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铜鼓鉴赏及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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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历代对铜鼓的搜集与收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对自己创造的灿烂文化十分珍惜,很早就知道重视和珍藏文物。在河南安阳殷墟曾发现商代保藏典册的府库。以后的太庙、祖庙、孔庙,和历代宫室、武库,都是收藏和陈设祭器法器及奇珍异宝的地方,很象近世的博物馆。《周礼》说,周代春官之职,“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春秋》桓公二年记载:“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太庙即周公庙。《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这种孔子家庙就是后来的名人纪念馆。司马迁游鲁,还有机会“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武库也是收藏历代珍宝的场所,以致晋元康五年(295年)十月武库失火,“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履尽焚焉"。唐宋以降,搜集、研究古物更成为朝野风尚,并出现一些古物收藏家和鉴赏家,在收藏的古物中,作为南方少数民族奇特的乐器和祭器的铜鼓也是重要的一项。

铜鼓作为使用民族的乐器、神器和礼器,受到本民族首领的特别重视,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历史文献不断有民族首领拥有铜鼓的记载。晋时“广州夷人,宝贵铜鼓"(《晋书·食货志》)。隋代,岭南诸蛮各族“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隋书·地理志》)。

当时谁有铜鼓,谁就称雄于一方。因此,到唐代,“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刘恂《岭表录异》)。宋代,“岭南豪家则有之",俚人“有鼓者,极为豪强"(《太平御览》)。

《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家有铜鼓,子孙秘传,号为右族"。到明代,在一些民族中,“藏鼓二三,即雄长诸蛮"(谈迁:《国榷》卷六九)“藏二三面者,即得僭号为寨主矣"(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四)。因此,许多民族首领拥有铜鼓。明成化元年(1465年)佥御史汪浩等前往四川戎县(今兴文县一带)征都掌蛮,前后缴获铜鼓17面(《正德四川志·经略》)。成化四年(1468年)兵部尚书程信等征剿山都等处洞寨,缴获铜鼓63面(《宪宗成化实录》)。万历元年(1573年)四川巡抚曾省吾平都掌蛮,得铜鼓93面(《明史·刘显传》)。可见,当时民族首领拥有铜鼓数量之巨。

铜鼓在很早也流入汉族地区。为封建统治者所收藏。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郡(今湖北荆州)人献铜鼓,铜鼓由此就传入洛阳宫廷(梁·虞喜:《志林》)。南朝梁左卫将军兰钦南征夷僚,从两广地区掳获不少铜鼓上献皇室,铜鼓就流入建康(今江苏南京)(《陈书·欧阳传》)。唐咸通年间(360—874年)张直方在广西平南做龚州刺史,把修葺州城时挖到的一面铜鼓带回长安,路过襄汉时施舍给了延庆禅院,一面广西铜鼓由此就流落在湖北襄樊(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唐僖宗时,(874—888年),一个牧童在广东高州挖到的铜鼓,被“纳入广帅,悬于武库",后被高州太守林蔼转送到南海神庙(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南州进铜鼓内附,下溪州刺史田思迁亦以铜鼓、麂皮、麝脐来贡"(《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传》)。淳化元年(990年)广西南丹刺史莫洪皓派他的儿子莫淮通向宋王朝进贡,其中也有铜鼓3面(《宋史·南丹州蛮传》)。广西象州的少数民族也向宋王朝贡献过铜鼓(《玉海》)。如此,西南少数民族特有的铜鼓不胫而走,源源流人中原的通都大邑,成了公私收藏品。

到宋代,京城秘阁收藏的南方铜鼓已经很多了(宋·董卣:《广川书跋》卷六)。陈《乐书》说:“今秘阁所藏颇多"。南宋诗人陆游“在宣抚司见西南夷所谓铜鼓者",证实当时“秘阁下古器库亦有二枚"(《老学庵笔记》卷二)。明代,多次征剿四川都掌蛮,所获大量铜鼓,可能有的也进入宫廷内府。广西桂林府税监也曾将1面铜鼓“献之内廷"(魏浚:《西事珥》)。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编纂《西清古鉴》,收入内府储藏的“汉铜鼓"14面,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编纂《西清续鉴》,又收入内府所藏铜鼓9面。可见,到乾隆时,清官内府收藏的铜鼓至少已有23面之多。

