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学生们并没有遵令复课。5月28日，即3日限满之日，学生们在高师召集临时代表会，一致决议：凡罢课各校同学，自29日起，均将行李书籍等物收束齐整，专俟政府下解散令，即行全体出校，另谋救国。
由于反动军警的武装镇压，学生们的讲演活动不能进行了。于是，他们将自己的活动主要放在贩卖国货上。《每周评论》报道这种情况说：“自《五七》日报封禁之后，公园市场里边，就没有卖东西的学生。过了两天，又有许多学生，手拿布袋，有的写‘国货’两个字，有的写‘提倡国货’四个字。每到茶桌前面，先向游人鞠躬，发一种极和蔼的话，劝人买货。所卖的货物，不外牙粉、肥皂、手巾、香水、纸烟类，也有卖《国民》杂志和《国体与青年》的。游客之中，十个人总有八个人买的，照他们说，卖出去的钱专做学校联合会费用。”
反动派对学生除了武力镇压外，还使用了分化手段：
第一，提前放假。5月底，教育部召集各校校长会议，宣布各校自即日起停课，停课以后，即放暑假；应举行卒业各班，照常举行考试。“凡愿考者，如期与考，其余各班，一律提前放假。”反动派企图以此达到“考者考，回者回”的愿望，使运动自然瓦解。
第二，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及外交司法官考试。北京政府属下某大员在给其大总统的密电中说：“惟厉行考试，则学生有途自效，必能狂热潜消。”于是，北京政府“立下明令，令本年实行各种考试，并令铨叙局即日筹备，定9月实行。”
北京政府的分化手段，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起了作用。当时报载：“各校暗潮又起，数日以来，争持颇烈。北京农业、法政等校，本年暑假皆有一二班卒业，卒业人数约占各校三分之一，此中分子以切身利害关系，益以父兄师友之相诏，皆极端希望如期卒业，现在罢课风潮稳定，遂向各校长积极怂恿举行考试，于是遂与多数主张罢课者渐渐分携。”
在反动派的镇压和分化下，北京的学生运动一度转入低潮，一部分学生退出了运动。但是，运动并没有也不可能消失，广大的学生仍在坚持着罢课。到6月初，由于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学生们新的斗争高潮。
6月3日开始的大逮捕
6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接连下了两道荒谬的命令：
一道命令是为曹、章、陆等卖国贼辩护，说什么“曹汝霖迭任外交、财政，陆宗舆、章宗祥等先后任驻日公使，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案牍具在，无难复按。”
另一道命令是再次要求取缔爱国活动，并要求学生立即复课，说什么“在京著责成教育部，在外著责成省长及教育厅，警饬各校职员，约束诸生。即日一律上课，毋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其联合会、义勇队等项名目，尤应切实查禁。纠众滋事，扰及公安者，仍依前令办理。”
爱国有罪，卖国有功，两令对照之下，使学生们气愤莫名。特别是这时北京的警备司令段芝贵和步军统领王怀庆，依照其大总统的命令，竟然对贩售国货的学生也开始逮捕。这更使学生们愤怒异常。学生们决定，自3日起，恢复街头讲演。
6月3日上午，北京二十余校各派了数百学生，陆续集中在各自的预定地点，挑起讲演团的大旗，展开爱国宣传活动。这时，街头的警察比平日增加了好几倍，步兵、马队横冲直撞，驱散听众，侦缉队、保安队则纷纷逮捕学生。《每周评论》报道这天的情形说：“民国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节的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里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
当日晚，学生遭逮捕者已达170余人，其中北大学生占十分之七八，也有清华学校、高等师范、汇文大学等校的。这些学生，均被监禁在北大法科的“讲堂之内”，“校内的差役，一跑干净，自早到晚，一百多人连一口凉水也没吃着。这天天气陡变，夜间越加寒冷，当时就有几个体弱的学生，忽得重病。”
