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1975年整顿，是邓小平伟大人生中的最为辉煌的篇章之一。其间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令人最为敬佩、最为折服的，是他的胆略和智谋：既大刀阔斧，坚决果断，敢于碰硬，又足智多谋，有理有节，善于斗争。他是一位具有大智大勇、智勇双全的卓越的领导人。
从一句名言说起
让我们先从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说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后期那段历史的人，大凡都记得邓小平领导整顿、反对派性的一句名言：老虎屁股都得摸！这是邓小平大胆无畏，天不怕地不怕，横下一条心，同“四人帮”煽动起来的资产阶级派性斗争到底的宣言。这句名言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讲出来的呢？
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国防科技系统是乱得最厉害的单位之一。“915”、“916”两派斗得昏天黑地，影响到火箭、卫星和导弹、核武器等国防尖端科技的试验、研制。从1971年试飞第一枚洲际火箭之后，3年多时间里，我国的火箭、卫星一直默无声息。1965年提出的八年四弹计划，时间超过了两年，任务却连一半都没有完成。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把国防科技的研究和生产全部搞乱。这一年洲际导弹发射3次，一次也没有成功。1974年11月5日，用新研制的“长征2号”运载火箭送返回式遥感卫星上天。火箭升空20秒后出事。箭坠星毁，试验失败。原因是运载火箭控制系统一根导线折断。核武器试验也沉寂多年。美国用各种侦察手段一直监视着我国在这方面的进展。1974年秋，它的新闻媒体说，中国的核试验自1971年就没有了活动。
1975年初，邓小平、叶剑英主持国务院、中央军委工作后，立即将整顿国防科技事业、狠抓导弹、核武器研制的任务提上紧迫的日程。4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国防科委的报告，把以研制、发射第一颗同步地球卫星为目标的、包括通信卫星、运载火箭、测控系统、发射场、地面站五大系统的卫星通信工程（命名为“331工程”）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同时，叶帅点将，中央军委任命：张爱萍任国防科委主任。
张爱萍在3月8日任命的当天，就率领一个工作组到七机部下属的“老大难”单位调查研究，第三天就进驻帮派势力横行的二〇三厂整顿。不想遇到驱赶。张爱萍进厂第二天，帮派势力就在进厂门的大路地面上刷出一条大标语：“张爱萍，我们这里关你什么事？你从哪里来还滚回哪里去！”张爱萍顶住压力，与帮派势力针锋相对进行斗争，不多久，就拿出了一个研制发射导弹和卫星的航天“三步走”规划，并确定重中之重是1977年前拿出射程为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
邓小平一直关注着国防科技的整顿。1975年5月18日访问法国归来，不顾旅途劳顿，19日上午，就同叶剑英、聂荣臻、陈锡联一起，在三座门中央军委办公地听取张爱萍和钱学森等汇报国防科委工作和七机部整顿情况。邓小平早就听说张爱萍到二〇三厂受到大标语、大字报“驱赶”。听了张爱萍、钱学森的汇报后作重要指示，“老虎屁股都得摸”这句话就是在这时说的。邓小平说：
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我们决不能拿党和国家的利益去等那么几个人。不管是谁，不管你是“915”、“916”，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资格，还是年轻的新干部，凡是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起码要有爱国主义嘛！不要说社会主义。这么多年搞出来了什么嘛？还在那里闹，而且还说“有理”。把七机部闹成这个样子，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都没有。
邓小平又说：
过去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结果很快就扭转过来。现在我们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从7月1日起，要搞成一个“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对什么人也不等，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都要斗，坚决地斗。
真是斩钉截铁，一点也不含糊！
按照邓小平指示，七机部雷厉风行地进行整顿，派性问题及时得到解决，两派团结起来，在1975年创造了“三星高照”的优异业绩。
“老虎屁股都得摸！”这种敢于碰硬的大无畏精神，是整顿制胜的法宝。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义无反顾，不怕再次被打倒。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说了一句让人难以忘怀的话：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把斗争的坚定性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表而出之。
在5月19日的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为鼓励张爱萍等同帮派势力斗争不要怕，给他们撑腰，还说了这样一番话：
你们要勇敢地干工作，不要怕说错话。说错话，有错误，这不要紧。做工作，没有错误不可能，错了就改嘛！只要你们大胆工作，错了我们负责，我和叶帅负责……
大字报一万张都不怕。你（指张爱萍）还在七机部吧？没有被撵跑吧？要呆下去，不要怕抓小辫子。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姑娘，就是辫子多。
邓小平敢摸老虎屁股的三个事例
1975年，当时中国最大、最吓人的老虎莫过于“四人帮”了。在领导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身体力行，就是敢摸张春桥、王洪文、江青这几只大老虎的屁股！
从1975年3月铁路整顿开始，邓小平对闹派性而又不改的坏头头，采取断然措施。该抓的抓，该调的调，该办学习班的办学习班。徐州的顾炳章，郑州的唐岐山，杭州的翁森鹤，七机部的舒龙山，这些“四人帮”的帮派头目、亲信爪牙，一个个纷纷落马。在1975年5月21日国务院会议上，谈论到反对派性问题时，邓小平总结铁路整顿的经验提出：如果闹派性严重而又不改正的，就坚决调开。张春桥当场非难：不行，再出来怎么办？邓小平立即反驳：凡是严重闹派性的，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一个，一天调一个，一年调365个。态度是何等坚定！镇住了“四人帮”的狗头军师，使他无话可说。
5月29日晚，中央领导人接见出席钢铁会议的全体人员。会议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讲话。邓小平当着王洪文的面说：上一次，我讲了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他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你就搞群众运动。正义凛然，不可动摇。
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作报告，在3700多名代表面前，针锋相对地驳斥江青。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江青插嘴说：是少数。邓小平立即说：个别的也是不得了的呀！当场驳复，毋庸置辩。
没有邓小平这种与“四人帮”无私无畏、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精神，1975年整顿的顺利发展是不可能的。
两场严重较量展现邓小平足智多谋