从各地地方志来看,明清时期到处都有铜鼓出土。以广西为例,明景泰三年(1452年)在北流县铜鼓潭获1铜鼓(光绪《北流县志》),弘治十三年(1494年)在博白县马绿堡铜鼓湾又获1铜鼓(《博白县志》)。万历十五年(1618年)端阳日,在浔州铜鼓滩和白石山同时各获1面铜鼓(《浔州府志》)。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在岑溪六络山得1面铜鼓,雍正元年(1723年)在岑溪封贵洞又得1面铜鼓(《岑溪县志》)。雍正八年(1730年)在北流(《北流县志·古迹》)、在桂平铜鼓滩(《浔州府志》),十年(1732年)在玉林县六西村(《郁林州志·金石》)都有铜鼓出土的记录。乾隆年间(1736—1795年)在邕宁县(《邕宁县志》)、灵山县(《灵山县志·金石》)、玉林城北谷山村(《郁林州志·金石》)也有铜鼓出土的记录。嘉庆二年(1797年)在北流石一里坡上(《北流县志·古迹》),藤县二十五都祝村(同治《藤县志·杂记》),三年(1798年)在钦州铜鼓岭,六年(1801年)在钦州石滩村(《廉州府志·金石》),十年(1805年)在藤县随化里黄坡村(同治《藤县志·杂记》),也有铜鼓出土。道光元年(1821年)在宾阳(《宾阳县志》),博白三瑾堡、蟠龙山(《博白县志》),五年(1825年)在宜山县交椅村铜鼓岩前田内(《宜山县志》),六年(1826年)在北流县卞一里,十八年(1838年)在北流县扶来里大伦村(《北流县志·古迹》,二十一年(1841年)在玉林城西荔枝根旺岭山旁(《郁林州志·金石》),二十五年(1845年)在扶绥云横山(《同正县志》),二十六年(1846年)在玉林腾龙堡,三十年(1850年)在北流新圩(光绪《郁林州志·艺文》)也有铜鼓出土记录。同治七年(1868年)在玉林镇武山,光绪初年(1875年)在灵山牯牛峰,光绪二年(1876年)在象州县(《象县志·铜鼓》),四至五年(1878—1879年)在合浦县白龙烟墩岭下海滩(《合浦县志·金石》),二十年(1894年)在灵山大化村(民国《灵山县志·金石》),二十四年(1898年)在桂平县上秀里旺安村(民国《桂平县志·古迹》),宣统三年(1911年)在灵山石塘练竹村(民国《灵山县志·金石》),在钦州(民国《钦县县志》),贵港(《贵县志·金石》),还有铜鼓出土的记录。

广东也不例外,明万历年间,“茂名县溪水陡发,涌出铜鼓",清雍正五年四月,“鹤洞水冲出铜鼓一",嘉庆间,郡人复得二铜鼓于雷州英山(民国《广东通志》卷二一五)。

海南在明永乐年间,万州土官王惠用黎兵挖引多辉溪水,得一铜鼓(《琼州府志》)。

云南省也如此,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阿桂征缅,驻军大姚县诸葛营故址,掘出铜鼓2面,嘉庆年间,又掘获铜鼓,道光十年(1830年)冬,广南木贵寨汉民秦士凤锄地得铜鼓。清末,车里宣慰使刀钧安修建土署时掘出铜鼓(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八五)。

贵州,清嘉庆十九年(1815年)遵义县永安庄土人掘地得铜鼓(《遵义府志》卷一一),开阳县蒲葵联保在清末一次大风拔树,于树根得一铜鼓(《开阳县志》)。

在四川,清雍正十年(1732年)润五月黄螂获铜鼓4面,乾隆四十年(1775年)庆符县(今四川高县境)农人耕田获铜鼓(《庆符县志》卷二),嘉庆三年(1798年)宜宾县横江乡水洞坎土人掘获铜鼓,叙州天姑密乡人掘地得铜鼓(《叙州府志·金石志》),西昌县德昌农人垦土得铜鼓(《西昌县志·艺文志》),盐边拉鹿河附近出土铜鼓(民国《盐边厅志》)。道光初年高县焦村人于土中掘得铜鼓(同治《高县志》卷五),咸丰二年(1852年)筠连县巡司场村人于土中掘得铜鼓(光诸《筠连县志》),等等。

这些见于地方志的记录,只是众多铜鼓出土现象中的很少一部分,考虑到当时信息闭塞,缺乏专门机构调查统计,漏掉的比记录下来的不知还多多少倍,真可以说“挂一漏万"。但就从这些零星记录可以看到,中国南方几省不断有铜鼓出土,又真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从地下出土的这些铜鼓,大都被认为是稀有之物,“非人间所宜私宝"(金钅共《铜鼓记》),大部分没入省、府、州、县的署衙学宫,也有的流入神祠佛寺和士大夫私藏。

