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是那种忽然被人注目，也就是一下子就红了起来的作家。
作家的知名，有两种方式，一是春雨式的，润物无声，慢慢地被读者、被文坛接受，一是春雷式的，惊天动地，马上使人们听到那动静，使人关注，刘震云毫无疑问是属于后者之列。他在写《塔铺》和《新兵连》以前，做什么工作，写哪些东西，说来惭愧，我对他了无所知。
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坛，很有点冷冷清清的样子，大家已经凄凉地感觉到了。不是文坛没有出作家，也不是文坛没有出作品，而悲哀的是，圈子里的响动，无论怎么样的烈烈轰轰，圈子外没有反应，你蹦得再高，叫得再响，老百姓，也就是绝大多数最基本的读者，只当听不见，看不到。不像八十年代中叶，那时，还真有些盛唐景象，我恰巧在编《小说选刊》，赶上了新时期文学开始以后的一个小说旺季。那时候，与今天的这种全社会对于文学的淡漠，大不相同。斯其时也，一篇东西问世，立刻产生回响，今朝金榜题名，明日衣锦还乡，作家成名的速度，称得上立竿见影，比蒸馒头、烙大饼还来得快。
于是乎，作家和作品，多如过江之鲫，铺天盖地而来，令主编刊物的我，有目不暇给之感。当然，凡潮流所及，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稂秀不齐，媸妍并具，文学的泡沫状态，任何时代都会存在的，是不应求全责备的。但具有创作潜质的作家，总是会脱颖而出，总是会经得时间考验。现在回过头来看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时的顶尖人物，至今仍在文坛生存者，已是屈指可数了。这当中，如刘震云，埋头写出二百万字长篇小说者，就更佼佼了。
我记得在纷至沓来的佳作中间，忽然被刘震云这两篇东西吸引住了。那种平实的叙述方法，冷峻的剖析精神，所具有的非一般的现实主义色彩，很快在文坛引起人们的关切。《孟子·万章》里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我们研究刘震云，因为像他这样一批稍后于知青代的作家，拥有知青代相类似的生活体验的同时，又与更后一点的新生代作家一样，具有一定的文化准备，显然这是一种优势，自然我们编辑部的同仁，重视这个以前并不深知的名字。
如今已经记不起到底用的哪一篇，反正有一个过程，好像先选了一篇，后来觉得遗憾，又选了另一篇。因为紧接着在那个春夏之交的季节里，我们还居然兴致勃勃地搞了一次评奖，在最后公布得奖名单时，琢磨来琢磨去，在他的这两篇作品中，挑了一篇安全系数高一点的那篇上榜，至于是《塔铺》还是《新兵连》，时过境迁，已成往事，而且也无关紧要，只是想说明一点，必须出手不凡，才能一炮而红。
从那时起，我认识了刘震云，更熟知他的人说他挺嘎，或者够调皮，由于交往不多，我也毫无所知，不敢断言斯说准确与否？大概我和他之间存在着年龄差距，姑且不说代沟这样的新名词，即使碰面，他也不免显得有些拘谨。但我读他以后写的小说，我相信他是个挺诙谐、实际上很可亲近的人，偶尔一露的幽默感，也很有共鸣。但他住在东城之东，而我住在西城之西，除了他约我为他编的报纸副刊写写稿，为他办的通讯员学习班讲讲课，偶尔来个电话询问些什么事情，就没什么交道可打了，但即使在我不编《小说选刊》以后，对他一篇一篇发表出来的小说，还是很注意的。
有一阵子，刘震云的一些作品，好像还被评论家认定是一种什么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他没有上套，没有扛起大旗，没有当这个流派的领袖，更没有到处发表演说，这令我敬佩。近年来，有几位写了些主旋律作品的年青人，突然患了诲人不倦的毛病，老要指导众生。其实最佳的指导别人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小说写得让人不摇头，才有说服力。
文坛这个坛，和北京的天坛、地坛的坛不一样，去天坛、地坛的市民，通常不关心他以外的人。但文坛，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无法不关心别的同行的存在。你写得好，大家自然服气，你的作品不令人服气，还硬说好，还要作挥斥方遒状，那别人当面不撇嘴，背后也要晃脑袋。其实，文坛的每个文坛成员，在心底里，都是在和同等量级的对手或假想敌，在进行着不宣而战的较量，谁吃几碗干饭，大致心中有数，这是无庸讳言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才有超越，才有进步。
文坛的热闹，都是由这种较量而起，但更多的人都在那里花拳绣腿，天桥把式，全是嘴上功夫。或倚老实老，或孤芳自赏，或追赶新潮，或鼓噪炒作，或自封大师，或宣布不朽，或述而不作，或依样画葫芦……但想不到刘震云沉寂了两年功夫以后，捧出来一部创纪录长度的长篇小说，就已经能看到的一些章节，还多有一些艺术上的创新之处，不能不令人惊讶。
在这个圈子里，忽而有人要到瑞典去领诺贝尔奖了，忽而有人赚到百万元巨额稿费了，忽而有人买下法拉利高级跑车了，忽而有人平地青云黄袍加身了，忽而有人被洋人捧上九霄云外晕晕呼呼了……在如此沸沸扬扬的喧嚣气氛中，两年，或者还要多一些，刘震云在他那间斗室里，守着电脑，坐得下来，沉得住气，端的不心动，不容易，真是很值得赞佩的。
我想，人到这把年纪，就宜谨记古人“老而戒躁”之言。因此有机会应该向他讨教，如何练出这份内功，方是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