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式现代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命题始末
1982年9月18日，十二大刚刚闭幕，邓小平在陪同金日成前往四川访问途中，不无喜悦地告诉金日成：“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段名言，成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本文拟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这4年间，邓小平从理论上不断总结，作出概括，逐步提出这个科学命题，指明这条新路的经过，作一扼要的评述。
一、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任务和新思路，明确了探索这条新道路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提出并充分论述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并提出在这个指导思想下需要实现的新任务和新思路：“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两年以后，在1980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进行了一次初步总结。指出：“党的三中全会要求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两年来，我们按照这个指导思想，确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并提出当前和今后进一步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贯方针的总的任务：“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的安定”。
二、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目标和任务在论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目标和任务。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在提出目标、任务的时候指出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开辟一条“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经验的这句话，简要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渊源。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开辟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通向胜利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它启示和昭告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沿着这条成功之路继续前进。而正是由于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明确提出了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他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邓小平参与了五六十年代毛泽东领导的艰苦探索，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提出，正是他继承毛泽东的遗愿，在历史转折时期继续探索的一个最新成果。
邓小平在提出目标、任务的时候，特别强调要“适合中国情况”。他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对这两个重要特点，邓小平作了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指出“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必须考虑的特点”。这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
邓小平在提出目标、任务的同时，还就怎样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指明方向，并举例加以说明。邓小平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一段话，言简意赅，富有远见。邓小平强调了“从中国特点出发”这个方向；从分析现代化与人口多这一对矛盾出发，强调了“统筹兼顾”的方针。抓住了主要矛盾，为怎样从中国特点出发走出新道路作了很好的示范。“统筹兼顾”这一方针，继承了毛泽东50年代中期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阐述的思想，又启发了后继者科学发展观的形成。邓小平还进一步提出探索新路的具体任务：“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
三、1979年9月30日：叶帅国庆30周年讲话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和道路的新概括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表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讲话。对建国30年的历史作出了初步的、基本的总结。邓小平后来评价说：“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的国庆讲话，不单是带有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实际上总结了、或者说基本上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经验教训。”这篇讲话，是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经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邓小平一开始就要求这个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新的水平。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审阅了每一次修改稿，并提出原则的和具体的修改意见。讲话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反映了邓小平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和道路方面的新进展。
国庆30周年讲话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和道路方面有哪些重要贡献呢？
其一，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从而相当完整地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纲领。
在这之前，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一直是提“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在讨论这篇讲话稿的过程中，有人提出，四个现代化都是讲的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应该包含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不仅要建设四个现代化，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家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应该采纳。这样，国庆讲话对四个现代化作出了新的解释，不仅提出改革和完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任务，而且还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从而相当完整地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纲领。讲话说：“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重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其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作出了新概括。
国庆30周年讲话虽然还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但已经明确提出了要走出适合中国的道路的问题，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作出了新概括。国庆讲话指出：“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同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比较，除了在指导思想上继续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将“中国式”具体化为“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之外，还提出了认真研究两个规律（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问题。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作为举例分析的矛盾（现代化和人口多）、提出的“统筹兼顾”方针，有所发展，显得更加全面，也更加理论化。这是进一步总结建国30年社会主义建设中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惨痛教训得到的认识。不言而喻，认真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认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掌握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这在认识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四、国庆30周年讲话以后，邓小平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总结、概括新经验、新认识在国庆30周年讲话以后，邓小平对“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的探索随着实践的发展，一直没有停顿，在目标、途径以及方针、政策等方面，不断充实、发展，逐步趋于完善。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关于经济工作的座谈会上讲话，对中国式的现代化又一次作出具体解释。他说：“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他依据一个统计材料，列举了占世界前5位的科威特、瑞士、瑞典、挪威、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第一次提出在我们现有人均不到300美元的基础上，提高两三倍，“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的目标。邓小平还提出：“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真正鼓干劲，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贯彻以调整为核心的新“八字方针”是为了“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等等。
1979年10月30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邓小平再一次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进行完整的阐述。邓小平说：“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谈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作出了鲜明的回答。邓小平指出：中国实现现代化“确实是一场新的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他具体指出：“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他还指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邓小平还特别明确地提出一个重要观点：“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回答“你们那个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提问，明确提出中国式四个现代化的“小康”目标。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着重讲了“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三件大事”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或者说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邓小平指出：“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他强调：“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邓小平总结三中全会以后3年来的经济建设，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并概括在这条道路的探索上当时已经取得的经验的要点：“其中包括扩大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等。”邓小平讲述了同外宾会谈时关于“小康水平”目标的具体内涵。他说：“前不久一位外宾同我会谈，他问，你们那个现代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跟他讲，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这个回答当然不准确，但也不是随意说的。现在我们只有二百几十美元，如果达到一千美元，就要增加三倍。”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重申：“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强调党章中关于党的政治路线“不管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并指出：“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谈解放思想，一方面指明解放思想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指明解放思想的科学含义。他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从革命的高度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他说：“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是最根本的革命。”
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谈发展速度问题，指出：“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比较强盛一些。”“现在我们正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1980年4月21日，邓小平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代表团时向客人介绍建国30年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他说：“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搞不成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
1980年5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强调从各自特点出发和按经济规律办事。他指出：“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他以分析造成有些地区粮食不能自给的原因为例，指出其原因“主要是脱离了当地的客观经济现实，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样制订出来的政策就不能调动积极性。……总之，我们现在强调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他再一次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他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头，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是对这次重要会议的总结，在概括新经验、探索新道路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新的高度。
邓小平讲话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总之，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的安定，这都是为了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一贯方针。”
在经济工作方面，邓小平坚决支持陈云提出的调整方针，完全同意陈云在这次工作会议上就经济和调整问题提出14点意见的讲话，说“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指出，贯彻调整方针，“是同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完全一致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次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有利于达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如果再不认真调整，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要求通过调整，使我们的经济能够“稳步前进”，“转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强调“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这就是实事求是。下决心这样做，表明我们真正解放了思想，摆脱了多年来‘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经过二十年的时间，使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同时又指出：“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是这次工作会议进行讨论的议题之一。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刻的阐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五、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深刻认识和系统总结邓小平主持起草，经过多次讨论、反复修改，于1981年6月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主要贡献是：
（一）第一次指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的阶段”
《历史决议》第33节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是建国三十二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二）再次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政治基础作出概括《历史决议》第32节指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还要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三）对“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第一次作了明确具体系统的阐述《历史决议》第35节写道：“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
《历史决议》从主要矛盾、工作重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和执政党党风建设等方面，共总结了10个主要点，摘录如下：
1.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2.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认真听取各方面干部、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3.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4.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既要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一定要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5.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
6.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
7.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努力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坚决反对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言论和行为。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
8.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把人民解放军逐步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9.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
10.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历史决议》虽然还没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指称这条新的道路，但这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确实已经确立，它的科学内涵和具体路径已经清晰可见，具体明确。
六、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指导思想，经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到国庆30周年讲话全面确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纲领和提出开创“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再到《历史决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这条正确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具体路径，邓小平在这4年间，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从实践中不断作出新的概括，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认识越来越具体、丰富、系统，也越来越集中、凝炼、升华，到十二大开幕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已是呼之欲出，水到渠成。邓小平在1982年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不愧为毛泽东思想与事业的继承人和发展者。他参与并继续了毛泽东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第二次结合的探索，在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科学命题，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十二大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从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就与经验和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与方针政策两个重要方面，对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具体切实的论述和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