这也可以从各地地方志中看到。

明嘉靖年间,广西南宁“城隍庙后寝有小铜鼓"(嘉靖《南宁府志·地理志》),广西浔州铜鼓滩打捞出的铜鼓被放入浔州府文庙,从白石山挖出的铜鼓置于浔州府城清风楼(乐明盛:《浔州双获铜鼓记》)。明弘治年间,在博白县治北二十里铜鼓潭获一大铜鼓被解送制府(《博白县志》)。明代梧州镇左廊悬挂一铜鼓(张穆:《异闻录》),桂林府中有铜鼓(魏浚:《西事珥》)。明代多次征剿九丝蛮(都掌蛮)所获的铜鼓中,有10余面存成都府库(《蜀中广记》)。江炳琳在贵州征剿鼻孔山蛮洞所获的2面铜鼓陈设在四川江津县城南门内的江炳琳专祠(《江津县志》):徐霞客在南宁见府城城隍庙内有铜鼓,并说“闻制各道亦有一二"(《徐霞客游记》卷四上)。正如邝露所言:“东粤则悬于制府厅事。"(《赤雅》卷下)清初,广西梧州府“旧有铜鼓十数面"(乾隆《梧州府志》)。在清代,郁林一县,城东印岭寒山庙,城西南高少堡流表村尚书庙,城西北金顺庙、文昌阁,城北旺水玉皇庙、谷山村三教堂、蒲堂寒山庙、抚康圆珠寺,豸塘岭北帝庙、石脚堡岩岭庙等,都有铜鼓(《郁林州志·铜鼓》)。北流县的扶来里城隍庙,波一里龙虎寨将军庙,石一里河村泗洲庵、卞三里水村宝兔庵,卞一里岭峒龙山寺,沙埒村护龙寺,新圩玉虚宫,禄厚村三教堂,都有铜鼓(光绪》北流县志》)。平南县的乌江伏波庙,西村永隆寺,六乌圩庙,韦村庙,大中圩观音庙,蓝垌三甲庙等,也都有铜鼓(光绪《平南县志·金石略》)。博白县新文阁、攀龙庙(道光《博白县志·金石》),容县南六外水月宫(光绪《容县志·金石志》),桂平甘王庙(民国《桂平县志》),崇左城隍庙(雍正《太平府志·崇善古迹》),龙州玄协寺(民国《龙津县志·金石》)等,也有铜鼓。上林县的五显庙、三圣宫、三教寺、清平寺、莲花寺、演德庵,都藏有铜鼓(民国《上林县志·寺观》)。乾隆五年(1740年)七月,灵山县苏村民王邦俊挖获铜鼓,“解贮司库"。乾隆六年(1741年)夏六月,合浦县藤黎村民谭海鳌刨获铜鼓,“藏学宫"(道光《廉州府志》)。光绪间金武祥说:“余道经合浦之六碾圩(今浦北六镇)及博白之六风圩,庙中皆有铜鼓"(《粟香随笔》)。

贵州遵义嘉庆十九年(1841年)所获铜鼓,被置放在永安寺,后来典史陈丙将它移置到桃花山晚香阁(《遵义府志》)。贵阳市东门城隅文昌宫存一铜鼓(童振藻:《铜鼓考补校》),水城南城凌虚阁悬一面从铜鼓洞得来的铜鼓(《水城厅采访册》卷二)。

云南木贵寨道光十年(1830年)出土的铜鼓被没入宫,置于郡城城隍庙(道光《云南通志》)。

四川宜宾县横江乡水洞坎在嘉庆三年(1798年)掘获的铜鼓,被置放在城北师来山之祖殿;后来又得2面铜鼓,其中一面置城南关帝庙,一面置城北崇报寺(光绪《叙州府志》卷十六)。嘉庆时雷波县天姑密乡人掘地得的铜鼓,黄螂人掘地得铜鼓4面,都存入关帝庙(光绪《叙州府志》卷一六)。嘉庆间,西昌县德昌农人垦地得的铜鼓4面,存会理城东九连寺(《西昌县志》),西昌县白塔寺也有铜鼓(道光《四川通志》),芦山县甚至有座铜鼓庙(光绪《雅安府志》卷二),盐边县(今归渡口市)拉鹿河边出土的铜鼓,置五省庙(《盐边县志》)。

在广东番禺南海神庙有大小铜鼓各一面(清雍正《广东通志》)。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茂名县鹤垌出土的铜鼓,初置城隍庙,乾隆时移入关帝庙(乾隆《高州府志》)。海康县英山出土的铜鼓放在天宁寺(嘉庆《广东通志》)。海康县英灵冈雷庙有2面铜鼓(雍正《广东通志》)。肇庆鼎湖山庆云寺有铜鼓,中山县诸葛武侯庙有铜鼓(《香山县志·金石》)。罗定县城隍庙也有铜鼓(雍正《广东通志》)。光绪年间,吴川县人曾敏行在贵州威宁任总兵带回铜鼓置于该县康王庙(《吴川县志》)。湖南岳阳的灵妃庙也有铜鼓(《岳阳风土记》)。福建晋江县人于乾隆时在广西怀集县(现属广东省)获一铜鼓置于该县文昌庙(《福建通志》)。河南安阳天宁寺有5面铜鼓(杨清秀:《介绍两面铜鼓》,《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5期;赵世纲:《河南收藏铜鼓简介》,《中国古代研究通讯》,第12期)。辛亥革命以后,散见于各地寺庙的铜鼓更多,除上述一些寺庙里的铜鼓,有的继续保存之外,广西还有北流北一里北容高山庙,罗片那排庵,卞二里社垌水口禄隆寺,扶来大嵛冲天观,新圩小学等,也藏有铜鼓(民国《北流县志》)。

