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庚此函的原件现在未能见到，但其内容的真实性可以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与维新派的早期交往与合作中得到证实。甲午前后，孙、康两党势力都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当时康有为的政治改良思想已趋成熟，而孙中山的思想尚处于由改良向革命的转变阶段。孙、康两派虽然政治见解不同，但都主张学习西方，探索救国真理，仅此而言，他们又有相通之处。特别是“戊戌以前，康创强学会于北京，梁办《时务报》于上海，提倡新学，名动一时”，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章太炎等革命党人“与康、梁徒侣往还不绝”，联系密切，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两派联合的意向。
1897年冬，横滨华侨商人邝汝磬、冯镜如等人创议开办华侨学校，欲从国内延聘新学之士为教习。他们将此事就商于正在横滨的孙中山与陈少白。孙、陈因梁启超主笔《时务报》名闻海内外，故力荐梁氏充任。11月初，邝汝磐持孙中山介绍函，专程赴上海谒见康有为。康氏“以梁启超方任湖南时务学堂掌教，乃以徐勤代之”，同时“助以陈默庵、汤觉顿、陈荫农”等弟子。康有为还对孙中山为该校代拟的校名“中西学校”持有异议，将其易名为“大同学校”，并“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经过筹备，横滨大同学校在1898年3月正式“启馆。”可以说，横滨（中西）大同学校的开办，是孙、康两派共同协商和努力的结果。
大同学校成立之初，孙、康两派关系融洽，徐勤任中文教习，掌管校务。他与陈少白、孙中山时相过从，往还颇密，引为同志。但是，到1898年春康有为渐得光绪帝赏识后，感到维新前景光明，深恐为革命党人所连累，于是函令徐勤与孙中山等断绝往来。横滨商人风闻康有为将被委以重任，亦纷纷倾向徐勤一方，大同学校成为维新派在日本的一个据点。革命党人被完全排除在外。
孙、康两派围绕大同学校的合作与纷争，一直未能躲过清廷驻日官员的耳目。裕庚密函中言孙中山开大同学校一事，必然牵涉到徐勤等康门弟子，这正是康、梁闻讯后惊慌不已的原因所在。
同时，裕庚所言孙文“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与汪康年访日也有关系。汪氏在徐勤赴日任教大同学校不久，也扬帆东渡，考察游历。汪康年在《汪兰卿（康年）先生传记》中记述说：
（丁酉）十二月，先生与湘乡曾敬贻君（广铨）游日本，遍历东京、横滨、大阪、神户、长岸等处，匝月而归……先生此行用意至远，于采访政治、风俗而外，兼寓有与其国之朝野名流联络声气之意义，非寻常游历之比。事前曾与梁卓如往还商酌（时梁君在湖南）。
显然，汪康年赴日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与维新事业不无关系。此时汪、梁因办《时务报》已发生分歧，但汪康年赴日之时，康门弟子仍以同志待之。到达横滨后，他与徐勤联络仍很密切。汪康年在日本所谈的维新言论也被日本新闻媒介连篇登载，一时间汪氏成为备受关注的新闻人物，他与徐勤及大同学校的联系自然也被清廷官员所探明，所以裕庚函中便直接涉及到了时务报馆诸人。
从上可知，裕庚密告总署的情况是有事实根据的。但从事态发展看，此函没有引起大的风波，这与张荫桓的全力回护是分不开的。不过，当时北京还是出现了一些传闻。士人中风传时务报馆经理汪康年逃往日本，“尽以报馆款畀孙文作乱”，或云“徐勤等赴日本与叛贼孙文设立大同会。”这些传言虽不确切，却也耸人听闻。在这种形势下，康、梁为自保计，被迫退却，使保国会的正常活动受到影响。
5月2日，御史潘庆澜上《请饬查禁保国会折》，攻击保国会聚众不道，从而掀起了一股反维新变法运动的恶浪。李盛铎见大势不好，于次日即上《会党日盛，宜防流弊折》参奏保国会，以求自保，保国会从内部开始瓦解。守旧派大臣刚毅意欲借机查办保国会。光绪皇帝受康有为所呈《日本变政记》《日本会学考》等书的影响，了解到开学会、成立政党为各国通行之俗，以开民智而励士气，各国政府都不禁，因而他看到参劾保国会的奏折后，意欲保护康有为等人和保国会，于是对刚毅等大臣们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哉，何可查究耶？”但光绪皇帝怕慈禧太后见了追问，于是将所有参劾保国会的奏折提出封存起来。
