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60年的历史进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是这次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迫使整顿中断，引发了1976年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怀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丙辰清明群众抗议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10月的胜利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为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为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到来，创造了前提。历史曲折前行，经过两年酝酿和准备，1978年冬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从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拓创新，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邓小平说得好：“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本文拟对“文化大革命”终结与历史转折实现和中国道路开辟的过程，作一简明扼要的评述。
一、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1975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年，是闪耀着特殊光辉的一年。
这一年，邓小平，这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1973年又重新出山的伟大人物，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在全国各方面进行整顿，同占据要津的“四人帮”展开了特殊的斗争，力图拨乱反正，使历经8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中国，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同时，他又推行改革开放，力图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后来，邓小平曾几次回顾1975年整顿这一段难忘的历史。他说：“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台。”邓小平又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曲折前行的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恩格斯说过，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历史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各个人的意志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但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975年的整顿，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对立、斗争，融合为一个合力的结果。
只要我们具体地审视历史，哪怕只是不长的一个段落，就会发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同处于主导地位的个人的主观意志，同预先设定的目标，不相一致，甚至完全背离，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列宁说过：“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毛泽东，这位领导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取得胜利，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奠定了社会主义基业的伟大领袖，他所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处于这样的事与愿违的悲剧境地。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曾经不无喜悦地对外国朋友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终于找到了这种办法，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认为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可以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实现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可是，毛泽东的良好愿望脱离了客观实际。他对形势的判断，他确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依靠的力量、进行的方法，都出了严重的差错。事情的发展同毛泽东的预想背离。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变成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内乱。当时全国上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毛泽东这样英明、伟大，也难于控制和改变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
面对全国绵延不息的动乱，1967年1月，毛泽东决定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以控制和稳定局势；1967年夏，巡视大江南北，号召停止派性武斗，实行“大联合”、“三结合”；1968年8月，又派由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经过艰苦努力，甚至流血牺牲，总算在1968年9月，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即除台湾省外，当时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宣布“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进入“斗、批、改”阶段。继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1969年4月，召开了被称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原以为中共九大以后，经过“斗、批、改”，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的预期目标。不想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陈伯达配合林彪集团，发动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会后，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1971年夏，他又“周游历国”，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目的之一，是敲山震虎，教育、挽救林彪。林彪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策划谋害毛泽东。挂上炸弹的飞机，企图在毛泽东的专列行经苏州至无锡之间的硕放车站第127号铁路桥时下手。林彪的阴谋被毛泽东识破和粉碎，最终以“九一三”叛国外逃、座机“三叉戟”在蒙古温都尔汗爆炸而告终。
否极泰来。历史在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中出现了转机。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的震撼难以估量。它促使毛泽东猛醒，正视并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特别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前期造成的一批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肯定“二月逆流”，说所谓“二月逆流”是老帅和副总理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未及更衣，在睡袍外罩上一件大衣，就匆匆赶赴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连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揭批林彪的来信上作出批示，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历史问题”，“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个批示使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就作为第二号“走资派”而被错误打倒的邓小平，于1973年3月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
陈云、王稼祥、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化若、何长工、贺诚、陈丕显、刘景范等一大批老同志，都由毛泽东亲自批示，或被“解放”出来，或安排工作。
林彪事件后，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领导进行了1972年的整顿。他组织批判极左思潮，力图恢复正常秩序，致力解决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动乱局面逐步得到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转机。可是，好景不长。在“批林”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这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周恩来同江青、张春桥等人发生了尖锐的对立。毛泽东不赞成批极左，他在1972年12月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此后，江青一伙的政治地位继续上升。中共十大（1973年8月24日到28日召开）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一个小集团——“四人帮”。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兴风作浪，制造新的动乱。1974年年初，他们搞起了一个“批林批孔”运动。他们声称“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制造“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舆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及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于是，动乱再起。在“四人帮”的煽动和指挥下，1974年春夏之交，到处批“复辟派”、揪老干部，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在“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下，不少工矿企业停工停产；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以及民兵指挥部一类组织，派性重新膨胀，山头重新树立，有些地方又出现了严重武斗事件。总之，“批林批孔”运动再度引起动乱，使得刚刚趋向安定的政治局势、社会生活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
