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有比较研究之说，基础教育研究也不例外。不过，比较研究有中外之比较研究，有古今之比较研究，我想做关于我国东西部基础教育比较研究的尝试。理由有三：其一，2008年正好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各行各业都在总结30年取得的成果，也在反思30年存在的问题，对30年东西部基础教育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也是总结、反思基础教育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个视角。其二，进入21世纪以来，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呼吁教育公平的声音越来越高，通过比较，认识东西部基础教育之间存在的差距，通过研究，分析造成东西部基础教育差距的原因，有利于逐步缩小东西部之间客观存在的差距，有利于逐步实现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有利于逐步实现教育公平，也有利于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其三，我是一名长期身处西部贫困地区最基层的基础教育工作者，亲历、见证了西部地区基础教育30年的发展过程，对许多现象和问题都有直接的感知。由于工作关系，我也曾多次去基础教育发展较快的东南沿海学习考察，对他们基础教育所创造的辉煌也有广泛的了解，并且深有感受，积累了不少素材，有做好这个题目的强烈冲动。
东西部基础教育比较研究，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应该说，只有同时对东、西部基础教育进行全面深入了解的人，才有资格做这个题目，我自问远没有做到这样的全面深入。但是，我竟然大着胆子做了，虽然做不到全面深入，做点滴比较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至少不会有什么坏处。因此，就本书研究样本的选择原则，我想做几点说明：
第一，我国基础教育的大头在农村，而不在城市。这就决定了解决均衡发展的主要问题在农村，实现教育公平的主要任务也在农村。所以，本书在选择样本时，把重点放在了县以下的农村基础教育。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本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又在农村基础教育战线工作多半生，最熟悉农村教育，也最关心和热爱农村教育。
第二，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东南沿海远比西部各省发展得快，发展得好，取得的成就也要远比西部各省辉煌得多。但就东南沿海而论，我以为，山东、江苏、浙江和我国台湾地区，可以代表我国目前基础教育最高水平。所以，本书分论的上卷《东部教育的辉煌》部分，重点在这些省区选取样本，选择不同切入点，介绍了他们基础教育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第三，改革开放30年来，西部各省的基础教育也在飞速发展，且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其发展变化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横向比较，我们的步子显然要比东南沿海迈得慢，成就也比人家小得多。由于本书的立意是要将东南沿海基础教育的辉煌，与我们西部基础教育的困窘作比较研究。说穿了，就是有意用别人的优点来比我们的缺点。试图从中寻求缩小差距、实现均衡发展的良策。所以，在分论的下卷《西部教育的困窘》部分，我重点以西部基础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困难、困惑、尴尬为切入点，目的无非是想尽力探求我们西部基础教育的差距到底在哪里。不是说，改革开放30年，我们西部基础教育就没有发展，也不是说我们的成就不大，更不敢说西部基础教育就一团漆黑。
实际上，我们西部地区近30年来，也有很多地方和学校，在基础教育领域创造了很多让全国都注目的成就。比如陕西眉县、甘肃会宁、宁夏灵武等，还有很多我并不了解的地方，基础教育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享誉全国的。由于本书研究的重点不在这里，所以，我也没有去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希望读者诸君给予理解。
东西部基础教育比较研究是一项理论性极强的研究，按说应该建构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从理论的高度进行研究。可惜我不是专家，没有高屋建瓴的能力，我也不是学者，没有那样高的理论水平。我只是一名最基层、最普通的基础教育工作者，我所能做的只是选取几个点，选择几个视角，进行个案研究。好在个性中总是蕴涵着共性，个案的比较研究也未必不能给人以启发和启示。相反，对于最基层的基础教育工作者来说，从个案中得到的启发和启示，或许会比从理论性极强的专著中得到的更容易。
东西部基础教育比较研究是一项极理性的研究，按说要极力避免掺杂感情色彩。但是，本书的写作却采用了散文的笔法，其中有许多描述性的语言，也有许多情不自禁的感情流露。那是因为，爱是基础教育的基石，只有爱之切，才会有痛之深，也才会有基础教育之成功。我正是抱着对基础教育的无限热爱之情来写这本书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笔法。同时，由于我长期身处基础教育的最基层，我深知基层的广大教育工作者和老师最喜欢读什么样的书，最不喜欢读什么样的书。为了让这本书能够有比较广泛的读者，也为了让这本书真正发挥它能够发挥的作用，而不致使它成为人们书架上新添的摆设，我有意识选择了这样的笔法。
本书只是选取几个个案，从几个不同的视角，对东西部基础教育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比较与探索，希望能够作为引玉之砖，引起专家学者们的兴趣，进行更深入的比较研究。但由于作者所处身份和地位的局限，观察东西部基础教育的视角也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对东西部基础教育的介绍与评述，内容上难免挂一漏万，观点也难免有偏颇谬误之处，诚心敬请专家、同仁批评指正。
本书的引文注解，上、下卷有所不同。上卷凡引用公开出版的书籍、报刊上的材料、数字，均采取了在每一篇末集中注明出处的办法。下卷所引材料，一是来自我的调研所得，一是来自媒体报道，由于不好一一注明，所以没有注明出处，希望读者诸君能够谅解。
