎之辈了。当然,谁也不会相信,官位到手,学问就大,大权在握,文章就好,职务提升,才气就高。然而,他偏这么以为,捧臭脚的果然也就这样认为,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当代版《笑林广记》了。

所以,一个三流作家,或因缘时会,或风云际会,或瞎猫碰上死耗子,坐在过去应是一流作家坐的位置上,不等于就是一流作家。因为我们看作家,是看他的脑袋,不是看他的屁股,他屁股就是坐在金銮殿的宝座上,作品该屎还是屎。但是,这些人的自我感觉的错位,也真是让人痛苦。一下子,琴棋书画,全会了;一下子,上下古今,全通了;一下子,吹拉弹唱,也不外行了;一下子,东西南北中,到处可见他抓住麦克风,哇啦哇啦说得地动山摇了。这时候,就不能不生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悲哀。

每当遇到这样的壮烈场面,我禁不住想起莎士比亚说过的警句,不是所有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金子;想起鲁迅先生告诫他的儿子,不要做一个空头文学家的至理名言;想起艾青先生嘲笑过的,“是名作家而无名作品”的那些明公;当然也会想起如今很不吃香的斯大林早先说过的一句名言:职务提升了,不等于智慧也增加了。母牛下犊以后,自然会生出乳汁,但作家当了官,工资也许增加,才华是不会增加的;作品可能好出版,但不等于是好作品;评论或许要多一些,出镜率或许要高一些,那是冲着他身上的黄马褂而去的,一旦剥掉了这张皮,照旧狗屁不是。

可在清初诗坛上,王渔洋当之无愧的,是绝对的一流诗人,他力避公安派的俚俗,竟陵派的纤仄,倡“神韵”说。在文学史上,凡能提出一种使别人“翕然从之”的文学主张,都非等闲之辈。他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以清淡闲远的风神韵致,为诗歌的最高境界,此论对清代初叶的诗风产生过影响,说他是清初诗坛执牛耳的一代文宗,不算过分。王渔洋靠他货真价实的作品说话,底气充沛,有恃无恐,汪洋恣肆,毫无顾忌。他拥有这份资望、身份、地位,可以对他不喜欢的社会风气,不赞成的时代潮流,加以抨击;抨击不灵,加以棒喝;棒喝无效,祭起尚方宝剑,对作俑者严惩不贷。

王渔洋对“作俑者”很反感,挺有道理。这个带有贬义的词汇,常用来比喻一件不好事情的带头者,或一种不好风气的提倡者。查这个词,语出《孟子》:“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王渔洋的论点,孰是孰非,姑置勿论,但他将批判锋芒直指“作俑者”,却是很有识见的行为。在《郎潜记闻初笔》这部书中,其511则《长生殿传奇》,和541则《盛名为累》,看看这两则记闻中的“作俑者”,就可知道这类带了一个坏头的人,是如何令人厌恶了。

一,“钱唐洪太学?思?,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殆不赀。内聚班优人请开宴为洪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而不给某给谏。给谏奏谓,皇太后忌辰设宴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上览其奏,命下刑部狱,凡士大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益都赵赞善伸符,海宁查太学夏重,其最著者。后查改名慎行登第,赵竟废置终其身。”

二,“国初,庄廷、朱佑明私撰《明史》一案,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庄、朱皆富人,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甚矣,盛名之为累也。”

在《郎潜纪闻二笔》里,其300则,说得更详尽些:“明相国朱文恪公,尝作《明史》。国变后,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质千金于庄廷,廷家故富,因窜名己作刻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语,归安知县吴之荣罢官,谋以告讦为功,藉此作起复地,白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牒督学胡尚衡,廷并纳重赂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之荣计不行,特购得初刻本上之法司,事闻,遣刑部侍郎出谳狱。”

在清代的文字狱史中,前者,是小事一桩,后者,株连之广,也算一件要案。文人们由于舞文弄墨的缘故,触怒当局,弄得龙颜大怒,而招灾惹祸,一般都是有“作俑者”揭发在先,皇帝老子才会动手在后。大多数皇帝,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关注诗人作家,但是怕人提醒、告发、打小报告、咬耳朵根,那可就要捅马蜂窝了。

