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教材，我们看完了三校样，我才来写后记，也许这个时候来写最为适宜。一部教材的编写和出版是很不容易的，其中的甘苦，作者和编辑同志们体会得最为深刻。其实，这部教材的编写和出版，除去主编和作者付出了劳动以外，还有在书的扉页上没有署名的同志，他们同样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我在这里要感谢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同志，还有西北大学校史办公室的崔漪同志，西北大学校长办公室的令狐培选、姚敏杰同志，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和历史系的陈国庆和赵瑞民同志，他们都为这本书稿的写作和出版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40年前，我在侯外庐老师指导下开始研究中国思想史。后来又在侯师的指导下和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再后来又和黄宣民、卢钟锋、步近智、唐宇元、樊克政诸同志一起编撰有关中国思想史方面的著作。这样的科学实践使我深深感到：一部较大部头的认真的著作，是离不开科研群体的。这样的群体不会淹没个人的聪明才智，相反，它会把群体中每个人的长处和优点集中起来，使得攻关项目具有较强的智力后盾。在今天，由我来宣传科研群体的作用也许有点不合时宜，但我坚信科研群体所创造出的科研成果，在质量上是有一定保证的。
尽管如此，这部教材的缺点和不足仍然存在，请专家学者，特别要请在大学攻读文史的学生们对这部教材加以批评指正。
张岂之
1989年3月16日
于西安西北大学