本书能够得以付梓，要感谢陕西省教育学会原会长张克俭老先生、陕西省教育学会秘书长符睿斌先生，以及咸阳市教研室原主任张斌崇先生，是他们给我提供了许多外出考察学习的机会，也是他们多年对我的关怀、支持与鼓励，才有了这部作品。特别是张斌崇先生，在百忙中亲自指导、策划该书的出版工作，对此，我深表感激，并借此机会聊表谢意！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迅猛发展，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综合实力大大加强，开始步入世界强国之林。也使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为之奋斗的强国之梦开始变为现实。和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样，我国的基础教育同样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首先是1978年，以全国恢复高考制度为标志，教育界成为当时全国最早推进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战线之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现代理念被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并被全社会所认同。1978年，教育部重新颁布了《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面恢复了“文革”前的教育体制，确定了中小学的基本学制和课程设置，使基础教育迅速摆脱混乱局面，重新回到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其次是1985年，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为标志，全面启动了教育体制改革。此后我们逐渐探索并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从中央到地方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从政府向社会扩展的新型教育体制。我国围绕着办学、管理、投资体制等全面开始了教育体制的一系列改革。
再次是1993年，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为标志，初步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体制。到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及多种形式办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办学形式，均可大胆试验”。这一时期，应该说是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最活跃、发展最迅猛的一个时期。
最后是2002年以来，以党的十六大召开为标志，教育成为民生之基，政府办教育在新的高度上再次成为改革的核心。有专家把这一时期称为教育改革的转型期。
不管分为几个阶段，不管怎么分法，也不管各个阶段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入园率、小学净入学率、初中毛入学率、高中毛入学率分别达到了44.6%、99.5%、98%和66%，均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了99%，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4%以内，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达到了8.5年；13亿中国人的学习机会明显增多，国民教育整体水平从低收入国家行列提升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为我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贡献；截止到2008年秋季，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彻底实现了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既是全党、全社会和教育系统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我国教育领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改革促发展的成功实践。
但是，在总结基础教育30年改革发展成果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实事求是地、冷静地反思我们基础教育在发展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便是教育公平的问题。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将教育公平问题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事实上，2002年前后，国家教育政策的重点就已经转到了教育公平上。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均衡发展作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获得了自上至下的一致关注。200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提出：“国务院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和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几乎与此同时，教育部也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逐步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保证辖区内薄弱学校逐年减少，不得举办或变相举办重点学校。加大城乡教育对口支援力度等等。
总观这些政策法规就会发现，国家关注教育公平和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和农村的教育均衡发展问题，二是弱势群体的教育公平问题，三是区域内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我以为，就全国而言，东西部教育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同样也需要而且必须认真研究如何均衡发展的问题。
就我个人浅陋的研究所见，改革开放30年，全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在总体水平不断提升、取得巨大成绩的背后，掩藏着极大的不均衡。具体讲，东南沿海的基础教育和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在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十分巨大的差距。而且这个差距目前还在不断地扩大。
