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廷宣战，慈禧宣抚义和团
直隶（河北）没这么运气。赤日炎炎，滴水不见，一直持续到动乱的前夜。
义和团运动之火，成了天火与地火的嫁接之火。
暴力的起因还是很小很小的事件，小得让你感到可笑。
这次1万多义和团对20名官兵的战斗，在义和团运动史上，被骄傲地书写为“涞水大捷”。
那一声声被编排、被表演、被夸张得十分可笑的“圣旨下！”已经使人们感到那“圣旨”像狗屁一样不值得重视。
老祖宗留下的基业，给他们东啃一块，西咬一块，撕扯得成了拼盘。
这种神拳形式不适合于持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
君臣民众，振臂高呼，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口号响彻云霄。
揭竿而起义和团，城头变幻大王旗
又是大旱。1900年，新世纪开始的头一年，太阳把华北大地烤得热浪滚滚。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检索不断轮回的农民运动，天灾，总是农民们揭竿而起的前兆。天灾生产灾民，灾民培育乱民，乱民多起来，所谓动乱便有了社会基础。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走投无路了，于是从他们的苦恼中，从他们的颓丧中，从他们的贫困中，从他们的焦灼中，从他们的绝望中，从他们的怨气中，从他们的愚昧中，从他们的黑暗中，起来反抗。那将是一个社会最阴惨的日子。
天灾与人祸一定有必然的联系吗？表面上看，是的。
袁世凯把7000人的现代化部队带到了山东。军队的威慑有力，但天气也帮了袁世凯的大忙：直鲁交界的地方，四月初下了一场透雨。大旱得甘霖，山东的农民们――义和团是在他们中间产生的――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地里的庄稼可比逃荒和闹事重要多了。农民们想都不想，本能地转过身，朝着家乡急急奔去：他们回家播种春作物。山东稳定了。
直隶（河北）没这么运气。赤日炎炎，滴水不见，一直持续到动乱的前夜。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老天爷。到1900年5月，直隶大地已经出现了义和团，眼看就要蔓延全省。但康格还是希望老天怜见（山东不就做到了么）――来一场大雨，让即将到来的这场血光之灾消于无形：
该省目前的情况为这样一场运动（比如义和团）提供了方便。人们穷困潦倒，到昨天为止（5月7日）近一年滴雨未落，不能耕耘，庄稼无法播种，土地十分干燥，无法耕作。因此，整个地区充斥着饥饿、不满和绝望的游民，他们准备加入任何组织。
英国公使窦纳乐和美国公使的心情一样：
我确信，几天大雨就能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旱灾，它能够恢复平静，这比中国政府或者外国政府所能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有效。
可有人比较过旱灾和水灾对中国农民的不同意味吗？水灾源于决堤：人们能够加固堤坝，采取修补措施。大水后，能留下肥沃的沉积物，新种庄稼会更加茁壮生长。旱灾不同：它无法预料，不可补救，难以忍受。太阳就吊在你的头顶上，熄不灭，赶不走。你只好走进神庙，祈雨等待。但不能等得太久。那令人焦虑不安。于是，一个个善良而愚昧的大脑开始问这是为什么？科学的解说保存在那些并不靠天吃饭的新型知识分子大脑里，农民们听不到。他们听到的只有同样愚昧的义和团带来的现成答案：传教士和他们的教民们触犯了神灵！
直隶义和团是自己的土产，还是从山东引进的特产？为辩明这一问题，义和团运动研究史家生产出上千篇论文，莫衷一是。但还是听听义和团员自己是怎么说的。1966年2月，在河北（直隶）景县第三公社十里铺，83岁的农民曹也安是这样回忆的：
山东义和拳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就有了。俺这里是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我十五岁，还在景州上学，从山东来的师傅，一个姓张，一个姓王。