陆川上垌庙(民国《陆川县志·坛庙》),贵县北里上龙寺、怀西里永兴寺(民国《贵县志·金石》),岑溪关帝庙、归义文庙、南渡邓公庙(民国《岑溪县志·杂记篇》),钦州文庙、马侯庙、李家祠(民国《钦州县志·金石》),灵山高山大庙、烟墩圩文武庙、茅金圩文武庙、新圩文武庙、平山练阳山盘古庙、宋泰练仇介祠、平力村福成六峰山三清殿(民国《灵山县志·金石类》),合浦福旺圩护民庙、白龙三清庙和天后宫(民国《合浦县志·金石·汉铜鼓》),防城清惠宫(民国《防城县志初稿·金石》),象州五显庙(民国《象县志·金石》),宾阳盐仓岭贤良祠(民国《宾阳县志》),隆安乔建圩雷霆庙(民国《隆安县志·古迹》)都有铜鼓收藏。云南广南县团保局、昆明昆华民众教育馆、昭通李氏家庙、宣威禹庙、宾川鸡足山石钟寺、腾冲县太平阁,芒市土司衙门、金平县川庙,等等都有铜鼓(民国《新纂云南通志》)。据广西省立博物馆在1935年向11个县作的书面调查,当年尚存的铜鼓,桂林县有7面,天河(今罗城)县有3面,邕宁县有2面,岑溪、陆川、桂平、怀集(今属广东省)、凭祥等县各1面。但这种调查是很表面的,没有深入到真正的铜鼓收藏地。前述清代以来寺庙中的铜鼓即使有所散失也不至于只剩如此之数,更何况还不断有铜鼓从地下出土。与此同时,广西博物馆正式征集铜鼓,1936年从南宁、宾阳、永淳(今属横县)、南丹、都安等县征集到铜鼓7面(《广西省立博物馆近况及过去的工作》,载《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到40年代,广西博物馆收藏铜鼓已达20面。

明清以来,私家收藏铜鼓也渐成风气。光绪《叙州府志·金石志》说:“今田间往往耕出之,邑中士夫家购之,以为轩斋之玩。"光绪四五年间,在广西合浦白龙城南门外烟墩岭脚先后挖出5面铜鼓,除1面送入白龙三清庙,1面给乾体天后宫外,另3面都被私人取走(民国《合浦县志》卷六)。光绪二十年(1894年)广西灵山大化村人掘出铜鼓,被知县阮萃恩购去。宣统二年(1910年)朱千岁坟铜鼓,高山大庙铜鼓和新圩文庙铜鼓,都被知县马维骢据为已有(民国《灵山县志》卷二)。广东香山(今中山)小榄麦氏藏有铜鼓(道光《香山志》卷五),四川重庆杨蔚村至喜堂有铜鼓(《东归录》),清末做过四川总督的古物收藏家端方也拥有1面“盘古"铜鼓(《陶斋吉金录》)。

据罗振玉《俑庐日记》所载:江苏仪征阮氏藏晋铜鼓,后归扬州李维之,周霭曾从广西岑溪得一铜鼓收藏。又据《金泥石屑》载,浙江上虞姚氏咫进斋藏有“建武"铜鼓。咸丰时,广西贺州信都兴安乡社洞村人柳家槐任西隆州(今隆林县)教谕时,从农民手中得一铜鼓,带回信都老家收藏(民国《信都县志》卷五)。据德国学者F?黑格尔托人在中国调查,梧州一位官员藏有铜鼓,广州一位姓宋的九品小官竟收藏铜鼓18面(《东南亚古代金属鼓》,1902年莱比锡出版)。士大夫既珍爱铜鼓,也常拿铜鼓作为礼品转赠友人,光绪年间,金武祥就接受过陈励庄、文亮卿、徐固卿的赠送(《粟香随笔》卷五)。江苏吴县人吴大澂在广东任巡抚,曾将铜鼓送给他的朋友汪鸣銮,并将铜鼓运回江苏老家。安徽合肥刘传绍、陈少白均藏有铜鼓(郑师许:《铜鼓考略》),广西钦州大寺冯敏昌家藏铜鼓六七面,冯树荫堂、冯树茂堂、冯荣喜堂、冯坡研斋都有铜鼓(民国《钦县县志·金石》)。