所谓东部地区，我以为，以环渤海湾地区的山东、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江苏、浙江为代表，目前仍代表着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最高水平。无论是在办学体制、投资机制、管理水平，还是在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育质量等方面，都是独领风骚，走在全国的最前沿。而且在各个方面，他们都已经创造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他们的成绩，有一些完全可以够得上用辉煌一词来形容了。我国台湾地区的基础教育似乎发展得更快、走得更远。不但在国内堪称一流，而且在国际也属领先。和他们的辉煌相比较，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在各个领域都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困难、困惑，甚至还有许多尴尬和无奈。
比如，以世俗眼光评价教育质量的高考升学率而论，就我的研究所见，西部教育人对高考升学率的追求欲望、迫切心情，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西部教育人在追求高考升学率的艰苦征途上所付出的辛勤和汗水一点也不比他们少。但是，追求的结果却差距很大。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还在津津乐道高考上最低控制线的考生比上年增加了多少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比本科上线人数了。到了21世纪，我们也开始比本科上线人数的时候，他们却在竞争考入名牌重点大学的数量。在西部地区一个县、甚至一个地市某一年考上一个清华、北大学生，全社会都会为之欢呼雀跃、大肆庆祝的时候，在江苏、浙江的很多地区，一个县，甚至一个学校一年北大、清华就能录取十多名、甚至几十名学生。这不能不让西部教育人感到十分尴尬和汗颜。
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受一个政党的领导，享受着同样的政策待遇（台湾地区除外），东西部教育的差距为什么会这么大？差距到底来自哪里？能不能缩小？认真思考、研究、回答这些问题，对逐步缩小东西部教育的差距，实现全国教育的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的理想，乃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都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实际上，2000年以来，国家已经开始注意东西部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了，而且已经采取了东部地区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的措施。近年来，东西部地区基础教育领域的相互交流、研讨活动也十分频繁，但是，收效并不是十分明显。我以为，主要问题出在交流研讨的内容始终局限在教学方法的范围内，而没有深入到教育理念、教育思想，以及办学理念、办学体制、管理理念等层次的比较与反思。我们往往喜欢走捷径，希望别人很快教我们一套简单易行的方法，然后热蒸现卖地应用就能提高质量和水平。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往往欲速则不达，甚至会适得其反。
那么，东西部基础教育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呢？笔者不避浅陋，试做以下反思，作为引玉之砖求教于大家。
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已经成为一条毋庸置疑的真理。所以，我这个对经济一窍不通、完全不懂的人，写到这里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花费一个星期多的时间来查找有关经济的数据。虽然我不敢肯定自己千方百计得来的数据的准确性，但是，我能肯定的是，这些数据，足以证明东南沿海之所以能够创造基础教育的辉煌，的确离不开他们雄厚的经济基础作强有力的后盾。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台湾地区经济就已经开始了高速增长的态势，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更是台湾经济快速腾飞的时期。也就在这一时期，台湾经济迅速雄起于世界东方，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基础教育的投入也在大幅度地增加，学校规模迅速扩大，基础设施快速更新。以至于2002年我在台湾考察时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就基础教育的基础设施而言，我们西部地区和台湾的差距至少在50年以上。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先在广东、福建、海南三个省设立开发区，使广东和海南的经济迅速腾飞，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羡慕的焦点。但是紧随广东、海南之后，江苏、浙江、山东就依靠自己的区位优势、人才优势，以及他们敢于创新、勇于探索、勤于实践的精神，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成为全国紧随广东之后的三个经济强省。
这里列举我查找到的几组数据：
2004年全国各省市的GDP排名中，广东GDP总量是人民币13788.90亿元，人均17545.36元，全国排名第五位；江苏GDP总量是人民币12098.80亿元，人均16391.82元，全国排名第六位；浙江GDP总量是人民币9798.00亿元，人均21084.57元，全国排名第四位；山东GDP总量是人民币10378.00亿元，人均11426.90元，全国排名第十位。
2007年，有人将当年全国各省GDP的总量和增长情况作了排名，其中：台湾3660亿美元，增长4.4%；广东3355亿美元，增长14.1%；山东2823亿美元，增长14.7%；江苏2784亿美元，增长14.9%；浙江2022亿美元，增长13.6%；香港1910亿美元，增长6.8%。其中江苏、浙江、山东三个省的GDP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5%）。
进入2007年中国GDP50强城市的，江苏有南京、苏州、南通、常州、徐州五个市；浙江有杭州、无锡、宁波、绍兴、台州、嘉兴、金华七个市县；山东有济南、青岛、烟台、潍坊、淄博、济宁、东营、临沂、威海、沧州十个市。三省合计占到全国GDP50强城市的44%。
进入2007年全国经济百强县的，江苏省22个，浙江省27个，山东省23个。三省总共72个县，占到全国百强县的72%。其中排在前十位的，江苏6个，浙江2个，山东1个。以排名前十位之一的浙江省绍兴县为例，2005年的主要经济数据统计：全县生产总值390亿元，财政收入42.3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0.13亿元，人均6850美元，农民人均纯收入9241元。这样的数据，是西部贫困地区任何一个地级市都不敢望其项背的。