但守旧派并不甘心，御史黄桂筠上奏参劾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和保国会，并危言耸听地宣称：“近日人心浮动，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故要求禁止各会活动。礼部尚书许应6也上奏参劾康有为，称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东说，经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万不可问”，故要求朝廷驱逐康有为。御史宋伯鲁、杨深秀起而与许应6相争辩，指责他窃位蔽贤，阻挠大局。光绪皇帝也斥责许应6令其自省。御史文悌在守旧的王公大臣的支持下也跳出来诬蔑康有为成立保国会名为保国，实必乱国，为了激起满族统治者的不满，他又宣称康有为“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光绪皇帝看了文悌的奏折后，十分生气，痛斥文悌受人支使，结党攻讦，沽直好名，非御史之所该为，下令革掉他的御史之职。光绪皇帝再一次保护了康有为。
但由于顽固守旧派的疯狂攻击，维新运动严重受挫。原来一些与康有为关系密切者因害怕杀身灭族，再也不敢与康有为公开来往，一般不明真相者更是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康有为的住宅门可罗雀，与上一月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形成鲜明对比。在守旧派的攻讦之下，不少的人害怕了，保国会也停止了集会活动，无形中逐渐解散。康有为的学生和朋友从关心他的安全角度考虑，也多劝他暂时离开北京，以免遭到守旧派大臣的惩罚。但光绪帝支持康有为的要求，故使他感到维新变法仍有希望，对光绪皇帝也十分感恩戴德，正如他自己所说：“突遭许、文狂噬，即拂衣欲去，不意刘整弹章，反成祢衡荐表”，因而他又留了下来，他当时的心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写那样：
八表离彼割痛伤，群贤保国走彷徨。
从知天下为公产，应合民权救我疆。
八俊三君自构党，周钳来网巧飞章。
书门幸免诛罪臣，明圣如天赖我皇。
为了驳斥守旧派的恶毒诽谤，澄清谣言，以正视听，康有为将《保国会章程》先后在天津《国闻报》和澳门《知新报》上全文刊登，以让国人了解保国会的宗旨。《国闻报》又先后刊登了《京城保国会题记》和《书保国会题记后》，前者公布了参与保国会活动者的名单，后者则对保国会的活动大加赞扬。维新派为了反击守旧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痛斥守旧派。5月25日《国闻报》发表了《开保国会书后》一文，生动地描绘了守旧派反对维新变法的变态心理，指出他们不仇强敌而仇义愤，不思御外侮而思抑士气，犹如“强盗入室，大火烧门，有壮者荷戈持锣，大声疾呼，而同室之人，不恶盗贼，不救大火，而反仇荷戈持锣之人，骂之詈之，攻之讦之，缚之扌失之，组织而锻炼之，甚且诬罔以为荷戈欲窃，持锣放火也。”
保国会的活动虽然停止了，但康有为等人并未停止活动，他又授意梁启超等弟子发动组织公车上书，请改科举制度。梁启超联合举人百余人，连署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请求朝廷废除八股取士之制。上书呈送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又送达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也不代奏。其时在京师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梁启超等此举，认为梁启超等要断送他们的前程，对梁启超等人嫉恨之如不共戴天之仇，他们遍播谣言，甚至想殴打梁启超等人。
明定国是