但是，学生们并未被武装镇压所吓倒。6月4日，他们比前一日加倍出动街头讲演。四月上午十点钟时候，各学生怀着藏着白旗，上写某校某队讲演团字样，或五六人或十几人不等，静悄悄的出去。走到行人多的地方，就从怀中摸出白旗子，大声疾呼的演说。这个时候街心的警察，比平常增加好几倍，又有穿灰衣的马队，背着枪，骑着马，四处乱跑。遇到有人讲演，不问他人多人少，放马过去，左冲右突，也不知道踏伤了几多人。把听的人冲散之后，便让侦缉队保安队把演说的学生两人夹一人送到北河沿法科大学里边去监禁起来。4日这一天，北大法科校舍，已被反动军警团团围住，校门外边的北河沿两岸共搭了二十个帐棚（东边十个，西边十个），作为军队驻扎之地，东华门一带交通完全断绝，直到东安市场，有陆军第九师步兵一营和第十五团一同扎住，连接北河沿一带，直到法科门首都像前敌战线上的防备一般。《每周评论》描述当晚的情景说：“四日晚上天气忽然大变，大风大雷大雨，竟把一个首善的京城，闹成了黑暗的世界。尘土大起飞沙走石之中，看见多少学生，对着路上的行人演说；电光闪闪隐隐约约之中，看见二十个帐棚，把大学法科团团围住……”
4日这一天，反动军警又拘禁学生700余人。北河沿法科校舍已无法容下，以致马神庙理科校舍也被当作临时监狱了。
学生们在这次斗争中是勇敢的，连续两日的大逮捕，并没有挫折他们的斗志。5日上午，学生再次上街讲演，“这天学生更加激昂，当出去的时候，各人背着行李，连牙粉牙刷面包都带了，预备去陪伴同学坐监。这天聚集大队出发，分路讲演，合计约有两千多人。”同日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向全国各界发出《宣言》，其全文如下：
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各学校、各报馆均鉴：学生等以内除国贼、为外争国权之资，爰有五四运动。其后事理纷纠，三失望踵至，不得已而致于罢课。寒巧二电之宣言，言之详矣。皓日以后，政府极端威压，干涉交通，摧残舆论，学生等遂坐困于北京。然以三失望未复，绝不以时迁而气馁。先日两令，其一以劝学诱学生，以法纪威学生。是固因学生之所求而未得者也，勿庸深议。其一涉于外交，直不啻为国仇示私恩，为国贼作辩护。直欲以一纸空文，掩尽天下耳目。而谓外交繁重，责在当局。则直灭弃民主国之精神，直欲任少数官吏使其包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之挟持于内，概可知矣。夫国贼不除，则外交之挽救无望；国权不复，则世界之永久和平难期。学生等之于国贼，人知其非有私怨。而必欲除之而后快者，非仅为国家计，亦正为正义人道计也。为国家及正义人道计者，宁肯避难。肴日（三日）以来，恢复露天讲演，被捕者一百七十八人，军警横加虐待，肴电已陈其概。豪日（四日）被捕者七百余人。今日明日，有加无已。是即明知其难而故蹈之也。学生等方当求学，惟知有真理耳。真理所在，死生以之。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用布区区，伏维亮鉴。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叩。
愈捕愈多，捕不胜捕，学生们的斗争使反动派无能为力了。《每周评论》的记者报道6月5日的现场情况时说：“5日上午，记者打前门经过，看见3个学生，站在路旁演说，来了几个警察，身长黑面，犹如城隍庙里的阎王一般。把三个学生一人捉一个，那三个学生两手虽然被他们捉住，嘴里还说个不止，听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都流下泪来。后门外边，有两队学生，一向西行，一向东行。这个地方只有十几个警察，到东边去赶人，西边又演说起来了，到西边去赶人，东边又演说起来了。闹得很久，听的人个个拍手，几个警察也就不敢动手了。”
5日这天，街头讲演的学生共分三队：
第一队：北京大学、第一中学、第四中学的学生，由东四经东单，到崇文门一带讲演；
第二队：法政专门、蒙藏专门、崇德中学的学生，由西四经西单出顺治门一带讲演；