那年黄姑庄唱大戏，看戏的人很多。外国神父要停住戏，讲讲天主教的好处，借此传教。
张老师用麻匹挎着一块大石头，约有四十斤重，上面放着水碗一个，碗中插刀一把，这时观众都围起来看，没有听神父讲的了。神父就跑来赶张师傅走，说他是邪术。
张师傅对神父说，不用撵，只要你们给我拔下这把刀来，我自己就走。神父拔也没有拔下来，后来接上绳子，也没拉下来，这样张师傅也没走。
从那，大伙都看着张师傅有真本事，都学起义和拳来了。
那么，这些山东来的义和团成员，给正在旱灾中挣扎的河北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答案呢？1900年初，一位传教士记录了下列义和团揭帖，它曾被“张贴在华北的城镇和乡村”：
只因天主爷、耶稣爷不遵佛法，大悖圣道，不焚香，蔑视五伦。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百万神兵，传教义和团神会。待借人力扶保我中华。待逐去外洋，扫除别邦鬼像之流后，即降时雨。
也是1966年2月，河北阜城县城关公社肖村85岁的史张氏说：“那年讨饭的唱门，我还记得二句：‘义和团为了王，今年棒子（玉米）长得强’。”
天灾与人祸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地大，年年有灾，今年南涝北旱，明年南旱北涝。倘若天灾必然导致人祸，便国无宁日了。
必然性总是寓于偶然性之中。不愿发生动乱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把消弭动乱的希望寄托在一场偶然的大雨上。不幸的是，天违人愿。于是，另一个偶然性发生了作用：袁世凯镇压了山东义和团，有漏网者逃到了直隶，并把义和团的一切，播种在已被太阳烤焦的这片热土上。这片热土和山东大地紧紧相连，有同样的文化的根，有同样的对上帝的愤怒，也有同样的官场和绅士阶层。由于持续的旱灾，地火本已在地下运行，而义和团又带来了新火种。现在，似乎就等待一个持镐的人，在烧焦的大地上破土，来一次火与火的嫁接。
应该认识一下这些引火嫁接的持镐人。
在封建王朝的起点处：地火是农民的苦难，火种是秦皇的暴政，持镐人的名字叫陈胜、吴广。到封建王朝的中段：地火是农民的苦难，火种是连绵的战争，持镐人的名字叫黄巢。而现在，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阶段，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夜，地火是一次旱灾、一些民教冲突，新火种是从山东被赶到直隶的所余不多的义和团员和他们的仪式与口号，而那持镐人的名字叫“中央政府。”
于是，义和团运动之火，成了天火与地火的嫁接之火。它由是成为数千年封建史上一次最为独特的农民运动。
1900年1月12日，清朝中央政府就反教骚乱问题发布了一项重要诏令：
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迭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间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
诏令各省督抚，公平处理教案，“以服众心”，“固根本者在此，联邦交者亦在此”。它包括下述重要指令：
严饬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
不必太熟悉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不必太熟悉一个专制政府的“专制”意味着什么，只要有一点常识，便一定能懂得，清朝政府的这一举动展示出一个根本变化。
禁止私人结社。这是大清的法律。集会结社就是营私谋反。这是那法律的逻辑。这是一个刚强的逻辑。只要是专制社会，这逻辑就决不会动摇。天地会，一个清朝初年诞生的“反清复明”的秘密会社，早已成了强弩之末，到1899年12月，不过发现了一张关于它的传单，政府立刻郑重发布谕令，悬赏捉拿任何一个好像是天地会组织的成员。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一个革命党组织，更是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那么，如果那组织仅仅是反洋教的，例如，义和团运动之前，有一个叫大刀会的，是否也要取缔呢？当然。只要是结社组织，一律取缔，所有的组织成员，格杀勿论。