这些数据的准确性还可以再求证，但是我想大概没有人会否认，江苏、浙江、山东是当今中国直追、甚至超过广东，完全可以和台湾、香港相提并论的经济强省这一事实。
经济的强大同时也带来了教育的勃兴，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就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大力投入基础教育，使基础教育的整体水平远远超过了全国其他省份。就基础教育的整体办学条件而言，江苏、浙江和山东也至少超前西部各省好多年。
如果说江苏、浙江、山东经济的强大，带给教育的最大好处仅仅是办学条件超前发展的话，那倒不是拉开东西部基础教育差距的主要因素。真正造成东西部基础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因素还是人才的分布不均。大量优秀的教育人才都集中到了上述省份。
江苏、浙江、山东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对教育投入的大幅度增加，同时也带来了对教师待遇的大幅度提高。就我个人的考察所知，目前，在上述三个省，包括广东、海南任教的普通中小学教师，年薪10万元左右是很平常的事。而在西部地区，同样都是中小学的普通教师，除个别即将退休的、中学高级职称的老教师月薪可以拿到2000元外，其余80%以上的中小学教师，月薪只有1500元左右。他们还都是所谓的公办教师，至于“代课教师”更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不仅如此，2007年秋季，我在浙江省绍兴县考察期间，据该县教育局领导介绍，仅2007年“教师节”一次，县财政就拿出9000万元，给全县中小学教师发放节日福利。这是西部贫困地区任何一个县的中小学教师想都不敢想的事。这也是近年来西部各地虽然络绎不绝地、一批又一批派人到上述省份考察学习，甚至蹲在那里挂职学习半年、甚或一年，而收效始终甚微的主要原因。有很多校长、教师到那里学习的结果却使他们搞好本地教育的信心受到了极大的挫伤，甚至有些人还会产生自卑、失望，甚或绝望的心理。
由于待遇上的巨大差距，优秀的师范毕业生都抢着到上述省份去就业，很少有人愿意到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来就业。不仅如此，西部贫困地区许多在职的优秀中小学教师，不惜抛弃养育自己的家乡，抛弃目前在西部地区仍然被认为是“铁饭碗”的职业，跑到上述省份去做合同制的“代课教师”。于是，便出现了被媒体称为“孔雀东南飞，一去不回头”的现象。
于是，东南沿海优秀的中小学教师层出不穷，可谓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良性循环。而西部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却迅速下滑，可谓急转直下，青黄不接，甚至到目前还看不到什么希望。
如果说要缩小东西部基础教育的差距，实现东西部基础教育的基本均衡发展，办学条件的差距相信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对西部贫困地区教育投入的不断加大，不远的将来，这个差距会缩小的。但是，要真正使东西部地区在基础教育的质量水平上站到同一个水平线上，不解决人才流动的问题，我以为，永远也看不到希望。
二
陕西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叫做“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意思是说南方人崇文，历史上多出才子；北方人尚武，历史上多出将军。至于“陕西的黄土埋皇上”一句，我反复品味多年，其中的蕴义始终把握不定。只是一种事实的客观描述吗？似乎不完全是。我隐隐觉得其中透漏出陕西曾经作为13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一种自豪、自信，甚至还有一点自负的情怀。同时，还多少能品出一点对“官本位”的崇拜和向往。这一点从普通老百姓闲聊中也能感觉到，他们最爱聊的就是哪个地方出了个什么大官，而不是出了什么科学家和历史文化名人。一方面可能因为他们不知道，一方面也能看出他们对做官的崇拜和向往。这种集体无意识式的闲聊，和苏、浙、鲁三个省份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其实，无论是科学家也好，历史文化名人也好，还是高官也罢，无论是比数量还是比知名度，虽然我没做过专门统计，但我敢肯定，能够上得了中国各类史书的科学家、历史文化名人，包括高官中，西部地区的总合，恐怕也没有上述三个省多。
这句流传甚广的话，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比较心理，也是一种深层文化心理的积淀。虽然简洁，但却极准确。就我在江苏、浙江、山东考察所见，走进每一所学校的校史馆，都会发现许多足以让人振聋发聩的名字。而在这些名字和照片中，山东多将军，江苏、浙江则多科学家、实业家和文化名人。这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文化与教育的关系。
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和教育是亲是疏，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题目，老实说，我的能力和水平也远不足以论述这样的题目。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教育不但永远都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文化薪火得以延续的重要载体，教育永远肩负着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同时，教育事业的发展又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文化的内容。
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无论是台湾还是江苏、浙江、山东，他们基础教育所创造的辉煌，始终和他们所拥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
山东，是我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对于以儒家思想建立起伦理道德和基本社会礼仪秩序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并且能够持续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来说，齐鲁文化又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立邦之基。
儒家文化最讲究“经世治用”，也最讲究“兼济天下”。我不敢肯定，几千年来这种思想是不是已经作为齐鲁文化的精髓，深深植根于山东人的潜意识之中，成为他们世世代代教育子女时心照不宣的一个目标。但是，我却知道在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山东涌现出的无数历史名人中，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居多。即使到了当代，我国军队中的将军，似乎还是山东人居多，仅威海一个市就出过将军240多人。省级以上的高官中，山东人也不少。这是我在山东考察时得出的一个强烈的印象。
