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大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开头的几句话，说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大修阿房宫，那宫殿一个挨着一个，层层叠叠，竟挤满了长达三百多里的地方，以至于连天上的太阳都看不清楚了。
秦始皇称帝以前，他一心想着如何削平六国，统一天下；当他刚刚称帝的时候，一心想的是如何巩固他的国家，如何治理好他的国家。但是，由于没有了对手，没有了看得见的敌人，他很快就沉湎于享乐之中了。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他觉得咸阳人太多，而前几代秦王留下的宫殿又太小，已经无法满足他享乐的需要了。他说，听说周文王定都在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周武王定都在镐（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丰和镐之间这块地方，是帝王之都，于是他便在这一带的上林苑中大修宫殿。
他先造了一个占地空前之大的前殿，称为阿房。这座大殿东西宽五百步（相当于六十九米），南北长五十丈（一百一十五米）。如果一个挨一个坐着的话，这里可以坐一万多人，而大殿的前面，还可以立起大旗。从这个大殿直到南山，还修起一条宽广的大道。而在南山的山峰上，修起了高耸的阙，还修了一条复道，跨越渭河，从这座阿房殿直通咸阳。这条大道，就像天上的天极，把星座与星座连起来一样，把大殿同咸阳连接起来。
在这里，秦始皇不仅修建了这座巨大的前殿，还在几百里长的范围内，修建了一整套宫殿群，后人把这一群宫殿合称为阿房宫。
为了修筑这些宫殿，秦始皇征发了囚徒七十多万人。其中一部分用来修筑阿房宫，一部分派往骊山（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修筑其他宫殿或工程。人们从北山开采石料，从蜀（今四川）和荆（今湖北）开采木材，供秦始皇的各项工程使用。这几年修的宫殿，不仅是阿房宫，在关内地区（潼关以西）有三百座，关外地区（潼关以东）有四百座。这些宫殿，就是他一天换一座，也要几年才住得完。为了为这些宫殿服务，他还迁移三万户人家到骊邑（今陕西省临潼附近），五万户人家到云阳（今陕西省淳化县北）。
对于这些宫殿的豪华程度，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的一些描写，可以使我们略知一二。“二川溶溶，流入宫墙”，有两条河（渭川和樊川）流经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有“长桥卧波”，长桥横跨在河水之上，有“复道行空”，长廊架在高空。“蜂房水涡，矗不知几千万落”，有些房子像蜂窝那样，是六角形的。河水都是迂回曲折，形成了一串串的漩涡。矗立着高楼大厦的院落，成千上万，数不胜数。
至于这里的景象，更是繁华喧闹。“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歌手们唱歌时呵出的气，使歌台变暖，就像春天；而舞女们那长袖扇起的风，又使舞厅变冷，像是风雨凄凄的秋天。
这些宫殿里的人都来自何方？“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他们都是原来六国国王的妃嫔们和王族们，不得不离开自己原来的楼阁，给秦始皇当宫女妃嫔和仆人。那些妃嫔宫女们，“尽态妍”，“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她们极力打扮自己，希望见到秦始皇，可是有的人等了三十六年，也没有见到秦始皇。秦始皇当了三十七年的国王和皇帝，这里说“三十六年”，是说最后一年，他就死了。
这里面的财宝也是不计其数，因为“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总而言之，六国的宝物，都被掠夺到这里来了。可是，却没有人珍惜这些东西：“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逶”，人们用鼎当锅铛（支锅的架子），把金子当土块，把珍珠当石子，扔得到处都是。
这样的奢侈，能维持多久呢？
秦始皇发五十万大兵北逐匈奴，又发五十万大兵南平百越，而国内各地，还要有大量的戍卒，这就给百姓加上了沉重的兵役负担。并且，那时当兵，是要自备服装和武器的。《诗经·秦风·无衣》有这样的诗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这是一首秦国激昂的战歌。但我们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战士就要出发参加征战，却连衣服还没有，但他还是要去修磨自己的武器。可见百姓从军打仗，不但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还要自己负担服装武器。