这时，历经波折、年老体衰的毛泽东已经不想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放手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了。他对江青一伙的做法不满，多次给予严肃批评。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想方设法对“批林批孔”运动的规模、范围、力度有所约束，有所限制，即便如此，也终难遏制“批林批孔”运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巨大破坏。
1974年前5个月，山东、湖南、贵州、内蒙古、江西、浙江、安徽、山西、湖北、新疆、四川等11个省区的工业产值比1973年同期下降，全国工业生产出现萎缩甚至倒退的严重局面。虽然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混乱局面有所控制，但终难改变许多企业的半瘫痪状况。“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巨大。1974年，全国没有完成工业生产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他全都减产：钢产量比1973年下降410万吨，原煤产量下降400万吨，铁路货运量下降5.3%，比1973年少运4321万吨。外贸逆差13.4亿美元。全年财政赤字7.7亿元人民币。
面对社会动乱不止和国民经济下降的局面，毛泽东决心结束“文化大革命”。他先后作出了“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与此同时，对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他也及时作出了决策。他看透了江青的野心，不许她插手“组阁”，并指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依靠周恩来主持人事安排，要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重要职务。让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执掌党、国家、军队的最高权力。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后，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立即在实现“两步设想”、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指引下，以“三项指示为纲”，大刀阔斧地领导了1975年的整顿。
四届全国人大一开过，邓小平立即对军队整顿作了部署，同时开始重点抓铁路整顿，很快就取得突破性进展。随即，他在工交战线各行各业推广铁路整顿的经验，并乘胜转入钢铁工业和国防科技的重点整顿。短短三四个月，铁路运输面貌改观，煤炭工业恢复发展，钢铁扭转欠产局面，整顿收到了令人惊叹的实效。整个工交战线出现安定团结和把生产搞上去的好势头。
在此期间，围绕“四人帮”提出的“反经验主义”，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四人帮”，有力地支持了邓小平。江青被迫写了检查，王洪文被派往外地。从1975年7月2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这时，毛泽东主动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逐步活跃文艺。他接连对周扬一案和电影《创业》作出批示。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地把整顿向面上铺开并引向深入。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了邓小平的提议，国务院设立了政治研究室，成为协助邓小平领导整顿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7月起，军队的整顿、文艺的调整、科技的整顿、地方的整顿，先后展开。邓小平决心乘胜前进。他赋予整顿双重任务：首先是拨乱反正，进而要改革发展。在他看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仅要恢复生产秩序，完成1975年的年度计划和“四五”计划，而且要设计出实现“两步设想”、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蓝图。邓小平认为，当时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有两项工作最为急迫：一是对发展国民经济从指导思想到具体要求要确定共同遵循的“章程”，二是要对实现“两步设想”具有关键作用的今后10年作出长远规划。为此，邓小平着重抓了3件事：计划工作务虚会和《工业二十条》，关于科学工作的《汇报提纲》，10年长远规划。
邓小平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部署在1975年冬至1976年春进一步开展“全面整顿”。全面整顿包括军队整顿、地方整顿、工业整顿、农业整顿、商业整顿、文化教育整顿、科技整顿、文艺整顿和党的整顿等9个方面。为“全面整顿”作准备，邓小平指导起草了工业和科技方面的两个条例，以“三项指示为纲”指导“全面整顿”的《人民日报》社论也已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就在“全面整顿”准备进行而尚未展开之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全面整顿”夭折。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反映了在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的形势下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整顿在短期内取得的巨大成功，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与核心作用，反映了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强烈愿望；而整顿的中途夭折，说明这个历史的必然要求在当时各种政治力量交互作用的“合力”下事实上之不可能实现。
但是，这不过是历史的极其短暂的曲折。正是1975年整顿取得的成功及其遭受的挫折，进一步唤起了人民的觉醒，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增强了人民的信心，迎来了以怀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题的四五运动，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10月的胜利”。
1975年整顿，演出了许多惊心动魄、生动感人的活剧，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1975年整顿有其独具的、特殊的辉煌。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孕育，1975年整顿的历史，值得深入研究、认真总结，值得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二、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
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30年后的1976年，中国又一次走到了两种中国之命运决战的关头。
中共十大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内，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反党集团，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利用年迈重病中的毛泽东的错误判断，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在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又从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进而诋毁、反对周总理。批邓、反周，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丙辰清明节前后爆发了怀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抗议运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是人民群众与“四人帮”的一次搏斗，也是光明与黑暗的一次激战。它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强烈愿望，显示了中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下，为真理而斗争的伟大力量和同“四人帮”誓不两立的坚强意志。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坚定了解决“四人帮”的决心和信心。在“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以后，“四人帮”变本加厉，加剧对人民群众的法西斯统治，加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力度。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又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两种中国之命运和前途到了进行决战的关键时刻。在此危急关头，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汪东兴等得到中央政治局多数的支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愿望，果断采取特殊手段，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以党和人民的胜利与“四人帮”的覆灭而告终。1976年10月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光辉灿烂的前程。
