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位朋友好意地提醒我，应该去医院看看某位老同志。我说：我跟他压根不熟。朋友说：他曾经在报上看到你写的东西，有想见见你的意思。
我好荣幸，因为照例像他那样很算是个人物的老同志，不可能关注到与他相隔千山万水的我。我说我不去了，八杆子打不着。朋友觉得我这个人别扭，说我：你去看他一下，又不少你一根毫毛。某老喉管切了，不能讲话，不过看看而已。
好吧好吧，我随他到北京医院。见到这位老人家，趋前致意：某老，您好！半躺在那里的某老眼半睁，嘴微张，显然不知道我是何许人，朋友向他的助听器介绍我好几句诸如作家之类的话，他点头哦哦，表示老相识了，无须赘言。尽管他的子女或者秘书代表他说，你好你好，感谢来看他的话，但我相信他仍旧不知、而且也不想知我是谁。不过，他明白凡来朝拜者，都是来探望他的，这一点老人家清楚。因为我们进病房之前，刚走了一拨，而我们进去以后，门外又有一拨等着。
无论如何，他曾经是某个界别，不是最高，也该是很高的领导人。
我把鲜花递给老人，他莞尔一笑，这和以前那种严肃，或老早那种不苟言笑，是不大一样的。老人鹤发童颜，气色极佳，和我以前坐在小马扎上，仰着脸听他作政治运动动员报告时，无甚差别，半个世纪过去，某老除了富态些，面善些，笑容多一些外，还是那种虎死不倒架的领导干部居高临下的形象。然后，他指了指病床边小桌上的折页本子，示意我拿起来。我不解何故。朋友便教导我：某老希望你在这个本子上签个你的名，给他留个纪念！
翻开一看，那本子果然有许多我认识的、我知道的、我熟悉的名字在上面，还有更多陌生的，谁晓得是哪方神圣的名字，密密麻麻，蔚为大观地写在那里。于是，我恭恭敬敬地写好以后交给他，他看了看本子和我，无论名字，还是人，那眼神里的茫然，表明他是毫无概念的。接着，老人又让他的子女或者秘书，从床头柜里，拿出一本印刷得应该算是很精美的他的旧体诗词集，送给我。到底是高级干部，不喜欢写什么请你指正、虚头巴脑的话。然后，好像有些累了，往后一靠，眼全闭，白眉像窗帘放下，嘴大张，似喇叭更似饭杓，于是，朋友先站起来告辞，然后拉着我退出病房。一场晋见告一段落，下面就是别人进去向他致敬了。
行了？我问朋友。朋友如释重负，说：行了！
敢情如此省事简单！我发表此行的看法。朋友叹了一口气，向我讲起某老，此公搞了一辈子政治，是吃政治饭的专家，他的原则是，绝不多说一句不该说的话，绝不多写一个不该写的字，绝不多做一件不该做的事，绝不多认识一个不该认识的人，故而，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从未犯过任何一件错误，在政坛上可算一位奇迹式的人物。
现在，话，讲不了；事，做不了。即使能讲，也没他的讲台了，即使想做，也没他的市场了。但他临了临了，倒产生两个欲望，一是写诗，二是交友。朋友问我，老人会不会以作诗来抒发他多年被压抑的情感，是不是以交友来慰解大半辈子的孤独，这就是我们这些老部下，不停为他张罗的原因。
是吗？我半信半疑。
在我记忆里的这位老领导，确实是搞政治的行家里手，因为他这四不政策，没有人摸得透他的深浅，诚如我这位朋友所言，他从未栽过跟头，只有别人（而且都是些很好的人）被他整得落花流水的一连串记录。
回来的路上，翻开他的诗集，那些打油不算打油，快板不算快板，平仄不协，音韵不通，不过是顺口溜式的五言，让我不禁好笑的同时，也看到这位老先生往昔阶级斗争面孔下的另一张草包的脸。于是，在他的书上仿他的诗体，戏题四句：“最是尘埃未定时，老虎成狗狗成狮，一旦云开雾消日，牛粪再大也是屎。”
这样，从屎堆里，我闪出了一个写《涅槃》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