在领导1975年斗争中，邓小平不仅敢于碰硬，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同“四人帮”斗；而且审时度势，足智多谋，善于根据矛盾的特殊性，抓住要害，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去夺取斗争的胜利。在1975年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四人帮”之间，先后展开过两场严重的较量。一是1975年春围绕所谓“反经验主义”的较量，一是1975年秋围绕对《水浒》评论的较量。邓小平卓越的政治智慧和纯熟的斗争艺术，在这两场较量中得到非常充分、非常集中的展现。
（一）1975年春围绕所谓“反经验主义”的较量1975年春，“四人帮”利用贯彻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有意把运动引向“反经验主义”的邪路。他们企图以此来攻击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破坏安定团结，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服务。姚文元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造谣说，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个意见；故意把经验主义同上当受骗、“上（林彪）贼船”联系起来。张春桥（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与姚文元文章相呼应，提出对经验主义的危险“要警惕”，“要解决”，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江青鼓吹“党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江青，还有王洪文，还分别找政治局一些成员谈话，宣传“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并分送上海机床厂反经验主义的10条经验等材料。江青还在4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上一再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说政治局应该讨论，而且要交锋。
3、4月间，“四人帮”指挥北京、上海两地主要报纸接连不断发表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报道和文章。他们大搞影射史学，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及其他富有经验的领导同志，说什么当前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历史上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合作者的人。邓小平以他特有的政治敏锐性很快就觉察到“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的险恶居心。当4月上旬江青、王洪文找政治局一些成员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时，邓小平就一针见血地指明：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
邓小平看到，必须揭露“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险恶用心，而要治“四人帮”，在当时只有仰仗毛泽东。正如毛泽东所说，要借助钟馗打鬼——要借助毛泽东这个现今的钟馗去打“四人帮”这些乱世的魔鬼。第一要紧的是用适当方式向毛泽东反映这一重大的政治动向，让他老人家了解“四人帮”正在搞什么鬼蜮伎俩。
机会很快来了，这就是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会见。
4月中旬，在杭州休养的毛泽东回到北京，以便在中国首都同友好邻邦的领袖金日成会面。而在4月18日下午，陪同毛泽东进行这一会见的唯一的一位中国领导人就是邓小平。在当时，这是向毛请示汇报最好的也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在会见过程中，毛泽东同金日成对答，说了不少赞扬邓小平的话。毛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又说：“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先前“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从中可见，毛对邓是怎样地信任和器重！
在会见结束送走贵宾以后，邓小平以向主席当面请教的方式，反映张春桥在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强调“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讲话，反映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要讨论这个问题、要交锋等情况。邓小平并鲜明地讲出自己的看法：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邓小平把当前两种对立的观点在主席面前摆开来，恭候主席明教。毛泽东表示：赞同小平同志的意见。
“四人帮”对这次重要谈话的内容、对毛泽东对“反经验主义”的态度一无所知，继续打着他们“反经验主义”的如意算盘。姚文元把他指使新华社于4月20日写的一份强调“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自觉克服经验主义”的请示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通过18日邓小平的当面请教，毛泽东已经知道了“四人帮”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反经验主义”的经过和企图，对他们非常不满。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审的这份《请示报告》上，写下这样一段批语：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没想到在毛泽东那里碰了一鼻子的灰。在毛泽东的批评面前，“四人帮”露出了他们藏在麒麟皮下的马脚。他们竭力把毛泽东的批示封锁起来。可是，在中央政治局内部，王洪文、姚文元无法一手遮天。毛泽东不仅在新华社报告上对反经验主义问题作了批评，而且明确要求：“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使他们无法逃遁。
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议论、领会毛泽东4月23日批示精神，研究怎样贯彻落实。邓小平和叶剑英在发言中严辞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197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其他“四人帮”宗派活动的问题提出尖锐质问。江青不得不在会上作了检讨。
但是，会后他们就赖账了。王洪文、江青分别向毛泽东“告状”，并要求见毛泽东。
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汇报4月27日政治局会议情况。信中诬告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说叶剑英、邓小平想把江青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的问题都同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联系在一起；王洪文还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王洪文要求面见毛泽东。
江青打电话给毛泽东处，要秘书转告主席：4月27日会上几个人跳出来围攻他们，这是庐山会议的再现。江青也要求见主席面谈。