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是关系到人民共和国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重要篇章。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两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你死我活的角逐，演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活剧。这段历史，波澜壮阔，尖锐激烈，曲折复杂，精彩纷呈，值得大书特书。其中蕴含着宝贵的经验，深刻的教训，应该认真总结、探讨。
三、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1976年金秋10月，当人们扭着秧歌，敲着锣鼓，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时刻，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十分严峻地提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面前：中国向何处去？脚下的路怎样继续走？
华国锋用毛泽东写给他的6个字，回答这个重大问题：照过去方针办。
华国锋起初抓住揭批“四人帮”来“解决问题，稳定局势”，得到了全国上下的拥护。然而，他没有满足历史的一个必然要求：既然打倒了“四人帮”，那末，被“四人帮”打倒的邓小平就应该复出，被“四人帮”镇压的“天安门事件”就应该平反。华国锋注重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但对尽快解决这两个问题心存疑虑。于是，导致“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的对立。《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的轩然大波，激起了全国规模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政治方向的分歧，通过哲学层面上的论争表现出来，谱写出独具特色的当代中国史上蔚为壮观的一页，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史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然，历史的转折，并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意志，它是客观情势发展的需要，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毫无疑问，它首先是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反拨。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事实上，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展开，以教育战线推倒“两个估计”为突破口，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邓小平于1977年7月复出以后，自愿当科学与教育的“后勤部长”。在他的指挥下，立即恢复了高校招生制度，推倒了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推倒了文艺战线上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以后，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提出两个“不管”，大刀阔斧地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走在前面，在批判“四人帮”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否定发展生产力的谬论的同时，胡乔木等连续撰文，论述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宣传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发扬经济民主；在陈云、李先念领导下，加快工业发展和加快农业发展的计划正在制定，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正在酝酿，引进外资和学习外国先进经营管理经验的工作已经展开。
1977年到1978年，整个中国虽然在前进，但是受到“两个凡是”的阻挠、干扰，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复杂纷纭的矛盾。中国这条东方巨龙必须挣脱历史的羁绊，才能更加舒展地朝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腾飞。
就在这时，作为世纪伟人的邓小平进一步展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
1978年9月，正当处于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高潮的时候，邓小平高瞻远瞩，指示方向：应该及时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当实行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已经成为党内共识的时候，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于陈云发言的巨大影响而在批评“两个凡是”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分清重大历史是非三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邓小平又以他特有的洞察力，抓住机遇，及时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促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领袖在历史转折关头代表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而又领导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引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上前进。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神州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勃、百废俱兴的景象：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结果，首先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和确立，带来了农村改革的突破；紧接着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富裕，而且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的道路。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大政策之下，人们的创造精神激活起来了，生产的潜力释放出来了，物质财富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人民生活也前所未有地得到改善。
——进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等政策调整了工农关系；纠正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使物资、财政、信贷逐步趋于平衡，把经济建设实事求是地放在适合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发扬经济民主，加强岗位责任制，工人、企业、地方、中央四个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
——敞开国门，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不仅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而且在广东和福建创建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
——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开始修订宪法和制定刑事、民事、诉讼等基本法律；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进行了公开审理和宣判。
——继续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国家主席刘少奇得到平反昭雪。
——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改正了50多万错划的右派分子，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份。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政分开……政治体制的改革启动了。
邓小平还领导党和人民，围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对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在此过程中，针对从右面来的错误思潮，邓小平重申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他主持起草了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严肃地批评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主要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又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而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这一历史任务。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指引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开拓前进。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这6年的历史，是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是摒弃老路、堵住邪路、打开新路的辉煌的历史。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大书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