秦始皇又大修万里长城，修驰道，修阿房宫，修骊山陵墓，每项工程，征用的劳动力也好，刑徒也好，出徭役的民工也好，都是以十万计。这说明，百姓在负担沉重兵役的同时，还要负担沉重的徭役。
有人估计，秦时的全国人口，大约在二千万人左右，假如每四人有一个“丁”——青壮年男子，全国的成丁数也不过五百万人，怎能经得起秦始皇这样无止境的征用？如果对这个成丁数的估计有一定可靠性的话，我们不难看出，秦始皇已经差不多把民力用尽了。他是把全国的百姓都视为他的奴仆，任意驱使。《汉书·食货志》记述了一段汉代理学家董仲舒的议论。他说，古代“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古代，百姓徭役，一年不过三天，很容易完成。“至秦则不然……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秦朝的徭役制度与古代大不相同，做完了更卒，还要去做正卒。“更卒”是给郡县服徭役，一个月更换一次，而“正卒”则是到首都去服徭役。这样，百姓每年服的徭役，是古代的三十倍。
并且，这里所说的期限，是实际工作的期限，不包括路上的时间以及诸如返工故障等原因拖延的时间。那时的工程，路途都很遥远，役夫们徒步往返，可以想见路途上耗费的时间之长了。所以，百姓实际服劳役的时间，比“三十倍于古”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百姓不肯服徭役，或者服徭役的时间不够等等，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上面说的这些情况，可以从一九七五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得到证实。这些秦简很大一部分是讲秦朝法律的。其中有一条是《徭律》，就是有关服徭役的法令。里面说，“未卒岁或坏缺，令县复兴徒垣之，勿计为徭”。如果役夫们完成的工作，不到一年就坏了，县就要再次招集役夫们完成，而干这个活的工作量，是不能计算为徭役的工作量的。《徭律》中类似的规定还有一些。
《徭律》还规定：“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意思是说，国家征发你服徭役，你要是不去，就罚你两副铠甲。如果迟到了三天到五天，就要受到斥责；六天到一旬（十天），要罚一副盾。超过十天，要罚一副铠甲。
大量的、无休止的征发徭役，把民间的劳动力都征空了。《汉书·食货志》说道：“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大意是说，到了秦始皇的时代，兼并了天下，在国内，大修各种工程；对国外，又同少数民族作战。对百姓，收取三分之二的高租，把村子的穷人都征去服役。结果，男人全力耕种，却无法吃饱肚子；女子全力去织布，却穿不暖衣服。因为秦始皇把天下所有的资源都用来为他服务，还是满足不了他个人的欲望。
这里的“闾”指村庄的门。秦时以右为贵，富人都住在闾门的右边，而穷人才住在闾门的左边。“发闾左”就是征发穷人服兵役或徭役。为《汉书》作注的颜师古引用应劭的话，进一步解释说，秦始皇开始时征发的是那些犯了罪过的官吏、嫁到女家的男人和商人，这些人不够，就征发曾经当过商人的人；接着就征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当过商人的人。这些当然还不够，于是就不管是不是和商人贴边，凡是穷人就征发。
沉重的徭役，会给百姓带来什么后果呢？《汉书·食货志》引用晁错的话，描写汉代的农民负担时，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雨，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冻寒。四时之间，亡（无）日休息……”汉代的情形，与秦代相比，已经得到了大大地改善。而秦始皇的时代，比这还要严重不知多少倍。
我们曾说过秦始皇“收泰半之赋”的话。“泰半”就是大半的意思。颜师古解释这一句话时说：“泰半，三分取其二。”要把收成的三分之二交给官府，可见秦始皇的时代，百姓的租赋负担同样是非常之重的。
董仲舒曾经对汉武帝说：“古者税民，不过十一。”古代向百姓征收的赋税，不超过收成的十分之一。加上徭役也轻，百姓的财力，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供给皇帝官府的需要，还有足够的力量抚养妻子儿女。由此可见，秦皇朝对百姓的榨取是太重了。并且，秦始皇还把所有能够取利的资源都控制起来，“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水中的，山上的产品，都不准百姓享用。“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意思是说，秦皇朝不但向百姓收取田租和口赋（人头税），并且剥夺了他们经营盐铁的权力，因而百姓的负担是古代的二十倍。