假如,那位没被邀去参加庆寿聚会和看戏的“某给谏”,本来就懒得凑热闹,正好,不请,也就不去应酬,关起门来睡大觉;假如,那天晚上,他应邀出席了,不但与剧作家洪?交流创作心得,谈得兴起,还与优伶们格外多干了几杯,带着浓重的醉意回府,一觉睡到天亮。我们试设想一下,他要不想扮演始作俑者这个角色,皇帝想找事端,也挑不起来。如果,我们若不把打小报告的“某给谏”,想象得太卑劣的话,他一定要把那次饭局的参与者,统统置于死地,似乎也没有多大道理。因为,他既然自认为应该有被邀请出席的资格,那么,显而易见,他和剧作家洪?,和内聚班的班主及演员,和其他到会祝寿的文人雅士,有过从甚密的关系才对。至少,他们同属一个经常在一起活动的文化人圈子,是毫无疑问的。可以想象,他应该是和这些人时不时地在彩排啊,首演啊,碰头见面,互致问候。到了幕间休息的那一会儿,也会在剧场贵宾室里,一块喝喝咖啡,抽抽纸烟,上上洗手间,聊聊对演员、对剧本的初步观感之类吧!

按理,文人相轻,互相拆台,有可能;当面恭维,背后撇嘴,更可能;打小报告,给他们上一点眼药,也不是不可能。但不至于下毒手,或者,不至于想让他们一个个都完蛋。能够解释的理由,只是面子上下不来,一时之忿,题奏上去,谁知他请得了神,而送不了神,他知道康熙也看过这出戏,评价还不错,估计会给点颜色看看,但不致伤筋动骨,哪晓得后果却是严重得出乎他的想象。这一本,不但许多与会者遭殃,革掉顶子,永不叙用;而处于创作高峰期,正春风得意的洪?,也从此完蛋,被削籍除名,遣返回乡,再也写不出作品了。

这位才子太可怜了,肯定会求德高望重的王渔洋,在康熙那里为他缓颊,那是他的恩师啊!可皇帝发火,谁有勇气敢碰逆鳞?王渔洋也救不了这位高足,只能眼看他打铺盖卷离开京城。我想,当后来,“某给谏”得知回到杭州老家的洪?,由于心情抑郁,百无聊赖,无法振作,以酒浇愁,最终也因酒醉落水而死,他会不后悔自己奏的那一本吗?否则,这位写《长生殿》的洪?,不知还会写出多少传世之作呢!

而那位告讦私刻《明史》案的主角,则是属于丧心病狂的始作俑者了。如果他拿到这部书,明知不妥,也不想害人,懒得告密,看看,放在书橱里,也就拉倒。我想,皇帝不会跑到琉璃厂书肆去翻找违禁书籍,找不到口实,自然没法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世事之恶,人心之坏,就在“作俑者”存心挑起事端,好从中大捞一把。吴之荣是知识分子中的最可怕的一类。不惜以他人的头颅和鲜血,来染红自己顶子,这也是古往今来,屡见不鲜的升官发财之道,他有什么理由不出卖同类呢?

他第一次跳出来告,被庄廷摆平了,因为出版家有钱,买通关节,将书中违碍处改了改,也就蒙混过关了。哪知道,他是那种咬住一口,死也不肯撒嘴的主。第二次又跳出来告,将未修改的原版书送上去,这一回,告成了。他之所以一告再告,吃准了皇帝对于文人压根儿的不放心,他抓住这部私刻《明史》中,对满清入关的不敬文字,无限上纲,告一个人还在,心不死,留恋旧朝,妄想复辟那失去的王朝,这罪名还不够大?