第三队：高等师范学生，拟从前门到东西长安街一带讲演。
反动军警开始时对学生讲演滥肆破坏，“穿黄色军装的马队，迎头冲来，把几千几百听的人冲得东奔西散，老啼幼哭，叫苦连天。”但学生们不为威武所屈，不断冲破马队的阻挡，坚持讲演。在这种情况下，反动派没有办法，只好改变方针；只赶听众，不捉学生。因此，“三队学生竟能沿街游行，手拿国旗，大叫爱国，不过有许多军队跟随罢了。”《每周评论》的记者报道说：“记者午后时打东长安街经过，看见第一中学的讲演队正在树荫之下演说，突来坐脚踏车的警察三四人，把听者一齐赶开，至于演说的学生他就不过问了。”
这时，反动派大约已经知道上海三罢的消息了。他们怕风潮愈闹愈大，所以不敢再拘捕学生了。实际上，他们也无法再行拘捕，因为已经无地收容了。反动派虽已不再拘捕，但是学生们的余怒仍未平息，因为他们的近千的战友们仍陷囹圄之中。因此2000多学生齐奔北河沿北大法科拘留所，要求军警将他们一同拘捕，军警们当然不敢也无法再拘留学生。在争执不下的时候，校园内被禁的学生知道了这一情况，他们的情绪更加激动，也更加愤怒。他们纷纷登上法科大楼，伸向临外楼窗“扬旗怒号”。校内校外情绪交织在一起，使人更加激奋。
学生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他们受到工人劳动者的同情和支持。例如，5月11日，便有“旅居北京之山东劳团……在彰仪门外开一大会（以城内开会巡警干涉故），与会者有十万人之多……要求山东交涉万勿签字。”其“爱国热度，较之上等社会尤为激烈”。又如，6月5日在北大法科拘留所，军警撤除后，“有劳动社会如某路车中之茶房等，皆以团体名义馈赠馒首数千，或面包若干磅，以表感激学生为国宣劳之意”。
被捕的男同学还受到狱外的女同学的广泛支持。“六三”大逮捕后，北京15个女校联合会在石驸马大街女子师范学校开会议决列队到总统府请愿。6月4日午后1时，十五校女生，各穿学校制服，齐集天安门内，然后奔赴中南海总统府。《每周评论》记者报道说：记者午后三时到中央公园门首，看见女学生约有千人排队向总统府而去。虽然大风吹土，对面不能见人，队武却一点不乱。拿枪带剑的警察，到处跟随，一步不让。到了新华门前，被总统府卫队拦住，遂举出代表钱中慧、吴学恒、陶斌、赵翠菊四人，进府求见。徐世昌不见，随叫陈子厚秘书代见。女学生说明要求四件事：
（一）大学不能作为监狱；
（二）不可拿待土匪的法子来待高尚的学生；
（三）以后不得再叫军警干涉爱国学生的演说；（四）对于学生只能告诫，不能虐待。《每周评论》还报道说：“女学生现在也组织讲演团，预备到处演说；他们所办的周刊，也出过好几期了。”
学生们的斗争还受到各校教职员的同情和支持。“六三”大逮捕后，各校教职员连日开会，一面推举代表请愿，一面通电全国，抗议大学教育的尊严为军警所破坏。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在4日的通电中说：“等学生于匪徒，以校舍为囹圄，蹂躏教育，破坏司法，国家前途，何堪设想！”各校长在给国务院的呈文中也说：“学校为国家永久作育人才之地，非政府随意执行刑法之地。”
学生们的斗争，得到各界各团体的同情和支持。“六三”大逮捕后，去北大法科理科拘留所慰问学生者络绎不绝，仅6月6日一天，就有国民外交协会、女学生联合会、留日学生代表团、北京教育会、和平联合会、红十字会，商界各界代表等。
学生们的斗争和反动军警的大逮捕，使北京的商界大为恐慌。据《顺天时报》报道说：“段芝贵前在军警会议席上，极力主张以严厉的办法对待学生，故令警察厅施行拘捕。不料学生拘捕未尽，而市面秩序，反形恐慌。更兼商民睹此军警戒严及学生愈闹愈厉之景况，以为大乱在即，遂向各兑换所兑取天津、张家口中交钞票现款。于是金融界又受影响。”
在上述种种情形下，特别是“六三”以后上海三罢消息传来后，使北京政府不得不向学生让步了，曾主张大量拘捕学生的警备司令段芝贵也不得不“引咎辞职”了。
北京政府对学生的让步，主要是变换一下手法而已。6月5日，在商议对付学生办法的会议上，官员们主要是害怕“一味的捉拿，越捉越多，恐怕要惹出别省的反响，不如拿平和方法对待为是。”什么样的“平和方法”呢？官员们议定了两种办法：
（一）更换大学校长，让蔡元培辞职，叫胡仁源继任；
