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7月，一位法国作家被法庭以诽谤罪，判处徒刑。就在宣判的当天，他跨海逃亡，在英伦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这位作家，就是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作家被弄到对簿公堂，左拉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抚今追昔，不胜唏嘘。
但左拉这个名字，在今天的先锋文学圈子里，已经少有人谈起。其实他逝世，距今不足百年，读他那些曾经辉煌一时作品者，已寥若晨星。这现象给我们后人的一个启示，便是在还健在的时候，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不要动不动的就把不朽啊，传世啊，杰作啊，经典啊这一顶顶桂冠抛洒出去。因为这些褒词不是和街头卖烤白薯一样，随意就从炉子里拎出来那样简便的。想到时下文坛上一些作家，认为自己已经被下个世纪的读者认定；或一些捧家，认为某些作品已经是本世纪的经典，都是不怕大风扇了舌头的过甚之词。
文学是否为经典，是由坐在书斋里的几个人，交头接耳就能决定的吗？2097年的读者喜欢读什么文学作品，能以眼下这些明公的不太高明的脾胃为标准吗？我们到饭店请客的最起码的礼貌，总是要把菜单递给客人，请他点菜吧？如果一个主观的主人按他的好恶决定了几道菜式，也不管你是不是能够接受诺曼地那种臭不可闻的奶酪，非强迫你吃的话，你会欣欣地坐在那里吗？
左拉一生的目标是追赶巴尔扎克，直到他最后死于煤气泄漏，由二十部长篇小说构成的《卢贡——马卡尔家族》，是他的类似《人间喜剧》式的法国社会生活的编年史。现在，不仅左拉的这套大部头作品，还没有完全译成中文，甚至差不多出齐的巴尔扎克近三十卷的文集，又有多少读者潜心其中呢？
这位长篇小说领域中进行过写作实验的大师，时下，持现代派观点和只不过标榜新潮的作者或读者，或既不是作者，也不是读者的文学混混之流，都不大提起。有的人甚至不知左拉为何物，即或知道他是谁，他曾写过些什么，现在忽然提到了他，和从箱子底下翻出来的四个吊兜的涤卡中山服，国防绿的洗得退色的军便服一样，至少有种老古董感觉，背时的感觉，这大概是不会说错的。
文学是个市场，和服装一样，流行什么，滞销什么，是个使神经脆弱的作家，像没头的苍蝇东碰西撞，足以忙得五内俱焚的问题。有的作家，财源滚滚，炒作成瘾；有的作家，枯守寒窑，只好喝西北风。所以，这种不平衡，大概就是现实，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无情。
随便举个例，同是外国作家，同是在名字中间有个“拉”字的，那境遇也是黄泉碧落，上下迥异。譬如那位杜拉，譬如那位昆德拉，其吃香走红的程度，可就大大地让左拉感到惭愧。杜拉因为和张爱玲一样，由于在前不久香消玉殒的缘故，突然走俏。不但她的书好销起来，连由香港演员饰演男主角的《情人》VCD，也卖得不错。至于昆德拉，那更是一直被敬若神明，受到众人顶礼膜拜的。甚至拉美文学，只不过沾一个“拉”字的光，也在文学市场上被看好。因为流行和时尚，有一股裹胁愚盲的力量，会诱使那些轻信者、追随者，也就是北京人所说的“老赶”之辈，会不由自主地趋之若鹜。其实，拉美作家中也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的相当“柴”的。最近召开的国际西班牙语大会，巴尔加斯·略萨不就指责一些作家在使用垃圾语言吗？语言都散播垃圾的恶臭，整个作品大概也不会香味扑鼻了。因此，杜拉也好，昆德拉也好，狂捧嗜痂者，固大有人在，持相异评价者，也大有人在的。中国人之容易被蛊惑，被煽动，和中国人之喜欢看热闹，喜欢一窝蜂，喜欢大呼隆，喜欢起哄架秧子有关。
清末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证。一夜之间，京城津门，神坛遍地，磕头烧香，扶清灭洋。那些信徒坚信大师兄所言，念了咒就可以刀枪不入，哪怕后来在武清县、在垡头镇的交火中，证明了敌不过洋枪洋炮，一排一排地被洋鬼子击毙，倒地不起，还不承认符咒不灵，声言系死者不够心诚所致。所以，我在一本书里看到一则统计数字，说中国每天有六千万人在如火如荼的大练气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其实是缩小的说法，包括我认识的几位神神道道的作家，几位走火入魔的编辑，说现在神州大地上流行着当代义和团癔病综合症，不算过分。于是，我想，拉美文学，乃至死去的杜拉和活着的昆德拉的崇拜者，有的是托，有的是病，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只不过“矮人看戏何曾见，却是随人说短长”，众人说东，不敢说西的从众心理的惯势罢了。
所以，此“拉”敌不过彼“拉”，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并不等于其文学价值也打了折扣。再过几年，杜拉、昆德拉，和左拉一样，又被新的什么拉替代，也不是不可能。文学市场就像清代人赵翼所说：“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前些日子，有一家文学刊物，搞了一个新体验专号，为已没有什么故事的文坛，掀起几丝漪涟，增加些许热闹。有人去当小贩，有人到太平间，大家觉得很新鲜，其实并不新鲜，不过老戏新唱，旧调重弹。溯本推源，这种新体验小说的老祖宗，就是左拉。他在上世纪末的巴黎文学圈子里，就推行他的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和实践。当时，赞同他这种文学实验的，还有写《羊脂球》的莫泊桑，写《最后一课》的都德，他们共同结集出版的《荷塘夜话》，便是他们最初创作实践的结果，这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
据说，左拉为了写他《卢贡—马卡尔家族》第九部的《娜娜》，也是这部系列作品中最出色的一部。曾经专门去拜访过巴黎的名交际花，到三等妓院去深入过，甚至在一个老鸨家里作客长谈，还待在后台的女演员化妆室里观察她们的生活，在那里过了好几个夜晚，尽量熟悉舞台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在当时一新耳目的写作方式，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页，然而，时过境迁，甚至不足百年，就落一个“至今已觉不新鲜”的结果了。
这家刊物标明“新体验”以区别于前人和他人，而不说天下惟一，世上无双，这就是聪明之处了。稍有常识的人应该看透，文学和历史一样，所有的花样和把戏，招数和功夫，名堂和噱头，方法和点子，几乎都被前人玩过。后来人的全部努力，包括作家在那里苦思冥索，皱断枯肠，顶多也不过是在前人玩过的基础上，稍稍加以演化，赋予自己的和那个时代的特色罢了。
文学就是一条这样不停变来变去的河，仅此而已，岂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