老实讲,当时的清政府,君临天下,统治着偌大的还未完全控制的国家,不能不对被统治者中的知识分子,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对那些具有反清复明意识的精英人士,正愁找不到机会来个一网打尽呢!好,正中下怀,于是,皇帝拍板,第一,“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官之右佥都”。这也是所有“作俑者”为之奋斗的原动力。第二,很简单,一个字:“杀!”大批人头落地。这种食肉类知识分子,太恐怖了,我想我们也难免会碰上的。因为吃惯了人血馒头的缘故,上头一有动静,他们马上捋胳膊挽袖子,寻找吞噬对象,上头没有动静,他们也会挑事,让上头有动静,然后趁机好咬谁一口,所以,尽量躲得他们远些。

私刻《明史》一案中,死得最冤最无辜的,莫过于那些列入编纂委员会的一班名流,有的知道自己挂名,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挂名,庄、朱二人,也像现在的书商一样,以为这些大牌、大腕、大老、大人物的名字,一来显出学术品位,二来在市场上好卖。谁知道,大清皇帝正想杀鸡给猴看,要汉族知识分子夹紧尾巴做人,于是,这些名流,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个个皆做了刀下之鬼。

重提《郎潜记闻》里的陈年往事,那位使许多人掉了脑袋的吴之荣,罪不容贷,即使千秋万代以后,也是要被人诅咒的。而那位“某给谏”,即使往好里想,他或许并不打算把事情搞到这种不可收拾的程度,但洪?和众人为之付出的惨痛代价,那真是太巨大了。冲这一份可恶,我忽然觉得王渔洋想要一把斩马剑,诛作俑者的愤慨,倒变得特别容易理解了。

就在读《郎潜记闻》的同时,缪俊杰、崔道怡两位老朋友的一篇重头文章《风雨文坛反思录》在刊物上发表出来。其中提到的共和国文坛第一案的《我们夫妇之间》和那位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萧也牧,使我浮想不已。不过,这实在是挺沉重的回忆,一点也不那么有趣了。

马克思说过:“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这一切都只能视作不完善的必然了,但是经过五十年岁月的沉淀,中国文学的发展,确实是到了过去种种的幼稚、浮躁、浅薄、狂热,应该渐渐被沉静、理智、求实,以及历史的辩证法所代替的阶段。公道自在人心,这说法也许不甚科学,但研究正面和反面的教训,有人坐定下来考虑写文学史的问题,或者,将以前写过的文学史,如今觉得有必要重写的时候,我想,这是文学成熟的表现。

于是,那些论理应该忘记,但又不能完全忘记,已经湮没了太久的故人旧事,有可能浮出水面。只是可惜,桃花依旧,人面何处,就不能不令人怅惘。我不知道萧也牧这个名字,现在还有多少人记起。他可以说是全国解放以后,第一位因作品受到批判的作家。假如这也可以上《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的话,我想他可以享受这样的“荣光”。我党对作家和作品的批判,早已有之,上溯至延安整风时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都是榜上有名的。但建国以后,萧也牧却是第一个被点名批判的。

如果说,杜甫写诸葛武侯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诗句,是对未能施展抱负和才华的人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惋惜,那么用之于萧也牧,当无不可,这颗过早陨落的流星,真使我们叹息不已。如果不是命途多舛,蹭蹬半生,按他所展现出来的创作实力判断,绝对有可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至少不弱于,或者,略胜于那些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同辈,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他像春天飞来的第一只燕子,才带来一丝不稳定的春色,便遇到了建国后首次文艺整风的疾风暴雨。于是,他还未来得及写出锦心绣口的文字,那“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的落英缤纷、狼藉凋零的局面,便将他的才华彻底埋葬了。从那时起,这也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中国作家的命运,便系于作品的命运。常常因为作品的被批判,作家也就跟着一败涂地,萧也牧的文学生命力,尤其脆弱,简直不堪一击,一棍子打下去,便永劫不复,再也直不起腰来。这类徒唤奈何的终身遗憾,就成了此后许多作家难以逃脱的伤心史。

也许,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总得有人付出代价,让后来人获得教训。像我,当时只能算是一个文学青年,初试笔锋,不也搭上五十年代的“右派”末班车,从此碧落黄泉了吗!但幸运的是劫后余生,我们赶上了“文革”以后的新时期文学,而萧也牧没能熬过十年浩劫,便是永远的沉没。

前不久,我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选一部《中国短篇小说五十年集》的时候,回顾半个世纪来林林总总的创作,老实说,在审视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那些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图解政治之作,屡屡被那些不忍卒读的小说,搅得昏头涨脑之际,萧也牧发表在1950年1月份《人民文学》杂志上的《我们夫妇之间》,不能不说是一篇出类拔萃的佼佼之作,即使五十年后读来,那种温馨的情调,细腻的笔触,内心的探求,人性的描绘,还是令人怦然心动的。在那里,我们读的是人,而不是荷载革命的符号。