新中国成立后,南方各省各级文物博物馆对铜鼓的搜集更加重视,不但花人力、财力将散存各地的铜鼓集中起来,而且对铜鼓的出土地点作细心调查和记录,建立科学的资料档案。征集铜鼓的主要来源有三:一是历史上曾经流行铜鼓的地区,不断有铜鼓从地下出土,农民得到这种铜鼓,大都作废杂铜卖给当地的供销社或其他废旧物资收购部门,文物主管部门获知后,及时予以征集,转送给国家博物馆收藏;有的则直接从农民手中征集。二是现代使用铜鼓的民族地区,直接从使用民族手中征集,50年代至60年代,曾错误地把民族地区的铜鼓当成封建迷信品强行收缴,然后作为废旧物资往外调拨,博物馆则可以从这些废旧物资部门将铜鼓鉴选出来作为馆藏文物。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省、市博物馆收藏的许多铜鼓就是这样收集起来的。如1955年一次从南宁供销社征集到铜鼓9面,1958年一次从柳州收购站征集到铜鼓32面,1962年又从柳州征集到22面,1964年再到柳州二级站征集到9面。1970年在南宁废旧物资公司鉴选出34面,1972年从河池废旧物资公司鉴选出35面。南宁、柳州、河池这些铜鼓除极少数是地下出土的以外,绝大多数是从河池、百色民族地区流失出来的,如不及时鉴选收藏,则将作为杂铜送到冶炼厂熔化成铜材。50年代,广西、贵州已有不少铜鼓作为杂铜通过物资部门调往上海和湖南株洲,上海博物馆收藏的200多面铜鼓中有140多面是从上海冶炼厂鉴选出来的(参看《中国古代铜鼓》附录三)。三是考古发掘品。1955年广西配合黎塘至湛江铁路建设,发掘贵县(今贵港市)古墓群,从贵县高中8号墓中出土1面铜鼓,1972年在西林县普驮粮站开辟晒场时掘出4面铜鼓,1976年秋发掘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3面铜鼓(其中1面已改制成铜案),1977年在田东县周祥锅盖岭战国墓出土1面铜鼓,以上铜鼓都直接移交广西博物馆作为藏品。1991年在贺县沙田乡龙中村一崖洞葬中发现1面铜鼓,人藏贺县(今贺州市)博物馆,1993年3月在田东县祥周乡南哈坡战国早期墓出土2面铜鼓,1994年6月在田东县林逢乡大岭坡春秋晚期墓出土1面铜鼓,都归田东县博物馆收藏。在云南,1955—1960年发掘晋宁石寨山滇王及其家族墓,出土15面铜鼓,1961年清理祥云大波那木椁墓,出土一面铜鼓,1972年发掘江川李家山墓群出土8面铜鼓,1975—1976年发掘楚雄万家坝墓群出土5面铜鼓,1978年发掘曲靖八塔台古墓群出土1面铜鼓,1979—1980年发掘呈贡天子庙墓群出土2面铜鼓。这些都成为云南省博物馆的藏品。贵州,1957年发掘遵义杨粲夫妇墓获铜鼓2面,1978年发掘赫章汉墓获铜鼓1面,都成为贵州省博物馆的藏品(参看《中国古代铜鼓》附录二:《中国近三十年来出土的铜鼓》)。

中国各级博物馆究竟收藏了多少铜鼓?1980年前后,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对全国11个省市馆藏铜鼓进行了普查,登记现藏铜鼓1386面,其中广西506面、广东(含海南)222面、云南150,面、贵州88面、四川(含重庆)51面、湖南27面、湖北6面、江苏15面;浙江6面、上海230面、北京84面。其中大部分收藏在省、市、自治区一级博物馆里,也有的藏手地、市、县级博物馆、文物管理所或文化馆、图书馆,还有的藏于大学和科研机关。以广西为例,广西的506面铜鼓,其中自治区博物馆藏304面,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后属桂林博物馆)藏31面,柳州市博物馆藏18面,梧州市博物馆藏3面,百色右江革命文物馆藏17面,北流县文物管理所藏13面,桂平县文物管理所藏12面,横县文物管理所藏6面,灵山县文物管理所藏5面,贵县文物管尽所藏3面,玉林县文物管理所藏2面,合浦县博物馆藏1面,南丹县文化馆藏16面,平南县文化馆藏9面,陆川县文化馆藏3面,博白县文化馆,钦州县文化馆,武宣县文化馆各藏2面,宜山县文化馆,河池县文化馆各藏1面,浦北县图书馆藏8面,宾阳县图书馆藏6面,藤县图书馆藏4面,容县图书馆,武鸣县图书馆,龙胜县图书馆各藏2面,苍梧县图书馆藏1面,岑溪县文化局藏1面,广西民族学院文物馆藏4面,等等。广东省的222面,除省博物馆藏122面外,广州市博物馆藏54面,湛江地区博物馆藏15面,佛山市博物馆藏8面,中山大学考古教研室藏4面,信宜县文化馆藏3面,南海县博物馆、普宁县博物馆、顺德县文化馆、陵水县文化馆各藏2面,新会县博物馆、汕头市博物馆、徐闻县文化馆、昌江县文化馆各藏1面,海口市五公祠藏1面。云南省的150面,省博物馆140面,省文物商店8面,大理州文化馆2面。贵州省的88面,全在省博物馆。四川省的51面,省博物馆22面,重庆市博物馆9面,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16面,成都武侯祠文物管理所4面。北京的84面分散在7个单位:故宫博物院24面、中国历史博物馆18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19面、中央民族学院文物馆10面、首都博物馆筹备处8面、民族文化宫3面、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2面(参考(中国古代铜鼓》附录三《中国各地收藏的铜鼓》)。

