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明末农民起义战争自1627起，至1664年结束，历时37年，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王朝276年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了大顺政权。但由于没有进步阶级的领导，农民起义军在取得胜利之后，很快便以失败而告终，这对于后人有很大的警醒作用。
明末除倭寇外患外，内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整个社会陷入危机四伏之中。经济上，统治阶段上上下下，无不以争夺田产为能事。皇室诸王拥有的庄田，少者万顷，多者数万顷；一般地主和缙绅之家，“田之多者千余顷，少亦不下五、七百顷”（郑廉：《豫变纪略》卷二），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水利年久失修，水、旱、饥、疫等灾害不断，而统治阶级置之不理，致使广大人民吃尽草根树皮，死亡枕籍，饿殍遍野。
明朝统治者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和应付辽东作战及镇压农民起义的巨额军费，采取各种残暴手段，加紧压榨剥削人民。这严重破坏了农业、手工业的生产，迫使农民倾家荡产，到处流亡，造成“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郑廉：《豫变纪略》卷一）的凄惨景象。政治上，明朝政权极端黑暗和腐朽。自明神宗朱翊钧17年（1589年）以后，耽于玩乐，数十年不理政事。明熹宗朱由校更加昏庸，朝政掌握在宦官魏忠贤手里。魏忠贤大杀异己，遍置死党，党羽盘根错节，祸国殃民。军事上，明朝军队腐败不堪。京营部队的军官，多半是官商子弟以金钱贿赂所得。士兵常“缺额十之二三，挂名投闲买差替役者又十之二三”（《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六十一），并长期参加修建宫殿劳动及供豪门权贵私人役使。训练如同儿戏，京营“火器手约五万余，而善发者二十人中仅可得一”（《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二）。加之武备久弛，器装腐朽短缺，“马匹盔甲器械不敷”（《明通鉴》卷七十六），“战船朽坏，器械锈钝”（《国榷》卷九十四）。明同后金作战连吃败仗，后金军步步进逼，多次突入长城袭扰京师，使得明王朝内外皆困。于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早在公元1409年，就发生了阶州（甘肃武都）农民田九成为首的起义。到1439年后，农民起义便接连不断了。1506年武宗帝之后，农民起义的规模不断扩大，内容也更加丰富了。有农民暴动，有都市民变，有“矿贼”，有“兵变”。
公元1627年，陕西发生严重灾荒，澄城（今陕西澄城）王二组织了几百饥民，杀了澄城知县张计耀，聚集在洛河以北的山中，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到1629年以陕西为中心的各地农民起义达数10万人。这一年，李自成也参加了起义。
李自成，陕西米脂（今陕西米脂）人，原名李鸿基，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当过银川驿（驿地在今陕西米脂）卒，因受权门迫害，到甘肃当兵。1629年冬甘肃明军奉命勤王，走到金县（今甘肃榆中）时缺饷哗变，李自成率众杀死参将王国，举起了义旗。后来到闯王高迎祥部下，跟随高迎祥南征北战，称为“闯将”。
1630年前后，又有张献忠、王子顺、神一元等人领导的起义发生，其中张献忠据有米脂十余寨，自号“八大王”。至此，农民起义的烈火燃遍了整个陕西和甘肃的东部以及山西的西部。
明军进行镇压，农民军难以抵敌，加之为饥饿所迫，不得不向附近省区转移，进行流动作战，从陕西发展到河南、河北、山西等地。战至1635年，各路起义军共72营30万左右人，会集于荥阳（今河南荥阳），商讨作战大计。会议一致同意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所向（《明史》卷三百九《李自成传》）的主张，即以一路对付四川、湖广的明军，一路对付陕西明军，一路扼守黄河渡口，主力东征，另以一路军往来策应。这种联合作战、主力东进战略的确立，标志着农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会后，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率主力东进，连克今河南固始、安徽霍邱、阜阳、凤阳，焚烧了明王朝的皇陵。朱由检为此痛哭流涕，下令6个月内消灭农民军。
凤阳战后，农民军乘胜南下，攻入安徽，取得一系列胜利。明洪承畴、艾万年、柳国镇、张全昌等率兵对李自成、张献忠等进行围剿，农民军严重受损。后农民军积蓄力量，避实击虚，7个月长驱6千里，进入四川并辗转各地，拖得明军疲惫不堪。李自成进军中原，亦采取避实击虚，同时提出“均田免粮”、“割富济贫”等口号，严明军纪，所到之处开仓散谷，救济贫民。当时民间广泛流传：“吃她娘，宰她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明季北略》卷二十三）的童谣，这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起义军的欢迎和拥护。
