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俄国为了争取时间，使中俄《天津条约》尽快生效，决定不再从彼得堡派遣新的公使，而将在北京的教会监护官彼罗夫斯基改为公使衔，委派他办理了中俄《天津条约》的换约事宜。随后，俄国又派伊格那提耶夫到中国来，继续办理交涉。他是6月27日赶到北京的，恰逢清军在大沽口之战中取得胜利的第三天，他怕中俄《天津条约》会受到英国、法国战败的影响。在28日举行的首次会谈中，他就劝说清政府钦派大臣肃顺等人，至少不要与法国和美国发生争执。肃顺则明确表示：“我国政府本欲和平接待外国使团在北京办理《天津条约》的批准事宜，而英国人却强行闯入白河，与我国交战，僧格林沁亲王大败英国人，击毁数艘战船，捕获多名俘虏。欧洲人首起衅端，破坏和平，咎由自取。至于与贵国所订的《天津条约》，因已经获得批准，我们也和贵国代表彼罗夫斯基互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当不在此例。”而伊格那提耶夫得寸进尺，表示：“我之所以来北京，旨在了结根据《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和其他诸条约应予解决的一切俄中问题。”但肃顺等人完全否认《瑷珲条约》，声明它是无效的。同时，他们还态度鲜明地指出：中国的政府永远不会同意将任何领土割让给外国人，他们也从未被授权把黑龙江左（北）岸让给别人。此刻，伊格那提耶夫再也掩盖不住北极熊的真面目了，杀气腾腾地说：“我国与中国的边界绵延达7000俄里，俄国较之其他任何海上强国都更易于随时随地给中国以有力的痛击。”肃顺等人不为所动，最后说：“我皇旨意，公使应尽快返回贵国。”
伊格那提耶夫非但没有离开，反而于次日给肃顺等人送去一份旧约补充条款的草案及一份备忘录，逐条作了说明。草案的主要条款涉及这样一些问题：
1.划定东部和西部的边界。
2.开放中国内地的陆路通商。
3.在蒙古、满洲和喀什噶尔设立新的领事馆。
4.调整中俄边务当局之间的直接关系。
5.引渡逃犯。
当伊格那提耶夫确信无法从肃顺等人手中使俄国的侵略要求得到满足时，又向军机处送去一份照会，指控肃顺等全权大臣，请求另派谈判代表。军机处答复他说：“肃顺等人是中国信任大臣。他们据理直言，怎么能说是先出无礼之言？我国根据中俄《天津条约》对贵国做出重大让步，准许贵国在七处海口通商，又将黑龙江沿岸地区、阔吞屯及海边空旷地区让与居住，并准予由黑河口顺松花江往东入海行走。至于乌苏里、绥芬河一带之土地，决不能让与贵国。”措词相当严厉。后来，伊格那提耶夫又与肃顺等人进行了多次交涉。为了摆脱对他怀有敌意的肃顺，伊格那提耶夫还借口需要商讨的问题事关重大，要求军机处委派一名大学士为全权大臣，然而军机处没有同意。尽管清政府拒绝了伊格那提耶夫的要求，但是也认为可以增派除肃顺、瑞常之外的第三位大臣，于是便准备任命曾在1858年参与《天津条约》谈判的花沙纳参加这次谈判。可是这一提议却引起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悲惨结果。当花沙纳得知盛怒之下的咸丰皇帝打算任命他去和外国人办理交涉，解决难题时，他愁得不知如何是好，一心盘算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困境。从皇宫散朝回家后，他便与全家人诀别，然后自尽了。
虽然经过多次交涉，仍一无所获，但是伊格那提耶夫硬是呆在北京，不肯离开。他要等待时机，为俄国在中国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
至于英国公使卜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则躲在上海，一面不去理会清政府寻求妥协的种种努力，一面照会清政府，表示如果清政府不变更《天津条约》，即可罢兵。其实，他们在尽量保持沉默的同时，也正怀着非常焦急的心情等待着来自伦敦、巴黎的反应和训令。
羞辱的“城下之盟”