改革开放30年来的山东基础教育给我的印象是，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教育文化中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并不断有所创新。从上世纪90年代初烟台的素质教育实验走在全国最前列，到本世纪初寿光的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改革引起全国媒体关注，再到潍坊市的教育制度创新促使“全国教育制度创新现场会”在这里召开，以及山东省的农村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成为全国的先进。他们所走出的每一步，给我的感觉都是，山东人办教育紧贴实际，注重整体，雄浑大气。我想，也只有齐鲁文化才能孕育这样独具个性的教育风格。
江苏和浙江，虽然属于不同的两个省份，但是，同属于长三角地区，两省又相邻，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地理结构，也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自然风光，都有相似或相同的地方，几乎同属江南水乡，所以，我们西部人往往习惯上把他们合称江浙。事实上，如果粗略考察中国文化就会发现，江苏和浙江其实有着非常相似的文化背景。
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山东出现的历史文化名人中，以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居多。那么，江苏和浙江历史上，则出过在数量和知名度上都超过山东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之外，更多的是一大批哲学家、科学家、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画家，以及各类文化名人。这些人从古到今加起来数量之多，远超过全国其他省份同级别名人总数的数倍，以至于我在这里都不敢列举一个名字。
因为一一列举不现实，个别列举我又不知道该列谁，不该列谁。因为不论怎么分类，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某一领域的顶尖人物，他们中任何一位的名字都会让我们振聋发聩。如果忘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整个中国历史，甚至整个世界历史都将不完整。既然不能列举，又不敢遗忘，所以我还是暂时一个都不列举的好。
江、浙的名人多，不光止于历史，现代也毫不逊色。如果你在山东各学校的校史馆里，看到当今中国将军的名字和照片最多的话，江、浙两省的每一所学校的校史馆，都会让你亲眼目睹很多当今中国的两院院士和众多文学、艺术、音乐、体育，以及文化名人的风采。
江、浙出的名人多，到江、浙游历、讲学、做官、生活的名人更多。在几千年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江、浙虽然很少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是，江南独特的山水文化，则始终是历朝历代文人骚客、社会名流为之折腰的理想境地。
文化是什么？我以为，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薪火的延续主要还是由文化人总结、文化人承载、文化人传播。而传播、延续最主要、也是最可靠的渠道显然是教育。所以，江浙文化经久不衰的辉煌与繁荣，才是他们基础教育不断创造辉煌的丰饶沃土和坚实基础。
前文已述，我对山东教育的整体印象是：贴近实际，注重整体，雄浑大气。那么，我对江浙教育的整体印象则是：探求本质，追求个性，空灵洒脱。就是说，江浙人办教育，往往会从培养健全的人、完整的人这个教育的本质出发，无论是办学校还是培养人，都很重视个性的培养与彰显。由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铺垫，有清晰科学的教育理念，加上他们又吸纳了大量优秀的教育人才，他们办起教育来便显得挥洒自如，游刃有余。所以，他们的教育不光是高考升学率高，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多，他们同样培养出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画家，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体育明星、娱乐明星、科技明星，等等。
台湾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应该说是个特例。
一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特定的历史、政治原因，台湾孤悬海外，与自己的母体文化隔绝半个多世纪。台湾的文化人对传统的中国文化，比之我们大陆的文化人有着更加强烈的顶礼膜拜的情结。但是，由于隔绝的时间太长，以大陆为主体的中国母体文化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变化，他们并不了解，也没有随之发展和变化，所谓“文而不化”。所以，他们所顶礼膜拜的中国文化，又基本上是截止到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化。所以，文化界往往有一种说法叫做：“50年前的中国文化在台湾，70年前的中国文化在英国，100年前的中国文化在美国。”这一点，一般到过台湾的大陆人都会有强烈的感受。
另一方面，孤悬海外半个多世纪的台湾，由于种种原因，却获得了和欧美等国际社会广泛接触的机会。（据说，任何一个普通的台湾人，不用办任何签证手续，仅凭自己的身份证就可以独步欧洲旅行。）所以，台湾文化又是受欧风美雨式的现代国际最流行文化浸染较多的中国文化。可以说，传统与现代杂糅，东方与西方合璧，是台湾文化的主要特征。
受这种特殊文化的影响，台湾的基础教育也表现出不同于大陆任何一个地方的特点。
一方面，主观上，由于对母体文化强烈的依恋与崇拜之情，客观上，也由于半个世纪以前的1949年，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们，一部分去了台湾，也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所以，台湾的基础教育一直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比如，“礼义廉耻”仍然是台湾中小学德育的基本内容，人格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等等，都是台湾中小学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作品，还是台湾中小学国文教育的主要内容。所以，台湾中小学的国文教材中的文言文教学，内容要比我们大陆的教材多得多，难度也要大很多。比如，中国书法仍然是台湾中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受欧美等国际社会教育改革大潮的影响，台湾的基础教育，在固守传统的同时，又透出强烈的现代意识。比如，台湾中小学的投资体制呈现多元化，民办教育非常活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比我们早多年，台湾中小学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非常成熟，中小学全部实现了“小班化”，中小学班额都不超过35人，中小学办学特色都很突出，艺术教育非常活跃等等，都是很值得我们西部基础教育学习的地方。
