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化是中华民族百花园中的一簇奇葩，从西夏立国到灭亡的过程中，随着党项羌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人民交往的加深，西夏的文化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它吸收了唐、宋时期文化的精髓，揉进儒、佛、道各家的思想，又具有吐蕃、回鹘和本民族的独特风格。而且，随着西夏社会封建化的进程，和统治者对中原传统汉文化的重视，先进的封建文化逐渐成为西夏文化的基本内容。虽然在西夏国内也存在过“蕃礼”与“汉礼”的斗争，最终还是以先进的汉文化的胜利而告终。西夏文化是其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反映，由绚丽多彩的西夏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西夏的雄浑、强大和繁荣。
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工具，也是民族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李元昊命野利仁荣创制记录党项羌族语言的西夏字，据说野利仁荣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怪人，接到圣令后，他几年一直居住在一座高楼上。野利仁荣在创制西夏字时采用了与汉字相仿的方块字形式，并吸收了当时吐蕃、回鹘拼音文字的合理成份，制成“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的新字。当时，新创制的字被称为“蕃书”“蕃字”，元代人称其为“河西字”，后人称之为“西夏字”。后人以这样几句诗来概括和赞美西夏字：
西夏古国创文字，六种合成倍可佳。
对称互换会音意，反切长音妙如花。
西夏文字共有6000多个，无论在创字原则、文字结构上，还是在具体的文字笔画、字体形态、书写规则方面，都未摆脱汉字的影响。西夏文字由点、横、竖、撇、捺等基本笔画组成，大都在10画以上，常用字中6画以下的仅占总字数的百分之一左右。整个字的笔画显得比较匀称，就字体的局部而言，则撇笔、捺笔使用过多，因而西夏文字的四角往往比较饱满。西夏文字的这些特点，使其比汉字更像方块字，充分显示了方块字的古典美的艺术魅力。西夏字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之分，楷书多用于刻印雕版，行书、草书为日常手书体，篆书多见于印章和碑额。其他书体的使用都远不及楷书体频繁，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西夏文字大多数都是比较工整的楷书体。
西夏文字在文字构成上多为会意字。西夏字的构形虽然比任何文字由创制到使用，都要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文字的创制也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客观地说，文字的创制者起到了一个组织者的积极作用，因而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野利荣仁就是这样的人。直到今天，在内蒙古阴山西段山巅岩石上还敲凿有“文字父母”的西夏题铭。
“相关链接”西夏文篆书明显的可分为两种风格，即：碑额篆书和印章上的九叠篆书。《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铬》图、西夏陵区7号陵西碑亭出土的《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铬》残碑额图这类篆书的结构明显是根据西夏楷书的字体笔画结构变化而成，与汉文篆书的风格相似。其笔画虽繁但墨路清晰，用笔十分讲究，用笔回环照应且错落有致。布局合理而辑让有方，整体上给人以肃穆端庄、秀丽古朴之感，具备了篆书“婉而通”的特点。印章图这种九叠篆曲屈褶叠，字体显得非常复杂，与西夏碑额上的篆字在技法和风格上迥然不同。印章上的九叠篆字以方笔居多，笔画刻至印章四角处，能随印的自然角度而灵活变化，达到了方正遒劲，又自然天成的境地。
较复杂，但却有一定的规律，只要我们掌握了它的组字规律，就可以成批地认识西夏字，比汉字的识字效率还要高。党项羌族人把文字看作生身父母，对之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和评价。西夏人写《颂师典》，以颂扬西夏文字的创立者：
藏汉番族为同母，
分地异处而言殊。
极西逾高为吐蕃，
蕃人国家用蕃文。
极东逾低为汉族，
汉人国家用汉文。
各有语言各自爱，
各有文字各自敬。
蕃国师尊有野利，
天上文星东方出，
带来文字亮西方。
野利挑选弟子三千七，
全都教诲走正途，
全国没有一个
他们不曾为学海奉献的地区。
天下各自诵读各自的典籍，
遵守本国的礼仪。
不随吐蕃吐蕃服，
……
蕃人学者杰作出不穷，
各级官衙和官吏，
蕃人供职尤其多。
试看这些数目字，
若无尊师谁之功？
由于元昊的积极推行，西夏文字在西夏境内迅速推广开来。上自官方文书，下至民间日常生活的记事，都用西夏文字书写。西夏文书写、刻印的文献十分丰富，现存的西夏文献也十分可观。其中，西夏学者就用西夏文撰写了大量的著作，遗憾的是大部分已经散失，只有少许被保留下来。如《音同》亦作《韵统》，是用西夏文编写的一部《同音字典》，是现存最早的字书，也是研究西夏语音体系，构拟西夏文字音的珍贵资料。《番汉合时掌中珠》是党项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必备的工具书。此外，《文海》《要集》《五音切韵》等书都是一些关于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西夏党项羌族，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内创制西夏文，编撰出如此众多门类纷繁的字典辞书，是令人惊叹的，这也说明了党项羌族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修养是相当高的。西夏文字自创制到停止使用，经历近5个世纪。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继续在我国西北地区使用，并且在元代，西夏文字有着很高的地位，是六种被认可的文字之一。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所修建的居庸关云台门洞内，刻有6种文字，其中之一就是西夏文字。根据我国河北保定出土的弘治十五年（1502年）雕刻的西夏文石幢来看，西夏文字在个别地方一直延用到明孝宗弘治年间。
但就是这样一种得到了广泛和长久应用的民族文字随着岁月的变迁，却成了无人能识的“死文字”。西夏文字的重新发现始于清朝，由清朝著名的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偶然发现。张澍，字伯瀹，号介候，武威人，他是一个“博览经史，皆有纂着，游迹半天下”的人，曾先后在贵州玉屏、四川屏山、江西永兴、湖南泸溪等地作过知县，对关陇文献有着浓厚的兴趣，著有《五凉旧闻》《姓氏五书》等。张澍于嘉庆九年（1804年）回家乡甘肃武威养病。有一天张澍与好友相约同去清应寺游玩，寺内有一块碑亭，前后都用砖砌封了。当地传说这块碑不能开封，若有人开启封砖，则会有风雹之灾。但是张澍求知心切，他请当地的主持拆封，并许诺如果出现不测的后果，自己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在这样的情形下，这块尘封已久的碑亭才被拆开面137世。高碑的一面上撰刻的文字体形方整，乍一看，好像全都认识，但细看却没一个字可识，这就是所谓的西夏字与汉字“论末则殊，考本则同”吧，也说明了西夏文字是汉字的孪生兄弟。另一面上刻有汉文字，张澍通过汉文的记载才知道此碑是西夏年间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碑上那看似熟悉却又不识的文字应该就是失传已久的西夏文，张澍的发现不仅使这一重要的文物得以面世，更重要的是也使那久已死亡的西夏文重新为世人所知，可以说张澍是第一个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此后，在西夏文字的成功解读和研究方面，法国的毛利瑟，前苏联的伊凤阁、聂斯克、克恰诺夫等，国内的王静如先生、李范文先生、聂鸿音先生等，台湾的龚煌城先生等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