英、法侵略者在中国大沽口之战中惨败的消息传到了英伦三岛和法兰西，震惊了英、法统治者。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曾经在自己的坚船利炮面前低头，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的中国，竟然使强大的英、法两国的军队尝到失败的滋味，这口气怎么能够咽下。尽管有些人指责卜鲁斯的行动太轻率，太鲁莽；额尔金对大沽战败也负有重要责任，在中国期间，不仅订了那个不吉祥的《天津条约》，还做了许多坏事。但是殖民侵略者们并不悔过，纷纷叫嚷对中国进行报复，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们不能容忍被那些中国人打退。”他们要扩大对华战争，攻打中国的沿海各地，占领北京，将皇帝赶出皇宫，并得到物质上的保证，担保以后不再发生袭击事件。鞭打每一个身穿蟒袍而敢侮辱英国国徽的官吏，把这些人个个都当成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示众。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是高于中国人之人，英国人应该成为中国的主人。在夺取北京后，永远占领广州，把它变成英国远东商业中心，抵抗俄国在中国东三省边境地区已取得的势力，并奠定新领地的基础。一时间，一致要求对中国实行充分报复的逆流甚嚣尘上，到处蔓延。虽然在如何报复中国这个问题上，英国国内也存在着分歧，如担心英国的报复行动，使中国陷入混乱，结果把现存的清王朝瓦解了，将整个国家投入到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去，不仅破坏了所有的生产，而且还损害了商业的利益。但是英国政府最终决定通过强有力的行动打掉中国人的“骄气”和“恶意”。
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得到的训令是，如果清政府提出和平的方案，他可以乘一艘英国船只沿白河到天津，从那里去北京以便交换条约批准书。但是，如果发生任何困难或者对于他的接见并不适合于一个主权国家代表的话，他须把事件交付海军官员们来处理。如果清政府并没有这种提案，可以照会清政府要求对大沽的“预设埋伏”作最大的道歉，并宣告要索取一笔大量的赔款。另外，他还得到通知，一支相当大的军事力量将于春天季节风变的时候被派到中国来。由于法国政府的动作并没有这样迅速，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遂没有得到这样的训令。所以，卜鲁斯也就没有遵守训令立即照会清政府。后来，法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派遣一支具有相当力量的军队，继续与英国采取联合行动。
3月8日，卜鲁斯、布尔布隆联合照会大学士和军机处，要求清政府立即无条件地接受四项条件：
一、对大沽炮台的行动作一种最大的和令人满意的道歉。
二、在北京交换条约批准书，使节们为此得乘本国船只前往天津。
三、《天津条约》须予以完全实行，特别是对于赔偿的支付。
四、对于后来发生事件的赔偿。
这份照会经由两江总督何桂清转交清政府，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军机处在给何桂清的咨文中说：英国不遵理谕，毁坏中国海口防具，致启兵端，哪是中国失信？法国并没有先行照会，也随英国一同前来，让它由北塘进京换约，可法国船只早已远去，怎么能说中国将它拦回？英国还向中国勒索赔偿兵费，更是岂有此理。如果说赔偿兵费，中国所用兵费，确实很多，且如广东、福建以至天津沿海历来设防，岂止数千百万两白银。如果向英国索赔，则英国所费，尚不到中国的半数。去年英国、法国使节见美国换约后，改订吨钞章程并在台湾、潮州通商，吁请照办，中国宽待各国，体恤商情，一体施恩准行。中国如此仁厚，他们不知感激，还要生事，实在令人骇异。
可是咸丰皇帝并不希望将清朝政府官员的恼怒态度转达给英国、法国公使。他以为凶残成性的英、法侵略者一定会幡然悔悟，前来求和。不知这位天子是怎么在英、法公使措辞强硬，已经可以嗅到火药味的照会中，竟然能找到虽不露求和之意，但已外强中干的蛛丝马迹。所以他谕令两江总督何桂清转告英、法两国公使：如果真心换约，则照美国公使的样子，不带兵船，只带护从人员，由北塘进京，完成各自使命。如果想要大沽撤防，那不可能，即使换约之后，也不能撤防。接着，他还要何桂清将游历内地和长江设立码头二条竭力消弭。由此看来，咸丰皇帝对时局的分析和判断的确很幼稚，对英国、法国所采取的攻势，不仅没有积极防范，而且还希望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问题。蓄意动用武力的英、法侵略者对于清政府和咸丰皇帝的态度自然很不满意，卜鲁斯甚至大肆咆哮起来，以发泄对清政府仍然坚持的由北塘进京换约要求的愤怒。他觉得中国人这种漠视大不列颠尊严的举动，实在无法接受，而大沽口之战的一箭之仇也非报不可。