（二）更换教育次长，让袁希涛辞职，叫傅岳芬木继任，暂行代理总长的职务，并责成傅氏同各校校长接洽，商议善后的办法。当日晚8时，官员又在钱能训家中开会，商定对学生不采取极端严厉和极端放任主义。第一步办法，仍从叫学生上课着手，对于各学校根本问题绝不动摇。
6月5日这一天，学生虽未遭逮捕，包围北大校舍的军警也撤走了。但是，学生们深知：斗争并没有结束。因为他们的斗争目标还没有实现，而且学生们认为自己并不是可以被人随意侮辱的。因此，当军警撤围以后，被拘的学生们并没有离去。他们自己组织警备队维持秩序，还反拘了七个警察，留了两个帐逢，作为人证、物证。他们还派出代表到警察厅索取被捕近千学生的伙食费和卧具。《每周评论》报道6月5日晚间的情形说：记者晚间六时到大学法科去看看，二十个帐逢已经撤掉，学生仍在校内。校门由清华童子军背枪守卫，不准外人进去，大家在里面商议办法。开会之后，议决两条办法：
（一）暂不出校，并举出纠察员数人维持秩序；
（二）向政府要求集会、言论、出版自由，不受限制。
如这一条要求办不到，宁肯饿死监狱中，决意不回本校。次日（6日），学生们以北京中等以上各学校学生会联合会名义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说：“肴（三）豪（四）两日，共计捕去讲演学生七百余人。歌（五）日出发讲演者，共计五千余人，政府未施逮捕，仅以军警四逐听众。歌日午后防守被拘学生之军警，忽然全数撤去。然政府自为儿戏，而学生等无端被拘，决不能自行散去，致陷逃法之咎。故被拘者仍在北京大学法理两科，保持拘留时原状，以俟正当解决。惟此次军警蹂躏教育，破坏司法，侵犯人权，蔑弃人道，种种不法行为，皆政府纵使之。武人之跋扈日恣，国家之运命自蹙，长此优容，何以为国。学生等一面质问政府有以处置军警，一面仍应亟筹应付国仇国贼之道，谨此述闻。北京中等以上各学校学生联合会叩麻。”
北京政府这时免去了代理部务的教育部次长袁希涛，而以傅岳芬木继之。傅声称愿作调解人，并宣扬说今后学生事件由教育部直接交涉，军警不得过问。但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却令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这当然引起教育界和学生界的极大不满，认为政府留蔡毫无诚意。6月6日，教育部派代表（参议）陆某等四人往北河沿法科劝在禁诸生回校，不得要领而回。7日，大总统徐世昌又特派参议曾某偕教育部专门、普通两司长前往道歉，表示政府“处置失宜”，劝诸生“回校休养”。曾等去后，学生召开临时联合会，一致认为：“政府对待学生毫无诚意，或以武力胁，或以小惠诱，如欲示诚意，须自罢免曹章陆始，曹章陆不予罢免，决不甘休，议决现仍暂不出拘留所，以示要求罢免曹章陆之决心。”到了6月8日，学生们为主动出击，“效申包胥七日之哭，不杀国贼，誓不返校”，方才由各校派代表十人至法科欢迎被拘各生返校。8日晚，各校开会议决，自10日起，全京中等以上学校（女校亦加入）同往总统府门前痛哭，并通知各带行李以资露宿。但到10日晨，总统府秘书忽来电话，说学生之要求（即罢免卖国贼）已达。这样，学生们才暂时取消了这次的行动。
从上所述，可以知道，“六三”（包括6月4日）被逮捕的北京近千学生，是一直坚持到最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的。他们的斗争是英勇的，他们的精神是可贵的，他们赢得了社会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天津学子首次来到天安门请愿
1919年的6月下旬，骄阳似火，烤得大地发烫。
眼看中国外交代表就要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了，爱国的学生们心情更为焦急。
6月9日，天津市召开了公民大会，掀起了天津市民的爱国热潮。
天津市学生联合会为了进一步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在6月18日，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并加强了抵制日货运动。特别是青年店员，斗争情绪高涨。各界联合会积极组织督促检查商号制订抵制日货的办法，坚持贯彻执行。