近十多年来考察东南沿海教育的过程中，我常常会被一些十分尴尬的问题所困惑。在台湾的教育同仁往往会感慨：台湾这个弹丸之地，怎么能和大陆比呢！能有多少文化积淀？哪像大陆，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而且这样的感慨，决不是虚假的客套之辞，而是发自内心的，对祖国母体文化的依恋、向往与崇拜之情。从中我们还可以品出对台湾文化的归属不清、飘忽不定，以及不能归祖认宗的无根现状的无奈与失落之情。到了江苏省南通市，遇到那里的同仁一听说我来自陕西，他们往往又会说：这里有什么好参观的？几百年前这里都还是些渔村，没有多少年文明史，也没有什么文化积淀。哪像你们陕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那么多，那才有看头呢！也不是客套话。所以，这就迫使我不得不常常思考文化底蕴与教育发展的关系。
文化和教育的关系，实在是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文化底蕴深厚到底是有利于教育发展呢，还是会阻碍教育发展？这实在是个大题目。完全可以写一部专著来论述。不过，考察东南沿海和西部地区改革开放30年基础教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我们似乎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深厚的文化底蕴、开阔的文化视野、开放的文化心态，加上创新的文化意识，必然会有利于教育的繁荣与发展。反之，文化则会成为阻碍教育发展的沉重的包袱和枷锁。
以陕西为例，身处祖国中心，历史上往往以关中和中原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中国”一词的本意指向。所以，历朝历代也多选这里建都。几千年下来，这里在创造了中华民族最辉煌文化的同时，也给这种文化溶入了一种唯我中心、唯我独大、唯我独尊，鄙视、甚至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消极的文化心态。这种落后的文化心态，甚至可以从我们对边陲的称呼中都能反映出来。什么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明显带有蔑视的意思。抱着这样消极的文化心态来办教育，势必会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不思改革，也不愿创新，仅靠祖宗成法以求收到一劳永逸之效果，势必会阻碍教育的发展。这里仅举一例足以说明：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允许各省市、大专院校，甚至个人，在国家统一的《课程标准》规范下，自主编写中小学各科教材，只要通过国家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则可面向市场发行。迄今为止，河北、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湖南、湖北等很多省市都有教材发行。但是，素以高校林立，人才云集的陕西，至今却没有一本教材面世，倒是整天对着人家的教材在研究编写复习资料和练习册，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差距。
相反，东南沿海的文化，或许由于积淀不够深厚，才没有过多的包袱和束缚，所以他们才很少有成法可依。于是他们才能始终以一种开放的心态、进取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来办教育，所以才能创造基础教育的辉煌。
三
中国有一句俗话：做任何事情，想到才有可能做到，想不到肯定做不到。虽然不是什么至理名言，但却真实道出了做任何事情的起因，都源自意识这个真谛。我始终觉得，东西部基础教育的差距，和我们在办教育的初衷意识上的差距是分不开的。最起码，我认为至少我们在三种意识上和东部地区差距比较大。这三种意识分别是人本意识、机遇意识和科研意识。
首先说人本意识。以人为本，是现代社会管理的基本理念。教育，归根结底是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必须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的个性，发现和培养人的兴趣、爱好，以人的健康发展为宗旨，以传授知识、开启智力为手段，以培养具有独立人格、民主精神和创新品格的新人为目的。也就是我们的教育方针所要求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就是素质教育。也就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山东、江苏、浙江，包括台湾等东南沿海的教育发达地区，和我们西部贫困地区拉开了距离。
但凡去过上述教育发达地区考察的人都知道，德育，在他们的学校工作中完全可以用无孔不入来形容。而且他们的德育工作一点也不假、不大、不空，都有很具体实在的内容和很强的针对性。比如他们的成人宣誓仪式，比如他们的感恩教育，比如他们组织学生开展“君子重义还是重利”的讨论、“中学生拥有手机利弊”讨论、“中学生迷恋网络利弊”讨论。比如他们在学校食堂每餐给学生播放一首世界名曲，在公布当天饭菜的公布栏里同时告诉学生，今天播放什么曲子，让学生就着世界名曲用餐，等等。
在山东、江苏、浙江，包括台湾的中小学操场上，只要是在课间或课外活动时间，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大批的学生在做着各种体育活动，包括学生在唱“卡拉OK”。在这里，校长在向参观者介绍他们学校成绩时，很少介绍他们的高考成绩，尽管这往往是我们慕名而来的根本原因。相反，他们往往津津乐道的是，他们的学生在“奥林匹克”竞赛中，拿了什么国际大奖，在国际、国内体育比赛中拿了什么冠军，以及他们学校培养出了当今哪些科学家、文学家、书法家、诗人、画家、歌星、影视明星等等。介绍的对象都是具体实在、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个体人，而不是枯燥的数字。
这就是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产生的教育效果。不刻意追求回报率，反而取得了高回报率。而我们刻意追求回报率，而且往往用力过猛，反而适得其反。实际上，我们的学校也在喊德育为首，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骨子里认为，德育目标太远，抓德育是远水不解近渴，还是不如抓升学率直接。所以，我们有很多人考察归来往往会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认为我们升学率不高，是因为我们的学生负担还不够重，学习还不够刻苦。因为发达地区学生的书包比我们的学生更重，自习比我们的学生上得更多。于是，考察归来，我们的德育更加形同虚设，我们学生的书包更重，自习更多，负担更重。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常常这样想：头悬梁、锥刺骨始终是我们刻苦学习的一个典范，但前提是自己愿意做呢，还是被别人逼着做呢？这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其间差距可就大了！
