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兴雨
世上还有比权力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大是大非，那就是做人的底线。
有人说，人生是一本书，老年是它的封底，一本书读完了，何必在乎它的封底呢？这话刚听觉得有理，细品起来，就发现不对。中国人，尤其是有些影响的中国人，人们在回顾他的时候，常常只看一个点，而不看一条线。比如，人们看袁世凯，就记住了他当了八十三天皇帝，至于他其他种种好处或坏处就无暇顾及了。人常常在最关键的事上定格，那个造型将永不改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侵入中国，让中国人尝到了做亡国奴的滋味。对中国“以华制华”，也就是借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人。而这个中国人又不能是一般的官员或富翁，必须是过去当过首脑、有些威望的人。北洋的军阀头目，便成了他们争取的主要对象，而结果却大大出乎他们意料。
徐世昌这个名字现在许多人已经很陌生了，因为他没有突出的政绩，也没有昭彰的劣迹。但他确实当过几年中华民国的总统。七七事变后，汉奸王克敏曾以师生之谊前来拜会，企图拖徐世昌下水。徐闭门不见，并向人表示“我没有这样的门生”。曹汝霖也来充当说客，声称徐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徐以年老婉辞。曹告辞后，徐对门房说：“以后曹若再来，就说我不在家。”一个姓金的学生劝老师不要失掉干载难逢的机会，徐以年老多病推辞，并怒斥金某：“你太浑。”并从此装病，闭门谢客。
我们再来看吴佩孚。1937年日寇占领北平后，要建立傀儡政权，看好一文一武两个人。文的是汪精卫，武的就是吴佩孚。汪精卫答应合作了，从中国战时陪都重庆逃到越南河内，但吴佩孚却沉默如山。对汪精卫，他曾回过信：“公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言外之意，你只要还在日本占领区，就别来烦我。日本人还越俎代庖地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日本人代写并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意见》称他已决定参与“和平运动”。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他，放下打印稿，一字一句地说：“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他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可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
曹锟在历史上名声不好，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惜大把花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日本侵略者还千方百计地拖曹锟出来干事，年迈的曹锟却在刘夫人劝导下，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
日本人打主意最早的莫过于东北王张作霖，最有戏剧性的也是这个土匪出身的张作霖。
某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三巡酒过，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当众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张作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了个巴子的！俺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某次为中日交涉，向张作霖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作霖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说完话，起身送客。
在张作霖离开北平之前，芳泽仍去纠缠张，逼他正式履行“日张密约”的手续。对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张作霖非常气愤，拒绝在芳泽送来的文件上签字。1928年6月4日，当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附近时，日军按动电钮，张作霖的蓝色铁甲车被炸得粉碎。
一代有血性的中国军人，就这样向国人和历史交上了最后的试卷，为自己书写了最后的光荣。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是最容易迈出那可耻一步的人，而他们却坚守了人生的底线。这是怎么回事呢？
人生有大是大非，卖国不卖国就是大是大非，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含糊；人生有做人的底线，不当汉奸就是一个底线，谁当了就会留下千古骂名，而他们守住了这个底线。
孔子说，老年戒之在得。其实人的一生都在想得。得什么呢？得权力，得金钱，得美女，得名声。这些东西诱惑实在太大，想戒除实在太难。
上面提到的几位本来已多从权力的高峰退下，他们尝到过权力的甜头，就像吸大烟的人，对大烟有一种依赖。可他们面对日本人送上的“权力大烟”却断然拒绝，这需要多大的定力。他们心里清楚，这种选择是要付出代价的。接受了，就是荣华富贵；拒绝了，可能就有生命之危。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拒绝。我们由此知道，这世上还有比权力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大是大非，那就是做人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