5月29日，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拥有巨大权力和很高威信的恭亲王奕讠斤病逝。他的突然去世，给予维新派一个发动维新变法的机会。康有为立即给翁同（写了一封信，劝他趁自己的政敌去世，改革反对派失去首领之机，策划变法新政。但翁同（有自己的担心和考虑，他认为现在对康有为的谤言鼎沸，形势十分不利，不能贸然行动，并劝康有为离开北京，待风声稍平之后再回来。康有为也深知“旧党焰甚炽”，翁同（也多次被参劾，但是他想到自己一旦离开北京，维新派就群龙无首，“无人鼓舞”，故决定办成几件事后再行。
6月6日，康有为给光绪皇帝上了一道《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再次请光绪下定变法的决心，明定国是，以防止外国对中国的瓜分。他在奏折中写道：“门户水火，新旧相攻，当此外患交迫，日言变法，而众议不一，如此皆由国是未定故。昔赵武灵之胡服，秦孝公之变法，俄彼得及日本维新之变法，皆大明赏罚，定国是而后能行新政。”康有为将此折通过御史杨深秀转呈。为了保证奏折能上达光绪皇帝手中，康有为将此奏折的副本交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代为转呈。
这一次康有为的折子一路顺利，递到光绪手上。接着，在翁同（的授意下，由康有为代拟，御史杨深秀、内阁学士徐致靖分别于6月1日（四月十三日）和8日（二十日）向光绪帝进呈了《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定国祚折》和《请明定国是折》。光绪帝看了这些条陈奏折后，认为其意可采，遂于6月10日（四月二十二日）令翁同（代为草拟宣布变法的国是诏。
翁同（对光绪把草拟国是诏这件重大的事交给自己，感到非常兴奋。他把它看做是皇帝对自己的绝对的信任，同时也把它看做是阐发自己维新变法思想的大好机会。所以，退朝回家后，便关门谢客，摒弃一切往来和其他笔墨之事，通宵不寐，专心一意地写起来。
翁同（自入仕以来，数十年中，代拟的诏书不下上百道，但这些诏书大多是催粮支饷以及有关军事、外交方面的内容，写起来并不感觉到有多大的困难。但这一次却是例外，感到字字千钧，分量极重。一是国是诏代表皇上，是纲领性文件，直接关系到朝政大局，因此不得不慎；二是诏旨要讲明变法的宗旨、方针、政策，不仅要讲清为什么要变法，而且还要讲明如何变法，这些都是朝野上下瞩目的内容。
经过一夜的苦苦思索、反复推敲修改，翁同（终于草成了国是诏。正好这天晚上，他的门生张謇前来看望他，翁还委托张謇代其“书拟大学堂办法”。翁同（待折稿内容正式定下后，又将它抄写一遍。那端方秀丽的楷书，笔笔工整，字字古光，既显示了他高超的艺术造诣，更凝聚了他为实现维新变法所付出的巨大辛劳。
待到翁同（将诏书抄好，这时已是鸡鸣晓白的黎明时分。他稍稍舒展了一下身体，又用冷毛巾擦了一下脸，吃了一碗早点，换上官服，急急忙忙坐轿入宫去了。
光绪帝见了翁同（手拟的国是诏后，认为写得很好，表示非常满意。当即决定第二天就以他的名义正式向中外颁布。
第二早晨，光绪帝离开珍妃寝宫，来到太和殿时，礼部堂官们早已把颁诏的仪式准备好了。
太和殿前，陈列着皇上的全部卤簿：伞盖、麾氅、幡幢、帜、节钺、刀戟、弓矢、殳枪、扇炉、瓶盂、杌椅、星拂、御杖、棕荐、静鞭、旗瓜、吾杖等，密密麻麻，摆了一路，御香缥缈，仪仗森严，果然别有一种气派。
光绪帝坐在太和殿宝座上，接受了王公大臣、六部公卿的朝拜后，才由大学士孙家鼐捧着已在乾清宫用了御宝的明定国是诏书，送到殿前，授给礼部尚书许应6和怀塔布二卿。许、塔二人跪受诏书后，将诏书置于云盘之内，捧诏先行，带领文武百官，步出午门，将诏书送入龙亭，由八名太监抬着，送到天安门外黄案之上。然后百官匍匐，听那宣诏官在那黄案之上，代皇上宣读诏命。在通常情况下，举行颁诏仪式，皇上是不必亲临天安门的。然而，这一次，光绪帝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特地登上天安门，亲监颁诏。
这时，天安门前，早已黑压压地跪着一地听诏的京官。静鞭响后，鸦雀无声。光绪帝坐在天安门上九龙华盖和日月龙凤扇下，神情肃穆，静观着宣诏仪式的进行。