1641年2月，李自成率起义军在中原地区与明军展开了五次大战，即在项城（今河南项城南）诱杀兵部侍郎兼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连攻河南数县；在襄城突袭陕西总督汪乔年军，获大胜；在年仙镇（今河南开封西南）纵敌入伏，痛击明将左良玉，歼敌数万；在柿园（今河南郏县）大破孙传庭，歼敌数万；这时号称百万的李自成农民军又在汝宁生俘明将杨文岳，全歼汝宁城守敌数万后乘胜攻克了河南全省及湖、广大部地区。
至1643年5月，李自成起义军控制了中原大部地区，声势浩大，张献忠也于同年5月占领武昌，并向李自成通书称属。在此形势下，李自成采取诱敌出关，然后疲而歼之的方针，大败孙传庭于今河南郏县，接着占领潼关，连克今华县、临潼，攻占西安，完成了“先定关中”的战略计划。1644年元旦，李自成改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建元永昌，扩大原来的中央政府，恢复五等爵，设铸钱局，废除八股等。在军事方面，整顿军队，去弱留强，对40万步兵、60万骑兵加紧训练，准备进军北京。
当李自成进入关中之际，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驻扎于江西、湖南，牵制了明王朝在南方的兵力。明王朝在北方的残余武装，主要是驻在宁东的吴三桂骑兵4万余人。1644年1月，李自成分两路，势如破竹，3月中便兵临北京城下。城外三大营首先投降，大量“火车”、巨炮都调转炮口，对准了京城。3月18日，李自成围攻九门，发出檄文，正告明朝君臣赶快投降，并派代表谈判，未成。大顺军在刘宗敏指挥下攻入外城，当晚，朱由检见大势已去，在煤山（今北京景山）自缢。19日晨，大顺军占领北京内城，中午李自成在文武百官陪同下，由德胜门入城，明朝太子、定王、永王都被搜获，文武百官除极少数自尽外，纷纷向大顺政权拜表归诚。明王朝276年的统治终于在农民大起义中覆灭了。
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明王朝的残余势力还在挣扎：盘踞在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桂正在降请与归顺之间动摇不定；虎视眈眈的满洲清帝国，进迫山海关，正图入中原。李自成军对这些情况，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但其缺乏战略远见，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轻敌，没有施行任何“收人心”和建国的新政策。却“颁发冠服”，把三品以上的降官800余人加以拷夹，追问其平日所贪污的财货，将大批投降的“勋卫武职斩首”，对“富商……极刑追逼”，李自成部将牛金星、刘献策、刘宗敏等纷纷为自己捞一把，贪图财货美女，引起自己内部摩擦、倾轧和腐化，日益促起降官以至人民的反感，尤其如刘宗敏强占吴三桂爱妾陈圆圆。吴三桂投靠清朝，自然不完全由于“冲冠一怒为红颜”，而由于其反动立场，但不是不说与陈圆圆被刘霸占毫无关系。没有进步阶级领导的农民进城以后，在财货酒色等红红绿绿的环境中生活，疾急腐化，李自成自己渐至玩物丧志，甚至“集宫女，分赐随者诸（人）……各30人”。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当吴三桂叛明降清、迎接清军入关的情况到来时，李自成20万大军开赴山海关御敌，不但没有取得首都群众的支持，以及前方群众的直接配合，而且战斗力和意志力再不似从前那样的“铁骑”，一遇清军便全线崩溃，不可收拾。李自成4月26日回京，29日匆忙称帝，30日即分两路向山西撤退。在西进途中，遭清军追袭和地主武装袭扰，大顺军内部又分裂，刘宗敏等牺牲，牛金星逃跑，宋献策投降，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突然袭击，不幸牺牲，时年39岁。30多万余部继续坚持抗清20多年，最后于1664年失败。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也在抗击满、汉地主阶级之联合进攻中遭到了失败，张献忠牺牲在西充（今四川西充）凤凰山。
明末农民起义战争（1627～1664年），前后经历了37年，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为已往农民起义战争所少有。推翻了明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并在尔后的抗清斗争中给满洲贵族以沉重打击，对解救人民苦难，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明末农民起义战争再一次表明，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只要组织起来完全可以推翻黑暗统治，这对清朝及以后的农民战争具有重大的感召力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这一次战争同时还表明，没有先进的阶级领导，没有彻底的斗争精神，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目标，不注意改造农民的落后性、自私性和保守性，就难以掌握政权。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战争，在战略上既有成功之处，但也有很多缺陷，不能及时巩固取得的胜利，对守战、防御等战法不研究不训练。因而最后失败就在所难免。这些为后人树立了一面镜子，有着很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