毛泽东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他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毛泽东看到了同“四人帮”斗争的严重性，果真“请大家一起来”见面。5月3日晚，毛泽东亲自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出席。开会地点就在他中南海里的住所。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召集和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与会者一一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同他们相互寒暄、问候，谈吐间保持着他特有的幽默和机智。
会议开始，毛泽东开门见山，提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老人家首先作自我批评。毛泽东说：好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接着，毛泽东强调“现在要安定团结”。指出：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毛泽东又说：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
毛泽东在指出“不要看低教条主义”后说：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
毛泽东再次强调“三要三不要”的原则。他说：
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
他反复重申“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并指出：“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他交代：“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
毛泽东继1974年12月在长沙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之后，又一次而且是当着全体政治局成员的面，告诫王、张、江、姚：
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是严肃而尖锐的，同时他又认为问题并不那么严重。他说：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针对江青说4月27日政治局会议是1971年庐山会议再现的说法，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
毛泽东还批评江青等人说：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看一看。
毛泽东说到这里，江青搭上话去，说：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江青这一搭话，又引出毛泽东对她的一番批评。毛泽东说：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
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
5月3日会后，由于周恩来病势日渐重笃，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5月2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5月3日毛泽东的讲话，对“四人帮”展开批评。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充分展现了他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政治才能。
邓小平首先谈毛主席讲话的意义。他说：3号主席这篇话很长，内容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主要是对政治局讲的。政治局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到很多原则，首先是告诫政治局同志，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要政治局同志“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榜样，领导全党。主席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联系讲到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是告诫、帮助我们。主席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讨论，无非是赞成不赞成，理解得深一点还是浅一点。需要好好讨论。
邓小平尖锐地批驳了江青、王洪文等对4月27日政治局会议的非难，但没有点名。邓小平说：
主席4月23日批示，27日政治局讨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说，那次会上的话讲过了头；有同志说，是“突然袭击”，“围攻”。27日的会，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谈不上“过头”。无非是讲了历史上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主义，有的来自教条主义。我没有主席讲得那么清楚。历来都提反对修正主义，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否改变九大、十大的提法？这样提出问题，没有什么过。对照主席的话，看得太浅。
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对江青等人这几年错误的批评，尖锐地指出：
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一问，为什么？话要讲清楚。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邓小平说：
批评周、叶，当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是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走后门。提到对马列背叛的高度，当众点很多人的名。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一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末雷厉风行，这件事雷厉风行。还有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如果搞下去，这个反经验主义，面对几千万，比走后门大十倍。
邓小平联系党的历史，深刻地讲了对毛泽东“三要三不要”指示的理解：
这次，主席要我们政治局讨论三要三不要。主席的三条是总括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这方面要讲安定、团结，首先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搞团结，更要注意，首先是政治局要注意团结。主席建党学说，既弄通思想又团结同志，这是列宁也没有的。学理论，安定团结，把经济搞上去，贯彻三项指示，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在不在“四人帮”，都要警惕。政治局有责任把主席的优良传统贯彻下去。我们要带头做到这一点。
6月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继续主持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毛泽东4月23日批示和5月3日指示。
叶剑英作长篇发言，谈自己的体会。并严肃地批评江青等人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不请示报告：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主席纠正。都是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叶剑英问道：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他指出：不要干扰主席。你们这样做，是对主席最大的干扰。
