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实状况，灵活处理，掌握主动权，可以制敌致胜。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代表国民党政府接连向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发出三份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讨战后的国家大事。
蒋介石的此举并非真正为了“和平”，而是有如下几个原因：其一，抗战胜利后，国内的舆论都反对内战，渴求和平；其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都聚集在重庆、四川等地，要把部队开上“前线”，还需要时间；其三，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敢到重庆去，也不可能去，这样，蒋介石就会把内战的责任全推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使中国共产党人处于被动地位，而他则可以堂而皇之地胡作非为。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高级领导也都顾虑重重，蒋介石一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最不讲信义，万一把毛泽东“扣”在重庆怎么办？国内的许多著名民主人士也认为蒋介石是在搞阴谋，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谈判。
毛泽东不愧是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他纵览天下，权衡利弊，知己知彼，毅然回电蒋介石：同意赴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30分，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在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自延安飞抵重庆。在谈判期间，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怀和气魄大长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志气，赢得了全国各民主党派的尊敬和信任，赢得了全国的人心，取得了主动权。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于10月10日在重庆签定。协议规定：坚决避免内战，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基础上，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10月11日，大智大勇的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
不久，蒋介石撕毁“协议”，挑起全面内战，向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全国人民认清了他反动的嘴脸，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
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临重庆谈判，一方面打击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另一方面，赢得了国人的支持，争取了主动，从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谱写了新的篇章。这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原出的鲜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