在英国、法国政府的安排和部署下，英法舰队于1860年3月陆续开抵上海，战争的阴云再一次笼罩在中国沿海地区。英国战船130余艘先后驶入青泥洼（今辽宁省大连市），最多时达157艘，其中包括战舰3艘，小型兵舰34艘，运输船143艘，共载炮361门，官兵人数为10500名和在广东雇募来的运输队约2500名。法国战船约40艘，集中在烟台，官兵人数为6300名。这样一只由数量如此众多的坚船利炮和侵略者组成的庞大舰队，到中国来的目的就是要逼迫清政府答应英国、法国等列强的无理要求，满足它们的侵略欲望。曾经用枪口对准中国咽喉的前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和前法国全权大使葛罗分别作为英国、法国的全权专使被重新派遣到中国，充分显示出英国、法国政府对这次使用武力来达到侵华目的军事行动的重视。
4月17日，英国外交部在给额尔金的一封信中提出：英国女王陛下决心采取一切措施，一方面在与法国皇帝之间，另一方面在与中国皇帝之间建立和睦关系。而这种持久和平和未来与中国的友好和睦关系，都取决于中国皇帝及其政府对英国提出的三项条件缺一不可的妥协与接受：
一、向在大沽口的联军部队道歉。
二、批准与履行《天津条约》。
三、支付盟国海陆军战备费用赔款。
法国政府也给葛罗发布了内容相近的训令。
6月底，额尔金和葛罗凌波东来，辗转到了上海，与已等候在这里的美国公使华若翰、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会集在一起。自去年北塘换约后，华若翰就一直呆在上海。而伊格那提耶夫是不久前才从北京赶到上海来的，专为等候额尔金和葛罗等人，以便了解动向，见机行事。他在北京时，代表俄国与肃顺等人进行了多次交涉，施展了种种手段，虽然一无所获，但却深得俄国外交部的赞许，并于1860年5月被授予公使衔。为了使俄国在中国获得更多侵略权益，他感到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以便实现经过将近一年的交涉仍未达到的目的。所以，为确保此行的成功，伊格那提耶夫作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忍受了颠簸和劳顿。
1860年5月16日上午8点钟，伊格那提耶夫和使团从所居住的南馆出发，迅速地向城门走去，由经过改装的两辆大车走在前面。当前一辆大车走到外城门口时，后一辆大车还在内城门口。于是两辆大车的驭者同时拉动活销，用活销连接的事先被锯断的大车后轴就塌落下来，大车便不能行动了，正好堵住城门口，造成混乱。使团的轿子趁机在随员和骑兵卫队的簇拥下溜出城门，而轿子实际上是空的。伊格那提耶夫在一个护卫的伴随下，骑马走在前面，顺利通过城门而未被发现。到郊外以后，伊格那提耶夫改乘轿子。在离天津不远处，他们改走岔道，以避开城里仇恨外国人的百姓和清朝官兵。赶到海边时，提前约好的俄国“亚波涅次号”运输船已等候在那里，并将他们送上另一艘俄国船“德日基特号”三桅快船。这艘享有健行者声誉的“德日基特号”，却辜负了伊格那提耶夫的期望。由于存煤不足，只够使用8个小时，所以它只好扬帆而行。偏巧海面上风平浪静，直到第八天开始有些微风，船便渐渐开动起来。又经过了两天的航行，才终于到达长江口，6月15日，伊格那提耶夫抵达上海，从而结束了这样一次较为漫长，以面包干和脏水沏茶充饥的航行。
一登岸，伊格那提耶夫就受到刚刚兼署俄国领事职务的美国领事各理德的欢迎，并被邀请到其家中居住。因为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住在各理德的寓所里，所以两位公使很快就相识了，熟悉了。又由于俄国和美国在华利益基本一致，处境相同或相近，促使两国公使更加接近。在即将发生的英、法等国对华军事行动中，他们打算严守中立，并决定只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才充当调停人。当他们和额尔金、葛罗会见后，便自动提议与英、法侵略者一起北上。