政治局多数同志气很大，在两次会上都批评江青、王洪文等人。江青等人虽然不承认有“四人帮”，但王洪文不得不在会上就抓大事、学习、只听一方意见等作了一点自我批评。江青也承认，4月27日会上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还得消化一下，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邓小平最后说：提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给主席作报告。
6月7日下午，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后，就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邓说：会议的情况，主席都知道了。
毛点头，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你跟庄则栋讲一下，告诉他，不找陈锡联不好。跑江青、王洪文，司令不好办。
毛又说：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
邓汇报说：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毛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说：他（指王洪文）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毛说：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
毛鼓励邓：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表示：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
毛：那好。
邓：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笑了，引古人的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邓心领神会，回答说：开始工作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说：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邓知道毛没有完全明白邓说的“放在刀尖上”这个岗位的所指，但邓知道毛所指的是什么，忙说：总参谋长。
毛：就是这样。
从这次谈话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既把问题摆开而又不把话说完，留有余地，是满意的。他交代邓小平“你要把工作干起来”，还引用古书，鼓励他不要怕有人反对。说明毛泽东完全信任邓小平，把安邦治国的重任放到了邓小平的肩上。
6月3日会后，江青就“四人帮”及其宗派活动等问题进行检讨。6月28日，江青致信毛泽东和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信中说：“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当我认识四人帮是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周恩来于6月30日把江青的检讨信批给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表示欢迎这一检讨，并指出：“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周恩来建议将这封检讨信送毛泽东批阅。邓小平、叶剑英都表示“同意总理的建议”。
按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不再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从6月下旬起离开北京，先同纪登奎一起到浙江，解决派性，落实整顿措施，后到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同时，毛泽东采纳叶剑英的建议，在王洪文离开中央期间，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原来，王洪文临走前曾告叶剑英，他向毛泽东提议，在他离开北京期间中央工作由叶剑英或邓小平主持。叶于7月1日凌晨2时专门写信给毛，推荐邓担此重任。毛泽东即圈阅此信，同意叶剑英的提议。叶剑英于7月2日写便笺交代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告小平”。
围绕“反经验主义”问题进行的这一场较量，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党内健康力量的胜利而告结束。邓小平进一步受到重用。他一身二任，同时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江青检讨，王洪文实际被削职。遭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挫折。
善于抓住机遇的邓小平，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领导整顿全面展开和向纵深发展。在六七月间，他同时开始部署、展开了六件大事：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制定《工业二十条》；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进行军队整顿；进行文艺调整；组织科技整顿；解决浙江问题，推动地方整顿。给深受“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历史的转机。
（二）1975年秋围绕对《水浒》评论的较量毛泽东于1975年4月中旬从杭州回到北京。这时，他双眼白内障十分严重，已经连大字本都不能再看了。从5月29日起，北京大学古典文学教员芦荻到他那里，为他读一些文史作品。在读书过程中，毛泽东发表一些对作家作品和历史问题的意见，也解答一些芦荻提出的问题。
8月13日，芦荻就毛泽东多次提到过的关于中国著名的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先谈论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然后谈到《水浒》。关于《水浒》的评论，芦荻在先听到过一些传闻。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约写一篇评论《水浒》的文章，透露《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北大中文系写的这篇评论《水浒》的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毛有一个讲话，其中提到《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评论可能就是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说的。所以，这天芦荻乘毛主席谈到《水浒》的机会，当面请教这件事。
毛泽东回答说：那两句话是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
毛泽东所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指1973年12月21日他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那次会议。在那次谈话中，他特别提倡读《红楼梦》，同时说道：《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接着，芦荻又请教毛主席：既然如此，那末《水浒》这部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于是毛泽东对《水浒》作了一番评论。他就这部小说的主导的政治倾向问题反复举例，作了细致的分析。当芦荻谈及北大中文系正在修改小说史稿时，毛泽东便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要好好学习鲁迅的思想观点。他称道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的评论，赞赏鲁迅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批评，并对在《水浒》评论中长期没有贯彻鲁迅评论的精神，表示不满。指示《水浒》主要的三种版本都要出，把鲁迅的话印在前面。