除这11个省、市、自治区以外,安徽、福建、台湾、河南、山东、天津、辽宁、陕西等省、市也有铜鼓收藏。据近年的报道,河南省有铜鼓13面,其中河南省博物馆4面,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面,安阳县博物馆3面,新乡市博物馆2面,南阳市博物馆、漯河市博物馆、舞阳县博物馆各1面:(赵世纲:《河南收藏铜鼓简介》,《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12期)。山东省至少有8面铜鼓,其中山东省博物馆5面(杨波:

《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5面铜鼓》,《中国古代研究通讯》第5期),临沂市博物馆、苍山县图书馆各1面(史红卫:《山东临沂市、苍山县馆藏铜鼓》,《考古》1986年第10期),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面(蔡培桂:《我国古代的铜鼓》,《山东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湖南省除已调查的27面铜鼓外,后在隆回县又发现1面(刘伟顺、夏阳:

《隆回县发现宋明铜鼓》,《湖南考古辑刊》1987年第4辑。)。湖北省除省博物馆6面以外,沙市博物馆也收藏1面(彭锦华:《沙市博物馆藏铜鼓考证》,《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江苏省已登记南京博物院15面铜鼓,实际应为23面(罗宗贞:《略说南京博物院所藏铜鼓》);南京大学历史系还有1面(秦浩:《南京大学历史系所藏铜鼓简析)。安徽省博物馆收藏铜鼓7面(李国梁:《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几件铜鼓》),福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也收藏铜鼓5面(蒋炳钊:《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馆藏铜鼓介绍》)。

此外,台湾也收藏不少铜鼓。据饶宗颐《铜鼓余论》和龙村倪《铜鼓齐敲唱海歌》等文所载:台湾故宫博物院有铜鼓11面,“国立"历史博物馆3面、台湾省立博物馆7面、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2面,私人也有铜鼓收藏。

四川省收藏铜鼓经董其祥1983年调查,增至71面。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调查四川省博物馆22面、重庆市博物馆9面、成都武侯祠文物管理所4面。董其祥调四川省博物馆23面、重庆市博物馆10面,各增加1面,而成都武侯祠文物管理所1面,少计3面。新增加统计了泸州市文化馆5面,会理县文化馆、兴文县文化馆各3面,宜宾市文化馆、宜宾县文化馆、江津县文化馆各2面,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会东县文化馆、珙县文化馆、布拖县文化馆各1面(董其祥:《四川地区铜鼓的分布及其族属研究》,《中国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4月)。

广东省在1980年以后还不断有铜鼓出土。1980年3月至1982年春,先后又在罗定、信宜、阳春、廉江、陵水、惠来出土铜鼓7面(何纪生:《广东近年又出土一批铜鼓》)。1982年、1983年两年,先后又有10面铜鼓被发现,包括廉江县4面,陵水县2面,高州县、惠来县各1面,都是出土的,南海县2面是新发现的传世品(张维:《八二年以后广东地区新发现和出土的铜鼓介绍》)。1984年,信宜又出土1面,广州新发现1面,1985年,罗定又出土1面(均张维报道)。这些铜鼓都及时为县、市博物馆收藏。高州市于1985年在顿梭镇大旱村,曹江镇荷垌村,1986年在潭头镇乾坡村,1989年在大坡镇梅坑涌村,1991年在石龙镇中和村,1995年在大坡镇青湖村,又陆续出土铜鼓6面,都归高州市博物馆收藏(张均绍:《高州铜鼓既略》,《民族艺术》1997年增刊)。