像两年前的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和美国公使列卫廉一样，他们打出来的仍然是调停人的旗号。其实，调停是假，趁火打劫、混水摸鱼是真。而美国公使华若翰似乎也还有另外一种盘算，既然额尔金、葛罗、伊格那提耶夫都要乘船北上，自己也不能单独行动，与他们脱离，以免再落一顿讥笑、嘲弄。因此，当这时已升任江苏巡抚的薛焕苦口婆心地劝阻他不要跟着英、法、俄等国使节北上凑热闹时，他表示他本人没有其他意思，北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得与诸国和好。7月，额尔金和葛罗分赴青泥洼和烟台，将英、法侵略者集结起来后，准备月底在北塘登陆，抄大沽炮台的后路，占大沽及天津。在英、法侵略者登陆以前，俄国和美国公使便已抵达北塘，并照会清政府表示愿意调处争端。
尽管英、法侵略者在不断地大规模运兵，准备向中国动用武力，俄国和美国也在打着各自的算盘，但是咸丰皇帝仍然一厢情愿地希望不要在自己的眼前再次燃起熊熊战火。本来入春以后，大臣们接二连三地向他奏报英、法侵略者攻陷了许多沿海岛屿、城镇，大批战舰连樯而至，给沿海地区的防卫造成很大的压力。到了夏季，随着额尔金和葛罗的再次到来，战争一触即发。可是咸丰皇帝却顽固地坚持认为：去年英国人在大沽口首先失礼，并受到我军轰击，惨败而去，肯定心存畏忌，此番调集兵船前来，声言水陆并进，意图报复，实际上是以兵协和。即使武装来犯，也有僧格林沁在天津海口镇守，而这位科尔沁亲王曾经大败英国人，可保大清王朝无虑。
但是，当时的情况或许正如僧格林沁和恒福所分析的那样：与外国人打交道，不外乎战、和二端，然而就眼下的时局来看，战与和，都不在中国，而在外国。人家想打就打，想和就和。但是，清朝政府官员们多倾向于对英、法侵略者设法抚绥，迎机善导，使来势汹汹的洋人就我范围。虽然明明知道英、法侵略者是虎狼之性，即便求和也一定要受一番挟制之苦，但是他们仍然想先得到英、法两国全权专使的照会，或者由俄、美两国公使代为致意。然后恒福便照复英、法两国全权专使，让他们也都按照去年美国公使换约的方式，从北塘登陆进京换约。但问题是英、法侵略者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却根本不理睬清朝政府。而集结在大沽口外的英、法战船兵舰也真让人看了眼晕，如果一旦发动进攻，两军对垒，胜负难以预料，所以，清朝政府官员也觉得必须加紧大沽口的防御体系的建设。为了让英、法两国全权专使按照自己的意愿由北塘进京换约，清政府留下北塘一地根本没有军事布防。
虽然清政府看出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所谓调停、调处不过是乘机勒索，趁火打劫，甚至在给伊格那提耶夫的复照中表示：“天朝并无失信于英国和法国，又何必烦劳贵国替中国从中调处？”但是为了解眼下燃眉之急，不得不要这些中介人出面调停。清朝政府官员对美国公使华若翰的印象好于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所以对华若翰的期望值较高。僧格林沁还给美国人送去了许多食物，加以笼络。华若翰对此也心领神会，态度更加积极地表示愿意出面调处。随后恒福照会华若翰，一方面感谢他说合的好意，另一方面请他转告英、法两国全权专使，北塘已经撤防，让英、法两国全权专使按照去年美国公使换约方式，从北塘登陆进京换约。华若翰声称英、法军队想先占领北塘，然后再抄袭大沽后路。对此，清政府没有认真对待，僧格林沁估计英、法侵略者不会在北塘登陆，所以始终也不肯设防。
就这样，英、法侵略者在8月1日水陆并进，占据了北塘。可清政府却下令只许迎敌，不能进攻。于是，清军眼瞅着英、法侵略者1万余人携带炮车登陆，也不阻止。登陆后，他们便急忙修筑道路，埋设地雷，安放大炮，加固壕墙。次日，侵略者们出动一队人马向唐儿沽（今天津市塘沽）方向而去，大肆骚扰。4日，美国公使华若翰照会直隶总督恒福，表示对调停一事无能为力。但是清政府怕美国公使对调停之事撒手不管，遂由恒福立即复照，一边表白清政府的退让留情，一边再次请求华若翰把清政府希望收兵息事，以全和好的愿望转达给额尔金和葛罗。可华若翰随后离开北塘，不再为调停奔忙。