我回忆起五十年前翻开这期刊物的体会,那时我是一个文学青年,对解放区文学,如同看那四个吊兜土布军服的来自解放区的干部一样,浑身上下,只有一种色彩,那就是革命。但是阅读经验告诉我,这篇跳出解放区文学模式的作品,与我们以前所读过的外国文学的经典著作,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在审美意义上有更多的共同点,接轨处,不禁颇感意外了。初读时,真有如见故人般地亲切,这篇作品给爱好文学的我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小说是可以这样写,也应该这样写。

我想,如果那时的读者、作家、评论家和文艺界领导,有今天的这一份宽容精神,延续着这种大家熟知文学道路发展变化下去;当然,革命的,来自解放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实验,也并行不悖的坚持下来,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经五十年的努力,中国文学的现状也许更令人鼓舞,不会出现十年“文革”期间,全中国只有一个作家的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的大笑柄。

然而,萧也牧像邻居家一只啼鸣得太早的雄鸡,不适时的行为,在一个规范的社会里,肯定不会带来什么吉运的。现在读了缪、崔二君的文章,从他们所提供的背景材料看到,当时对萧也牧发起第一次批判的“积极分子”,主要是和他拥有同样革命身份的、同样来自解放区的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可能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许这篇在他们看来是离经叛道的小说,使他们难以接受,而受到更多的青年读者欣赏,好评如潮,不胫而走的盛况,说不定益发激怒了他们。但是,选择这篇已经距发表时间一年有半的作品进行批判,人们显然难以理解,如果是一篇果然如此成问题的小说,在过去的十五个月里,声严色厉的批判者都干什么去了?

很清楚,当1951年的5月,毛泽东发动了那场批判电影《武训传》政治运动,给他们一个可以发动攻击的机遇。萧也牧被当作牺牲品,送上批判的祭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早就有目标,只不过没有等到适当时机罢了。不过,我猜想,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在运动初期,萧也牧的这篇作品,并未纳入他的视野。他对小说作品的宽容度,要比康生,要比当时执掌文艺界的领导,显得从容不迫些。最好的例子,就是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他不认为是大毒草,也不主张给王蒙划为右派。当然,最终,毛泽东不会把文艺界或文学界的动向置之度外的,这也是可以肯定的。

但运动刚刚开始,最高决策者自有他斗争的战略部署,其批判的针对性很明确,是思想界、学术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民日报》社论所指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像萧也牧这类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小说,离反动尚远,并不在批判的范畴之内。但是,“积极分子”们所表现出来的特别高昂的斗争热情,引起最高领导层的注意,文艺界的批判便由边缘地位推到了运动的中心位置,首当其冲的主角,是萧也牧,随后,全面铺开,引发了一场对诸多作家和作品展开批判的运动。

第一个吹响批判大进军号角者,是《人民日报》刊登关于《武训传》的“社论”两旬以后,即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的“人民文学”副刊上,发表了陈涌的《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正式对萧也牧创作倾向进行点名的直接批判。批评了作者进城以后写的《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认为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

按照历来政治运动的规律,批判对象确定以后,那些更多的庆幸自己未成为批判对象的人,便要努力做积极分子。在知识分子群中,面临这种只有痛批才能自保的严峻时刻,有人说违心的话,有人做违心的事,便是不以为奇的了。而且,很快就能找到解释的逻辑而若无其事,而心安理得。所以,如火如荼的批判,急风暴雨的斗争,像舞台一样,提供给参与者一个表演自己的机会。个别知识分子的两面性,投机性,庸人哲学,苟且主义,形成的某种人性上的扭曲和畸裂,以致穷凶极恶,也是历次政治运动不断扩大化,殃及无辜,制造冤假错案,产生许多悲剧的根本原因。