云南省1983年将邱北县草皮村1962年出土的1面鼓收回文山州文物管理所;广南具沙果村于1893年3月和1984年4月各出土铜鼓1面。腾冲县于1985年出土铜鼓2面,1992年又出土铜鼓1面。1986年在永胜县,1987年在文山县,1989年在河口县和蒙自县,也有铜鼓出土。这些铜鼓也都入藏当地文物管理所或博物馆。

广西馆藏铜鼓也在逐年增加。据农学坚1989年统计,1980年以来广西各地陆续出土并收入馆藏的多达76面,加上普查时漏记时7面,10年之内增加83面。这些铜鼓分别出自27个县、市、其中灵山县18面、北流县10面、桂平县8面、博白县7面、玉林市(原为县)5面、浦北县、平县各4面,邕宁县3面,容县、饮州市、横县、上林县、藤县各2面,陆川、合浦、贵港、上思、扶绥、宾阳、武鸣、靖西、来宾、鹿寨、田阳、岑溪、苍梧、蒙山等县、市各1面(农学坚:《近十年来广西发现铜鼓情况》,《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7期,1990年11月)。自80年代起,县市逐步建立文物管理所或博物馆,原存放于文化馆、图书馆的铜鼓逐步移交给文物管理所或博物馆。据199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撰《广西铜鼓图录》时统计,那时广西馆藏铜鼓已增至610面,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344面、桂林博物馆30面、柳州市博物馆18面,百色右江革命文物馆17面,北流县文物管理所26面,灵山县博物馆21面,桂平县博物馆20面,平南县博物馆12面,浦北县博物馆12面,藤县文物管理所10面,陆川县文物管理所8面,博白县文物管理所8面,贵港市文物管理所7面,玉林市博物馆、容县博物馆、钦州市博物馆、武鸣县文物管理所、都安瑶族自治县文物馆、西林县博物馆各4面以上,梧州市博物馆、苍梧县文物管理所各3面,来宾县文物管理所、宾阳县文物管理所各2面以上,还有横县、崇左、武宣、鹿寨、宜山、河池、田阳、靖西、隆林、乐业、合浦、龙胜、蒙山等县、市文物管理所或博物馆也有铜鼓收藏,广西师范大学文物陈列室3面,广西民族学院文物陈列室4面(《广西铜鼓图录》前言)。1991年以来又不断有铜鼓出土,据不完全统计,1991年3月,玉林市小平山乡浪平村农民钟福标在坑车山挖树坎挖到1面直径124.5厘米的大铜鼓;同年夏,贺县沙田乡龙中村农民追捕野兽,在一石灰岩洞里发现1处墓葬,获1面翔鹭纹铜鼓;10月,桂平县木根乡秀南村农民卢奕汉在该村鸡头岭发现1面有穿山甲塑像的铜鼓;11月,象州县中平乡普化村建房取土时发现1面有大鱼塑像的铜鼓。1992年5月,上林县三里镇双罗村云聪屯旧村耕作坡地连续挖出4面铜鼓;4月,玉林市大塘乡阳山村民李联芳在该村牛壕塘岭挖树坑发现1面铜鼓;10月,玉林市成均镇古城村民宁世惠在该村三井坑岭迁坟时发现1面铜鼓。1993年1月,桂平县金田镇新燕张凌彭村村民徐锦光在该村旁挖淮山发现1面铜鼓;北海市西塘乡禾沟村崇表岭农民林绍伟在海边挖沙发现1面铜鼓;2月,玉林市沙田乡六龙村村民伍国彬在莲塘坪之火烧岭上挖坎时挖出1面直径133、7厘米的大铜鼓;3月,在田东县祥周乡联福村联合小学大门前的南哈坡上挖出2面原始形态的铜鼓;8月,邕宁县蒲庙镇广良村屯田坡农民韦兆钊在清屋地挖出1面铜鼓;9月,马山县合群乡造华村下康屯出土1面铜鼓;10月,大新县桃城镇大岭村农民赵金芳在村头路边发现1面铜鼓。1994年2月,龙州县逐卜乡锦阁村板阁屯陆汉英在该村空排坡地上放牛发现1面铜鼓;6月,田东县林逢乡和同村小沙屯农民黄善贵在大岭坡种地挖出1面原始形态铜鼓;7月,桂平县南木镇联江村下沙湾过山路屯村民李建华在黔江边钓鱼,从河岸崩塌的崖壁上发现1面云雷纹铜鼓。1995年,北流市连出3面大铜鼓:4月,新丰镇水垌村农民潘永振在横岭山半山腰挖荔枝带发现1面铜鼓;5月,大坡外镇大坡外村民罗枝新夫妇在林鸡岭半山坳挖土发现1面铜鼓;10月,六麻镇六楼村农民胡四海夫妇在大坟地岭半山腰也是挖荔枝带发现1面铜鼓。同年11月,龙州县武德乡发现1面铜鼓;12月贵港市覃塘区石卡镇凤凰林场出土一面铜鼓;