谈话后，芦荻立即将记录作了整理。8月14日，经毛泽东本人审定。此件即被称为关于评论《水浒》的批示。
从上述毛泽东和芦荻谈话的经过和内容来看，毛泽东这番评论是就《水浒》这部小说的人物形象和认识意义而言的。他指出了这部小说的主要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进行的是文艺评论。同谈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做好《水浒》出版工作联系起来看，主要的目的是解决《水浒》评论中存在的问题，指导人们阅读这部小说。
当然，这并不是说，文艺评论同现实生活，同政治斗争没有联系。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评论文艺作品，特别注重从历史的、社会的角度，来发掘作品和人物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特别善于联系现实，古为今用，发表一些独具只眼的见解。这是他的文艺评论的特点。毛泽东1975年8月对《水浒》的评论，同他以前对《水浒》的评论确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毛泽东先前对《水浒》的评论，着重在赞扬它写的反抗，那末，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1975年8月对《水浒》的评论，主要就着眼于它所写的投降了。他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等等。他认为《水浒》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所以，他同鲁迅一样，不满意金圣叹，说“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毛泽东的这些论点，确有独到之处。对廓清《水浒》评论中的模糊的以至错误的认识，具有积极意义。当然，把《水浒》这部书整个看作是“反面教材”，说它“好就好在投降”，是有失偏颇的，同毛泽东本人几十年对《水浒》一贯的评价也不一致。
毛泽东在1975年8月谈论《水浒》，为什么把重点放在批评宋江的投降上呢？这同毛泽东当时的心境，同他当时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在长达70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线上，苏联陈兵百万，导弹发射架瞄准着我国的核基地，时时威胁着我们国家的安全、民族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当然要为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前途忧虑。他当时选读了不少痛惜北方领土陷落，表达矢志抗敌决心的宋词，如：陈亮的《念奴娇》（危楼还望），张元干的《石州慢》（寒水依痕）、《贺新郎》（曳杖危楼去）、《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辛弃疾的《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永遇乐》（千古江山），等等。他在做眼科手术时，还让播放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从这一个侧面，可以体察到毛泽东当时的心境。所以，在当时的形势和心境下，毛泽东评论《水浒》，古为今用，要人们看清宋江投降的本质，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有必要的。
从毛泽东发表《水浒》评论的经过，从这篇批示的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确是有感而发，但并没有具体所指。毛泽东着眼于发掘《水浒》中固有的思想内涵，引导人们提高警惕，增强鉴别能力。他的评论是泛论，而不是实指。芦荻在1975年9月给医疗组同志讲怎样理解毛泽东评《水浒》的课时，特意说明：现在有人说党内有投降派，要抓现代投降派，毛主席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这个解释是符合实际的。
8月14日，芦荻把整理成文的关于《水浒》的谈话交毛泽东审阅定稿。毛泽东审定以后，机要秘书张玉凤即按通常的做法，把内容属文艺的这个批示发给了宣传口。当时分管宣传口工作的是姚文元。这样，毛泽东的批示就最先到了姚文元的手里。
从批评反经验主义到启动文艺调整，“四人帮”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他们处心积虑进行抵制，总想反守为攻。在“四人帮”看来，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这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加以利用，进行反扑。
姚文元8月14日当天接读批示不到三个小时，便给毛泽东写信，引申、发挥以至篡改毛泽东的谈话，提出贯彻办法。姚文元还偷梁换柱，故意歪曲，提出一个“宋江排斥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的命题。他又竭力将事情扩大，把毛泽东关于一部小说的谈话，引导到进行全国范围的学习讨论以至政治斗争。他提出，把毛泽东的批示和自己的这一封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由《红旗》杂志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要《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就此事订一个规划。8月18日，姚文元又给毛泽东送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讨论情况及初步规划各一份，说“拟同意他们这样办”。毛泽东又批示“同意”。这样，姚文元完成了把对一部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引导到开展一场政治运动的“合法手续”。
按照“四人帮”的部署，北京两报一刊接连发表评《水浒》批投降主义的文章。8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28日，《红旗》杂志登出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接着，30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鲁迅评〈水浒〉评得好》；3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短评，并发表竺方明的《评〈水浒〉》；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5日，发表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文章《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就这样，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经过“四人帮”的引申、拔高，扭曲、变性，经过他们组织、策划，就由泛论变成了实指，由文艺评论变成了政治斗争，于是，一场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紧锣密鼓地发动起来了。
从8月下旬到9月上旬的这些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人帮”的险恶用心。
第一，他们要把评《水浒》纳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中去，搞成一场政治运动。他们在一篇社论中写道：“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
第二，他们强调评论《水浒》要联系现实，批“现代投降派”。他们在一篇评论中影射、比附说：“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他们妄图以此来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政、军领导人，把他们打成“现代投降派”。
