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见是一种艺术，
能发现那些不能看见的事物。
这是十八世纪中叶，一个叫江奈生·斯威夫特（1667-1745）的不得意的英国神职人员说的话。做人，要有远见，做作家，尤其需要远见。东坡先生曰：“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倘无远见，便是近视，很可能有画地为牢的危险。这个斯威夫特写一部如今大家都知晓的《格列佛游记》，一经问世，立刻蜚声朝野，被誉为英国最杰出的讽刺作家和古往今来屈指可数的讽刺大师之一。
在人类文明史中，常常发现各个不同时期，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系统中的不约而同的文学现象，遂产生所谓比较文学的研究，成为一门学科。两个地区，哪怕隔着大洋，一个在地球的这面，一个在地球的那面，即使在毫无沟通的古代社会里，也会在各自的文学传统中，找到令人惊奇的彼此呼应之处。
而在稍后一些时期的东方，中国有位叫李汝珍（1763-1830）的穷酸文人，在书斋中忽发奇想，写出一部《镜花缘》，称之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富于幻想力的小说，不算过分。《格列佛游记》里的大人国，小人国，与《镜花缘》里的君子国，女儿国，两个人的构思，竟是如此吻合，真叫人拍案叫绝。而且这两个绝对隔膜的作家，所写出同属海外奇谈的作品，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在东西方产生强烈影响。说明随着时代的进展，视野的扩大，人类已经不再满足眼皮子底下的那块巴掌大的土地，触角开始向海外延伸。于是，文学家想象的翅膀，便早于一般人之前展开了。
那时候，世居北京郊区大兴县的李汝珍，断没有办法能和那位住在都柏林的斯威夫特取得联系，从他那儿得到借鉴或者启示什么的。而且那时的中国文人，不像时下某些十分没出息的中国作家，一见洋人，马上立正，不敢稍息，脸上五官挪位，两肩胁起谄笑，伸长舌头，拼命巴结，对外国人放的每一个屁，都如聆纶音地引为圣旨；然后转过脸来，像上海租界里的红头阿三一样，便用来吓唬中国老百姓。李先生一没本钱雇几个评论家给自己鼓吹，二没资本组织一帮加里森敢死队，为自己冲锋陷阵，荡平天下。所以，斯威夫特也就无法知悉中国的北京郊区，有他一位同道。不可能向他发邀请函，请这位穷儒生到英伦三岛一逛，尝一尝烟火腿，喝一喝下午茶。然而，他们的远见，在文学领域中的探索，却于无意中碰撞到了一个题目上。
但是，细细品玩，《格列佛游记》是毫无疑义的世界级作品，而《镜花缘》即使在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也不可能与《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并肩比美，但是，那些不朽著作中被人视作瑕疵而诟病的地方，李汝珍也是在所难免的。最令人好奇的，就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排行榜做法，他就不能例外。我们知道，《封神榜》有那么一份不惮其烦的大家都成了正果的名单，《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也天罡三十六，地煞七十二地排列出来，而且刻在石碣上，从地下挖出来，成了一种天意的安排。《红楼梦》要好一些，可金陵十二钗，什么正册，副册，又副册，也多少是逃不了这种窠臼的意思。
所以，李汝珍执拗地在《镜花缘》的最后，偏要凑足一百位女性的做法，说明他不能免俗，亏他想得出那么多的芳名。综观点将台上的百花仙子，不过只是存录下来的一百个名字而已。说一句对前人不恭的话，他的才力，他的智慧，远逊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只能说是一个二三流的作家，因此，《镜花缘》不敌《格列佛游记》，产生不出世界的影响，也就事属正常了。
但把话说回来：李汝珍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文人，第一，他具有高深的文化修养，绝非时下那些墙上芦苇、山间竹笋，卖狗皮膏药和大力丸者可比，鲁迅称他“于学无所不窥”，我想我们当代作家能当此评价者，几乎是凤毛麟角。他所洞悉的那些学问，有的已经失传，连他同时代人都未必了了，何况我们这些浅薄的后辈。第二，更令人赞叹的，是他能在那样一个闭塞禁锢，礼教束缚，文网罗织，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封建社会里，居然臆造出君子国，女儿国等等充满无比想像力的、对冬烘先生，道学之徒来说，纯系无稽之谈的神话故事，实在称得上是一种具有启蒙意义的行为。值得钦佩的倒不是他善于幻想的能力，而是他的勇敢精神。对由盛世而走向衰落的满清统治者来说，虚弱到已经禁受不住任何离经叛道的思想，浮想联翩的文字，恨不能将老百姓束缚得像僵蚕一样，除了官方规定的一种声音外，悉为异类，不但非礼勿听，还要非礼勿想。李汝珍能跨出这一步，天外有天，世外有世，竟然还有皇帝力量达不到的所在，这种鼓吹开放，走向世界的精神，在闭关锁国时代，着实是难能可贵的。
