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5—1563年罗马教皇在帝国城市特兰托（当时属提洛尔伯爵区，今属意大利）召开的宗教会议，目的是反对宗教改革，维护天主教会统治。
自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后，独立的新教组织纷纷建立，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天主教会。当时，召开宗教会议改革教会的呼声很高，甚至在天主教会内部也有人认为只要教会实行改革，宗教改革运动会自行消灭。教皇保罗三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支持召开宗教会议，但各有打算。皇帝强调改革教会，以削弱教皇。教皇一心维护天主教会垄断地位，不愿多讲改革，害怕口子一开难以收拾。一位红衣主教说得很清楚，必须先审定教义，与宗教改革划清界限，作为实行改革的准绳。1544年11月克雷皮和约的签订，使意大利战争告一段落。在战争中赢得胜利的查理五世，与教皇商定召开宗教会议。大家同意开会了，可对会议地点争论不休。教皇不愿去德国，皇帝不愿去意大利，法国人对德国和意大利都不感兴趣，最后定在特兰托，因为这是一个意大利人为主的帝国城市。
1545年12月13日，会议正式开幕。这次会议持续18年之久，先后经历5个教皇。特兰托会议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先在特兰托开会（1 545年12月13日至1547年3月11日，第1～8次会议），后改在博洛尼亚（1547年4月21日至6月2日，第9～10次会议），主要讨论圣经、原罪和称义问题。与会代表多是意大利主教，形成意大利人左右会议局面。皇帝的支持者，特兰托主教马德鲁佐发言强调改革教会，建议邀路德派代表与会陈述意见，遭拒绝。不久，施马卡尔登战争爆发，米尔堡一仗（1547年4月）皇帝大胜，萨克森选侯被俘。皇帝的胜利引起教皇的担心，他以特兰托有瘟疫（确有代表患病）为借口，要求南迁博洛尼亚开会。皇帝联合西班牙抵制，结果以38票赞成和14票反对，决定南迁。结果，只有部分代表去博洛尼亚，特兰托会议陷于分裂。
1549年10月，新教皇朱利亚三世上台，征得皇帝、法王同意，重开特兰托会议，是为会议的第二阶段（1551年5月1日至1552年4月28日，第11～16次会议），主要讨论圣礼问题。会议进行期间，一度倒向皇帝的萨克森公爵莫里斯，暗中与法王亨利二世签订尚贝条约（1552年1月），共同反对查理五世皇帝。奠里斯带兵北上，差一点活捉查理五世。在这种情况下，会议难以继续进行。
1555年8月，查理五世委托腓迪南签署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路德教在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取得合法地位，实际上使特兰托会议决议成为废纸。长于外交和法学的新教皇庇护四世，为稳住阵脚，联合皇帝腓迪南、法王法兰西斯二世和西班牙王腓力普，决定重开特兰托会议，是为会议第三阶段（1562年1月18日至1563年2月3日，第17～25次会议）。有人认为，第三阶段会议不是特兰托会议的简单继续，而是一次新宗教大会。皇帝和法王建议采纳新教的一些仪式，邀请新教徒与会，均被教皇拒绝。
天主教会称特兰托会议为第19次会议，在教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会议往往是教皇亲临主持，或由耶稣会头子操纵，笼罩着狂热的天主教精神。会议不断发布决议和教令，重申天主教的一切原则，谴责一切与此不符的言行。1564年11月，庇护四世根据特兰托会议决议发布信仰纲要，即《特兰托会议信纲》，天主教会认为，它是继《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亚大纳西信经》之后最重要的文献，信徒必须服从。
特兰托会议针对新教提出的唯信称义和圣经是信仰的根据做出决议，包括新旧约和外典（即圣经外传，指未收入圣经的属于公元前后的历史、传奇和启示）在内的圣经和口传教义，具有同等权威，因为它们由基督亲口或由圣灵传授。有人质问口传教义包括哪些内容和经什么人口传，均被多数票否决。决议重申天主教传统的因信称义（广义的因信称义，必经各级神职人员和圣礼才能称义），攻击唯信称义或靠自由意志称义是虚伪的武断。会议认为，圣经的解释权只属于天主教会，任何人无权擅自解释圣经，并规定武甘大本拉丁文圣经为标准本，又称“圣经通俗译本”或“拉丁通俗译本”，供讲道、演讲和辩论使用。
决议认为七礼是耶稣创立的，一个不能多一个不能少，谴责仅凭信仰称义（不经圣礼）和众信徒皆教士说，继续坚持变体论（酒饼经祝圣后成为耶稣的体血）、弥撒、圣像、圣物、炼狱说，甚至坚持赎罪券是正确的（只求有节度，不滥用）。
特兰托会议的决议在天主教内部也未被完全接受。威尼斯、西西里、那不勒斯、弗兰德尔、葡萄牙、西班牙，甚至德国的天主教诸侯，都有保留。德皇表示可在自己领地内执行，但不能在帝国贯彻。波兰国王接受决议，但议会以特兰托会议没有波兰代表为借口予以拒绝。法国不满决议中不利于王权和高卢教会的内容，拒绝以国王的名义公布。完全接受决议的只有瑞士天主教州一家，可见教皇和天主教会已经威信扫地到何等地步。
尽管罗马教廷召开特兰托会议和采取其他反动措施，也阻挡不住宗教改革的滚滚洪流。在西欧和北欧许多国家，先后建立独立的民族教会。经过反复斗争，资本主义制度终于在西欧确立起来，揭开人类历史上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