现在，面对义和团这样一个闹出更大乱子的团体，中央政府却通过谕令告诉他们：你们是合法组织！尽管，这样明确的涵义，政府并未直接出口，而要仔细体会。这究竟是为什么？
谕令的日期暴露了一切。1900年1月-20世纪第一年的第一个月份，北京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外交危机。
原计划，朝廷的废立运动在本月付诸实施。由于西方的强烈反对和荣禄出色的政治运作，废立未能成为事实，仅仅诞生了一个接班人――载漪16岁的儿子溥亻隽成为大阿哥。但西方对慈禧的这一重大妥协仍不买账：各国公使拒绝参加庆贺太子的活动。皇亲国戚们的排外情绪由此高昂起来。一个仇外的政治派别在宫廷里占据了统治地位。
毓贤也在本月走进紫禁城。他的山东巡抚官职是在西方列强的强烈要求下被政府拿掉的。《清史稿？毓贤本传》载：毓贤“至则谒端王载漪，盛言拳民得神助。”简约的记载给后世的文学家以无穷想象：为了让载漪等皇亲国戚相信义和团神功，他生吞了两条活鱼，说“义和团和神功比这强多了！”于是，有义和团员被秘密招进了紫禁城。他们表演了我们已经知道的神魔附体，以及肯定会让王公们赞叹不已的刀枪不入神功。结果是――我们以后就会看到――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对外政策。
现在，我们且慢夸大朝廷对义和团的容忍程度。在著名的“1月12日诏旨”颁布后不到两个星期，朝廷又诏谕“严厉查禁义和拳”。这种对义和团组织“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过程，还将持续下去，直到无法肯定也无法否定――完全失控――为止。
一个犹豫不决的政策，正在导致一个政府走向坟墓。
1900年5月，直隶总督荣禄向政府汇报他统辖地区的义和团情况：
义和拳会，始自山东，其所传习拳棒者，皆系无籍游民，托之持符念咒，能以降神附体，金刃不入，枪炮不伤，游行各处，诱惑乡愚，拜师传徒，立场设坛，聚而演习。
其所供奉之神，大都采择稗官小说之人，穿凿附会，荒诞不经。
没什么新鲜信息，只有“设坛”二字引人注目。这是山东义和团组织所没有的。山东义和团的降神附体仪式是在“场”上，到了河北却在“坛”前。
这很容易解释。多数山东义和团民已被袁世凯消灭或者解散，少数越过山东边境的团民忽然听说家乡普降甘霖，纷纷回家种田去了。只留下一些和尚或道士。他们是云游四方的人。他们没有家室，不必种田，却又最熟悉义和团的魔力法术。他们本来便生活在神秘的宗教中。是他们改“场”为“坛”，给义和团的降神附体仪式染上更加神秘的色彩。从此，我们再见义和团的仪式，将很少在村庄的打麦场上，而在无处不在的寺庙或道观里，多了招人灵魂的幡旗，多了蛊惑人心的鼓罄，并有香炉的陪伴，炉内冒出袅袅香烟。
当直隶总督荣禄注意到这些细节时，义和团的暴力活动已经升级。暴力的起因还是很小很小的事件，小得让你感到可笑。
直隶首府保定附近，有个叫大张庄的村子，一个叫张洛弟的村民，请附近蒋庄一个有补锅手艺的村民为他补一口锅。后者是个基督教徒。锅补好了，张洛弟拒绝付钱。这个基督徒前去索要，两人吵骂起来，并砸碎了已经补好的锅。
如果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口破锅最多导致一场私人间的吵闹，不会弄得整个大清朝也像这口破锅一样被砸碎。
张洛弟是个义和团员。争吵中，基督教徒和义和团员互相侮辱对方是“邪教”。
第二天，基督教徒带着30个有同样信仰的同伙，向张洛弟索要加倍补偿：摆5桌酒席、修教堂、付100吊大钱，并要张全家入教。冲突于是升级，从口角升级为拳脚。冲突中，张家有1人被杀，3人受伤。
张氏已是有组织的人。他立刻进行联络，带领大帮拳民攻打蒋庄。4月21日，这批义和团员烧毁了蒋庄教堂和10个教民的房子。但蒋庄的教民装备精良，从屋顶向拳民开火，至少有20个拳民被打死。
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位于保定和北京之间的义和团都被激怒了。所有的教民都成了被消灭的目标。其中，一个月后发生的高洛村事件性质严重。
大约30年前，高洛村有6名秘密会社成员。村长阎洛福做了奸细，把他们报告给当局。但这些人并没有被捕。他们请求传教士保护，加入了教会，变成了教民。
