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随笔、散文的年头，说早也很早，说晚也很晚。和我写小说一样，早可上溯五十年代。但真正当回事地写小说，并以此为生，是八十年代初才开始的。而写非小说的这类文字，却是1989年以后的事情了。不过。无论写随笔、散文，还是写小说，对我来讲，都是一件乐在其中、苦在其中的事情。
1957年，那时二十多岁，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我曾经以复姓“公羊”的笔名在一家报纸的副刊，发表过一篇短文，那是我写的第一篇议论文字，题曰《破除陋规》。所谓“陋规”者，也是深感一些部门，一些领导，一些特爱关心别人的人，对于作者和作品的那种层层把关的，过于热情的帮助，反而弄得作者不知如何是好的一种微言。文中的意思是：帮助是好事，即使非常好心的善意的帮助，过了头，也就未必是好事了。有的人甚至情不自禁要关心指导，要越俎代庖，要指手划脚，所造成的困扰麻烦，是非口舌，是到了应该革新一下的时候了。
一篇文字问世，如果谈到把关的话，首先，是作者自己在把关，他要对笔下写出来的东西负责；其次，是采用作品的期刊、报纸、出版社，先是编辑，后是主编在把关，他们要对自己的报纸、刊物、出版物负责。有这样两道关口，也就足够足够了。
因此，在这个运作过程中间，更多的关心者，热情地或义不容辞地介入其中，不一定妥帖。因为甲说甲的，乙说乙的，会使得作者无所适从，茫然无主。而此甲此乙，既然有发言权，想必不是等闲人物，因此说出来的话，不是金科玉律，也是不敢漠然视之的；可要是战战兢兢，高度重视的话，此甲此乙的“宝贵”高见，好是好，未必就能采纳；惟其身负重任，非同一般的人士，听而不闻，好像也不是办法，这真是很让作者踌躇为难的事情。
中国人有这种诲人不倦的雅癖，年长些，官大些，资格老些，更容易有耳提面命的嗜好。所以，我虽然尽力理解他们的出发点，是无比的好。但作品如同人，再好的外科手术，这儿动一剪子，那儿开一刀的话，不伤元气，也留疤痕。因此，总以拯救世人为己任，把所有的人都视作在堕落之中的大人先生们，是不是可以改革一下，相信作者，也相信编辑，何必日理万机之后，还要像塾师在那儿朱笔圈改，案牍劳神呢？
可想而知的结果，这篇短文，是构成我1957年无妄之灾的两大“罪证”之一。另一篇就是发表在当年《人民文学》七月号上的“大毒草”，短篇小说《改选》了，那更是沸沸扬扬，“罪恶”滔天了。
我把《改选》称之为我的“苦酒”，收进了《第一杯苦酒》集子里。那么，这篇短文，大概可算得上是我的一枚地道的苦瓜了。其实，它并不是不可食用的，尤其在溽暑天气里，苦瓜还具有祛热清火的功能。但那时的人，至少是一部分人，神经比较过敏，一点不顺耳的话也听不进去。在这一部分人中，又有那么一些心术不正之徒，噩运便降临了。
从那以后，右冠在顶，身不由己，碧落黄泉，一劫不复。
直到1979年以后，恭逢盛世的我，又可以重新执笔写作。我记得，我在小说创作之余，1980年的夏天，正是吃苦瓜的季节，我写了相隔二十多年后的第二篇随笔，题目就叫《苦瓜》。发表在一本发行量不大的叫《文艺》的杂志上，也是对那些不但诲人不倦，耳提面命，而且若不师从他，以他之文，为己之镜，以他之道，为己之尊，便大不快活的人，提出一点小小的意见。
正如苦瓜，北人不如南人爱吃，但现在莱市也可以买到，说明吃的人多了起来。因此不喜欢吃苦瓜的人，大可不必勉强自己去吃。但也不要因为自己不吃，而把爱吃的人，视为左道旁门，视为异类，视为对谁的大不敬。在文学领域里，尤其需要这种容人之量。
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最大特点，不再是一副面孔，允许和提倡进行各式各样的试验，这才有了一些初步的繁荣。如果那些好为人师，总希望左右别人的，爱搞绝对化的人，去买菜做菜的话，保险苦瓜是上不了桌的。那么可想而知，在这样厨师主持下的文学，想要实现多样化的局面，大概是不可能的了。
当然，不吃苦瓜，死不了人；但吃了苦瓜，也同样不会死人的。何况，还会去火，尤其对那虚火上升、肝火旺盛、邪火上焦、欲火难忍之人，不无益处，如果这样，何不东瓜西瓜，南瓜北瓜，甜瓜苦瓜，葫芦茄子一起上呢？在文学这饭桌上，不也更多一些热闹吗？
敝帚自珍，这两篇令人不高兴的短文，很遗憾的是，怎么也找不到了。当然，被湮没，也属正常，好文章，你不想留下，也能流传下来，如韦庄的《秦妇吟》，后来，他发达了，觉得记叙战乱的长诗，与他后来崇尚的浮艳悱恻的文风，大相径庭，就藏之名山，束之高阁了。但他想不到这篇长诗，直到今天，还有其生命力。那么，不好的文章，丢失了，找不到了也不值得惋惜，不过，在我记忆中，有这么一段过程，所以，在把这近年来所写的几十篇文字结集出版时，就用《苦瓜苦瓜》作这本书的书名了。
苦瓜虽苦，但我向你保证，绝对可以放心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