1996年7月,北流市六麻镇六楼村塘坭根出土1面铜鼓。1997年2月,横县附城镇清江村农民在清江捞河沙得1面铜鼓;4月,浦北县张黄镇十字村单竹坑白坟岭出土1面铜鼓;7月,北流市六麻镇大王村南龙樊惠芬在屋背南蛇岭挖木薯时挖到1面铜鼓。这些铜鼓都及时送给当地博物馆收藏(以上根据《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8-12期有关报道)。

越南也很早注意铜鼓的搜集。河东上林乡的神迹表明,10世纪丁先皇在进行封建战争时已注意搜集古铜鼓,并将铜鼓颁赐给乡民作为祭祀时用。清化省有1座铜鼓寺,寺内有1块刻于西山朝宝兴二年(1802年)的木匾,详细记载了庙中铜鼓的发现情况。

19世纪下半叶,南定总督武文宝曾赐给河南省平禄县富多社安集村1面铜鼓,村人将这面铜鼓存放在罗有阃祠堂。19世纪末,南定省务本县人筑路时发现3面铜鼓,其中1面存放于吕家祠堂。河东省的法云寺,河山平省常攸县的逗庙,清威县约礼村的新庙,都有铜鼓。在法国殖民统治之前,相当多的铜鼓存于寺庙里。法国殖民统治时期,越南发现的铜鼓多集中在河内远东博物馆。据1975年越南历史博物馆统计,该馆有26面铜鼓,另有20面铜鼓分存于河内、海防、清化、义安、南河、老街、海兴、海阳、河西、安沛、安平等省文化局或文化司,在清化中级师范学校和民权二级学校也有铜鼓收藏(阮文煊、黄荣:《越南发现的东山铜鼓》)。到1984年,据刘沉霄估计,越南已搜集到黑格尔Ⅰ类铜鼓128面、发现Ⅱ类铜鼓130面、Ⅲ类铜鼓22面、Ⅳ类铜鼓10面(刘沉霄:《越南铜鼓的历史和现状》,《越南历史博物馆科学通报》,1985年)。玄南则逐年统计了黑格尔Ⅱ类铜鼓出土和发现的情况,精确的统计数字是126面,而确切掌握的具体标本是111面。其中包括越南历史博物馆14面、河内综合大学3面、胡志明市2面、清化省18面、山罗省4面、永富省23面、河山平省22面、义静省19面、河南宁省4面、河内市2面(玄南:《我国黑格尔第Ⅱ类型铜鼓的发现和研究》,1985年)。范辉通1988年为《越南的东山铜鼓》一书撰写前言时说,越南仅东山铜鼓就已达144面。黄春征于1996年11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铜鼓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称,越南29省已有黑格尔Ⅰ类铜鼓190多面,明器铜鼓100多面(黄春征:《越南发现和研究铜鼓的情况》,《民族艺术》1997年特刊)。

泰国皇宫一直使用铜鼓,因而也就保存铜鼓。曼谷国家博物馆收藏铜鼓10面。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馆也收藏有铜鼓。其中甘蜜埔博物馆陈列室就有17面(松本信广:

《古代印度支那稻作民宗教思想的研究》)。

19世纪以后,一些本不是使用铜鼓的国家也开始收藏铜鼓。据日入松崎复在其所著《慊堂文集》第二卷中《铜鼓考》一章所载,日本宫川领主堀田侯旧藏铜鼓1面。又据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称,他于1902年从中国贵州省贵阳附近得一铜鼓携回日本,收藏于东京帝国大学理科人类学教室。据中国学者自80年代以来陆续访问日本调查,日本各地博物馆收藏铜鼓至少有14面。其中东京国立博物馆7面,东京国学院大学考古资料馆、东京庆应大学、东京上智大学、东京出光美术馆、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大阪市美术馆、冈山大原美术馆都有铜鼓收藏。印度不是铜鼓分布区,其加尔各答的印第安博物馆也有铜鼓收藏。欧洲国家一些公私博物馆自9世纪下半叶开始,也纷纷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搜集铜鼓。据黑格尔《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一书所使用的铜鼓资料来源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奥地利维也纳皇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维也纳商业博物馆,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德累斯顿皇家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汉堡民族学博物馆;法国巴黎卢浮宫海洋博物馆、吉梅特博物馆、第尔努史博物馆,英国伧敦大英博物馆、南肯兴顿博物馆、汶德索尔王宫,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等有铜鼓收藏,有的一家博物馆就收藏一二十面铜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