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古句新解”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是不能不慎重地加以考察和研究的。
这句话体现了孙子的重战、慎战思想，可谓是中国传统兵学的伟大之处。它不仅概括和创造了不朽的作战规则，而且始终秉持义战、慎战的原则而反对穷兵黩武。这一主题思想非常明确，是这部兵书的精髓所在。
文中所说的“兵”，指的是“战争”、“国防”和“军队”。这是《孙子兵法》中第一句话，非常有气势。把战争问题提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来。这样，《孙子兵法》全篇就被定位在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上，使我们认识和研究战争问题处在一个非常高的战略起点上。“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语句也非常有分量，将研究战争问题的必要性点得非常到位，使我们会带着一种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入到战争问题的研究上，而这一点，正是每一位战略家必须具有的战略思想。
要知道，兵凶战危，战争是人类社会最残酷的竞争，它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一种手段，它用实力说话，它用流血的方式来最终强迫失败者臣服。战争的结局，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并且是用“生”与“死”、“存”与“亡”这种最惨痛的代价和最极端的选择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当你在战争中失败，就必须接受“死”与“亡”的现实，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因此，国家的主宰者、战争的决策者，对战争问题不能有丝毫忽略，必须认真对待。同时，还要明白不察兵而轻易发动战争，不察兵而轻易与敌国作战都是危险的，轻者丧师杀将，重者失地灭国。
春秋时期，宋国是弱国，却一心想做霸主，不断攻击比自己更弱小的国家。一次，国君宋襄公领兵攻打郑国，郑国慌忙向楚国求救。楚国国君派能征善战的大将成得臣率兵向宋国本土发起攻击。宋襄公担心国内有失，只好从郑国撤兵，双方的军队在泓水相遇。
宋国大司马公孙固非常清楚宋国绝非楚国的对手，劝宋襄公道：“楚国是大国，兵多将广，土地辽阔，我们宋国弱小，哪里能与它相匹敌呢？还是跟楚国议和吧！”
宋襄公生气地说：“楚军虽说兵力有余，但仁义不足；我们宋国兵力不足，但仁义有余，仁义之师是战无不胜的。你为什么要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
公孙固还想争辩，但宋襄公怒气冲冲地说：“我意已决，不必说了！”宋襄公命人做了一面大旗，高高地竖了起来，旗上绣着“仁义”两个醒目的大字。
战斗开始后，楚军强渡泓水。宋将司马子鱼看到楚军一半渡过河来，一半还在河中，就劝宋襄公下令进攻，乘楚军尚无立足之处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宋襄公却说：“寡人一向主张‘仁义’，敌人尚在渡河，我军趁此进攻，那还有什么‘仁义’可言？”
楚军终于渡过了河，开始布阵。司马子鱼又劝宋襄公：“楚军现在队列未成，较为混乱，我们赶快进攻，还有希望获胜，赶快下令吧！”宋襄公指着迎风飘扬的“仁义”大旗说：“我们是‘仁义’之师，怎么能趁敌人布阵未稳就发起进攻呢？”宋军由此坐失战机。
楚军布好阵后，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宋军冲杀过来。宋军一战即溃。楚军乘势掩杀，宋军丢盔弃甲，宋襄公本人也被一箭射中大腿，“仁义”大旗则成了楚军的战利品。
宋襄公惨败后，还不服气，他对司马子鱼说：“仁人君子作战，重在以德服人，敌人受了重伤，不应再去伤害他；看见头发花白的敌人，也不应抓他做俘虏。敌人还没有摆好阵，我们就击鼓进军，这不能算是堂堂正正的胜利。”
司马子鱼长叹一口气，说：“我们宋国兵微将寡，根本就不是楚国的对手，本不应该跟楚国交战。可是您却非要交战不可。一旦交战，就应抓住战机，痛击敌人，可是你却讲什么仁义。不伤害重伤的敌人，就等敌人来伤害我们吧；不抓头发花白的人做俘虏，就让敌人抓我们做俘虏好了。”
宋襄公无言以对。第二年五月，宋襄公因伤势过重，久治不愈，死了。
宋襄公在不了解敌人和自己实力的情况下就盲目用兵，用兵之后又不断丧失战机，完全无视战争规律。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即是讲察兵、用兵的重要性。宋襄公无视自己的力量，先伐楚之盟国郑国，引来楚国重击，又不听劝谏，滥讲仁义，导致兵败身死，实在是不察之罪也。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最大利益，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战争的发生或消失，并不以某个国家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不敢面对战争者、不认真审察而忽略战争存在者，最后都将被战争无情地吞噬掉。我们必须具有忧患意识，要从自身的生死存亡考虑一些竞争方面的问题，尤其在和平的时候、顺利的时候。
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兵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一样，其根本精神都是和合文化，都是倡导亲仁善邻、与邻为伴、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儒家主张仁义安天下，墨家主张“非攻”，道家追求建立一种“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的理想社会，主旨都是相同的。在战争的破坏力愈来愈大的当今世界，一国之安危与国际社会息息相关，安己之国与安人之国相辅相成，孙子“慎战”思想把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作为战争最高的价值目标，不仅闪烁着中华民族伦理智慧的光辉，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吕氏春秋》这本书里，记载了魏文侯同魏国大臣李克的一段对话，更是告诫人们如不节制运用力量将会带来灾难。魏文侯在中山国时，向李克请教说，吴国灭亡的原因若何？李克答道“屡战而屡胜”，魏文侯不以为然，觉得屡战屡胜乃国家的福气，怎能说是灭国的原因。李克解释说：屡战就会使百姓疲惫，屡胜就会使国君骄傲。以骄傲的国君去驱使疲惫的百姓，这样的国家趋于灭亡是合乎规律的。李克进一步解释说：骄傲必然恣肆放纵，恣肆放纵就会穷尽物欲；疲惫会产生怨恨，怨恨之余会铤而走险。上下都铤而走险，吴国不灭亡更待何时？吴王夫差自刎乃情理所致。也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吕氏春秋》主张以节制开始，引出“适威”（运用威力应适当）、“慎大”（谨慎对待强大）、“慎势”（有节制地对待权势）、“不侵”（不可随意欺侮别人或别国）、“慎己”（时刻不忘审查自己）等观念，宣扬以“节”制“暴”，这与孙子以慎待战的思想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