第三，他们鼓吹《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文章中说，宋江“上山之后，他却处处排挤晁盖，扩大自己的势力。每当有重大军事行动时，他总是假惺惺地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轻动’，实际上是架空晁盖。到后来，连口头上的谦让之词也没有了，象分派山寨各种任务这样的大事，也由他擅自决定。”北京此说一出，上海立即呼应。《文汇报》以选评方式，对《水浒》和第六十回晁盖不听宋江苦谏，要亲自打曾头市一段情节评道：“宋江这样做，并非尊重晁盖，甘受劳苦，而是想以此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窃取实权。宋江用两面派手法夺取革命队伍中的领导权，今天的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篡改革命路线。”“四人帮”的用心，是要挑拨周恩来、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夺取领导权。
8、9月间报刊上关于“架空”的鼓噪，同江青的掀风作浪也是分不开的。
江青从反“经验主义”阴谋失败，遭到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批评以来，只得暂时韬光养晦。毛泽东评《水浒》谈话发表后，江青以为有了可乘之机，又开始活跃起来。8月下旬，她召集文化部的亲信开会，肆意歪曲毛泽东的批示，强调“批示有现实意义”，提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从8月下旬到9月上旬北京、上海两地报纸连续发表文章之后，江青又乘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机，于9月中旬在大寨接连发表讲话，对毛泽东的《水浒》批示进行歪曲和篡改，妄图进一步制造混乱，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服务。
9月12日，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讲话。她说：“不要以为评《水浒》这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文艺评论，也不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又说：“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呢？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的呢？他把象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9月17日晚，江青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谈话时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又说：“《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诬蔑国务院“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还说：“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这哪里是什么评《水浒》？分明是要把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打成“党内投降派”，“架空”毛主席、阴谋夺权的修正主义者。这样，他们就可以扫清障碍，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面对“四人帮”的再度猖狂，邓小平巧妙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8月21日，邓小平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开会。胡乔木就评《水浒》请教邓小平：毛主席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特别所指？邓小平明确回答：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9月10日，国务院政研室开会，胡乔木向邓小平报告了关于写评论《水浒》的文章的打算，邓小平说：好嘛！政治研究室不写评论《水浒》的文章还行？就是不要光讲现话，要讲几句新话。光讲现话没有人愿意看。
9、10月间，邓小平在部分省委书记座谈会上说：“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了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邓小平发出了跟“四人帮”不同的声音。这也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与会的省委书记一听便知，想搞阴谋的是谁。
9月12日江青在大寨讲了《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等话后，在大寨的新华社记者立即把她的讲话要点发回北京。新华社负责人穆青收到后，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向吴冷西报告。吴马上驱车前往新华社，取回江青讲话要点。在中南海武成殿，胡乔木、吴冷西就江青讲话稍作商议，随后，两人立即到邓小平处，向邓当面汇报。他们同时带去9月5日《人民日报》和11日《文汇报》上登有关于“宋江架空晁盖”的剪报。
邓小平一看便知，江青大寨讲话和报上文章说“宋江架空晁盖”，显然是对他的影射、攻击。便说：这个讲话要立即送给主席看。要想办法用别的途径尽快送上去。邓小平还说：现在高喊反复辟的人就是真正复辟资本主义的人。
吴冷西同胡乔木商量决定，新华社记者发回来的这份江青讲话，请另一位新华社的记者李琴交给唐闻生，由唐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面交毛泽东。就这样，这份材料很快送到了毛泽东的面前，让毛泽东及时了解了江青在大寨讲话公开鼓吹“架空”说的情况。
此后，邓小平又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当面揭露江青一伙的阴谋。
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在会见结束送走客人以后，邓小平即提出要向主席汇报一些问题。邓小平把江青9月中旬在大寨所作的关于《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等讲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事先已经读到江青讲话材料，听了邓小平当面汇报后，立即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接着又说：那是学农业，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
江青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邓小平等及时的汇报，使毛泽东了解了江青等人借评《水浒》进行的活动。毛泽东同意把评《水浒》作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组成部分，但无意借此来搞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他不赞成“架空”说，不同意在党内批所谓“现代投降派”，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同志，还痛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这就使得“四人帮”利用评《水浒》搞宗派、搞分裂、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破产。邓小平又一次运用他的智谋，借助钟馗打鬼，赢得了在这一场严重较量中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