但他终究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成长的知识分子，难免有其先天的不足，和依附的软弱性质。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时期，从英文In tel lectual翻译过来的，在古汉语中并没有这个词汇，相类似的也就只有“士”这个单字了。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对于“士”这个阶层，都十分敏感，尤其害怕启迪民智的作家与诗人，如防洪水猛兽一样不敢放松警惕。对那些不大肯驯服的“士”，皇帝通常采取的办法，和对待地里的萝卜白菜那样，要是你按我的意思长，成为御用文人，让你吃香的喝辣的。要是你想按自己的意思长，对不起，你在地头边角，不怎么碍事，也许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跟。若是成势连片，形成一定气候，有可能给统治者带来麻烦时，那就会被薅掉枝叶或连根铲掉，成为文字狱的对象。
这块土壤和提供给那个都柏林人的英国早期工业革命的社会基础不同，资产阶级革命冲破中世纪的黑暗，使斯威夫特拥有的思想自由度和对社会的批判权利，要比李汝珍不知大多少倍。这部《镜花缘》才跨出去不太坚实的一步，刚刚开始对封建礼教的批判，甚至还没有拓展开来，那灵魂中的宪兵就站出来，叫他止步，很快就一脸正经地收兵了，又回到三纲五常的正统中来，首鼠两端，虎头蛇尾，写到最后，更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不是他没有远见，而是不敢远见，这也是文网如磐下中国文人的悲剧。活命是第一位的，成为钦犯，绝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此，回想少不经事时，很难理解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为什么老是念叨皇恩浩荡，老是表态不敢犯上作乱？当我年过花甲，也经历了一番人间沉浮以后，才悟到这正是旧时文人之可怜可悲之处，之所以具有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精神状态，就因为怀着弄不好要杀头的恐惧呀！如果曹雪芹没有这种心理上的障碍，能够汪洋恣肆地写去，那么我们现在读到的，将不知是一部怎样辉煌的《红楼梦》。李汝珍的《镜花缘》虽然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空白，但非常遗憾的是：他作为一个二流作家，是无法与斯威夫特相比的，这不是李汝珍的错，而是这块文学土壤太过于板结的缘故。
批判是文学最主要的武器，斯威夫特始终是一个具有锋芒的批判者，虽然“他是教会的圣职人员，但对宗教的伪善、横蛮、贪婪、腐败及其负面影响却攻击不遗余力，他也不放过政治圈内和社会里头人、事、物的不义与丑恶”，因此，他在非故事性的论著中，更有许多“下笔明快之外有时更不乏犀利”，“幽默讽刺意味相当浓厚”的文字。他说过他的《格列佛游记》在于：“使世人烦恼，而不是供他们消遣”，所以，他的这部书的生命力，至今不衰。
其实，李汝珍的内心世界，并不比斯威夫特差池到哪里去，但作为道光年间的一个皓首穷经的儒生，一个治黄衙门的小官，一个不能不循规蹈矩，甚至还要道貌岸然的中国人，即使这些微的突破，也是件艰难的事情。李汝珍在书中展开那一点点非正统的想象，敢于说出一句或者半句绝不是圣上提倡的话，也就难能可贵。譬如他主张男女平等；譬如他反对迷信；譬如他对八股文，科举制度的歧议；譬如他希望真诚，对假道学，伪君子，深恶痛绝等等，都属当时不凡的见解。平心而论，你我要是生在大清道光年代，说不定连个屁也不敢放的。这也是我们无法向曹雪芹，向李汝珍，向所有前人要求更多的隐衷所在。
在文学领域里，能够具有远见卓识的作家，也许并不少，但有勇气突破时代局限的作家，终究是不多的，而能够在限制中写出极致的顶尖作家，那样的天才和大师，在一部文学史上也是数得过来的。因此，联想到时下一些动辄指责前人软弱、窝囊、怯懦、卑劣的“英雄好汉”们，大可不必求全责备，恐怕是最起码的唯物史观了。
要不然，你单兵出列，做一个示范的样子，让我们大家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