8月5日，从驶入北塘河口而搁浅多时的一艘轮船上，走出两名手执免战白旗的侵略者，登岸后，即表示议和。6日恒福便照会额尔金，如果两国有应议之事，他可以出面商谈，予以解决。另外，他还请额尔金和葛罗定一个时间以便双方会晤。而僧格林沁同样是把希望寄托在设法引导，使英、法两国早日就抚上。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如果英、法军队出村列队，清朝官兵要置之不理，加意巡逻。假若英、法军队要抄袭大沽炮台后路，或直扑天津，万不得已时可以拨兵抵御，但是也不必杀伤俘虏太多，赶回村庄即可，以彰显大清帝国的宽仁大德，使洋人知感知愧。可洋人偏不知感愧。就在僧格林沁于12日将这些期望与打算奏报给咸丰皇帝的当天，这一点便得到印证。一是额尔金在给恒福的照会中，明确表示与清政府毫无和谈的意思，因为卜鲁斯3月份照会内提出的要求被清政府驳回，所以动用武力，就是要不可改变地实行所要求的各项内容。“而在你给我的照会中，并无中国必定完全履行条约的意思，我也不能停止军事行动。”二是英国侵略者1万余人，分成两路，一路攻新河，一路攻军粮城，使僧格林沁的3000马队几乎全军覆没，新河、军粮城失陷。14日唐儿沽失守。大沽形势危急。
就在英、法侵略者集结兵力，准备从海上和陆上向大沽发动进攻的时候，咸丰皇帝却命令僧格林沁可率领兵勇退守天津，同时还派遣钦差大臣西宁办事大臣文俊和武备院卿恒祺前往北塘海口，伴随英国、法国全权专使进入北京，办理换约之事。16日，恒福分别照会额尔金和葛罗，通知对方咸丰皇帝已派遣钦差大臣前来议事，并乞求他们停止军事行动，结果被拒绝。额尔金直言不讳地说：“在通往天津的道路得到开放和中国政府承认各项要求的意图得到充分保证之前，不可能停止战端。”18日，文俊等人抵达天津后，军机处即分别照会英、法两国全权专使，表示完全答应《天津条约》，而今年3月照会中所提出的四项条件，等使节们到达北京后商办。法国人在照复中说，一定要由能够答应3月照会中所提各项要求的钦派全权大臣前来，才肯会晤，而英国人干脆置之不理，仍在准备攻击大沽炮台。21日，由直隶提督乐善镇守的北炮台，在经过3个小时的抵抗后被攻陷，而僧格林沁在南炮台上竖起免战白旗，率兵向天津撤退，把南炮台交给恒福。他走后恒福便将南炮台及其全部军火送给了侵略者，并开始和巴夏礼会面，想先议和而后论战，劝阻侵略者别直扑天津。
然而英、法侵略者志在必得，就在恒福由陆路退回天津的同时，他们由水路向天津进犯。本来已逃到天津的僧格林沁以避免侵略者生疑，方便天津议和为由，先把军队和武器装备运出天津，自己于23日出逃，后逃到通州以南10里的张家湾。同一天，恒福抵达天津，英、法侵略者的战船到了土城，逼近天津。24日，英、法侵略者侵占天津，并且宣布：天津城置于英、法军队的军事管制之下，文官可以留任，但是要由巴夏礼监督政务。这时，咸丰皇帝急忙任命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并令桂良立即驰赴天津，与英、法侵略者议和。另着恒福照会英、法两国全权专使，专为通知此事。桂良估计在31日才能赶到天津，特意于25日照会额尔金和葛罗，说明到津日期，表明英、法两国3月照会中所提出的各项条件，均无不可商办。30日，桂良到了杨村，接到恒福转来的英、法两国全权专使的照会，内称对《天津条约》各款及3月照会中所提出的各项条件立刻准许，并即日将天津开埠通商，方可照会各军退驻大沽及山东登州等处。须等到赔偿银两全数交清，始可退出境界。而以上各节皆应先与定约，盖印画押，然后再入京换约。
8月31日，桂良抵达天津后，额尔金、葛罗等拒绝出面会谈，以巴夏礼等人为政府谈判代表进行交涉。与桂良、恒祺等人办理交涉的巴夏礼等人似乎比流氓成性的李泰国等人更加骄悍蛮横。他们除了要求完全答应《天津条约》所有条款外，又提出新的条件：天津开埠通商；向英、法两国赔款各800万两白银；各带侍卫1000人进京换约，另派数十人先期去北京观察沿途及在北京的住处情况。法国政府谈判代表还特别提出保护天主教、允许华工出口等条款。在外国政府谈判代表的狂嗥面前，桂良等人只好惟命是听，不敢推翻任何一款。9月2日，桂良等人在照会中表示，接受英国人、法国人提出的全部条款。英国人要求在9月7日将这次议定的条款画押，然后由巴夏礼带数十人先行进京。察看沿途及京中房屋情况。可是，咸丰皇帝并不答应。他表示要想天津开埠通商，必须先把兵船马队全行退出海口，议定每年来津几次，且不可建房盖楼。赔偿兵费，若以两月为期，无论可否筹措，断不能轻易允许。带兵进京，则条约未定，断不能允许。因为带兵而来，一定是要中国接受某些苛刻条款，而恶例一开，就无法阻止陆续而来的外国军队，可外国军队进入北京，后果便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