各界联合会鉴于凡尔赛和约被迫签字的日期已近，乃决定推派各界代表10人进京联合北京学生联合会请愿，要求徐世昌大总统立即给巴黎和会去电，不许中国代表签字。
京、津代表于6月27日清晨5时，去向徐世昌递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和废除中日一切密约的请愿书。
总统府壁垒森严，两扇大红门严严的紧闭，20多位代表，代表着广大爱国人民的意志，坚持在门外。大红门靠西的一面隔扇的底下，开着一个小横儿，里面的“乌鸦”们看到爱国人群，吓得不敢开门，偷偷地打开那扇小门，用那畏惧的眼光，查看代表们的行动。
代表们把请愿书从小门递进去，多时杳无回音。总统藐视民意，他们愤怒了，于是群起敲打小门，和卫兵们讲理：“我们是为了国家的危急存亡，代表亿万人民的意志来请愿的，为什么总统竟把我们的请求不予答复？”要求卫兵立即向总统传达，非亲自接见不可。
6月的天气，太阳当空悬照，烈火般的炙人皮肤。代表们在烈日下，耐心等待着。终于，大总统的头号副官李达三出来了。
他流气十足，油腔滑调地说：“请愿书已经送上去了，但总统今天有重要公事，不能接见，你们的请愿书既然留下了，总统有时间会考虑的，你们不必等，等也不能见，都回去吧！”
这几句话，燃起了代表们的心头怒火，立即指责他道：“在国家危急的紧要关头，难道还有什么比立即拒绝签订卖国条约更重要的事么？我们是为了保卫祖国，才终日奔走呼吁！如果不是挽救国家危急，学生又为什么不去安心读书，竟来到总统府门前，受烈日的暴晒？”
李达三无言可对，竟把小门砰地一声关上，气势汹汹地说：“你们爱等就等吧，反正见不到。”
代表们在总统府门前斗争了一整天。北京有学生们，集体来慰问和支援请愿代表。过路的人们，也都停下来了，以同情的眼光，注视代表们。代表们就向大家宣传，揭露总统甘心卖国、藐视民意、拒不接见、折磨代表的罪行。深深地感动了过路群众，愤怒的人们纷纷参加了请愿队伍，正义的洪流汇集在总统府门前，“反对签订卖国条约！”等口号响彻云霄，震撼了整个总统府。
28日，继续在总统府门前请愿，又整整的斗争了一天。这天的傍晚，李达三依然不知国耻，老着脸面，出来劝代表们回去。代表们坚决告诉他：“总统如果一天不接见，我们一天不回去。”李达三无可奈何，垂头丧气地溜进去了。
这时候，天已昏暗了，路灯闪出微弱的光芒。大家的精神，依然奋发。在寂静的夜空里，洪亮而又愤怒的口号声，更加激昂。
晚8点了，忽然大门开放，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影，恭恭敬敬地请代表进去。
这时外面的群众，高呼：“诸位代表，要坚持拒绝签字，我们作你们的后盾，不达目的绝不回去！”代表们说：“决不辜负同胞们的嘱托。”
但进去之后，却是“国务总理”龚心湛出来和代表们纠缠敷衍。
代表们不见总统，什么话也不说。
一会儿，一个昏庸老配从围屏后面出来了。看样子约有70多岁，干瘪的面孔，有气没力，慢吞吞地走来，一声不哼，在他旁边的一个狗腿子替他说话了：“大总统来了，你们有话就说吧！”
首先由北京学生代表发言，说：“把我们京、津代表一直关在门外暴晒了两整天，这不介是轻视民意，更是不关心人民利害的表示。在巴黎会上，各国压迫我们在不公平的和约上签字，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全北京人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天津代表继起发言：“山东青岛以及胶济铁路两旁的矿山等一切权利，关系到我国的领土主权、经济命脉，更威胁到国家的危亡，我政府为什么不予以保护，竟肯拱手让人？各国列强分赃的巴黎和会上，逼迫我国代表要在不合理的辱国条约上签字，我政府何以不去电明令拒绝？但大总统竟然两天拒见代表，显然是忽视民意。拒签巴黎和约并取消二十一条卖国密约，这是四亿人民的呼声。今请总统立即致电巴黎我国代表，拒绝签字，并取消二十一条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次请愿，我们既受人民重托，绝不空手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