还有，我们往往忽视体、音、美教育，是基于我们对“全面发展”的认识有偏差。我们往往以为全面发展是对每一个个体而言，是指每一个学生的每一门课程都要学习出色，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山东、江苏、浙江，包括台湾地区的全面发展观则是：没有个体的特长发展，就没有全体的全面发展。这也是我们的差距。
为什么人家的教育不刻意追求回报，最终却取得了高回报，而我们刻意追求回报，最终却只能得到很少回报呢？我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高考犹如登山，如果路线选择正确合理，体能训练科学有效，大多数考生都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相反，如果只从山顶上垂下一根绳子，让所有考生整天练习爬绳，而不去选择路线，进行体能训练，势必有多数考生爬不到预期的高度。实际上，整个基础教育阶段所开设的所有课程，都是在教学生选择路线和进行体能训练。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认真做了，所以他们成功了。而我们从小学一开始就在教学生练习爬绳，所以，我们只能让极少数学生爬到山顶。
其次是机遇意识。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行政文书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即是“抢抓机遇”了。什么是机遇？机遇也可以称为“天时”，在现阶段机遇往往是指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没有成法可依，我们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必然会出现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认识的不断加深，不同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不断转移变化，政策势必也会不断在修正、调整中逐步完善。这就意味着“机遇”不是一种常态，而是充满变数，甚至会稍纵即逝的。所以，机遇才要抢抓。也只有抢抓，才能不致坐失良机。
面对东南沿海基础教育所创造的辉煌，我们西部人往往会简单地将他们归结到人家经济基础雄厚上，这一点没有错，但是并不全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谁也否定不了，我在本文第一部分就已经论述过。但是，我始终觉得，除过经济原因以外，东南沿海基础教育的迅速发展，和他们能够敏锐地发现机遇，迅速地捕捉机遇，牢牢地抓住机遇，并且能够充分地利用机遇的强烈的机遇意识是分不开的。用行政领导的话说，叫做“用足用活政策”。
无论是山东也好，还是江浙也罢，甚至包括台湾，地方财政经济基础雄厚不假，但是，我注意到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完全都是依靠地方财政一家投资，而是吸引了大量社会和民间财力共同投资。这种吸引社会和民间财力的能力靠什么？靠政策给予的机遇。
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曾有一段时间允许党政事业单位创办经济实体，我们西部真正办起来的并不多，而在东南沿海却很普遍。他们也正是依靠这些实体的创收，开始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提高教师待遇，进而吸引人才的。到了90年代初，我们西部人开始有点醒过来了，但是这项政策被取消了。
比如，1985年颁布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拉开了我国基础教育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多元化办学的改革序幕。聪明的江浙人很快就从中看到了机遇，他们迅速抓住这一机遇，创造了公办民助、公有民办，以及民办公助等多种办学模式，广泛吸引社会和民间资本来改善教育的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他们采取学校后勤服务社会化的办法，将中小学学生宿舍、食堂，甚至体育设施，都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吸引社会和民间资本投资。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学校负责监督管理，固定资产归学校所有。
到了本世纪初，教育公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认识到教育是民生之基，政府办教育在新的高度上再次成为改革的核心，上述做法被否定了。但是，东南沿海依靠这一机遇建起来的超一流的学校不是还在那里吗？而我们则是又一次坐失了良机。难怪我们老是山河依旧！
再次是科研意识。凡是去山东、江苏、浙江和台湾考察基础教育的人，大家交流起来都会感叹：人家的领导、教师素质高、水平高，人家那里学术氛围浓。我以为，人家的整体素质和水平高是事实，但归根结底是人家的科研意识强。科研兴教的口号我们也喊，但是我们只是喊喊而已，人家却在实实在在地做。
教育科研单位我们也有，从省市到县区，我们都有教研室，山东、江苏、浙江则省、市、县都分设教科院和教研室。问题是我们就一个教研室还只是个摆设，大部分是教育行政的后备军，主要履行的是行政职能，与研究有关的，大概就是命题、编写资料、组织考试、分析、排名等等之类的工作了。因为我们搞教育主要靠的不是科研，而是教育行政。而上述教育发达地区则正好和我们相反，他们搞教育主要靠的是科研，而不是靠教育行政。
比如，无论是全国实施素质教育也好，还是推行课程改革也好，每一级都要求必须有实施方案。方案怎么来呢？山东也好，江浙也好，教科院首先必须开展可行性研究，拿出可行性研究报告，再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有关专家，根据研究报告制订实施方案，最后交教研室组织实施。而我们的方案则是市上抄省上，县上抄市上，学校再抄县上来的，而且多数是由一个人闭门造车来的。
比如，我们到江苏挂职学习回来的校长和教师，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江苏基础教育界非官方的学术团体很多，什么学会、沙龙，遍地都是，而且活动频繁，什么观摩、研讨、交流，每个星期都有。甚至我听江苏同仁说，他们的一个省级课题验收，主管教育的副省长都会参加。