教会如此势大，入教村民增多。渐渐地，高洛村分成南北两部分，教民们集中在村南。双方各生活在自己的天地，倒也相安无事。
到1899年，村长阎洛福觉得，他已经有能力和那些他“瞅着就生气”的教民大干一场了。第一，他的儿子考上了生员；第二，当地地保和庙首都成了他的亲戚。
一天，阎洛福们要听戏，指挥村民把戏台扎在村南中心十字路口，正好面对着一个教民家门。这当然是挑衅。村北自有神庙，唱戏，从来都在神庙前。
唱戏那天，人们搭起帐篷，从村庙里请出众神，并把神像摆置在教民家门口的台阶上。这就不仅是挑衅，而且是公然的侮辱。众所周知，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
教民辱骂神像，踢翻了神台。
村民大打出手，洗劫了教堂。
官司打起来，保定的天主教主教出面了。最后，官府对“罪魁祸首”阎洛福作出判决：罚银250两，宴请教民和他们的神父，并叩头认错。
据说，阎洛福为此流泪了。他说：“罚钱，我不怕，开几桌酒席，也没什么。向他们磕头――嘿！你们不如打死我吧！”
但最终他不得不委曲求全，并在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很快便是1900年春天，邻县来了义和团。阎洛福派人邀请来两名拳师，在村北的庙里设立了拳坛。
拳坛前的香炉冒了10天神烟，阎洛福派去学拳的村民便已能神魔附体。看来，神拳可以速成。又以大价钱请来义和团的师傅们。报仇的时候到了。
教民得到信息，请求官府保护。5月12日，县令带了4个衙役前来调查，马上被义和团包围起来，过一会儿，走了。
当晚，义和团烧毁了教堂和所有教民的家，像割草一样杀死约30户教民全家，并把他们的尸体扔到井里。
人命关天。杀死30户教民全家！无论对官府还是对义和团，这不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教案。
被称为“义和团运动转折点”的涞水之战，就这样爆发了。
在义和团运动史上，阎洛福被称为“杰出的领袖”。他率领义和团洗劫了高洛村教民，该村于是成了义和团的“啸聚之区”。杀人偿命的恐惧使他们除了铤而走险，别无选择。洗劫来的全村教民财富足以使流浪四方难有温饱的流民招之即来，把自己的身份上升为“义和团”。据粗略统计，高洛村教案发生后，阎洛福召唤来“万余名”义和团。但他并不想让自己的村庄再次成为屠场。
他把战场摆在涞水城北30里处的石停镇，那附近有个叫两狼沟的地方，据说地势险要，是伏击官府派来的官军的理想地点。他似乎没对义和团的神魔附体神功报太大希望，准备了土炮和抬枪。每尊土炮有一百多斤，一米多高，炮口有饭碗粗，能打沙子。抬枪有一间房长，枪口有茶碗粗，一人抬着，一人放，能打一里多地。然后，他大动脑筋，从《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中，尽量想出些战略战术。
他多虑了。直隶省保定城中，能够用来维持秩序的军人，不过200名，根本无力保护传教团。不得已，还是抽出了20人，组成一支马队，由分统杨福同率领着，朝高洛村开来。
这支20人的马队，就是史书上说的前来残酷镇压1万多名义和团的“刽子手”。
那天是5月21日，高洛村教案后第9天。杨福同率领马队，朝高洛村方向奔去。走到石亭镇附近的两狼沟，义和团开始对官军进行伏击战。
战斗情节耳熟能详：先是“列队应战”，交锋不久，便且战且退，“用诱敌计诱令追袭”。杨福同不知是计，亲率马队向前穷追，一直“追过村落深处”。马队一进入埋伏圈后，埋伏在两狼沟内的义和团众突然从四面腾起，刀光映日，杀声震天，顷刻之间将马队围住。
杨福同这时才知中计，大惊失色，急忙纵骑突围，无奈两狼沟一带沟道纵横，马队无法施其技。
杨福同情急，连忙喝令开枪扫射。义和团好勇敢啊，冒死冲入马队，持械猛扑，连连向杨福同刺去，顿时将他刺得“体无完肤”。最后，一义和团员纵身向前，持长矛刺中杨福同咽喉，使他坠马丧命。其随从二人，也被击毙。
杨福同“全军覆没，兵多带伤而逃”。
这次1万多义和团对20名官兵的战斗，在义和团运动史上，被骄傲地书写为“涞水大捷”。
朝廷命官被戕，朝廷态度如何？
涞水之战第二天，5月22日，一道圣旨发到直隶，特谕总督荣禄：“严饬带兵各员及地方文武，查明实在滋事拳匪，指明拿办”，然而，“倘或任意株连，波及无辜，即从严惩办。”看到这样的谕旨，只有傻子才会去拿办“拳匪”。杨福同算是白死了。
