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晏子原来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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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莅国立政,不乱益刑

“原典”

晏子曰:明君莅国立政,不损禄,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为禽兽伤人民,不为草木伤禽兽,不为野草伤禾苗……勇士不以众强凌孤独,明慧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

“古句新解”

晏子说:“英明的君主在治理国家、制定政令时,不轻易减降俸禄,不随意加重刑罚,不以私忿破坏公法,不为禽兽伤害百姓,不为草木伤害禽兽,不为野草伤害禾苗……勇士从来不倚仗人多力强而欺凌弱小孤单的人,明智的君主也不应违背正确原则而随心所欲。”

赏罚无绪、随心所欲,是奴隶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因为那是奴隶主专权而没有法律的社会;赏罚不公、有法不依,是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因为封建主义给了官员以特权,人治大于法治;赏罚分明、执法必严,是民主进步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因为在这种社会里法治大于人治,任何人也不能倚仗权势擅改法律,真正做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主张的权利。所以,纵欲轻诛、随便杀人,绝不仅仅是虐政仁政的问题,而是国家体制的问题;不仅仅是掌权者个人品德问题,而是统治阶层代表谁的利益的问题。

商朝建立后,从仲丁到盘庚的一百多年间,商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诸子弟争相代立的长期王位纷争。商朝历史进入中衰时期。为摆脱政治动乱和灾害困扰,商王朝先后五次迁都:仲丁自亳迁于嚣(今河南荥阳);河亶甲自嚣迁相(今河南内黄);祖乙居庇(今山东定陶);南庚自庇迁奄(今山东曲阜);盘庚自奄迁殷(今河南安阳市)。盘庚迁殷是商代历史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扭转了商王朝的颓势,走上了中兴的道路,出现了“百姓由宁,殷道复兴”的政治局面。从此,商王朝结束了屡次迁都的动荡岁月,直至商亡再也不曾迁都,迎来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时期。盘庚迁到新邑之后,当时并没有把这个地方叫做“殷”,甲骨文中把它称作“大邑商”,商朝也不称为殷朝。周灭商后,为了表示对商人的轻蔑,便以商都附近商王的田猎区殷原这个“殷”地名称呼商人。于是,商朝也就称为“殷”或“殷商”。这座商朝王都在武王灭纣以后遭到破坏,逐渐废弃,成为废墟,故称“殷墟”。

到了商朝后期,最后一个国王帝辛,叫做纣,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荒淫无度,把殷都向南扩大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向北扩大到邯郸、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在这广大地区修建离宫别馆、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终日歌舞,令乐师新作“淫声”,有所谓“北里之舞”、“靡靡之乐”;他还造酒池肉林,酗酒无度。他大肆搜刮民财,粮食装满了巨桥的仓库,无数珍宝堆满了鹿台。他任用奸人,迫害正直的大臣。如重用贪财好利和善于逢迎拍马的费仲,提拔善于挑拨离间的恶来。他罢除贬斥了受人们拥护的贤人商容。他用“炮烙之刑”残害人民,还用其他酷刑残害向他进谏的忠臣。用挖心酷刑处死向他进谏的叔叔比干,逼得向他进谏的哥哥微子逃亡,另一个哥哥箕子虽然装疯也没能免遭囚禁。商纣拒谏饰非,残害忠良,使得朝中大臣、贵族以及诸侯和周边方国也都离心离德。西伯姬昌因看到纣王残暴,暗中叹息几声,便被纣王囚禁在羑(you)里(今河南汤阴县有羑里遗址)。为转移人民的视线,纣王发动对周边方国的连年征战,后又把全部兵力用于对东夷的战争。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已经尖锐的阶级矛盾。商王朝已经危在旦夕,不可收拾。武王伐纣时,商王朝众叛亲离,军队倒戈,商纣逃回商都,于鹿台自焚而死。

治国如此,治军更是如此。一军的将领如果只凭自己的好恶而随意刑罚士兵,不仅会使军心涣散,甚至会招致反叛之心,而自身亦有杀身之祸。

三国时期的张飞性格暴躁,常乱刑士卒。刘备多次批评他:“一者酒后刚强,鞭挞士卒;二者做事轻率,不从人谏。”在入川时诸葛亮郑重叮嘱他:“于路戒约三军,勿得掳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处,并宜存恤,勿得恣逞鞭挞士卒。”张飞待下残暴,并且不听人谏的专横性格,为当时人所共知。为了守好徐州,他向刘备作了保证,“自今以后不饮酒,不打军士,诸般听人劝谏便了。”但是刘备一走,他把自己的保证早丢到脑后去了。他设宴请各官赴席,要众官都要满饮,逼使“天戒”的曹豹也饮了一杯。他大醉后又起身与曹豹把盏,曹豹说:“某实不能饮矣。”他胡搅蛮缠地说:“你恰才吃了,如今为何推却?”豹再三不饮,他醉后使酒,要打曹豹。曹豹无奈,求他看女婿吕布之面,饶了自己。他大怒说:“我本不欲要打你;你把吕布来唬我,我偏要打你!我打你,便是打吕布!”于是将曹豹痛打了一顿。此事的直接后果,是曹豹勾引吕布乘他酒醉袭取了徐州,他在惶恐无地的情况下,几乎以自刎来向刘备谢罪。

张飞的死是最没有价值的,他不是战死疆场,不是马革裹尸,而是死于自己的两个末将之手,死于自己的暴虐性格。他听说关羽被东吴所害,于是旦夕号泣,血湿衣襟。“诸将以酒解劝,酒醉,怒气愈加。帐上帐下,但有犯者即鞭挞之;多有鞭死者。”关怀爱护部下是古今名将的基本品德,吴起、赵奢、李广等无不如此。张飞却反其道而行之。第一次是他在徐州为捉刘岱而鞭打士卒使其通消息于敌。他打士卒方式不同,是故意寻对方一个“错”处,用酷虐的暴行逼使士卒产生背叛投敌思想,被打者是被动的,产生的后果是被逼的。第二次是鞭死帐上帐下无错的部下。第三次是鞭打范疆、张达,张飞下令要三军都穿白色孝衣祭奠关羽,并下令要在三日内完成。负责这事的范疆、张达说三日很难完成,便遭张飞杖打,打得他们是血肉模糊,皮开肉绽。后来二人担心真的完不成任务会被斩首示众,便狠心一想,不如先下手杀掉张飞。于是便趁张飞酒醉熟睡之时,二人身带两把短刀,将张飞刺死于床上。刘备前后两次批评他酒后“鞭挞健儿”的暴行,在即位后还特别叮咛他“今后务宜宽容,不可如前”。诸葛亮在入川时对他说的“勿得恣逞鞭挞士卒”,“恣逞”一词很有分量,可见鞭打部下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莅国立政,不乱益刑。手中有权力了,也一定要依法执行,不可乱刑,不可随意刑罚。只有这样,在国则国安,民心所向;在军则军定,士卒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