一位宣诏官登上高台，先向皇上行了三跪九叩之礼，才西向肃立，双手振诏，用一种特殊的腔调，大声朗读道：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须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致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是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尔后中外大小清臣，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勿徒袭其皮毛，勿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
听到这里，光绪帝下意识地抬起头来，望了望马神庙那边，心头顿时浮起了一片乌云。最近，他提出要把马神庙公主废第改建为京师大学堂，兼采中西之学，为国家培育新才，竟多次遭到大臣们的阻挠。刚毅、许应6等大臣，至今都不愿废八股，办新学，迂阔荒谬，令他十分恼怒。现在，在他的坚持下，京师大学堂的机构是已经建起来了，但困难仍然不少。昨天，他看到了孙家鼐送来的一份折子，提出创办这所大学堂，每年需要银子高达二十八万八千余两。这样巨大的款项，又到哪里去筹办呢……他正在沉思着，突然，一阵山呼之声，把他惊醒。原来诏书已经宣读完了。只见那宣诏官，手捧诏书，兢兢业业，步上天安门来，将诏书放入早已准备在那里的五彩朵云之内，衔入七宝丹凤之口，缒以彩绳，从天安门上冉冉坠下，这就是古诗中所谓“丹凤衔下九重天”的意思，所以又称为丹诏。下面又有执事官接了诏书，再次放进龙亭，抬出大清门，然后吹吹打打，送往礼部衙门中去，誊黄用宝，颁示全国，这才最后完成了这一特别庄严隆重的颁诏仪式。
第五节 康有为御前论国事，光绪帝苦叹无奈多
康有为小心翼翼地跪在光绪帝的龙案前，伏地屏息，不敢仰视，深深感觉到了咫尺的威严。
光绪听了这一番前所未闻的高论，不禁为之动心变容。
光绪帝叹息地表示了自己的苦衷：“无奈掣肘太多。”
光绪帝听了，心头一惊，忙把身子俯向案前。
光绪帝听了，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言语。
“汝欲阻挠我？”光绪皇帝气愤地厉声喝道。
谭嗣同的赴京，似乎使湖南的新政有了点新的转机。
谭嗣同曾对别人说：“法是要变的，康、梁是万不能用的，我们断断不可与他们共事。”
频繁召见新派大臣
翁同（罢官回籍之后，在光绪的身边留下了一个大的权力空缺。而此时变法动员令已下，筹组维新班子成为当务之急。
1898年6月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当时，康有为是未到任的工部主事，张元济是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两人官阶均为六品，地位低微。这次召见，是光绪第一次召见维新派，也是清代历史上皇帝第一次正式召见四品以下低级官员。康有为在当时已经名震京都，为维新派的领袖人物，而张元济名气显然远低于康有为，却也受到了皇帝的召见，是何原因呢？原来，张元济脚踏实地的维新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3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保荐通达时务人才密折，保荐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五人。徐致靖对张元济的荐语为：“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很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这十六个字相当准确地勾画出张元济的维新活动和性格特点。
光绪皇帝在1897年底批阅关于通艺学堂的附奏时，就已经知道张元济正在创办新式学堂。他喜欢看新书，常常开列书单到总理衙门要书。总理衙门则委派张元济具体经办这件事。当时京城新书极缺，张元济便把自己的藏书，或向朋友借书，凑集起来进呈光绪阅览。1898年3月，光绪命总理衙门进呈黄遵宪著《日本国志》，就是由张元济检呈的。因此，徐致靖保荐张元济时，他同光绪实际上已经有了一定联系。光绪皇帝决定召见张元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