又过3天，25日，荣禄再次接到圣谕：“以查办拳匪，各处情形不同，迁就适足养奸，操切亦恐滋变，命荣禄相机操纵，勿稍大意。”这分寸只有神仙才拿捏得恰到好处。荣禄不是神仙。他决定既不“迁就”，也不“操切”，来个“无为而治”。
一周后，6月3日，朝旨再颁。这次，是“谕荣禄”――荣禄掌管兵权――等于向国家军队宣谕：
“拳民（从这一天起，‘匪’字消失）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另谕荣禄，通饬地方各州县谆切劝导，不可操切，带兵员弁，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
这些指示不是别的，而是圣旨。什么是圣旨？当代影视中铺天盖地而来的清宫戏，那一声声被编排、被表演、被夸张得十分可笑的“圣旨下！”已经使人们感到那“圣旨”像狗屁一样不值得重视。但在当年，在下达圣旨的人们掌握着生杀予夺皇权的时代，圣旨就是“中央文件”！“中央文件”中的内容便是“国家政策”或者“政府决策”。
那决策再明确不过。昨天，义和团们还是“拳匪”，今天就变成了“拳民”，变成了“朝廷赤子”。按照这决策，政府官员，国家军队，该怎样对待义和团？
那政策再明确不过。不许轻伤人命，不可操切行事，不能波及无辜，不得孟浪行动。按照这政策，政府官员，国家军队，该怎样对待义和团？
只有武卫前军提督聂士成――我们很快就会遇到他――那种纯粹的军人，那种一看到国家动乱便痛心疾首，将恢复稳定当做自己使命的人，才会认真对待那中央文件中“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这句话。他是瞎子吗？他没看到中央文件所指引的大方向吗？你什么错误都能犯，就是不能犯方向路线的错误。那是大错误。那将要了你的命！
清朝的官员不是瞎子，他们是政客。清朝的军队不是瞎子，他们是傀儡。义和团不是瞎子，他们看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
是的，政治路线确定了。义和团民们，朝廷赤子们，按照中央确定的路线，前进吧！整个华北大地都沸腾了。正被大旱逼迫得走投无路的穷棒子们，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向津、京之间，并一直向北、向北，向着鼓舞他们前进的北京方向挺进。
有更多的人加入了义和团。现在，成为义和团员不再是一种罪行，而是一种光荣。加入吧，你将变得神力无穷，从此，任何洋鬼子和他们的走狗都不敢再欺负你了！加入吧，你不会再挨饿了，你将要有吃的东西，你不会再衣不蔽体了，你将有新衣服穿。那些我们过去痛恨的教民和他们的主子会把这一切贡献给我们。
沿途，义和团把所有能遇到的教民和他们的家人全部杀死，他们的财物被彻底洗劫。
沿途，义和团把所有能遇到的全部外国人――来帮助中国进行建设的工程师、教师、医生等等――只要能够做到，全部杀死，他们的财物同样被洗劫。
沿途，义和团把所有的电杆全部拔掉。因为它们姓“洋”。
沿途，义和团把所有的铁路全部拆毁。因为他们姓“洋”。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洋事物的命，绝对无罪，造洋鬼子的反，绝对有理。
义和团运动――这时，才能真正称为一场运动――终于开始了。一心报仇，揭竿而起，像是龙的牙齿，像是可怕的种子播种在烧焦的、赤地千里的大地，终于结出了革命性的果实，并将在不远的将来，在北京城下的田野收割。
慈禧宣抚义和团，国家命运悬一念
无论如何，义和团运动开始了。到1900年6月3日，也就是政府宣布义和团为“朝廷赤子”的那一天，从四面八方潮涌而来的数万义和团占领了涿州城。疆域失守，涿州长官自杀未遂，被义和团囚禁。守城士兵几乎没什么抵抗行动，听任义和团把自己的大旗飘扬在城门上空。旗帜上，“扶清灭洋”四字更加醒目。战争考验尚未到来，降神附体神功愈加传神，现在几乎人人神功盖世。揭帖，义和团的宣传品，由于知识分子的润色，把对大清朝的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至。所有这一切信息，都向着紫禁城飞去，等待着中央政府对义和团的最后裁判。众所周知，涿州，在北京的边缘，如今是电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