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冯雪峰,为什么会在稍后几天的《文艺报》上,发表化名为“读者李定中”那篇文章。这篇《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光题目的口气就够吓人的,仿佛作者举着胳膊在批斗会上,声嘶力竭地喊口号,至于吗?具有相当文学水平的冯雪峰,会不懂得,只不过一篇小说嘛!但“严厉批评和火爆热辣的意见,引起文坛震动”。同时,对陈涌文章也批判,指责为“软弱无力”,这也是政治运动中常常出现的怪圈,“左”会遇上更“左”,更“左”会遇上极“左”,最后就只能以“左”得丧失理智,不可收拾而告终。

现在,已弄不清楚冯雪峰雷霆万钧似的化名出击,是他觉得这样违心之言,与他这个名字连在一起,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呢?还是他认为自己“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党内身份,对萧也牧的威慑力过于强烈,而使他经受不住呢?我真心希望这位文学前辈,当时抱有的是后一种想法,但愿如此。

紧接着,在延安整风时期就领教过口诛笔伐的丁玲,那时尝够被动挨批滋味,尝够不公正待遇的她,现在转而以不公正的态度对待他人,也很难理解这位文学前辈究竟所为何来?我想她在三十年代,是文学创新的勇士,其实应该能够体谅萧也牧的文学尝试,即使真正错了的话,也是艺术探索中的无心之错,他不过希望解放区文学有一点突破,但他不可能奢望自己在新中国文学萌芽期,能有力量去制造一种与党对立的倾向,这帽子扣得也太大了一点。

应该说,曾经在延安被批得体无完肤的她,好像能够设身处地为萧也牧的孤立无援,众矢之的,十手所指,十目所视的局面,想一想才是。这种不知道明天,不知道下场,甚至不知道上天该怎样惩罚他的痛苦处境,她是有过亲身亲历的体会的呀!但想不通她执笔为文,站到这次批判行列中,目的何在?出于捍卫文学的革命性,义愤填膺?还是出于求得这场斗争中有一个好的表现?或是出于她领袖群伦的指导欲望不宜保持沉默?在《文艺报》上,也发表了她的批评文章,题目是《作为一种倾向来看――致萧也牧的一封信》。

这是一篇定性的文章,等于是一纸判决书,给萧也牧画了一生的句号。经过这样剑与火的“洗礼”以后,他成为一只不再唱歌的鸟,创作活动完全中止,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之中,在文坛几乎不为人知。虽然,他在嗣后的编辑岗位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几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长篇小说,都有他付出的心血;经他编辑出版的工人作家的小说集,都有他未署名的精心撰写的编者前言;他还培养出来一些相当有水平的年轻编辑……但他始终努力使所有的读者,遗忘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一直到“文革”当中,终于在迫害中屈辱地死去。

因为编这部《短篇小说五十年集》,收入了他的《我们夫妇之间》,按照体例,文前刊有他的小传:

萧也牧(1918―1970),浙江吴兴人。曾就读于吴江大学附中,1937年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先后在晋察冀边区牺盟会五台山中心工作,做过地区报纸《救国报》、《前卫报》编辑,担任过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副政委。1949年相继在北京、天津工作,发表了《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锻炼》等中短篇小说。被批判后,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主要著作有《萧也牧作品选》。

所以要把这份小传抄录在这里,也是出于对这位赍志以殁的未得施展才华的作家的敬意和纪念,斯人已去,文字长存,他和他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我想是不会抹煞的,因为这是和一段文学进程联系着的。

我想,用秦兆阳的一段文字,来结束这篇文章,也许最能代表人们怀念萧也牧的心情了:

“呜呼也牧!生如力耕之牛,殒如风中之烛,未竭忠诚之心,遽遭无妄之咎。生之年汝知我而我不汝知,死之后我知汝而难通款曲。每念及此,怅惘而痴。但愿历史教训永志不忘,历史遗毒立即消亡。”

顺便说一句,1951年,那些最早对萧也牧,对《我们夫妇之间》进行批判讨伐的“积极分子”,到了1957年,角色互换,不幸又成为别的积极分子进行批判讨伐的对象。

老天爷也真会开一些很残酷的玩笑。

中国人讲报应,外国人也讲报应。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书前,就从《新约全书?罗马人书》第十二章十九节中引用了两句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每翻开这部不朽之作,先就看到这两行近乎谶语的词句,常有触目惊心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