本来，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前，还有着井田制的残余。农民是靠井田中的一小块“私田”上的收成，来维持自己家人的生活的。商鞅变法实行“坏井田”（废除井田制），“初税亩”（开始征收田税），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农民去了交租税的部分，都是自己的，因此这个办法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
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令黔首自实田”，也就是让百姓自己呈报土地的数量和等级，以便确定租赋的数量。这本来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可是，随着秦始皇的日益奢侈和各种消耗的日益大幅度增加，必然大大提高赋税的标准和数量，加重农民的负担。
《淮南子·汜论训》里说道，“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谪戍，人刍藁，头会箕赋，输于少府。”在“刍藁”的后面，高诱解释说：“戍守长城也。入刍藁之税以为国用也。”意思是说，这是供戍守长城用的税。“刍藁”的本意是干草，在这里则是一种税的名称。后面还有几句注解说：“头会，随民口数，人责其税。箕赋，似箕然敛民财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司农。”根据高诱的这几句注解，我们可以知道，“头会”就是人头税。“箕”就是筐一类的容器。“箕敛”就是像用箕装东西那样，把百姓的钱财都收走了，是用来形容搜刮钱财之多的一个比喻。“少府”就像汉代的司农，是中央政权的国家机构。“输于少府”，是说这些税都送到皇帝直属的少府那里去了。
《淮南子》的作者是汉代的淮南王刘安，而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私生子。就是说，他生活的年代，距离秦始皇并不遥远。而作注的高诱，也是汉代人。他们提供的情况，应该说还是比较可靠的。
刘安说的这些情况，从考古发掘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在《睡虎地秦简》中，有一条说：“入顷刍藁，以其授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藁二石……”大意是说，刍是按授田数计算的，不论是否开垦了，都要按规定的标准交纳。
秦代百姓不但要出“头会”即人头税，还要出“户赋”，就是以户为单位的赋税。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每家兄弟数人，到了一定年龄，必须分户。这对于促进人口的增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加重了百姓的赋税负担。而秦始皇的时代，仍旧实行商鞅时的法律。从赋税的角度来看，则是有增无减。
为了储藏从百姓那里搜刮上来的粮食，秦还在各地设立了一批规模很大的粮仓。如在咸阳附近就有陈留仓、敖仓、霸上仓、栋阳仓、咸阳仓。《睡虎地秦简》有一条说：“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石一积”，栎阳仓每仓能容二万石，而咸阳仓每仓能容十万石。而这些仓中装的，都是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所以，尽管百姓生活无着，这些官仓中还是储备了大量的粮食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7年），尚未称帝的刘邦来到咸阳霸上，这里原来属于秦国的百姓，热烈地欢迎刘邦的到来，争着用牛羊酒食慰问汉军。刘邦说：“仓粟多，不欲费民。”秦国的粮仓中有很多粮食，我不忍心浪费百姓的粮食。这虽然有刘邦笼络民心的成分，但也可以从中看出，秦国经过这样大量的消耗，仓库中仍然有大量的粮食，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秦朝对百姓的搜刮是很严重的。
在这样残酷的盘剥之下，百姓的生活非常困苦。董仲舒说，秦时百姓，“贫者无立锥之地”，贫苦百姓连可以立下一根锥子的土地都没有。“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犬是狗，彘是猪，意思是百姓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