这就是科研意识，这就是学术氛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我记得山东青岛四方区一位小学的校长曾经告诉我，她上任的第一天就给老师出了一道选择题：职业、事业、专业，让教师选择。这句话我整整记了10年，至今记忆犹新。一个人的工作如何，成就大小，和你一生对这道选择题的选项关系很大。教育这个行业，既可以让一个人当作一生养家糊口的职业，也可以让一个人当作为之贡献一生的崇高事业，还可以让一个人当作自己一生热爱、追求的专业。我们很多人只是把它当作一种职业，所以注定一生碌碌无为；行政领导往往爱用事业来教育老师，虽然既高尚又纯洁，但是毕竟会让人产生强加于人、高不可攀的感觉；只有把它当作自己喜欢、热爱的专业去追求，才会对它产生极大的兴趣，愿意为之付出，也才会干出更大的成绩。
如何选择呢？浙江省杭州市江心岛实验学校的校长陈峰有一句话：“教育要引领，而不要迎合；教育要追求成长，而不仅仅是成绩；只有学生和教师的共同成功，才能有真正成功的学校。”我顺便加一句，也才能有教育的真正成功。
我接触过的山东、江苏、浙江，包括台湾的很多教育同仁，正是把教育当作自己的专业来对待，所以，他们才会有那么浓厚的兴趣，也才会干出那么辉煌的成绩。
希望我域同仁能有所借鉴！
四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听起来好像有点环境决定论的意思，但是，地域文化对教育的影响，又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始终觉得，山东、江苏、浙江和台湾基础教育的辉煌，和他们背后独特的地域文化是分不开的。
台湾，长期孤悬海外，与自己的母体文化隔绝长达半个多世纪，又饱受海外的四面来风，从某种程度上说，台湾更像一只飘在海外的风筝，风筝的线由中华民族的血脉和中华文化共同编织而成，跨过窄窄的台湾海峡，牵在大陆。所以，就我和台湾同仁的接触感到，在台湾人的集体潜意识里，既有对母体文化一种强烈的依恋、崇拜和向往；又有对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自然接受和广泛吸纳；还有一丝归属不定、飘忽无根的失落与焦虑。这种集体潜意识影射到教育上，使台湾的基础教育表现出和大陆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同的特质：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守与坚持，一方面是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所以，台湾的基础教育往往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紧紧交织、革新与固守相互博弈的特殊现象。
比如，台湾基础教育很重视用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和伦理道德教育学生，谁都知道儒家文化是蔑视商品经济的，但是，台湾的年轻人却远比我们大陆青年有着更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儒家文化是最讲究经世致用，视仕途为正道的，但是，台湾青年的择业观念却很开放，只有极少数人关心政治；儒家文化中的性观念是极其保守的，但是台湾中小学生的性观念却极其开放。
山东人脚踩肥沃富饶的胶州大地，面对辽阔的大海，同时沐浴农耕和海洋两种文明。富饶的土地源源不断地产出，让他们丰衣足食，也让他们感到长相踏实有底，信心十足；辽阔的海洋瞬息万变，深不可测，使他们视野开阔，也使他们随时都会有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感觉。所以，我在山东同仁身上，既看到了农业文明带给他们的雄浑质朴、坚毅实在，又看到了海洋文明赋予他们的海纳百川式的虚怀若谷、大气磅礴。他们底气十足，但不故步自封；他们信心百倍，但不妄自尊大；他们善于学习，敢于创新，勇于实践，所以他们的基础教育改革，往往都是区域性的整体改革，呈现出一种大气，一种决心。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成功创造基础教育的辉煌。所以，无论是实施素质教育，还是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无论是学校管理的创新，还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每一步他们都走在全国的前列。
江苏、浙江的地域状况和山东有些相似，身处内陆，濒临大海，交通畅达，视野开阔，很容易受到清新犀利的海风洗礼。海洋文明赋予江浙人的精神品格中，同样有着和山东人一样的开阔胸怀、开放心态，以及创新意识和实践精神。但是，和山东不同的是，江浙又靠近国际大都市上海，加上江南水乡独特的山水文化，又赋予了江浙人独特的精神品格。
首先是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赋予了江浙人一种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崛起过浙商、晋商、徽商。经过历史的洗礼，晋商和徽商都已成过眼烟云，唯独浙商在八百年风吹雨打中顽强地生存下来，不断壮大，发展到当代，形成民营经济“四最”：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势力最强、影响最大。学术界在研究浙商这一群体现象时概括出：“敢为天下先、勇为天下强”的创业激情，是浙商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江浙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文化基因”。
江南独有的水乡文化，几乎吸引了从古至今所有中国的文人骚客，不但厚重了江浙的文化底蕴，而且孕育了无数的文化大师、教育名流，也给这里留下了崇尚文教和强烈的人文精神，同时也滋润了江浙人灵秀、雅致、机敏的人格品质。
正因为有这样独特的地域文化，才会有江浙基础教育充满人文情怀的独特风格。这种独特的人文情怀，集中体现为理想、激情、关爱和责任。
近30年来，如果说山东的基础教育改革是大气磅礴的，那么，江浙的基础教育改革则是机敏灵动的；如果说山东的基础教育改革是具体实在的，那么，江浙的基础教育改革则是空灵巧妙的；如果说山东的基础教育改革突出了一个“实”字，那么，江浙的基础教育改革则突出了一个“巧”字。
再说我们西部，和东南沿海不同，我们大部分地区身处祖国内陆，以大山和黄土地为主要地质结构。大山不光阻止了我们东行的脚步，也阻隔了我们东望的视线，一年四季又多刮西北风，少有东南风，所以我们很少出去，外面的新鲜空气也很少过来，信息闭塞是自然的事。我们对黄土地又有一种天生的依恋情结，黄土地也就拴住了我们的心。
这样的地理环境，封闭但却清静，保守但却稳定。很少有大灾大难，我们很少有危机感，所以我们很少会思变。倒是很容易产生满足感，容易随遇而安。长此以往，这种地域文化也赋予我们一种独特的精神品格：自给自足，闭关自守，不思进取，不图改革，不愿创新。
这种特有的精神品格影响到了各行各业，也影响到了基础教育。这也是我们和东南沿海之间，之所以存在那么大差距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总之，东西部基础教育的差距是明显的，比较、分析、研究东西部基础教育，还可以有很多角度，很多内容。我掌握的材料有限，个人的水平也有限，只是从以上四个方面，做了些肤浅的比较研究，错误和偏颇也是难免的。相信会引起东西部教育专家的兴趣，以便使东西部基础教育的比较研究更加深入，更加科学，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